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政府禁烟

　　鸦片贸易给英国殖民者带来了超额的利润，给中国却带来了极大的灾害。鸦片烟毒在中国大地上泛滥，不仅给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造成巨大的危害，也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消耗，对清王朝的统治构成严重威胁。因此，清政府从18世纪初叶起，便开始推行禁烟政策。

　　早在1729年，雍正帝便颁布了第一道禁烟令，对“兴贩鸦片烟者，照收买违禁货物例，枷号一个月，发边卫充军；若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船户、地保、邻佑人等，俱杖一百，徒三年。如兵役人等借端需索计赃，照枉法律治罪，失察之汛口地方文武各官，并不行监察之海关监督，均交部严加议处。”从雍正皇帝的这道禁烟令来看，对于贩卖、开馆者及相关责任者，所处刑罚并不算轻。但是，这道禁烟令有一个重大的漏洞，即只禁鸦片烟，不禁鸦片；只禁贩卖设馆，不禁吸食、进口鸦斤，因此根本不能从源头上禁绝烟毒之源，也很难起到实质性的禁烟作用。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道禁烟令的颁发，也明确地显示清政府当局早就意识到鸦片烟毒的危害，并在清代前期即已确立了禁烟政策。

　　乾隆时期，清政府的禁烟政策依然是只禁鸦片烟，不禁鸦片进口。在当时的海关则例中的药材项下，仍订有鸦片税率。如1753年（乾隆十八年）的《关册》中规定：每担鸦片应纳银三两，1755年的税则则规定鸦片一斤，“估价五钱”。由于禁烟政策上的矛盾与漏洞，为鸦片输入打开了方便之门。1767年，鸦片输入突破1000箱，1786年突破2000箱，1790年又超过4000箱。在当时，“鸦片像英国的哆罗呢和印度的棉花一样，是进口船中的货载，公开地交易，并且用同样的方法经过船只的保商即公行的一个会员出售的。”结果便是，“内地嗜食者渐众，贩运者积岁而多”，鸦片售价也越来越高。乾隆帝虽于1780年曾经采取过严厉的禁烟措施，但仍没有效果。

　　1796年，嘉庆帝继位伊始，即颁布诏令，停征鸦片税，禁止鸦片进口。至此，鸦片贸易成为非法。1800年，嘉庆帝又据两广总督觉罗吉庆的奏请，重申严禁鸦片进口政策，同时禁止内地种植罂粟。这次禁烟比雍乾两代较为坚决彻底，对于以任何名义进行的鸦片贸易概行禁绝。但是，由于中国内地鸦片吸食者日众，鸦片贸易利润巨大，所以在鸦片贸易被嘉庆帝明令禁止后，非法的鸦片走私便日益猖獗起来。鸦片贩子们把交易的地点由广州移至澳门。他们先是在澳门、黄埔设立堆栈，最后则在珠江口附近的伶仃洋建立走私据点，在伶仃岛停泊固定的鸦片趸船，并由兵船加以保护。鸦片烟贩在中国沿海各地私行销售，甚至在京师亦暗中售卖。为了杜绝鸦片走私，1807年，嘉庆帝要求闽粤各省“严密稽查杜绝，毋任透漏”。从1809年开始，清政府为防止外商私自夹带鸦片，复规定“公行必须保证他们所承保的每艘船在到达黄埔时，船上没有装载鸦片”。1810年，北京广宁门巡役人等捕获杨姓一人，其身藏鸦片烟六盒。为此，嘉庆帝再次颁谕称：“鸦片烟性最酷烈，食此者能骤长精神，恣其所欲，久而，遂致戕贼躯命，大为风俗人心之害，久干例禁……惟此项烟斤，近闻购食者颇多，奸商牟利贩卖接踵而来。崇文门专理税务，仅于所属口岸地方稽察，恐尚未能周到。仍著步军统领、五城御史于各门禁严密访查，一有缉获，即当按律惩治，并将其烟物毁弃。至闽粤出产之地，并著该督抚关差查禁，断其来源，毋得视为具文，任其偷漏。”次年三月，湖北巡抚钱楷奏陈鸦片危害情形，请饬禁外洋鸦片烟毋许透入内地。嘉庆帝痛感烟毒屡禁不止，“皆由滨海各关查禁不力纵容偷越所致”，于是乃谕令：“著责成各处海关监督，严加禁遏，并交广东、福建、浙江、江苏沿海各督抚认真查察。嗣后海船有夹带鸦片烟者，立行查拿，按律惩办。如委员胥吏有卖放情弊，均予重惩。倘竟透入内地货卖，一经发觉，著穷究来从何处，买自何人。不得以买自不识姓名商船搪塞朦混，当将失察卖放之监督及委员吏役人等一并惩办不贷。”

　　1813年，嘉庆帝获知侍卫官员竟有吸食鸦片者，乃觉禁烟不仅要绝进口，杜夹带，禁买卖，对吸食者亦须予以严惩。7月11日，其上谕称：“自鸦片烟流入内地，深为风俗人心之害。……乃近日侍卫官员等颇有食之者，甚属可恶。沉湎荒**，自趋死路，大有关系，深惑人心，不可不严行饬禁。”他谕令刑部“定立科条，凡商贩售卖鸦片烟者应作何治罪；侍卫官员等买食者应议以何等罪名，军民人等买食者应议以何等罪名。区别轻重，奏定后通行颁示，俾群知警戒”。刑部奉旨后，议定刑律奏闻：“侍卫官员买食鸦片者，革职，杖一百，加枷号两个月；军民人等杖一百，枷号一个月。”嘉庆帝予以批准。同时，他还谕令对买食鸦片之太监，“如有违禁故犯者，立行查拿，枷号两个月，发往黑龙江给该处官员为奴。”嘉庆帝重申：“鸦片烟一项，由外洋流入内地，蛊惑人心，戕害生命，其祸与鸩毒无异。奸商嗜利贩运，陷溺多人，皆由各处海关私纵偷越。前曾降旨各省海关监督等严行查禁，乃数年来，迄未遏止。并闻各海关竟有私征鸦片烟税银者，是竟导奸民以贩鬻之路，无怪乎流毒愈炽也。著再严饬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省沿海各关，如查有奸民私贩鸦片烟，冒禁过关，一经拿获，将鸦片烟立时抛弃入海，奸商按律治罪。倘管关监督等阳奉阴违，并私收税课，著该省督抚实力查参，将该监督先行革职，由驿具奏，朕必从重惩治。其各处辗转营贩之徒，并著五城顺天府步军统领衙门及各直省督抚等，一体严查，按律究办。”

