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小朋友曾在微博上私信我，说今年我大四，我家里给我找了一份工作，我觉得还不错，是进银行，大组织，我觉得挺好。但是呢，美中不足，得行贿，得三十万到五十万，我才能进得去。我说那你多少年能靠工作把这笔钱给挣回来啊？他说我们小朋友们算了算，大概要三到五年。我说你这三到五年的青春就为了在一个大组织里换得一个岗位，你觉得划算吗？

　　他说划算啊，你算算账，我进了银行之后，我就可以谈恋爱，我可以结婚，我可以琢磨买房子，因为终身有靠了嘛，我进入大组织了，我就安全了嘛，对吧？

　　我说你这个账算得也对，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大组织的时代那是传统社会能够给你提供安全感。但是现在的互联网时代则未必啊，你有没有想到过个十年八年大组织崩毁啊？他说这怎么可能，银行那么大的楼，那么粗的柱子，那么多钱，它怎么能崩毁呢？我说你不要简单地看大组织哦。所以现在，我们就来说一说大组织的坏话。

　　在说他们坏话之前，我们先得说大组织的好话。在传统社会，大当然好了，还用说吗？小企业跟大企业在市场当中竞争，就相当于一个瘦子和一个胖子坐在赌博台上，这瘦子没办法，兜里钱少，你除非一直能赢，你只要输一局，商业竞争就是残酷的，每一局都是All in，都是把老本全部押上。你只要出一个错，对不起，立即出局，你就家败人亡。

　　可是大胖子就不一样了，他在赌台面前一坐，身后是金山银海，可以随时调动各种资源，他随时可以白眼一翻说，输了就输了，再玩一局吧。只要他赢一局，他就全回去了。就像微软这样的公司，在很多年前有些分析师就说，微软这个公司不行了，你看没有互联网基因，除了那个Windows和Xbox，所有的产品都是失败的产品，这样的公司是会完蛋的。说着说着这又好多年过去了，微软完蛋了吗？它还是一个庞然大物的存在，它动不动就白眼一翻，跟你再玩一局。所以你怎么玩得过它？

　　在传统社会都是这样，大家都要想尽办法进入大组织。小时候看《水浒传》，你会发现水泊梁山真是好，山上大秤分金、大块吃肉、大碗喝酒，那是多好的神仙日子啊？可是为什么宋头领还心心默默地想着要去招安呢？为什么像霹雳火秦明、河北的老员外卢俊义，他们都死活不肯上山呢？因为要进入大组织嘛，还是宋朝的赵氏天子的那个大组织更安全啊，如果能来个东京汴梁的户口，那不就终身有靠了吗？这就是传统社会的一个定律。

　　因为不管是公司还是国家，在进行博弈和战斗的过程当中有一条铁律，就是谁的动员和组织资源的能力越强，谁在博弈中就更有机会胜出。公司是这样，国家也是这样，那在这方面谁做得最牛？谁能把全国上下的资源都动员起来？中国人最牛，这方面要说厉害，那真要算得上我们老祖宗。我们在春秋战国时候能够达到那种组织化的水平，我们让西方人追了多少年？追了两千年，到19世纪的时候，差不多才能追上中国人当年那个水平。

　　我们就说在春秋战国，商鞅变法那个时候的秦国，国家已经能够做到对全国的老百姓都了如指掌，然后通过一个短时间内打造出来的官僚组织——注意，不是过去的分封制，是官僚组织，从国王能够一竿子插到民间，插到老百姓家里每一口猪，每一石粮食，国家心里都有数，国王就像嘴里叼着根吸管一样，在民间嘬嘬嘬，所有的资源他都能嘬上来。

　　可是西方人就不行了，他是封建制度，领主，领主下面虽然也分封了很多人，很多人种着他们家的田和地，但是他没有官僚的管理制度和相应的整套的技术体系。所以我看有些资料，西方中世纪的很多领主那真是可怜，他没有征税能力，但是这些粮食又是他的，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就吃，你看西方中世纪的那些侯爵、伯爵，往往都吃成一个大胖子，比我还胖，为什么呢？这就替代了征税，他们每年要花半年的时间在自己的领地上巡游，带上自己的老婆，带上自己的丫鬟、马车夫，浩浩****一群人，吃遍自己的领地，每天晚上都是添酒回灯重开宴，生怕吃不够本，为什么？没有征税能力。

