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物质生活：从青铜时代危机到黑死病

　　约翰·布鲁克

　　从青铜时代晚期文明的危机到黑死病的出现相隔了两千余年。伴随着小冰期的来袭，14世纪中叶暴发于中亚地区的腺鼠疫横扫欧亚大陆和北非，多达一半的人口丧命。

　　它的破坏性影响将推动社会与经济的革命性重构，并为文艺复兴时期现代性的兴起奠定基础。公元前1200年前后突现的青铜时代危机也是如此。随之而来的铁器时代带来新的技术和新的社会形态，重塑了人类世界。这种特殊的撕裂引发了一种动态的变化，其规模堪与未来的工业革命相提并论。

　　如若上述所言不虚，则该变化与其过去和未来都关系密切。回顾过去，公元前1千纪的变化是巨大的，当然比起公元1350年后的情景还是相形见绌。尽管存在差异，仔细审视各自时代的早期阶段依然十分重要。自从脱胎于早期农业社会的文明出现以来，人类社会处于一个技术变革匮乏的前科学智识世界，处于一个人的潜力被束缚的民智未开年代，停留在基于太阳能的有机经济之中，受到广大自然力量的掣肘。不过即使限制重重，青铜时代之后的复苏也带来了重大变化：新秩序出现了。

　　广阔的全球地理形态和广泛的全球气候机制都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欧亚大陆，关键的地理区域是一个紧密相连的区域，包括干燥的大陆草原、半干旱的中纬度地区以及水分充足的海洋和热带赤道周边地区，所有这些都与非洲内陆的沙漠、大草原和赤道雨林密切联通。新世界的地理场景，则是西部濒临太平洋的高山山系和东部的大陆水系对陆地的区域分割。

　　全新世晚期的全球气候机制在世界各地都有大致同步（可能内容不同）的表现。模式化（可能不规律）的太阳活动周期和更捉摸不定的火山喷发作用于大气环流系统，影响极地涡旋之外的赤道季风区和中纬度西风带。其结果是，两个长时间的气候适宜期使人口稳定增长乃至繁盛，其间人类社会发生振**，在三个危机和衰退的时代间起起落落。它们依次是青铜时代危机期、铁器时代复苏期、古典时代气候适宜期、“黑暗时代”（古代晚期）、中世纪气候适宜期，然后是小冰期。本章所讲述的全球故事，跨度从公元前1000年前后青铜时代危机的余波一直到公元1350年小冰期危机爆发前的几十年。

　　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的气候背景：哈尔施塔特太阳活动极小期（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700年）

　　无论早期文明受到多大的局限，它们都实现了人口增长。在公元前9500年前后的冰河时代末期，全球人口数约为700万人。经过6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前后最早的一批国家出现时，全球人口数增加到约4000万人。接下来的两千年里，我们先祖的人数在青铜时代危机期达到了约1亿人，其中至少有一半集中于中纬度地区的青铜时代帝国或王国，比如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中国和印度。类似地，公元前1500年前后，美洲安第斯山脉和中美洲地区也出现了人口聚集，大量以种植玉米为生的村落日益发展起来。由此形成了根本性的差异，尽管这些政权尚不完善，它们还是沿着欧亚大陆南部边缘和美洲山系一带孕育了大量农业人口。

　　如前所述，漫长的青铜时代气候适宜期开始于公元前3000年前后，在其晚期人类社会经历了适宜期和危机期的大循环。在公元前1200年前后的全球危机中，无人能够置身其外。最重要的因素是太阳的能量输出，它在“最大值”到“最小值”间相对规律地变化。这些变化可以从11年的周期变成数百年或数千年的更大周期。太阳活动极小期通常归因于火山活动，受北半球降温影响，它会造成全球范围的恶劣天气。其中时间最长的，是长达2000年的哈尔施塔特太阳活动周期，从公元前4000年开始持续到公元前2000年，并且还将在小冰期开始时卷土重来。这就是人类事务中适宜期和危机期交替反复的背后驱动力。大约从公元前1200年开始，地球获取的太阳能量逐渐减少，北半球因此变冷，冰山在北大西洋形成，寒冷干燥的冬季风（即西伯利亚高压）向南吹过欧亚大陆并进入北美。围绕着“印度-太平洋”大环流，亚洲夏季风减弱，而美洲则因厄尔尼诺现象降水增多。就在美洲大陆遭受（有时是受益于）降水增多的同时，欧亚大陆南部遭遇旱灾的频率和强度都在增加。在地中海东部地区，干旱的趋势似乎因一波地震而加剧，这些地震据估计发生在公元前1225年至公元前1175年。

