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一件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小事。

　　二战期间，匈牙利参加了德国一方，算是德国最主要的仆从国。那既然当了德国的小弟，就必须跟希特勒一起迫害犹太人，于是匈牙利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正儿八经的召开过市政会议，商定对付犹太人的策略。

　　其中有一条明确规定，犹太人只能在白天的某个时间才能使用公共浴室，而在匈牙利人使用的高峰期，犹太人是禁止进入的。此外，其他公共场合也都对犹太人的出入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这件事本身没什么，当时的大环境就是这样。但问题是，当时的整个匈牙利已经没有犹太人了，所有的犹太人都被送到奥斯维辛等等集中营里去了。而且这还是一件所有政府官员都知道的事情，也就是说，一群人在明知没有犹太人的情况下，还在用极其认真负责的态度制定限制犹太人的策略。

　　这就奇怪了，他们为什么这样做？

　　答案有点荒谬，因为官僚主义。

　　对于每一个匈牙利官员来说，向自己的长官，向德国人表达自己的反犹太人的立场，是必须的；这种立场要落实在行动上，也是必须的。至于有没有行动的对象，有没有行动的结果，不重要。官僚主义最重要的后果就是——每个人只关注自己当前的目标和行动，至于这些行动堆在一起产生了什么结果，他们管不着，也不想管。

　　过去，官僚主义在我们的话语环境中，都是一个贬义词。但是今天，我们可以试着从中性的角度看看，官僚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

　　官僚主义，其实是现代社会的产物。现代社会的本质，是陌生人之间的大规模协作，来完成形形色色的任务。

　　那一大堆陌生人怎么协作呢？只能把整体任务分拆成一个个的模块。

　　所以，现代社会的图景就是，每个人只干一件自己很专业的事，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做的这件事，最终会变成什么事。

　　比如，波音公司是飞机制造商，它的一个工人可能知道一个零件是怎么造的，但是他不知道整个飞机是怎么回事。一个伐木工人，能熟练地砍倒一片森林，但是他不关心这些木头是做了铅笔，还是造了家具。

　　分拆的好处就是，社会财富大爆发。

　　但是这种社会分工的大分拆也带来坏处，官僚主义就是这些坏处中的一种。每一个官僚只关注自己手头的目的，看不到整个系统，所以产生了各种荒谬的结果。

　　但是，分拆的坏处远远不止于此，最极端的情况是——大屠杀。

　　还是说回来纳粹德国是怎么迫害犹太人的。

　　虽然希特勒一上台就大肆宣扬排犹主义，甚至在柏林还爆发了著名的“水晶之夜”，也就是对犹太人打砸抢。但这只是让犹太人的生活惨了一点而已，基本上没有人自发地、自觉地大规模残杀犹太人。因为大多数人知道，我打了一个犹太人，顶多是干坏事，但是我要主动去杀一个犹太人，那就是在作恶，文明不允许，心中的道德感也不允许。

　　那为什么后来600万犹太人被杀呢？

　　因为德国后来组建了专门干这事的官僚组织，叫“犹太专家局”。这个组织一成立，残杀犹太人这件事立即就开始了有条不紊地推行。一个大目标被拆分成无数的小行动：哪些部门去做犹太人的人口普查；哪些人去没收犹太人的财产；哪些人把犹太人送进集中营；哪些人最终把他们送进毒气室……全部都有严密而细致的分工。在这个杀人流水线上，没有任何一个人需要对那么大的悲剧负责。

　　就像那句名言说的——“在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觉得自己是有责任的。”那你说怪谁呢？

　　怪希特勒吗？其实直到现在还有人为希特勒辩护，说没有见过希特勒签发过屠杀犹太人的命令。他迫害犹太人的意图是通过整个官僚系统逐渐放大，最后才变成大屠杀的，所以不能只怪希特勒。

　　那怪官僚系统里的每一个具体的官员吗？

　　有一个著名的例子，阿道夫·艾希曼，纳粹德国的党卫军中校，他负责把整个欧洲的犹太人送进集中营。二战结束后很久，到1960年，艾希曼在阿根廷被以色列特工抓获，然后押到耶路撒冷受审。

　　这个时候，法庭的旁听席上有一个人，就是著名的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旁听的过程中，阿伦特发现艾希曼和舆论宣传中的形象不同。在当时的舆论中，艾希曼被描绘成一个邪恶的杀人狂魔，但是阿伦特现场一看，觉得艾希曼不像是一个恶棍。他是一个非常体面、冷静、有教养、甚至说话还经常引用康德名言的人。对于他做的事，他觉得自己好冤枉，只是在执行上级命令，没有屠杀犹太人，并没有什么愧疚感。

　　后来哲学家阿伦特就此写了一本著名的书，书名就叫《耶路撒冷的艾希曼》，里面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概念，叫“平庸之恶”。

　　传统上，我们认为一个邪恶的人是罪大恶极的人，处心积虑，阴险狡诈，满腹阴谋，仇恨社会。但是阿伦特说邪恶这东西，在现代社会完全可以是一个很平庸的东西，是一个很肤浅的状态。许多的邪恶来自一个人浑浑噩噩的过日子，不在乎自己的身边发生什么，也不去思考自己的行为是什么含义，不去反省自己的行为会造成怎么样的后果。就像纳粹时期的很多普通德国人，外表上看他们只是遵守德国既有的法律，并且把法律的条文落实到位，但是这些德国人却并不思考自己的行为到底意味着什么。

　　而这种看似常见的不思考状态，却导致了无可弥补的巨大灾难。

　　所以，阿伦特对这种平庸之恶做了一个本质性的判断——不能思考。

　　那解药呢？也很简单，就是每一个人重新恢复思考。

　　什么叫重新恢复思考？就是每个人都能超越自己眼下的目标、手头的工作，在更高的维度上找到这件事的意义。这个事不仅在政治中存在，在日常工作中也能看到。

　　不久前，我见到了一位挺大公司的老板。因为很熟，我就跟他抱怨，他们公司效率低下，经常犯一些很荒谬的错误，这是为啥？那位老板两手一摊，说这么大的公司，我也没有办法。他说：“你有没有听说过一段话？十个人的团队，领导人冲锋在前。一百个人的团队，领导人选贤任能。一千个人的团队，领导人运筹帷幄。一万人的团队，领导人听天由命。”

　　这段话，就暴露了现代社会的基本难题。

　　一方面，我们在享受社会大分工带来的繁荣；另一方面，我们又要和官僚体系、和平庸之恶、和分工带来的不能思考，去搏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