　　可是中国的这种编户齐民技术，它就可以让每一颗粮食都能做到颗粒归公。你要到打仗的时候，那中国这方面的优越性就更强。在春秋战国时期，死伤两万人以上的战斗大概发生过20次，其中15次都是在秦孝公商鞅变法之后的50年里发生的。长平之战，赵国人一下子就被秦国人干掉45万人，还不含伤员，最后几乎把赵国全国的男丁都杀掉了。

　　可是这方面你看秦国，那付出的代价也是可怕的，它也要动员相应的人才能打这么大的大仗。据说在昌平之战胶着的时候，秦国的国王叫秦昭襄王，他自己跑到前线，而且把国内所有十五岁以上的男丁全部征发到前线，堵截赵国的援兵。他就有这个征发能力。可是西方呢？欧洲中世纪的时候最大的大战应该算是十字军的东征，第一次大概也就动员了三万多人，第二次多一点，七万多人，也最多就是这个规模。像英法百年战争的时候，最大规模的战役，英国就几千人，法国有几万人，因为本土作战，动员能力稍微强一点。

　　所以为什么我们来自东方的蒙古大军一旦横扫到西方，西方那些领主觉得，我的老天，没见过这么大规模的部队，为什么？动员能力差，因为他靠的是领主和自己的附庸之间细弱游丝的那种权利义务关系来动员战争。就是国王想要打仗，得给自己手下封的那些侯爵、伯爵写封信，打个招呼，说你带上你的马车，带上你的妹妹，带上你的战马，我们打仗去。那他买账就买账，如果不买账，或者是出工不出力的话，国王也没有办法。所以欧洲中世纪时候的战争规模相对来说就比较小。

　　我们中国人不仅在先秦时代就打造出了这套优秀的文官制度，而且我们还用了两千多年的时间不断地去修正和优化这套系统。那么什么时候达到顶峰？清朝。清朝特别有意思，那十几个皇帝你挨个扒拉数，你会发现没有一个可以称得上昏君，虽然有的有些小毛病。而且清朝更牛的一点是，它把此前历朝历代王朝权力都会出现的那些缺陷，基本上都给弥补了。

　　比方说清朝没有宦官的专政，没有外戚的专权，没有地方的割据。喜欢看电视剧的人都知道，皇子夺嫡，像唐朝那样为了争夺皇位，大家杀得血流成河，那种事情也没有发生。在皇位继承这个最容易出乱子的环节上都没有出过大乱子，所以说清朝应该算是中国官僚制度最后发育到成熟的顶峰。

　　有人可能会说了，你这么夸奖大组织，这么夸奖我们老祖宗的智慧，那为什么在1840年的时候，英国人出动一支舰队，用一个小指头就把这样的一个万里长城推倒了呢？轰然倒塌了呢？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我接着要讲的话题，为什么大组织在面对特定的威胁的时候，它根本来不及反应，反而脆弱得像一个婴儿呢？我就用鸦片战争为例子，来讲一讲大组织的劣势。

　　鸦片战争是发生在一百多年前的一个案例，它告诉我们大组织是怎样崩溃的。

　　下面我们就该说说大组织的坏话了，大组织一个最明显的毛病是它反应速度慢。有一个传说中的动物，叫星期五。什么意思呢？就是星期一早上有人踹了它一脚，一直到星期五的晚上，这个动物跳起来说，谁踹我？对，这就叫星期五病。