　　正如第四章里所讨论的，在从中国到埃及的欧亚大陆，气候变化的结果既有人口的繁盛，也有大帝国的衰亡。青铜时代地中海东部的强盛国家，如迈锡尼、克里特、埃及新王国、赫梯帝国、东南部的米坦尼王国（Mittani Kingdom）和巴比伦的加喜特王朝（Kassite regime），都在公元前1050年前后灭亡了。不论原因是地震、叛乱，还是外敌入侵，城市都被焚毁，宫殿遭到劫掠并被夷为平地。在中国，有着700年历史的商朝在公元前1046年被来自西部沙漠边缘的周人推翻。在这一冬季干燥严寒且季风活动减弱的时期，周人打败了商朝的统治者，建立了第一个君权神授的朝代，国家仅由一位贤者统治，他乃天命所归并得到神的庇佑。如果季风（以及它所带来的益处）消失了，那么像商朝这样的王朝就可能丧失统治地位，这种情形在接下来的2600年里将会反复上演。

　　在整个太平洋地区，厄尔尼诺现象所带来降水的影响因地区而异。沿安第斯山脉，雨水在狭窄的河谷地带形成了毁灭性的洪水，它在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700年达到顶峰，破坏了人类文明的延续。另一方面，早在公元前1500年，中美洲不断增加的降水量促进了小部落的发展和巩固，这些小部落联合成村落，迈出了形成国家的第一步。在北美东部，北方的严寒加上公元前1200年以后的厄尔尼诺现象摧毁了大型动物的生存环境。

　　瘟疫与欧亚草原

　　旧世界的证据表明，在危机时代的混乱状况中，瘟疫肯定与青铜时代的危机有关。从公元前14世纪的赫梯帝国，到特洛伊围城战，再到公元前12世纪的以色列，不少文献得以流传下来。它们显示，那些曾经被认为是中世纪晚期特有的瘟疫似乎有着更久远的源头。最早的遗传学证据来自中亚阿尔泰地区的一个大约公元前2800年的集体坟墓，它表明在整个青铜时代，鼠疫以某种形式在大草原上流行，并且同向西进入欧洲的印欧游牧民族密切相关。在青铜时代晚期，它很可能通过商业活动和战争，广泛传播到地中海东部地区。

　　当然，尽管面临着公元前1千纪早期恶劣环境的压力，强盛文明的崩溃可能也带来某些健康方面的益处。这些压力真实存在，但却是局部的。青铜时代晚期，克里特岛的定居点都在沿海地区，住所直面海风侵袭，后来的幸存者则挤在避风的山顶村落里，紧闭门窗抵御严冬。我们可以想象天空中弥漫着冬日的炊烟，聚集的村民们越来越多地承受着呼吸系统疾病的重负，其中可能包括肺结核。对人类骸骨的化学检测表明，极少有人敢于冒险到危险的海洋中捕鱼。从欧亚大陆西部出土的可追溯到铁器时代的遗骸显示，与青铜时代晚期相比，这些人的健康状况普遍较差，身材也较矮。另外，这也可能是一种权衡。商业的衰退和大规模军事征服使铁器时代那些规模较小且压力重重的社区隔绝开来，让它们远离了四处传播的瘟疫。

　　尽管如此，瘟疫与骑马的草原游牧民族的兴起和扩散之间的关联，奠定了地缘政治结构的关键要素，这种结构将延续到近代早期，并在近四千年的时间里塑造欧亚大陆。最早的瘟疫发现于青铜时代早期的墓穴，它们属于大约公元前2800年的阿尔泰和波罗的海地区的讲原始印欧语的人群，以及大约公元前2200年的里海北部的大草原上的辛塔什塔人（Sintashata people）。