　　嘉庆帝在位时期，三令五申，从禁绝进口入手，停征鸦片税，严禁贩运偷漏，立法严惩侍卫官员、军民人等吸食鸦片，整顿吏治，追究海关监督、沿海督抚官吏失察之责。综观嘉庆时期的禁烟政策，较雍、乾两朝态度更加坚决，措施也日趋严厉、完善，在清代禁烟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嘉庆帝在热河去世，其第二子爱新觉罗·旻宁继位。1821年，以明年为道光元年。在道光一朝，鸦片泛滥仍然是困扰社会经济、道德风俗的重大问题。虽经嘉庆皇帝20年的厉行禁止，鸦片走私贸易并未得到根绝，反呈愈禁愈烈之势。因此，道光帝像其父一样，继位之始，即把禁绝鸦片当成大事来抓。是年9月，福建巡抚颜检奏陈该省宁德县文武各员，互相攻讦，伙鬻鸦片，浮折勒派，请予革职。10月24日，道光帝朱批：“浮折勒派，煮熬鸦片，均系大干禁令之事，必须彻底严究，按律定拟。”同一年，广东查获澳门叶恒澍贩卖鸦片案，两广总督阮元为严禁外商夹带鸦片，奏请将“经理不善之洋商”伍敦元摘去顶戴。11月13日，道光帝上谕：“鸦片流传内地，最为人心风俗之害。夷船私贩偷销，例有明禁。该洋商伍敦元并不随时禀办，与众商通同徇隐，情弊显然。著将伍敦元所得议叙三品顶带，即行摘去，以示惩儆。仍责令率同众洋商实力稽察，如果经理得宜，鸦片渐次杜绝，再行奏请赏还顶带。倘仍前疲玩，或通同舞弊，即分别从重治罪。”同时，道光帝还下令澳门、黄埔封港，断绝两者之间的交通。道光帝重申禁烟律令：“凡洋船至粤，先令行商出具所进黄埔货船并无鸦片甘结，方准开舱验货。其行商容忍，事后查出，加等治罪；开馆者议绞，贩卖者充军，吸食者杖徒。”经过道光元年的严厉禁烟政策的打击，鸦片走私在澳门、黄埔两处均无法进行，鸦片贩子们相率潜逃至珠江口外伶仃洋面趸船之上。

　　为了禁绝鸦片进口来源，切断内地透漏行销之途，杜绝官吏民人吸食，道光帝历年屡颁谕令，重申禁例。道光帝先后于1822年3月8日、7月13日和1823年1月19日数度颁发上谕，责令两广总督阮元及沿海各省督抚等，严厉查拿鸦片烟犯，实力禁绝纹银出洋和鸦片入口。在1823年1月19日的上谕中，道光帝训示两广总督阮元和粤海关监督达三：“鸦片烟流行内地，大为风俗人心之害。民间私贩私食，久干例禁。节经降旨严饬稽查，而此风未尽革除。总由海口守巡员弁卖放偷漏，以致蔓延滋甚。著阮元、达三于通海各口岸地方并关津渡口，无论官船民载，逐一认真查拿，毋任员弁稍有捏饰。倘有奸民以多金包揽上税及私运夹带进口等弊，立即从严惩办，以除积弊。总在有犯必惩，慎勿日久生懈，仍归具文也。”其实，作为清王朝最高统治者，道光帝从鸦片走私屡禁不绝的事实中，已经意识到鸦片毒品贩食之风不绝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地方吏治的腐败了。

　　为此，道光帝一改嘉庆时期宽免地方官员失察之责的做法，于1823年责成吏部、兵部酌定《失察鸦片烟条例》。是年9月6日，道光帝颁谕称：“鸦片烟一项，流毒甚炽，总由地方官查拿不力所致。向来地方官只有严参贿纵之例，并无议处失察之条。且止查禁海口洋船，而于民间私熬烟斤，未经议及，条例尚未周备。嗣后如有洋船夹带鸦片烟进口，并奸民私种罂粟，煎熬烟膏，开设烟馆，文职地方官及巡查委员，如能自行拿获究办，免其议处。其有得规故纵者，仍照旧例革职。若止系失于觉察，按其烟斤多寡，一百斤以上者，该管文员罚俸一年。一千斤以上者，降一级留任。五千斤以上者，降一级调用。武职失察处分，亦照文职画一办理。其文武官员拿获烟斤议叙，均著照旧例行。”此为以明确地方官员失察或拿获鸦片走私的奖惩规例。同时，该上谕还要求：“至滇省迤西迤东一带，将罂粟花熬为鸦片，必须严行禁止。著该督抚严饬地方官晓谕居民，概不许私种罂粟，以净根株。”在这里，道光帝也已意识到，要根绝鸦片烟毒，不仅要断绝洋烟入口，同时还要严禁内地居民私种、私熬。

　　1829年2月27日，福建道监察御史章沅奏请禁止外商以违例货物私易官银出洋。章沅称：鸦片走私，流毒滋甚，不仅对于国民身心危害巨大，且能造成更大的社会灾难，“一经嗜烟，刻不可离，中人之家，往往破产”。而外夷“伪标他物名色，夹带入粤，每岁易银至数百万两之多”。道光帝深以为虑，乃于次日谕令两广总督李鸿宾、广东巡抚卢坤、粤海关监督延隆等妥议《查禁官银出洋及私货入口章程》，其上谕称：“至鸦片烟一物，流毒尤甚，该处伪标他物名色，夹带入粤，每岁易银至数百万两之多，非寻常偷漏可比。若不极力严禁，弊将何所终极。嗣后该省通市，务当恪守定例，只准易货，毋许易银。其番银之在内地者，行用已久，自难骤加遏绝。至内地官银，则分毫不准私出，其违禁货物，应随时稽查，不准私入。”李鸿宾等人奉旨后，拟订《查禁官银出洋及私货入口章程》七条，于是年7月1日奏陈获准，责实力奉行。至此，在清王朝统治者的心目中，对鸦片走私入口与官银偷漏出洋之间的联系，始有明确认识。道光帝开始认识到，禁绝鸦片走私，不仅关乎人心道德、国民身心，更重要、也更令他关切的是，关乎国家的经济富源，关乎自己统治的根基。因此，1830年，道光帝复命李鸿宾等议订《查禁纹银偷漏及鸦片分销章程》，并责李鸿宾等切实查禁纹银偷漏弊事，截断鸦片入口之源与分销之路，严拿走私犯，重惩勾结包庇鸦片烟贩的弁员书役人等。