　　传统的大组织因为它的神经系统反应太慢，所以一定会患上这种病。比方说鸦片战争的时候，最开始主要的纠纷是发生在广东，可是一封奏报从广州城上达朝廷，运到北京需要多少天？一个月，三十天左右，即使是启动当时的紧急，所谓五百里加急，也得十五天。一封奏报到北京，皇帝老儿批示过后再到达前线，又是一个月吧？那你说这个仗还怎么打？可是官僚组织当它成熟到顶峰的时候，就是所有的权力全部在中枢，皇帝老子不做决定，前线是没法做决策的。所以一个月之后再对战场做出反应，你不是星期五，你又是什么呢？

　　1840年7月5日，英军已经放弃了广东，直接北上，打下了浙江的定海。可是十二天后，道光皇帝收到的奏报还是六月中旬，林则徐在广东给他打的报告。林则徐在报告上说，皇上你放心，我们这儿准备得万无一失，所有的英军在那儿呆若木鸡，根本就不敢动，你放心吧，已经搞定了。一直到8月初，8月9日，道光皇帝才模模糊糊知道，好像浙江出事了，好像定海被打下来了，好像英国鬼子没有林则徐说得那么乖，好像真的要跟我开仗了，这已经是又快一个月了。所以你说，这场战争怎么打？

　　这就是快速反应的一个变局，和传统组织发生对垒，一定会发生的事。就像另外一个罗胖子罗永浩，把冰箱往西门子公司门口一放，然后开砸，这个行为只要罗胖子自己心里一想，马上就可以付诸实施。可是西门子公司呢？你不能说它里面没有能人，没有聪明人，有的。可是再好的应对方法，他得先写个PPT吧，得约个会议室吧，得趁领导有时间的时候约来开会听汇报吧。领导也不能决策，得报给欧洲的总部，虽然现在不像鸦片战争的时候那么慢，一封电邮过去，再批示回来，黄花菜都凉了。所以这个时代恰恰不是大组织可以应对突发性危机的时代。当时英国的舰船也是那个时候的罗永浩，它反应速度太快了，它在洋面上来去自由。

　　但是今天我们说大组织的缺陷，远远不止这简单的一点。因为如果说大组织只有这一点缺陷，随着后来比如说我们也有了电报，19世纪80年代中国也开始修建铁路，那应该就解决这个问题了。不是，大组织的真正缺陷是传统的官僚制度的一个内生性的缺陷，说白了就是胎里带来的。

　　我们小时候玩军棋的时候都觉得，甭管是士兵还是军长，他只是力量上有区别，但是本质上都是维护这一方的，我们都是跟对方死磕，我们只是力量有大小而已。但是传统的官僚制度，你把它摊开一看，你会发现它有一个内在矛盾，这个内在矛盾是解决不了的。什么矛盾呢？就是皇帝和官僚系统之间的那种永远也化解不了的恩仇。

　　皇帝高坐在金銮殿的顶端，他对自己亲手构建起来的这个官僚组织永远是不信任的。比方说你家里是大户人家，一个黄脸婆当大太太，这时候家里得养一帮丫鬟，个个都很漂亮，你说这大太太放心吗？你说这丫鬟聪明吧，她没准儿就偷你们家东西，所以得看；更聪明呢，没准儿跟你先生就有一腿，那你的损失就更大。

　　皇上也一样，面对职业经理人，能干的吧，他怕你贪污；你要是又能干、又清廉，名望又高，当官当然是个好材料，皇上又想，你想干什么？是不是要夺我的江山社稷？所以这种相互之间的矛盾，相互之间的不信任是永恒的。因此中国古代有一个现象，就是皇帝为什么老是宠信太监？太监因为他不是正常人，他心态扭曲，为人阴险残毒等等，皇上心里都知道，可是为什么他还要信呢？因为太监是他的家奴，太监所有权力的获得都只能依附于皇帝，太监本身不可以篡位。所以皇帝宁愿相信那个心理上和生理上都有缺陷的太监，他都没有办法相信这些外廷的官僚。所以这个矛盾是永远没法弥合的。