　　公元前2000年后的某个时期，辛塔什塔人将笨重的四轮马车变成了轻便的两轮战车。战车武士、战车战争，还有操着印欧语的人群开始向四面八方扩散。战车武士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到达地中海东部，塑造了青铜时代晚期的战争形态；战车，或者说操着印欧语系语言的战车武士，抵达了中国，并被商朝及其继任者周朝同化。草原与帝国腹地的联系紧紧围绕着马匹交易，它既可以拉动战车，也可以运送其他重要商品。这些战士和商人中有人讲古印度语，其中部分人向西迁徙到安纳托利亚，向南进入伊朗，向东南则到达旁遮普（Punjab），那里宏伟的哈拉帕城在公元前2000年消亡。七百年后，这些人的一个分支在印度河北部支流地区定居下来，把《梨俱吠陀》写成了文字，并准备开始向东长途迁徙到恒河流域的森林中。

　　然而，随着青铜时代的结束，草原上发生了两大重要转变：一个是草原武士从马拉战车转移到马背上，另一个是瘟疫的毒性增强并且传播途径增多。大约从公元前800年开始，黑海北部的大草原上出现了一种新的斯基泰人（Scythian）的军事文化，他们或许与中亚地区有更深的渊源。不同于老式的长弓，他们使用的是短的复合弓，可以在马背上使用。在横跨欧亚大陆的大草原上，斯基泰人是第一批出现在草原上的尚武民族，未来匈人、突厥人和蒙古人将陆续到来。随着世纪交替，不断涌现的游牧民族袭击和征服了欧亚大陆南缘主要的古文明。公元前800年之后的太阳活动减弱时期（被称为荷马太阳活动极小期，Homeric minimum），从斯基泰人开始，这些军事社会——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他们的马——将生存于气候更寒冷的时期，其间潮湿的西风和冬雪遍布从黑海到蒙古的草原与大漠。这种气候使土拨鼠和大沙鼠的领地发展壮大，这些啮齿动物正是耶尔森氏鼠疫杆菌（Yersinia pestis）的重要宿主。值得注意的是，遗传学研究表明，大约在公元前1700年至公元前950年的某个时段，鼠疫杆菌以两种方式发生突变：发展出了可借跳蚤传播的基因；发展成可感染淋巴腺的具备完全毒力的形态。因此，从斯基泰人的崛起到草原军事社会的消亡，以及18世纪对鼠疫的遏制，草原仿佛草与灌木构成的内陆“海洋”，一直威胁着欧亚大陆南缘的大量人口，影响范围从中国和印度直到中东和欧洲。草原武士与季风地带的统治者及其治下的农民组成了一个相互影响的世界体系。

　　▲ 位于尼尼微（Nineveh）的亚述国王辛那赫里布（Sennacherib）宫殿中的亚述骑兵浮雕（公元前700年）。公元前2000年前后，草原武士最早利用马拉战车作战，之后在公元前800年前后发展出骑术。马背战争的扩散可以反映瘟疫从大草原向欧亚大陆传播的轨迹。

　　进入钢铁时代

　　上述形势显然不利于迅速恢复。哈尔施塔特太阳活动极小期（Hallstatt solar grand minimum）并未不稳定地持续，而是可能结束于公元前700年，但它造就了公元前400年至公元前300年间更加寒冷的气候条件。之后的六七百年，世界大部地区的气候相对有利，北半球更加温暖，亚洲季风强劲，拉尼娜现象频发。在这几个世纪里，亚洲内陆地区（或许还有北美地区）很可能遭遇干旱，但除此之外，气候条件对大规模扩张有利。

　　危机时代里，世界人口数量很可能从公元前1200年的1亿人这个峰值迅速下降，但到公元前300年，人口数量又反弹到大约1.85亿人。其中，有1.3亿人分布于中国、印度和西南亚/埃及这三大欧亚文明区，囊括了世界人口总数的70%以上。如果我们把欧洲的2200万人口也算上，旧世界的核心人口数量就占到世界人口总数的80%以上。人口增长高峰期一直持续到公元300年，当时全球的总人口达到了2.5亿人。世界其他地区的人口分布于大俄罗斯及亚洲内陆、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中美洲及安第斯山脉这三大区域，数量占比大约为15%。所有这些地区在公元1千纪的变化和扩张日益显现，起初是缓慢的，但随即遍地开花，不断加速进入全球性的古典时代。

　　这一缓慢但不断加速的进程，在旧世界和新世界都有类似的轨迹。不过我们的重点是相互关联的欧亚大陆和非洲，特别是中国和埃及的核心人口。在此弧形地带上，青铜时代晚期等级森严的政治面临着危机和崩溃，这带来了新的机遇。