　　另一方面，道光帝也十分关注内地民间私种、私熬鸦片的禁绝。1831年12月31日，道光帝颁谕通令各省，严查内地民人种、卖鸦片：“嗣后内地奸民人等，有种卖煎熬鸦片烟者，即照兴贩鸦片烟之例，为首发近边充军，为从杖一百，徒三年；地保受贿故纵者，照首犯一体治罪。赃重者计赃以枉法从重论。其知情容隐，虽未受贿，亦照为从例问拟。所种烟苗拔毁，田地入官，各督抚即责成该管道府，督饬各属实力查禁。乘抽查保甲之便，于春间赴乡稽查一次，将有无私栽鸦片烟出具印结，年底由司会齐咨部，并著各督抚于每年具奏编查保甲折内，一并详晰声叙。如有拔除不尽，仍任流毒地方，即遵照道光三年部定处分，分别参办，毋稍徇隐。”各省督抚奉谕后，相继赴所管地方巡查，云、贵、川、鲁、晋等省督抚分别将查禁情形具折上奏。道光帝随后又谕令各省于每年春秋两季，督促道府州县官员，深入各乡，留意查察，按季禀报，并责成各级地方官出具并无种卖鸦片烟印结，各省督抚每年年终向朝廷汇报。

　　加重对鸦片吸食者的惩处，也是道光朝禁烟政策的一项重要变化。1831年6月24日，兵科给事中刘光三奏请酌加食鸦片罪名。他认为：“鸦片烟之害倍甚于赌具，则食烟之罪不应轻于赌博。”烟毒流弊，积年不绝，重要原因之一正是对吸食者惩处不力，以及各衙门长官对属下食烟之人的徇隐不究。因此，他主张“应请敕下直省督抚，破除情面，首先查出本署向来吸烟之人，严行处治，并饬所属文武衙门一律查办”；同时，使民间一般之吸食者不再敢以身试法，从而根除食烟之积弊。7月24日，卢荫溥等奉旨议奏：“嗣后军民人等买食鸦片烟者，杖一百，枷号两个月，仍令指出贩卖之人，查拿治罪。如不将贩卖之人指出，即将食烟之人照贩卖为从例，杖一百，徒三年。职官及在官人役买食者，俱加一等治罪。仍令各该督抚及地方道府州县等官，出具署内并无买食鸦片烟各甘结，于年终汇奏一次。如本官徇隐不究，从严参处。”

　　应当承认，道光朝的禁烟政策与措施较嘉庆时期更趋完备与严厉。道光帝继位以来，为禁烟之事绞尽脑汁，连年颁谕示，申禁令，对于鸦片入口、贩卖、私种、吸食，一体严加查禁，期于禁烟有成，积弊尽除。然而事与愿违，正是在厉行禁烟的道光朝，鸦片走私愈演愈烈，官员人等吸食鸦片的恶习亦愈蔓愈广，形成了一股滔天烟毒，席卷全国，严重威胁着清王朝的统治之基。

　　二越禁越烈的鸦片走私

　　从1729年（雍正七年）雍正帝首颁禁烟令至1830年（道光十年）前后，清政府禁烟整整走过了100年。虽然雍、乾、嘉、道四朝皇帝皆以重要精力关注禁烟，立法令、申禁例、整吏治，亦算用尽心思，然而老大帝国的腐败吏治决定了皇帝再大的禁烟决心和严厉政策，也无法在禁烟实践中得到切实的贯彻执行；而巨大的商业利润，驱使着英国政府与以东印度公司为代表的英国殖民当局明目张胆地庇护和纵容对中国进行非法的鸦片走私贸易；中外鸦片烟贩互相勾结、不择手段地走私兴贩，更是对华鸦片走私的急先锋，他们无孔不入，肆无忌惮，几乎把鸦片毒品贩卖到中国的任何一个角落。

　　虽然一个多世纪以来，清政府的禁烟政策越来越严，措施与手段也愈趋完备，清廷最高统治当局对沿海诸省官员的申饬亦颇严厉，但终究遏制不了西方殖民者和毒品贩子的贪欲，从而造成了100年间对华鸦片走私贸易愈禁愈烈的局面。

　　当1796年（嘉庆元年）嘉庆帝继位伊始，重申禁令，严禁鸦片进口后，英国鸦片贩子们便在巨额利润的引诱下，干起了无耻的走私勾当。一开始，鸦片贩子们把交易地点从广州移往澳门，在那里设立堆栈，然后带着鸦片样品到广州兜售，成交之后，再至澳门提货。由于英国商人觉得当时窃据中国澳门的葡萄牙人勒索过重，不久便把鸦片走私船开至黄埔，由行商为之掩护，夹带偷售。1821年，道光帝继位后，厉行禁烟，封闭澳门、黄埔，将鸦片船逐出珠江口外。于是，鸦片贩子们便把走私船开至伶仃洋面，利用趸船进行走私。鸦片贩子们从印度等地运来鸦片后，先行卸在停泊于伶仃岛附近的鸦片趸船上，然后夹带样品至广州，勾结中国烟贩，议妥价格后，再由中国烟贩至伶仃洋取货。随着伶仃洋上鸦片走私规模的扩大，停泊在这里的鸦片趸船也由19世纪20年代初的七八艘，上升到30年代的30艘以上。19世纪30年代初，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废止，英国商人在中国沿海展开了更大规模的对华鸦片走私活动，从广东到东三省沿海地区，几乎到处都能见到走私鸦片的趸船。这一时期，西方对华鸦片走私达到了最高峰，长期漂浮在中国沿海的鸦片走私船只就有30多艘。