　　我们再说到鸦片战争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一开始派过去的是林则徐，后来林则徐倒台，然后又派过去一个人，叫琦善。琦善可不是后来我们讲的卖国贼，他也是当时清朝朝廷里面非常有名的一个能员，那也是做过多年的封疆大吏。琦善去了之后，因为他私下把香港许给英国人，后来又被撤职。可是撤职之后，道光皇帝想的第一件事是“你是不是受贿了”？就是你是不是偷我们家东西了？然后赶紧派员去查，甚至把琦善的家给抄了。你看，他真正的不信任不是说这事办得好不好，而是你是不是偷我们家东西了？这个内生矛盾是官僚系统胎里带来的一个矛盾。

　　那皇帝不信任臣子，臣子呢，他也不信任皇帝。说白了，我是铁路警察，我就管这一段，虽然说我们见到皇上都说臣肝脑涂地，我们为皇家尽忠，习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等等，讲得好着呢。但实际上，他给你们家当官，他就当一段，他管得只是一小片，当得只是一小段的官，那他的天然的本能是什么？推卸责任。所以鸦片战争的时候，1841年，皇帝又新派一帮人去跟英国人打仗。派往广东这一路叫奕山，奕山他老人家就一路磨磨蹭蹭地走，磨磨蹭蹭地走，一段路走了将近两个月。还有一路叫奕经，那是去浙江的，那一路就更过分，一共走了131天才走到浙江。为什么？都在等啊，谁愿意一门脑子就扎到那个战场上，让英军痛揍一番？都是走走停停，吃喝玩乐，歌舞升平，都“静以待变”，看前方出现什么事，如果前方有利于我，那就日夜兼程往前线赶；如果前方出点问题，那就留给当地的人，我干吗先跳到热水里洗澡呢？所有的官员都是这么想的。

　　就说林则徐，当然要细说起来，林则徐在鸦片战争当中也有很多责任。比方说他老跟道光皇帝讲我这儿没问题，放心吧，我这儿搞定了，码得平平的；然后动不动跟道光皇帝讲，英国人只会打水战，没法上岸，一上岸膝盖不能打弯。这话都是林则徐说的。虽然他已经在当时的官僚中被称之为“睁眼看世界之第一人”，但是他也这么糊弄上面。为什么？求个安稳嘛。

　　可是当英国人后来打到北边之后，后来接林则徐的琦善就给皇帝找台阶下，说英国人之所以打北边，不是跟你皇帝有仇，他们是伸冤来了。在广东，林则徐不像话，受了林则徐的气，那怎么办呢？他只好跑到北京来，他上访来了，所以咱们现在不是打仗，咱们是接访。皇帝一看高兴了，所以就把林则徐牺牲掉了，你虽然没有什么错，也没打过什么败仗，但是你看你搞得老百姓上访，不就要撤你的职吗？所以林则徐就被撤了职。

　　有一个细节特别有意思，林则徐先是被发配到新疆伊犁去效命，后来当然又官复原职了，当了陕甘总督、陕西巡抚、云贵总督。可是清代的官制当中有一个规矩，就是所有的封疆大吏一旦调任和迁转的时候，你得进京请训，就是跟皇帝见个面，请示一下训话。而道光皇帝一直就不让他进京，所以这段史料的发掘者也在说，可能这个道光皇帝心里有愧，因为人家没犯错误，你就把他搞掉。官僚系统的这种残酷性就在这里，虽然你是职业经理人，你没犯什么错，可是一旦出现外部性危机的时候，那上面的人是不跟你讲二话的，直接就把你当替罪羊扔出去了，这是官僚系统非常残酷的一个地方。这种事情在鸦片战争当中当然也发生了很多很多。

　　那官员们怎么办呢？很简单，骗啊，我不跟你说实话好不好？当时在广州战区，没好下场的就是两个人，一个是林则徐，第二个是琦善，因为这两个人相对比较实在，还不敢跟皇上瞪眼说白话。可是第三任主帅，就是那个著名的奕山，这个人也是大有来历。看过电视剧，知道四爷和十四爷的人都知道，雍正王朝时候的十四爷，大将军王允禵的后人，四世孙，那也是世代簪缨，武术传家，大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