　　在许多领域，新的地方自治体制和环境压力都为创新开辟了道路。随着王朝的崩溃，书记官及他们使用的古老的象形文字书写系统消失了，它们逐渐被新的字母书写系统取代，而后者更容易为普通人所接受。类似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所称的横跨欧亚大陆的“轴心时代”（Axial Age），睿智的历史学家常常把这几个世纪看作在没有直接接触的情况下，多种原生文化实现了平行发展的时代。神职人员和宗教学者摆脱了青铜时代君主权力具有天然合理性的约束，发展出以强烈的普世伦理和哲学传统为框架的一神论的世界宗教传统。

　　在技术方面，冶金的创新至关重要。在公元前1千纪，铁取代青铜成为整个旧世界的主要金属。正如第三章所言，青铜是纯铜和锡的合金。锡不易找到，在古代其开采地点位于安纳托利亚、伊朗、阿富汗、中亚、北欧、中国北部和东南亚。锡的获取主要靠贸易往来。随着矿脉枯竭，交易网络向欧亚大陆更遥远的地区延伸。王朝统治者控制着上述贸易，也监督着青铜的生产。当青铜时代晚期辉煌一时的统治政权，因地震、叛乱或暴动而崩溃时，至少有一段时间贸易网络也被波及。随着贸易的中断，金属工人可能失去了获得锡的途径。

　　青铜没有销声匿迹，但日渐稀有，日渐难于生产。作为替代者，铁慢慢成为重要的金属。铁的生产涉及更复杂的化学过程，但一旦其中奥秘被广为知晓，它就成为一种更优越、更容易获得的金属。生产流程一开始类似冶炼铜锡，粉碎后的铁矿石和木炭一同在熔炉里加热成**。诀窍在于熔炉的通风，以及使用含钙物质（石灰石或者贝壳）将游离的铁离子从木炭渣和杂质中分离出来。待到鼓风高炉发展起来后，熔炉最后出产的是“铁块”（bloom），即一种由熔炉炼出的海绵状铁，然后就可以将其在铁砧上锻打成为熟铁。

　　在整个古代社会中，掌握熔炼制铁的奥秘为金属的广泛使用提供了可能。青铜制作成本高昂，只有精英人士负担得起；普通的农家依旧使用磨利的石制工具进行切割。但铁是“一种平民的金属”。铁器生产只需木材和钙，并且铁矿分布广泛，比起产地遥远且昂贵的铜矿石和锡矿石，普通人更容易获得铁矿石。一旦掌握了通风和熔炼的诀窍，使用炼铁炉就相对简单了。炉子可能坐落于一个浅坑之上，上面有经过黏土密封的砖砌炉体，配备了陶管让空气进入炉床。有些炉子可能配有一个皮革风箱来鼓风，大多数则是利用盛行风进行自然通风。熔炼出的铁是一种具有延展性的材料，可能比锻造良好的青铜更为柔软。但铁可以通过回火和碳化转变为不同等级的钢，做法是在木炭上反复加热后置于空气中冷却，或在水中淬火并进一步加热后渗碳。可能是钢铁的易于生产，而不是锡的严重缺乏，改变了技术革命的方向。其结果是武器的大规模生产，但更重要的则是各种用于耕作、伐木以及铁器深加工的工具的诞生。在切割、挖掘、锯切和敲击的过程中，人类应对自然和物质世界的力量显著增强。

　　钢铁是铜匠们在生产实践中发现的一种罕见的化合物，在整个青铜时代，其制品偶尔作为稀有的装饰品出现。铁的规模化生产显然首先始于塞浦路斯，有证据表明在公元前1200年以后，当地自制铁的产量激增。铁饰品和武器，也许还有工具，都从塞浦路斯流传开来。小规模生产也在扩散，但直到公元前9世纪，铁的生产才得以在地中海东部广泛传播。迄今为止在大陆上发现的最古老的铁块，其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700年。

