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隐居生活，不是建立在反抗什么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喜欢什么，因此他就乐在其中。

　　咱们来聊聊陶渊明这个人。

　　中国人历来对陶渊明的评价都很高。比如，现代美学家朱光潜说：“可以和陶渊明比拟的，前只有屈原，后只有杜甫。”你看，连李白也没资格。宋代的苏东坡就说得更过分了。他说，陶渊明这个人，李白杜甫也比不上：“李杜诸人莫及。”你看，杜甫也没资格了。

　　不过，这个事也可以深究一下。我们平常都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那凭什么陶渊明的诗就那么好呢？标准谁定的呢？

　　最近我读了一本书，《尘几录》。听完后，我对这个事有了新的理解。

　　原来，陶渊明的诗，并不是一直都有这么高的地位，是到了特定年代，特定读者才把他的地位捧到这么高的。这是让我吃惊的地方。

　　陶渊明身后，南北朝时出现了两部文论经典，一个是《诗品》，一个是《文心雕龙》。《文心雕龙》对陶渊明只字未提，而《诗品》倒是提了一笔，但只把陶渊明诗列为“中品”，评价一般般，就是良，而不是优。这个成绩不算好学生。

　　到了唐代，陶渊明也仅仅是六朝众多的著名诗人之一。说到田园诗，谁更受欢迎呢？不是陶渊明，而是谢灵运，而且谢灵运是压倒性胜利。李白是谢灵运的铁粉丝。直到杜甫出现，才把陶渊明和谢灵运并称为“陶谢”。

　　陶渊明的地位，是什么时候变得那么高的？是宋代。宋代有了印刷术，很多原来流传的文本都需要校勘之后再出版，所以宋代的知识分子就有了一项隐性的权力，就是在众多流传的版本中选自己喜欢的版本，甚至有的字句，还自己出手改。从某种程度上说，陶渊明的很多好诗，其实就是被宋代的知识分子这么选出来，甚至是改出来的。

　　比如陶渊明最著名的那句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句诗流传到宋代的时候，其实有两个流行版本，一个是“悠然望南山”，另一个是“悠然见南山”，时隔久远，大家也不知道哪个是正确的，哪个是陶渊明当时的版本。

　　这时候大文豪苏东坡就说了，一定是“见”字，而不是“望”字。为什么？因为“见”是个通假字，有两层意思：一层是“看见”的“见”，还有一层是“出现”的“现”。比如“风吹草低见牛羊”。

　　用这个“见”字的好处在于，陶渊明采菊之时，南山不经意出现在视线中。一座真实的高峰，与一座精神的高峰，两者不期而遇了。“见”字才符合陶渊明的境界。而“望南山”呢？意境就差点意思了，我抬头一望，望见了而已。哪有什么诗意？

　　苏东坡在这个过程中，难道仅仅是一个断官司的人吗？其实，他也参与了创作。我们今天看到的陶渊明的诗就是这么一点点地改出来的。改着改着，诗越来越好，陶渊明的地位也越来越高。

　　那下一个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宋代的人，愿意改陶渊明的诗呢？换句话说，陶渊明一定做对了一件什么事，才让后人愿意在他的诗句上下功夫，施展才华，选、删、改、创作、推广、流传。

　　陶渊明之所以被高度评价，还是有陶渊明自己的原因的，只不过，不一定纯粹是文学上的原因。所谓“功夫在诗外”嘛。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陶渊明做对了什么呢？

　　我们提起陶渊明，脑子里往往会蹦出来一个词——“隐士”，什么“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归去来兮辞”“田园将芜胡不归”等等，都强化了他隐士的这个人设。他不愿意当官，愿意归隐田园，这是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特别有吸引力的一个行为方式。陶渊明就是因为成了这种行为方式的代表人物才被后世认可的。

　　但是问题又来了。既然您是隐士，您倒是隐啊，所谓“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嘛。既然不图那些虚名，不要世俗的成功，不愿意被人知道，你写那么多诗被人看到，这是在干啥呢？