　　鸦片走私贸易的屡禁不绝、越演越烈，更与清政府吏治腐败和海防水师的包庇纵容关系密切。虽然道光帝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并曾三令五申地谕令沿海诸省督抚、海关、书吏、巡丁，严禁徇隐，但事实上所起作用并不明显。水师巡船竟与鸦片贩子私相勾结，受贿放行，“巡船每月受规银三万六千两，放私入口”。更有甚者，“水师副将韩肇庆，专以获私渔利，与洋船约，每万箱许送数百箱与水师报功，甚或以师船代运进口”，而韩肇庆反而以缉获鸦片有功，保擢总兵。这样，清政府为巡查违例走私洋船而设的巡船，竟然成了鸦片走私的护卫舰，甚至沦为鸦片走私船，从而使鸦片在中国沿海地区的走私畅通无阻。

　　遍布全国各地的非法商贩，也为鸦片走私的泛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鸦片走私网络密布全国。广州等地一些恶棍、奸商以开设钱店为名，暗中包销烟土，名曰“大窑口”。外国的鸦片贩子上岸后，带着鸦片样品到这些大窑口里与奸商、毒贩议价订券，再由这些奸商凭券至漂泊在海上的鸦片趸船上验券取货。中外鸦片贩子甚至以武装走私对抗中国政府的禁烟，他们专设有从大窑口至伶仃洋上趸船取货的走私船，名曰“快蟹”或“扒龙”，三桅三帆，裹以铁网以抵炮火，两舷设快桨五六十，来往如飞，星夜遄行，所过关津，呼之不停，追之不及。白昼公行，肆无忌惮，海关员弁，对其无可奈何，又怕担负纠察不力之责，亦竟匿而不报。鸦片烟土上岸后，再由大窑口偷贩至分布于全国城市乡镇的小窑口，以事分销。由此，鸦片烟毒，弥漫全国。

　　非法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乃呈逐年直线上升之势。有人对经英国毒贩输入中国的印度鸦片数量曾经做过不完全的统计如下表，从中足见鸦片走私之如洪水猛兽一般势无可遏。

　　1773-1838年鸦片输入中国数量简表

　　单位：箱

　　需要再一次指出的是，上表是一个不完全的统计表，表中数据是极不完备的，因为对华鸦片输入是一项遭到中国政府明令禁止的非法走私贸易，想要获得其绝对可靠的数字几乎是不可能的。上表数字也只是人们就所能掌握的材料编制的一个关于这项肮脏贸易的缩小的统计。但即便从这样一个不完备的统计表中，也可以看出自18世纪末叶始对华鸦片走私输入的激增之势：1773年，鸦片输入在1000箱左右，到1799年，已突破4000箱，至1811年突破5000箱，1822年达到7773箱，20年间几乎翻了一番。1823年达到9035箱，1824年超过1.2万箱，1829年超过1.6万箱，7年之间又翻一番。1830年接近2万箱，1835年突破3万箱，1838年超过4万箱，8年之间又翻一番。从1800-1838年，总计输入434547箱，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增长了10倍。另据人考证，1800-1839年，合计英、美、法、葡、荷等国对华鸦片走私输入共达638119箱。

　　鸦片大规模的走私输入，给中国社会造成了深重的灾难。首先，鸦片作为一种毒品，在中国大地上毒流蔓延，严重地摧残了中国民众的身心健康，极大地破坏了中国的生产力。鸦片输入的激增，反映出中国吸食者的激增。“嘉庆初食者甚少，不二十年，蔓衍天下，自士大夫以至贩夫走卒，群而趋之，靡然而不返。"19世纪初，吸食鸦片者一般是殷实之家，到了30年代，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员，官员胥吏、书役兵丁、农夫商人，都有人沾染了嗜毒恶习，而在东南沿海地区尤甚。嗜毒成瘾之人，置妻儿饥寒于不顾，纵然倾家**产，亦在所不惜。更致无数富年壮丁，以嗜烟成性，沦为无所事事的游民，成为社会秩序的破坏者。一般人等，耗钱费银，购烟解瘾，严重损害了社会对正常商品的消费能力，使正常商业贸易受到严重打击，对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窒碍作用。其次，鸦片大规模的走私输入，导致巨额白银外流，严重影响国家财政安全。有人考证，从1800-1839年的40年间，因鸦片走私贸易导致的中国白银外流，总计高达6亿两。又有人估算，在19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每年耗费在鸦片消费上的白银达到1633多万元，合纹银1175多万两，几乎与清政府1830-1838年8个年度关税总收入的1227多万两相当。中国的社会财富在毒烟缥缈中化为乌有，中国在对外贸易中长期所处的出超地位，也由于西方对华大规模的鸦片走私，转为入超，国家财政陷于困顿之局，国力为之严重削弱。第三，鸦片泛滥加剧了清政府吏治的腐败和国防力量的降低，严重威胁到清王朝的统治秩序和国家的安全。中外鸦片烟贩为推行扩张其毒品贸易，不惜以重金对清政府各级官僚、海关役员、巡船兵勇行贿买通，地方官员、水师将弁也每以与鸦片贩子互为勾结、袒护纵庇鸦片走私偷漏为手段，索受贿赂，通同作弊，按股分赃，以中饱私囊，甚而径行参与鸦片走私，既助长鸦片毒品在中国大地的泛滥，复养成清政府官僚集团贪污受贿的腐败之风。国家禁烟法令，只形同具文。兵勇将士，嗜食鸦片后，精神委靡，士气低落，国防武备为之废弛，国家安全因之受损。鸦片烟毒，已成为清政府及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最为严重的问题。

　　三弛禁主张的出笼

　　清政府100多年的禁烟实践，不仅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面临着鸦片毒烟弥漫全国的恶劣局面。特别是到了19世纪30年代，鸦片竟如决堤洪水一般，涌入国门，堵无可堵，禁无可禁。这种情形，使得清政府的一部分人士感到有些无可奈何、手足无措了。他们对朝廷奉行了一个多世纪的禁烟政策开始产生怀疑，对国家禁烟的努力与实践开始表露畏难与悲观情绪。于是，在禁烟问题上，一些人开始提出所谓“变通办理”的弛禁主张。