　　制铁不仅需要铁矿石，还需要采伐大量木材用来制作木炭。铁矿和硬木森林的资源组合成为经济存续的决定性因素。大约在公元前500年，埃及地区才开始使用铁器。其所在区域（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历史悠久但缺乏矿藏和森林，造成了古文明的衰落。埃及从未真正从公元前11世纪新王国时期的崩溃中恢复过来，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权力从尼罗河下游转移到努比亚库施王国（Nubian Kushite Kingdom），该王国从南部统治着埃及，直到公元前760年遭遇亚述人的入侵。努比亚人向南退却，在公元前600年前后建立了麦罗埃（Meroe）王国。尼罗河上游和阿特巴拉河（Atbara）交汇处的地利带来了大量矿石和木材，造就了麦罗埃王国铁器生产的数百年声名。其他地区的铁器生产沿萨赫勒（Sahel）北部森林边界在非洲扩展，东至大湖区的大裂谷（公元前600年），西至尼日尔河（Niger River）畔诺克文化（Nok culture）地区（公元前500年）。它由此继续向南传播到居住在森林里的喀麦隆班图人（Bantu people）当中，这些人又通过大迁徙将制铁工艺带到东部和南部。印度可能独立发明了铁器生产工艺。随着印度雅利安人的东迁，铁器生产于公元前1000年在恒河流域兴盛起来，导致了大量原始森林的毁灭。在印度南方森林地区制铁业也存在独立的发展。几乎同一时期，横跨欧亚大陆内陆的草原游牧部落似乎将铁器生产带到了东西两端。在东方，斯基泰人及其他游牧民族被认为将铁器带到中国新疆。中国的铁器生产在公元前8世纪开始起步，差不多就在这一时期游牧民族的骑兵进攻了周朝国都，迫使其迁到东方，对其政权造成了致命打击。接下来的春秋时期[1]，吴国这个小国的铁匠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开发了最早的高炉铸铁技术，这可能脱胎于中国的青铜铸造技术。早期的鼓风炉更高，矿石和木炭的排列更仔细，通过风箱吹出的压缩空气流动更快。这种高炉显著提升了铁的产量和品质，而它传播到欧洲则用了几乎2000年。

　　▲ 巴塞尔（Basle）的木刻版画（1566年）。画中展现了工人操作炼铁炉的场景。

　　在遥远的西方，草原游牧民族的影响持续扩展（可能不是通过直接迁徙的方式），著名的有色雷斯-辛梅里安（Thraco-Cimmerian）文化。与之相伴，制铁技术在公元前7世纪深入欧洲大陆，形成了考古学上所说的哈尔施塔特文化（不要同周期长达2000年的哈尔施塔特太阳活动极小期混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游牧民族在大陆两端产生影响的时期正是荷马太阳活动极小期，其间较低的温度给中亚带来了更多的降水。更多的雨水滋养了更多的马和土拨鼠。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7世纪，大陆边缘地带很可能迎来的不只是草原武士和铁器，还有瘟疫。

　　▲ 使用鼓风高炉炼铁的古代铁匠。

　　商业与帝国

　　与遍布的铁器生产一样，青铜时代王朝的崩溃逐渐导致了相对自主的贸易和商业的发展。当时的贸易遵循自己的逻辑，不再是霸权王朝指令下的经济，市场或许就是在这个时代诞生的。当然，商人们按照自己的规矩运输货物，达到自己的目的。鉴于敌人和海盗的威胁，这种贸易必须小心进行。当地短途运输陶器和金属商品的记录表明，日用品贸易满足了非精英普通家庭的需求。在铁器时代早期兴起的某些贸易中，骆驼商队不断壮大，往来于近东地区。此外，大部分贸易通过海运进行。贸易催生了小型自治政权的崛起，一些是准共和制的商业城邦，还有一些是小型王国。比如，黎凡特海岸和丘陵地带出现了腓尼基和非利士城邦、以色列王国、犹大王国、以东王国、摩押王国和亚扪王国。它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贸易中心，坐落在贸易路线上，连接埃及、爱琴海、美索不达米亚和阿拉伯半岛。以东王国控制着从也门经阿拉伯半岛向北流通的高利润的香料贸易。腓尼基人和新兴的希腊城邦以及爱琴海人控制着跨地中海贸易。长距离海运贸易刺激了殖民地的建立。公元前8世纪，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在地中海沿岸开拓殖民地，并加快同化当地人。这些殖民地散落在北非沿岸的迦太基（今天的突尼斯）地区、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和撒丁岛。意大利北部的伊特鲁里亚人（Etruscan）则源自安纳托利亚海岸的移民。贸易从这些沿海飞地深入遥远的内陆地区。热门商品从希腊和意大利向北流入欧洲大陆的武士文化所在地，以换取盐、铜、铁和马匹。迦太基的腓尼基人则穿越撒哈拉沙漠向南交易，换取盐和奴隶。