　　要知道，那个时代，没有微博、朋友圈，没有印刷术，一个诗人要想大规模保留自己的诗作，那是很难的。陶渊明保存至今的诗文还有七卷之多，文体还很全。什么四言诗、五言诗、辞赋、记、传、述、赞、疏、祭文。如果不是自己刻意地保存、传扬，是绝不可能的。您又不是什么达官显贵，您是个隐士。那陶渊明有那么多东西保存下来，是刻意的，那他还是个真正意义上的隐士吗？

　　陶渊明有一个叔叔叫陶淡，一生未婚，住在山里，养鹿为伴。如果有人来看他，他就要躲起来。除此之外，我们对他就一无所知了。陶淡才更像个隐士。那个时代的很多真隐士都是这样的。

　　我提出这个问题，不是在质疑陶渊明归隐田园的诚意。事实上他就是这样过了一辈子，他就是一位真诚的隐士。而是在说，人应该怎样表达一种主张。

　　很多人选择隐士这种生活方式，其实是对世俗生活方式的反抗。他们内心有句潜台词：“你们挣钱，你们当官，你们做违心的事，你们拍马屁，你们惶惶不可终日。我偏不。所以我归隐田园。”这是很多隐士的内心戏。所以，他们的行动方式，就是我躲起来，我默默无闻，我跟谁都不打交道，来确立自己的存在感。

　　但问题是，这样的隐士确实是真隐士。但他们真的摆脱了世俗吗？其实并没有，他们只是在以反抗的方式生活在世俗当中而已。

　　明白了这个道理，再来看陶渊明是怎么做的。

　　他不是在反抗什么，他是真的沉浸在隐居的田园生活中。你看他的那句话说得好，“田园将芜胡不归”。我家的田园要荒芜了，我要种地。我要回去。他不是在反抗什么。他是奔着一个自己的目标。

　　归隐之后，他通过诗文，把自己归隐后的生活像拍纪录片一样拍出来。他的归隐没在深山老林里，而是离人们不远，“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平常干什么呢？不怎么开门，就自己安静待着，“白日掩柴扉，虚室绝尘想。”偶尔碰上人了，聊几句，也都是农事：“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陶渊明还晒娃，他四十几岁的时候写了一首诗，诗中就是数落自己的儿子，说老大十六岁了，一点都不爱学习；老二十五，没人比他更懒了；老三老四也十三了，连六和七都分不清；老五九岁，完全是个吃货，除了吃什么都不顾。这样的题材，他也往诗里写。和我们今天在朋友圈晒娃的心情，没什么区别。

　　还有，他有首诗叫《乞食》，就是要东西吃。“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饿得发慌，不知道上哪去。然后走到了一位朋友家门口，“叩门拙言辞”，很纠结，吞吞吐吐。但这位主人很好，一下就明白了他的来意，给他好吃好喝。随后呢，他如释重负，“谈谐终日夕”，也不再拙于言辞了，口齿也伶俐了。就这么可爱的一个人。

　　这样的陶渊明，我们才能说他真的喜欢归隐的生活。即使生活不怎么样，再不如意，他居然能够通过写诗，把它们记录下来，把情绪排遣出来。而在历史上这么做的隐士，陶渊明是第一位，也是做得最好的一位。

　　说到这儿，可以回答一开始提出的那个问题了：为什么是陶渊明，被后世那么高度评价？被宋代人反复美化、传扬他的文章？

　　因为陶渊明的隐居生活，不是建立在反抗什么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喜欢什么，因此他就乐在其中。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有人喜欢通过激烈地反抗什么、咒骂什么、批判什么来陈述一个主张，这样的主张不管他说得多有道理，他其实并没有什么主张，他只是用一种自己也很不舒服的姿势，生活在自己反对的东西里而已。

　　这时候陶渊明告诉我们，如果你真的主张什么，要什么，那就把它的魅力，呈现给所有人看。看到足够多的细节。这就够了。这才是真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