　　1834年11月3日，两广总督卢坤在奏折中称：鸦片走私入口，“势成积重，骤难挽回”，欲图禁绝，难度极大。进而他借“周谘博采”他人意见的名义，提出自己的弛禁主张：“有谓应行照昔年旧章，准其贩运入闽，加征税银，以货易货，使夷人不能以无税之私货售卖纹银者。有谓应弛内地栽种莺粟之禁，使吸烟者买食土膏，夷人不能专利，纹银仍在内地转运，不致出洋者。其说均不无所见，然与禁令有违，窒碍难行。更有谓内地所得不偿所失，不若从此闭关，停止外夷贸易。不知夷人在粤贸易已阅二百余年，且亦不止英吉利一国，万无闭关之理。况奸犯到处皆有，勾串外夷为鬼为蜮，纵使闭关，亦未必即能净尽，更无此办法。”卢坤所提的办法，主要有两点：一是使鸦片贸易合法化，纳税进口；二是允许国内种植鸦片，用以抵制进口鸦片，使外人不得专利。至于其所称有人提议的闭关停止对外贸易，他倒是明确表示反对的。他所提出的这两点办法，已然可以见到其后以许乃济等为代表的弛禁派于1836年正式提出的弛禁主张的核心内容了。

　　许乃济（1777-1839），字叔舟，号青士，浙江仁和（今杭州）人。1809年中进士，曾任御史，19世纪30年代初在广东任按察使。当时他在广东与其同年何太青等人即开始私议鸦片弛禁问题，对何氏提出的“纹银易烟出者不可数计。必先罢例禁，听民间得自种罂粟。内产既盛，食者转利值廉，销流自广。夷至者无所得利，招亦不来，来则竟弛关禁，而厚征其税，责商必与易货，严银买罪名。不出二十年，将不禁自绝。实中国利病枢机”的主张深表认同，乃又与吴兰修等人商讨著成《弭害论》，提出“嗣后请饬外夷照旧纳税，交付洋行，兑换茶叶。内地种者勿论”的主张。1836年6月10日，时任太常寺少卿的许乃济上了《奏为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应亟请变通办理折》和《奏请弛内地民人栽种罂粟之禁片》，系统地提出了鸦片弛禁主张。其主要论点有：

　　首先，烟禁愈严，食者愈众，流弊愈大。许乃济在折中称：“嘉庆初年，食鸦片者罪止枷杖，今递加至徒、流、绞监候各重典，而食者愈众，几遍天下。乾隆以前，鸦片入关纳税后，交付洋行兑换茶叶等货。今以功令森严，不敢公然易货，皆用银私售。嘉庆年间，每岁约来数百箱，近竟多至二万余箱。……每岁售银一千数百万元，每元以库平七钱计算，岁耗银总在一千万两以上。夷商向携洋银至中国购货，沿海各省民用，颇资其利。近则夷商有私售鸦片价值，无庸挟资，由是洋银有出而无入矣。”巨额的白银外流，造成银贵钱贱，以前纹银每两换制钱千文上下，近年则换一千二三百文，银价有增无减，“以中原易尽之藏，填海外无穷之壑，日增月益，贻害将不忍言”。对于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鸦片屡禁不绝是由于“有司查禁不力”的说法，许乃济明确表示异议：“法令者，胥役棍徒之所借以为利，法愈峻则胥役之贿赂愈丰，棍徒之计谋愈巧。”道光元年以来，“查办非不认真，而此风终未能戢。盖凡民之畏法不如其骛利，鬼蜮伎俩，法令实有时而穷。更有内河匪徒冒充官差，以搜查鸦片为名，乘机抢劫。臣前在广东署臬司任内，报案纷纷。至栽赃讹诈之案，尤所在多有。良民受累者，不可胜计。此等流弊皆起自严禁以后。”

　　其次，闭关绝市，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许乃济称：“或欲绝夷人互市，为拔本塞源之说。在天朝原不惜捐此百余万两之税饷。然西洋诸国通市舶者千有余年，贩鸦片者，止英吉利耳，不能因绝英吉利，并诸国而概绝之。濒海数十万众恃通商为生计者又将何以置之？且夷舶在大洋外，随地可以择岛为廛，内洋商船得而至，又乌从而绝之？比岁夷舶周历闽、浙、江南、山东、天津、奉天各海口，其意即在销售鸦片。虽经各地方官当时驱逐，然闻私售之数，亦已不少。是虽绝粤海互市，而不能止私货之不来。”

　　第三，禁烟之举，实无意义。许乃济认为：“究之食鸦片者，率皆游惰无志、不足轻重之辈，亦有年逾耆艾而食此者，不尽促人寿命。海内生齿日众，断无减耗户口之虞，而岁竭中国之脂膏，则不可不大为之防，早为之计。”对于有人提出的鸦片弛禁与政体有碍的质疑，许乃济则认为：“觞酒衽席皆可以戕生，附子、乌头非无毒性，从古未有一一禁之者。且弛禁仅属愚贱无职事之流，若官员、士子、兵丁仍不在此数，似无伤于政体。”

　　第四，仍用旧例，实行鸦片弛禁政策。许乃济认为：“今闭关不可，徒法不行，计惟仍用旧例，准令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入关交行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夷人纳税之费轻于行贿，在彼亦必乐从。洋银应照纹银一体禁其出洋，有犯被获者，鸦片销毁，银两充赏。至文武员弁、士子、兵丁等，或效职从公，或储材备用，不得任令沾染恶习，致蹈废时失业之愆。惟用法过严，转致互相容隐。如有官员、士子、兵丁私食者，应请立予斥革，免其罪名，宽之正所以严之也。该管上司及保结统辖官有知而故纵者，仍分别查议。其民间贩卖吸食者，一概勿论。”在许乃济所主张的弛禁政策中，另一办法即是，准许内地栽种罂粟。他在所上《奏请弛内地民人栽种罂粟之禁片》中提出：“闽、广、浙东、云南，向有栽种罂粟制造鸦片者，迭经科道各官奏请严禁，内地遂无人敢种者，夷人益得居奇，而利薮全归外洋矣。……今若宽内地民人栽种罂粟之禁，则烟性平淡，既无大害，且内地之种日多，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应请敕查各省旧种罂粟处，如果于早晚两稻均无妨碍，亦准听民之便。庶外洋无奇可居，而夷舶之私售鸦片者，久之可以渐绝。”按照他的设想，鸦片贸易合法化后，实行以货易货，“每年可省中原千余万金之偷漏”，而弛内地民人种植罂粟之禁，“无碍于地力，而大有益于农夫”。他甚而警告说：“倘复瞻顾迟回，徒徇虚体，窃恐鸦片终难禁绝，必待日久民穷财匮而始转计，则已悔不可追。”