　　最终，这些贸易路线将旧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连接起来，形成我们所说的世界体系。在青铜时代晚期，波斯湾同印度河流域的城际贸易已初见端倪。在铁器时代早期，通过从阿拉伯到黎凡特的香料贸易，同样的贸易线在向北延伸。贸易的兴起推动了帝国掠夺性的复兴。新兴强国的军队日益壮大，拥有钢铁制造的新武器，还通过草原贸易获得了可在马上使用的复合弓。小型商业国家被迫加入新兴国家的朝贡体系。在东西两个方向，公元前1046年建立的周朝和公元前934年建立的新亚述帝国都采用了松散的朝贡帝国的组织形式，地方势力向新政权纳贡以保平安。到公元前8世纪晚期，新亚述帝国已经征服了从埃及经安纳托利亚中部到波斯湾的大片领土，不料却在草原游牧民族的进攻下崩溃了，后者是辛梅里安人（Cimmerian）与其不久前招降的米底人和巴比伦人结成的联盟。最终，在公元前480年前后，新亚述帝国的广阔疆域被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波斯人占领，该王朝统治着从黑海到印度河、从阿拉伯半岛到埃及的广大地区。

　　在波斯人的统治下，帝国的疆域开始进一步扩大。新亚述人曾控制的领土范围可与埃及和青铜时代晚期的大国商朝比肩。在公元前480年前后的鼎盛时期，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宣称其领土规模是之前的五倍。接下来几个世纪的一些大帝国，如塞琉古、巴克特里亚和帕提亚、印度的孔雀王朝、蒙古高原的匈奴，都宣称其拥有的领土规模是青铜时代晚期帝国的两倍。当然，那个时代最强大、最稳定的帝国是在公元前1千纪末期崛起的东西方新贵，即中国的秦帝国和后来的汉帝国，以及占据地中海广大地区的罗马帝国。经过残酷的征服，这些地区被有效地统治了几个世纪，它们倚靠的不仅仅是单一的朝贡体系。这些古典强国开创了官僚治理的初级形式，其中官吏等级体系保证了中央与地方的协调有序。

　　在美洲，由于缺乏马匹和金属熔炼，情势大为不同。但是在安第斯山脉和中美洲地区，从压力重重的公元前1千纪早期到全球古典时代，不难看出大致平行的发展序列。这些地方，厄尔尼诺现象造成的洪水和干旱的重压使更广泛的融合变得困难。但在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800年，安第斯山脉、中美洲和北美东部的人们都发展了所谓“互动圈”（interactian spheres），他们在广阔的土地上共享着相同的仪式和图形，这反映出一种基于不同层次的共同交换系统。

　　极端的厄尔尼诺现象盘踞在美洲科迪勒拉山系（Paci?c Cordillera）太平洋沿岸地区，带来了不稳定的降水和干旱，这使南美洲沿岸居民和不断进入内陆山谷的人群压力倍增。上述影响似乎在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700年达到了顶峰，当时超级厄尔尼诺现象造成了巨大的海滩脊，再加上高地的再冰川化以及海啸，剩余的沿海定居点被摧毁，人口锐减。安第斯山脉地区的复苏出现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的所谓“初期”（Early Horizon），在大型防护设施的保护下，人口得以增长。此背景下的酋长制社会相互竞争，一种更广泛的融合在强大的共同仪式文化中形成，这种文化被称为“查文”（Chavin），包括对超自然的美洲虎的崇拜。类似于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4世纪铜器时代美索不达米亚的互动圈，这些社会在干旱的气候条件下管理着复杂的灌溉系统，用成群的驮畜（美洲羊驼而非驴）运送货物，并用铜、银和金精心制作金属装饰品。查文文化与轴心时代的各种宗教也可以相提并论，后者孕育于铁器时代的旧世界社会。“查文互动圈”的影响在公元前400年至公元前200年的一段严重干旱时期达到顶峰，它为后来安第斯山脉的帝国提供了一个地理关联体系，其所跨越的地区为无法预测的干旱和洪水所困扰。

