说起税收，有一句广泛流传的话，“唯有死亡和税收是不可避免的”。既然是不可避免的，大家就会觉得被强迫、不痛快，没人喜欢交税，这是我们的直觉。

　　但是，税收越少越好吗？

　　并不是这样，下面我们通过宋朝、明朝的国家和商业关系，来说说这个道理。

　　中国古代因为重农抑商，国家财政的弹性就很小，一旦危机到来，政府开支急剧增长，麻烦就来了。

　　宋朝中后期就进入了这种危机期，北方的游牧政权，从早期的辽、西夏，到后来的金和蒙古，对宋朝形成了越来越严重的安全威胁。那咋办？只能扩军备战。钱从哪儿来？土地收入肯定是不够的了。于是，宋朝政府就历史性地把目光转向了工商业。

　　办法无非是这么几个。首先，宋朝政府放开了盐铁茶酒这种资源性或者是成瘾性商品的控制，允许私人商业力量进入。大概的方法，就是政府只控制生产，然后给商人发许可证，你们负责去贩运销售，政府收税。这样一来，政府收入确实大幅度提高。但是，这点钱还是不够用。

　　钱还不够怎么办？宋朝还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系统的商业税征收制度，为了征收商业税，宋朝政府在上至京城，下至县、镇、渡口、集市等地广泛设立征税机构，征税范围无所不包，几乎涉及了生产生活的全部物品。

　　广泛征收商业税，人民的负担当然加重了，但对政府来说，人民也因此变得更加重要了。政府自然而然地开始优待民众，相比其他朝代，宋朝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养民”制度特别丰富。

　　按照历史学家侯家驹的说法，宋朝已经发展出了“从胎养到祭祀”，也就是政府把你“从摇篮管到坟墓”的福利制度，包括怀胎发放粮食补贴、政府抚养弃婴、官办学校助学、养老、救治贫病、丧葬补贴等等。

　　宋朝的荒政制度也比较完善，建立起粮食储备制度，灾荒到来时甚至出售官职筹资救济灾民。虽然水平不高，但是现代福利国家的基本样子，宋代是具备了的。

　　我们从一千年后看宋朝，很容易把它美化，把刚才说的这些看成是统治者的善良愿望的结果，其实不然。你针对什么收税，就必然要治理什么。重税本身当然是恶政，但是有时候，重税也是善治的原因。

　　当然，历史没给宋朝人足够的时间，蒙古人的铁蹄还是中断了这个过程，将近一百年。

　　赶走了蒙古人之后，朱元璋建立了明朝。在朱元璋看来，宋朝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朝廷广泛征税，简直就是横征暴敛，造成民不聊生，这才被蒙古人灭亡。所以，明朝建立以后，财政上全面恢复中华帝国的正统做法，以农业税为主，大量减免工商业税收。

　　朱元璋明确规定，工商税收的数额不得超过洪武十八年的水平。此后，整个明代，包括盐铁、官营工商业和各种工商税收的收入，只占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左右。相比之下，宋朝工商税已经超过了农业税，成为政府的主要收入。

　　工商税很低，这是不是会促进明朝工商业的大发展呢？确实促进了。到明朝中后期，工商业发展极为繁荣。多个工商业城镇兴起，商品种类非常丰富。民间因此普遍富裕。尤其是江南地区，民间的富裕程度特别高。

　　这不是很好吗？且慢，事情哪里会那么简单？

　　虽然工商业发展繁荣，但由于国家财政坚持以农业税为主，工商业财富没有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国家既然收不到钱，没有得到好处，也就没有动力保护和推动工商业的发展。

　　这个后果就很严重了。比如，对商业发展来说不可或缺的产权制度就一直空缺。

　　可能有人要问，没有国家正式的产权保护，明朝的工商业大发展又是怎么来的呢？答案是，主要依靠贵族官僚非正式的个人特权庇护。现在看史料，明清时期一个当官的犯了事，查抄家产，清单里面往往就有什么当铺几间，票号几间，茶叶庄几间。

　　就算是普通生意人，你的生意如果没有官员士绅的保护，是肯定生存不下去的。别说官员欺压，就是街上的小流氓也足以让你生意做不下去，难免要保护。这种保护当然不是免费的，往往还很昂贵。于是，大量工商业财富流入贵族官僚手中，国家所得很少。

　　相比较而言，17—18世纪的英国，把财政收入建立在商业经济的基础上，国家可以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商业发展和财政收入“同呼吸，共命运”。有了这个动力，英国政府推行了一系列针对商人的产权保护措施，这些产权保护措施又进一步推动了英国商业的发展，形成了良性循环。

　　你看，虽然同样是商业繁荣，但是明朝和英国结果不一样。

　　商业有一个特点，就是繁荣很容易，只要有自由就够了，但是发达很难。因为商业发达需要大量的中间组织。比如银行、交易市场等等。它像盖楼，没有下一层的制度和中间组织的建设，上一层压根儿就不会出现。没有这些中间组织，你都想象不到商业能发达成什么样。

　　明朝后期就是这样的情况。你说政府不重视江南地区吗？很重视。明初就严禁在东南分封藩王，防止藩王扰民，朝廷税收都指望着江南，还规定宦官不许在江南买地，非常重视对江南水利的兴修维护，等等。

　　但是，因为工商业不是政府税收的来源，产权保护制度没有，所以，虽然表面上繁荣兴旺，但其实只是简单的低水平扩张规模。更复杂的商业，就无法形成了。

　　这还不只是商业不能更高层次发展的问题，更严重的后果是，政府和工商业财富发生了脱节。

　　国家财政不依赖工商业，也因此不重视工商业，不会像英国那样让工商业代表参政议政，共商国是。国家和民众之间没有结成利益共同体。平时，这不算严重问题，到了关键时刻，就是大麻烦了。

　　比如，清兵为什么灭了明朝？相比蒙古人，清兵的军事实力其实要小得多，八旗兵马总共才几万人。如果明政府能把江南地区的财富、资源集中起来，打败清兵，是大概率事件。但是，在实际的历史上，面对国家的生死存亡，明朝江南富裕的民间社会，表现出惊人的冷漠和麻痹。

　　崇祯皇帝怎么喊，怎么哭穷，出身江南的，因此往往也是工商业背后保护伞的那些官员也不肯掏钱出来。过去我读历史的时候，读到这一段，总是觉得很疑惑。国家养士大夫三百年，到关键时刻，怎么大家都这么冷漠呢？

　　现在我们从财政税收的角度看这个问题，也许能得到一个答案了。国家不关心工商业的发展，工商业的财富也很难和国家休戚与共。

　　结果，我们都看到了。清兵的铁蹄南下，江南也没有躲过一劫。国家和工商业是双输的局面。

　　那么，在中华帝国史上，有没有成功处理“国家和商业”关系的例子呢？也有，那就是清末的国家财政制度的大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