　　一、以货易货，应计全数抵算，不准影射。

　　二、水师巡船及各关口员役，宜责令专在隘口稽查，不准出洋借词滋扰。

　　三、洋银应照旧章，仍准带回三成，并先确查来银数目，以杜欺隐。

　　四、鸦片应与别项洋货一例交易，不必设局专办。

　　五、额税宜遵旧制，不必加增，并严禁需索陋规。

　　六、价值不必预定。

　　七、内地各省海船运销鸦片，应由粤海关印给执照。

　　八、民间栽种罂粟，似可稍宽厉禁。

　　九、官员、士子、兵丁，宜严行饬禁，不准吸食。

　　综观许乃济所提弛禁办法，亦无外乎鸦片贸易合法化与允许内地民众自由种植罂粟、制造鸦片，与两年之前两广总督卢坤奏中所提办法，如出一辙。邓廷桢等人所拟九条章程，也只是许乃济弛禁主张的进一步具体化。许乃济的折、片，广征博引，言之凿凿，主要着眼于以弛禁之策防止巨额白银外流，解决清政府财政危机。但其所提之策，似是而非，本末倒置。他对西方殖民者不顾人类道义贩卖毒品的丑恶行径与清政府各级官吏通同舞弊、受贿徇隐的腐败丑态视若无睹，却反过来指责有清一代严禁鸦片毒品贸易政策的正义性，并认为吸食者为无足轻重，任由其死活，更是无视民族利益、国民健康，其于国于民，皆意在妥协苟且，自相矛盾，决非善策。而且，许乃济所主张的鸦片弛禁，即是鸦片贸易合法化，实质上正是解禁、开禁，此正与国内鸦片贩子的愿望与利益完全相符合，站在了出卖民族利益的立场之上，因此得到了他们的一片喝彩之声。

　　许乃济弛禁鸦片的主张提出后，以其明显违背清廷旧制，且并不如许乃济本人所认为的那样与“政体”无关，因而无人公开站出来附和，“举朝无继言者”。反而有人站出来，对许乃济的主张进行了严厉的驳斥。

　　在邓廷桢等人复议的奏折递到北京之前，9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朱嶟、兵科给事中许球分别上奏，反对鸦片弛禁主张。朱嶟在其《申严例禁以彰国法而除民害折》中明确指出：有害必除，绝不能因噎而废食。对于许乃济的观点，朱嶟逐一加以驳斥。他指出：准令鸦片纳税入关以货易货，并不能阻止白银外流，因为交易中难免出现货物不平衡，势必以银补偿。而且，既然可以禁银出洋，何以不能禁烟入口？设若鸦片禁绝，银漏之患便会戛然而止，两患并除，岂不更好；弛内地种植罂粟，则更荒唐，滇省一直在私种罂粟，鸦片出产亦不下数千箱，可是银漏并未因之而减。今吸食者众，且皆以洋烟为美。同时因罂粟利大，种植弛禁后势必侵占上等良田，影响生产。对于许乃济提出的不准官员士子吸食、只准民间吸食的办法，朱嶟认为更是掩耳盗铃，因为民占人口十分之九，官员只占十分之一，吸食鸦片之恶习，本即由官府僚属中传开，现在不吸烟的大多数是百姓。这种政策只会使“食者纵之得食，而未食者导之使食”。他还严正指出：鸦片流毒，妨财害小，残民害大。民者国之本，财者民所出；民贫尚可变，民弱则无可救药。而兵勇若沾染吸食恶习，危害更重，烟瘾来时，手足瘫软，涕泪交流，如此兵丁，进不能战，退不能守，国家疆防顿失依赖。许球则在其《请禁鸦片疏》中义正词严地指出：“弛鸦片之禁，既不禁其售卖，又岂能禁人之吸食？若只禁官与兵，而官与兵皆从士民中出，又何以预为之地？况明知为毒人之物，而听其流行，复征其税课，堂堂天朝，无此政体！”

　　11月12日，江南道监察御史袁玉麟又上《奏陈鸦片弛禁将有妨国计民生折》，从是非、利害两个方面，批评弛禁主张。他首先提出弛禁之议，“戾于是非者有三”：弛禁者乃欲变易旧章，是违祖制而背谕旨；朝廷政令，最宜画一，今只禁官弁士兵，不禁小民，半禁半弛，“是坏政体而伤治化也”；国家经费有常，“钱粮、关税、盐课数大端，综理得宜，帑藏自裕，若必借鸦片抽税，是见小利而伤大体”。接着，他又列举弛禁之议，“暗于利害者有六”：（1）白银外流危害极大，要认真查办。不认真则鸦片弛禁，纹银出洋之禁亦自弛，并非鸦片弛禁后查办白银外流就变得容易了，而严禁鸦片就会使查办白银外流变得艰难了。鸦片开禁，正是自撤藩篱而饲虎狼。（2）弛内地民人种植罂粟，不可能不荒废农田，膏腴之区，尽化为鸦片之壤，“是夺农功而耗本计”。（3）若公然明弛禁令，则已食者习为故常，其未食者争相仿，靡靡昏昏，何所底极，“是绝民命而关国脉”。（4）禁兵而不禁民，将现充之兵，既多违禁私吸之患，继充之兵，又系开禁久吸之民。借毒物以疲内地，正是外人惯施的伎俩，现在若弛禁鸦片，正中了外夷奸计，是“虚捍卫而启窥伺”。（5）洋行奸商，勾串夷匪，作奸犯科，无所不至其极。现在反而任其自由兴贩鸦片，则他们今后更是无所顾忌，是“济奸民而通洋匪”。（6）天下之患莫大于一发不可收拾，鸦片一旦开禁，则其祸会更加惨烈。然后悔弛禁之非，再起视天下时，已成一积重难返之势。不禁则横流靡极，再禁则滋蔓难图，“狃目前而贻后患”，是最令人担心的。