　　在中美洲，全球气候衰退的温和版本产生了重要影响，文化序列也惊人地相似。厄尔尼诺-南方涛动现象大概在公元前1500年扩大到这个地区，带来了降水模式的改变，使一些重要地区受益。以玉米为基础的园艺农业始于公元前1500年前后的“早期形成期”（Early Formative），它支撑了不断增长的村庄和人口，尤其是在中部高地和墨西哥湾沿岸。到公元前1200年，与查文文化大致同步，墨西哥湾沿岸的大奥尔梅克朝圣地开始为中美洲的大片地区带来宗教融合。在北美，哈尔施塔特太阳活动极小期的影响更为明显，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800年规模相对较大的晚期古代社会都走向衰落。当被称为“早期林地”（Early Woodland）的原始农业稳定下来时，一个范围极其广泛的互动圈也发展起来。它首先出现在阿登纳文化（Adena culture）中，然后是霍普韦尔文化（Hopewell culture）。这两种文化都有丧葬崇拜并从事着遍布整个北美东部的大范围贸易。

　　大约在公元前200年，随着厄尔尼诺效应的消退，新的地方政权在安第斯山脉地区出现，包括莫契（Moche）、纳斯卡（Nasca）和蒂瓦纳科（Tiwanaku）等不断扩张的军事国家。在中美洲，奥尔梅克文明在公元前600年开始衰落。就像中国和罗马在安第斯山脉的翻版，新兴的军事城邦[其中最重要的位于特奥蒂瓦坎（Teotihuacan）山谷]在公元前300年统治了墨西哥。同一时间，玛雅作为一个礼制国家出现在危地马拉佩滕低地（Petén lowlands）。

　　因此，至少从公元前200年至公元200年，逐渐改善且稳定的气候条件（气候适宜期）见证了相对较大且稳定的军事化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的巩固。中美洲和安第斯地区的国家回应积极但规模有限，旧世界则是群雄并起，包括中国的汉朝、印度的孔雀王朝与笈多王朝、波斯帝国、短暂的亚历山大帝国以及罗马帝国。

　　古典帝国建立在一个巨大的悖论之上：在边疆社会动用压倒性的军事力量之后，统治政权和臣民才有了稳定甚至有所改善的经济形势。帝国统治提供了某些预期和安全保障，这促进了人口的增长和集中。公元前100年前后，全世界超过80%的人口位于广阔的欧亚大陆核心地区，其中6500万人在中国，4500万人在印度，6000万人在西南亚和北非，3000万人在欧洲。在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数字可能要更少一些。大约1500万的美洲人口中可能有三分之二生活在安第斯山脉和中美洲的政治区内。大约1300万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中有三分之一或更多居住在非洲之角、苏丹和大萨赫勒地区、麦罗埃王国的继承者阿克苏姆王国（Aksum Kingdom）的领地，以及加纳帝国将要强化统治的地区。

　　旋转的机械力

　　如果我们把铜和青铜视作技术上的革命性转变——就像早期驯化带来的革命一样，那铁的发展和传播就类似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二级产品革命。动物和植物（尤其是羊、牛和果树），不仅仅是直接当作食物，还为了收获羊毛、牛奶和水果这些二级产品。正如新石器时代晚期见证了农业的全面发展，铁器时代见证了金属的全面使用，这些都是早期经济真正巩固的时代。在公元前1千纪，铁的传播（当然还包括特殊用途的钢），促成了当时的工业变革。

　　只要人类或动物仅靠肌肉直接做出诸如切割、劈砍、脱粒和牵引的动作，将自然资源转化为生存所需物质，人类改善物质条件的努力就会遇到真正和绝对的限制。青铜和铁这样的金属提升了肌肉在这些直接动作中的效率。不过，旋转动作的（间接）机制进一步提高了直接肌肉动作的效率，这个机制正是所有现代技术的基本原理。

　　如果说这一机制最早的用途是轮子，那么直到公元1世纪，旋转动力才扩展到运输用途以外。地中海东部地区最早出现持续发展的旋转动力，这是铁器时代晚期的创新。在被烘焙成面包之前，谷物必须被磨成面粉。从新石器时代开始，这个过程就包括在两块石头之间碾磨谷物，用手往复运动来推动上面的石头。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各式旋转式碾磨机在地中海各地区发展起来，用于碾磨谷物和压榨橄榄。有些是小型手动装置，即手推石磨；有些是像绞盘一样工作的大型装置，磨石装在密封箱里，连上一根轮轴，由一人或多人或一头驴来驱动。随着齿轮结构的灌溉设备的发展，旋转研磨机逐渐转变成水力研磨机，例如公元前240年前后在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工作的希腊化学者建造的“萨琪亚”（saqiya）水磨。公元前1世纪之前，立式水磨在安纳托利亚西部很常见，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它从那里传遍了罗马世界。到了3世纪，罗马城就有大型的碾磨机轰隆运转。同样，罗马人在1世纪初将水力矿石破碎锤应用于西班牙的矿山。这种机器的发明，起源于研磨谷物的脚踏倾斜锤和希腊式往复凸轮。