　　朱嶟、许球、袁玉麟三人的奏章，从祖制、政体、法制、农本、财政、国防等方面入手，对许乃济等所主张的鸦片贸易合法化、放任民人自由吸食和准许内地种植罂粟的弛禁主张，进行了全面的驳斥。特别是袁玉麟的上奏，更形系统，他先从祖制谕旨、政令画一、国家财政三方面明辨弛禁之非，再从财政、农本、民生、国防、夷祸、后患等六个方面的利害关系，论证弛禁主张的不可取。可以说，他们的批评，对遏制弛禁主张的流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与对许乃济的奏折不置可否的态度不同，道光帝在看罢朱嶟、许球二人的奏疏后，未等邓廷桢等两广督抚复议许乃济弛禁主张的奏折到京，即于八月初九日再对邓廷桢等发出谕旨，要求他们将朱、许二人奏折内所述之情形，“如贩卖之奸民，说合之行商，包买之窑口，护送之蟹艇，贿纵之兵丁”等严密查拿，“悉心妥议，力塞弊源”，表现出了坚持严禁政策的决心。朝中大臣的群起反击和道光帝坚持严禁态度的明朗，给弛禁鸦片的主张迎头一击，一股刚刚兴起的弛禁论调很快即敛形遁迹。一开始明确表示赞同许乃济弛禁主张的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奉到道光帝谕旨后，态度也开始明显变化。12月27日，邓廷桢上奏称：“朱嶟所陈议论，极为正大。其民者，国之本，财者，民所出数语，尤具深心……许球之论，则有病有药，颇见留心，然治内之法，似可施行；治外之法，尚须斟酌。”他并表示：“果能循旧辙而立收功效，又孰肯冒不韪而亟议更张。”

　　四严禁派的主张

　　许乃济等人的弛禁主张遭到驳斥而销声匿迹，道光帝严禁鸦片的态度也逐渐坚定。1837年（道光十七年），道光帝多次颁发谕旨，通令两广、闽浙等沿海各省督抚，切实查拿纹银偷漏，严堵鸦片走私输入。7月14日，道光帝谕令邓廷桢勒令英国鸦片趸船，“尽行归国，无许托故逗留”，并要求邓廷桢“确查窑口巢穴所在，悉数按治，毋稍姑息，以塞弊源，而挽颓风”。8月15日，道光帝再谕邓廷桢称：“湖南衡、永、郴、桂等处，与粤东壤地紧接，鸦片烟最易偷越入境……鸦片烟流毒最甚，全在地方文武，随时严密查拿，庶不至蔓延各省。”他要求邓廷桢等“严饬出粤入楚所在地方文武弁员，一体实力截拿，有犯即惩，毋稍疏纵”。3日之后，道光帝再次谕令邓廷桢等严密缉查广东省境内鸦片走私与纹银偷漏出洋。8月28日，道光帝复谕邓廷桢传谕澳门地方各国大班，查禁来商越界贩卖鸦片。同日，道光帝以查禁闽省鸦片烟船事，谕令福建水师提督陈化成：“烟船游奕（弋）往来，必应认真巡缉，有犯必惩。水师提督陈化成统辖全洋，其驻扎地方亦与该匪出没之处相近，随时侦缉，整顿甚易。著责成陈化成亲率镇将，随时巡查，一经拿获，立即严办。其粤省连界处所，倘奸匪借端越界贩私，务即从严杜绝，毋许勾结滋事。“10月22日，道光帝又谕邓廷桢查明英趸船是否已遵谕全部回国，“至各项走私船只，尤须设法严拿，期于根株尽绝”。同时他告诫邓廷桢等，不得将就了事，“亦不得因偶有获案，遂谓驱逐已尽，仍贻弊窦”。同一日，道光帝又通令闽、粤等沿海诸省督抚，一体防堵查拿鸦片烟船。1838年1月2、3两日，道光帝两发谕旨，著盛京将军宝兴等人严饬所属在山海关等海口关津查拿鸦片走私人犯，“其附近海口地面，如查有窝顿兴贩各犯，务即按名拿究，以塞其源。至各处民人出入关隘，著一并严密搜查，倘敢夹带烟土，偷渡关津，即行拿获到案，究明买自何人，彻底根究，毋稍疏纵。”同时他警告盛京将军、奉天府尹等人：“倘稽察不力，日后致有私贩鸦片烟土入境，别经发觉，朕惟宝兴等三人是问！”

　　从上面所引的这些上谕来看，道光帝的严禁态度日益坚决，其所关注的禁烟区域，也由南而北，自广东及奉天，从海上到内陆。在皇帝的三令五申、严厉督促之下，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人也不敢稍有懈怠。是年，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饬提标参将余清，在海丰县查获郭康、郭亚平等烟贩26人，获烟土170斤，并经严讯，各犯招供私贩鸦片事实。两广总督邓廷桢将拿获烟贩情形及审讯、拟刑原则，具折上奏，道光帝阅后甚为高兴。

　　但从清政府在此之前的禁烟措施来看，一直关注于杜绝鸦片走私入口、查拿内地私行贩卖及防止纹银外流等方面。客观而论，这些措施在禁烟实践中确属不可或缺。但是，鸦片大规模走私入口，另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却正在于境内国民嗜食者的广泛存在。也就是说，鸦片作为一种利润极高的商品，其在中国内地具有惊人的社会需求。禁绝入口与查拿行贩，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仅是一种堵的政策，如果不根绝内地民人的嗜食风气，则唯利是图的毒品走私贸易是根本堵不住的。毒品贩子为了牟取暴利，更会不择手段。这一点，到1838年中时，开始逐渐为以黄爵滋、林则徐为代表的严禁派所明确认识到，并且提出了相应的严禁主张。

　　早在1831年6月24日，兵科给事中刘光三即曾奏请酌加食鸦片罪名，惩治内地嗜食鸦片人等。刘光三的主张，开严禁派之先声。1838年5月15日，吏科给事中陶士霖上奏，称查禁鸦片，非以重刑，不能挽此积习。他主张：“相应请旨敕下刑部，将囤贩、吸食鸦片各条例，从重议加罪名。并于加罪之后，行知各省，以奉到部文之日为始，严切晓谕，约限半年，其限内犯者，照旧示惩，限外犯者，即以新定重律办理。如此则惩一儆百，民各凛然，食者日稀，销售之地，势必不旺，纹银出洋之患，借此渐除，既可以救民，兼可以裕国。再巡洋守卡各官役，如有隐纵等情，亦请于现行之例，加等议罪。”道光帝阅后，朱批“刑部妥议具奏”。紧接着，6月2日，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了著名的《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全面提出了严禁派关于禁绝鸦片的主张。

　　黄爵滋（1793-1853），号树斋，江西宜黄人。1823年（道光三年）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1826年散馆授编修。1833年充会试同考官，同年转福建道监察御史。1835年擢鸿胪寺卿。早在1833年，黄爵滋即曾上奏《纹银洋银应并禁出洋疏》，提出：“鸦片烟等犯禁之物，其藐法潜买者，皆以银则便，不以银则不便。在奸商黠吏，只图贪利营私，觊法律之稍轻，即诡谋之百出……应请饬下刑部，再行酌拟，比照从重科罪，使奸徒不敢轻蹈法网。"1835年，他又上《敬陈六事疏》，指出：“鸦片烟之银，漏出外洋者，不下二三千万，以无用有害之物，毒中国之人，而又竭中国之财，夷计之狡，莫甚于此。而屡禁不绝者，则皆汉奸为之也……欲截其流，但塞其源。应请皇上饬谕两广总督，责成水师提督，严查大屿山之屯船及转运之快蟹，交易之窑口，悉籍其党，立置重典。”

　　黄爵滋此次所上《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较其三年之前的禁绝鸦片主张更进一步，且其重点直接放在惩治鸦片吸食者身上，提出了重治吸食的主张。他在上奏中首先分析了烟毒泛滥、白银外流、财政崩溃的严重情况，进而指出历年所取严查海口、禁止通商，及查拿兴贩开馆、开种罂粟之禁等，皆无以堵塞漏卮。在黄爵滋看来，“鸦片之害，其终不能禁乎？臣谓非不能禁，实未知其所以禁也。夫耗银之多，由于吸[贩]烟之盛；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无吸食，自无兴贩；无兴贩，则外夷之烟自不来矣。”这里，他直接触及问题的关键，即鸦片之泛滥，根源在于民间嗜烟恶习风行，欲禁绝鸦片之来，首在禁止吸食。因此，他主张对鸦片吸食者，科以严刑重典：“臣请皇上严降谕旨，自今年某月日起，至明年某月日止，准给一年期限戒烟，虽至大之瘾，未有不能绝。若一年以后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乱民，置之重刑，无不平允。查旧例，吸食鸦片者，罪仅枷杖，其不指出兴贩者，罪至杖一百徒三年。然皆系活罪。断瘾之苦，甚于枷杖与徒，故甘犯明刑，不肯断绝。若罪以死论，是临刑之惨急，更苦于瘾之苟延。”他还建议：“请饬谕各省督抚，严切晓谕，广传戒烟药方，毋得逾限吸食。并一面严饬各府州县，清查保甲，预先晓谕居民，定于一年后，取具五家邻右互结。仍有犯者，准令举发，给与优奖。倘有容隐，一经查出，本犯照新例处死外，互结之人，照例治罪。至如通都大邑，五方杂处，往来客商，去留无定，邻右难于查察，责成铺店，如有容留食烟之人，照窝藏匪类治罪。现任文武大小各官，如有逾限吸食者，是以奉法之人甘为犯法之事，应照常人加等。除本犯官治罪外，其子孙不准考试。地方官于定例一年后，如有实心任事，拿获多起者，照获盗例，请恩议叙，以示鼓励。其地方官署内官亲幕友家丁，仍有吸食被获者，除本犯治罪外，该本管官严加议处。各省满汉营兵，每伍取结，照地方保甲办理。其管辖失察之人，照地方官衙门办理。庶几军民一体，上下肃清，无论穷乡僻壤，务必布告详明，使天下晓然于皇上爱惜民财保全民命之至意。向之吸食鸦片者，自当畏刑感德，革面洗心。如是则漏卮可塞，银价不至再昂，然后讲求理财之方，诚天下万世臣民之福也。”

　　黄爵滋提出的惩治鸦片吸食者之法，十分严厉。他不仅提出用死刑来惩罚吸食者，而且力主文武官员吸食者较庶民同罪加等，且子孙不准考试。属员幕友有吸食者，重治本犯，并究主官失察之责。黄爵滋认为，多年以来朝廷禁烟煞费苦心而屡禁不绝，正在于“未知其所以禁”，而他所提之所以严禁之法，正在于以严刑峻法重惩吸食者。道光帝于黄爵滋上奏当天，即行颁谕：“黄爵滋奏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一折，著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直省各督抚，各抒所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于是，在此后半年内，各省将军、督抚纷纷上奏，就如何禁绝鸦片、塞漏培本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有些人还草拟了禁烟章程，供皇帝采择。对于如何禁绝鸦片，各省督抚提出了各种方法主张，而严查海口一端成为普遍的主张。黄爵滋原奏中提出的重治吸食者的主张，确实在各省督抚中引起不小的震动，并得到了湖广总督林则徐等人的赞同与支持。

　　大学士、军机大臣、宗人府、刑部等奉旨会议严禁鸦片章程，至1839年6月12日，拟出《严禁鸦片烟条例》凡39条，由大学士敬敏等具奏颁行。该条例全面、详细地规定了贩卖、走私与吸食、种植鸦片的罪名与惩罚。无论官吏与平民，不分兴贩与吸食，一律按罪行轻重，本着立法从严的精神，明定罪名。如开设窑口首犯，审明后斩立决；海口员弁兵丁受贿故纵，无论得赃多少，概行绞立决；官役人等拿获兴贩、吸食鸦片之犯得财卖放，与本犯一体治罪；开设鸦片烟馆，首犯绞立决；栽种罂粟与兴贩鸦片烟，首犯均拟绞监候；吸食鸦片人犯，一年六个月限满后不知悔改，无论宗室觉罗、官员军民人等，一概拟绞监候；等等。这些规定既采纳了黄爵滋、林则徐等人的严法峻刑以禁鸦片的主张，也广泛吸收了各省将军、督抚的合理建议。在量刑轻重上，对于“鸦片罪名，廷议从轻，特荷圣裁改重”，这也与道光帝对鸦片深恶痛绝、决意根株净尽的一贯态度相一致。

　　至此，清政府内部，在对鸦片泛滥危害的认识上和对禁烟的态度上基本取得一致，在立法上也取得了重大进展，从而确立了严厉禁绝鸦片的基本国策。同时，在朝廷的态度明确而坚决、道光帝连番谕令下，各省督抚也都相机而动，从而自1838年下半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禁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