　　似乎直到5世纪，水力磨坊才在中国发展起来——这可能是中国从中亚希腊帝国[2]那里接触到了地中海地区的磨坊技术。尽管如此，汉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出现了创新，从根本上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公元前600年以后，定居农业取代刀耕火种建立起来。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里，休耕和施肥模式得到了发展。汉朝人发展出了弯曲的铸铁犁和马拉的播种器具，前者在国家兴建并控制的铸造厂里制造，后者用于在北方的皇家土地上种植小麦和小米，那里新实施的更为合理的耕作与种植制度，也推广到大地主阶级当中。大约在同一时间，手摇扬谷机在出产小麦和小米的北方被发明，用于将谷物与谷壳分离，它后来又传播到种植水稻的南方。新发明的更有效的胸带和颈圈使更多的马匹牵引力转化为有用的能量。这些发展都促进了中国农业生产力的提升。

　　在大陆的另一端，罗马帝国向南攻入突尼斯（以往迦太基人的领地），侵占了尼罗河畔广阔的产粮区，向北穿过高卢进入英格兰南部。但它的农业并没有随着扩张而得到大幅提升。该地区的关键创新是帝国的景观和建筑。罗马人建造了一个分布广泛、设计精良的道路系统，促进了整个帝国的快速交通。他们还建造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沟渠，将洁净的水输送到不断发展的城市之中。城市里满是宏伟的帝国建筑，例如帕特农神庙、罗马竞技场和罗马城市广场。桥梁、高架水渠和大型帝国建筑的修建都体现了罗马的主要创新，包括连续的分段拱门和混凝土，这使建筑历经2000年依然得以保存。如果没有铁器时代首创的钢锯和切割工具，没有希腊化学者的数学知识，这些建筑是不可能完成的。急性子的罗马人，据说是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本人，为了更快地获取信息，放弃了古代的记录方法和古抄本卷轴（一种装订好的书）。

　　▲ 由两块石头构成的用来研磨谷物的手推旋转石磨。旋转石磨减少了体力消耗，取代了数千年来在水平面上前后往复的研磨机械。

　　▲ 据推测，巴贝加尔（Barbagel）的磨坊由16架以上的水轮驱动。

　　▲ 位于英格兰兰开夏郡（Lancashire）布莱克斯通地区（Blackstone Edge）的典型罗马式道路，具有为排水而设计的鹅卵石路面，历经2000年依旧可以通行。

　　在更漫长的铁器时代，铁、钢和旋转机械都应被视为一场关键的能源革命的组成部分，推动了技术创新，使生活环境更宜居。当然，人类社会不断膨胀的人口很可能抵消新技术的经济优势。帝国臣民可能只是原地踏步，而不是勇往直前。前人骸骨中的证据也表明，古生物学家正在揭开一个关于不健康的生活环境的故事。总的来说，农业人口的生育率高于狩猎采集人口，但生活得不健康。气候逆转和国家社会阶级不平等的压力似乎又加重了负担。从新石器时代开始，骨骼的创伤反映出蛀牙、贫血和间歇性营养不良的比率在不断上升。

　　早在公元前500年，随着气候适宜期的到来，生活环境可能已经得到普遍改善。但是，实例表明罗马帝国时代成年意大利人的身高比铁器时代或后帝国时代要矮，而且比北欧的蛮族要矮得多，后者在人口密度较低的情况下饮食更好。尽管如此，帝国的政治安全意味着大面积饥荒相对较少出现，因为食物供应可以而且确实在帝国疆域内流通，缓解了当地的供应压力。

　　瘟疫与气候逆转：进入“黑暗时代”

　　在罗马世界，食物的流通主要依靠从尼罗河向北方运送谷物到意大利的大型船队。公元前30年，奥古斯都（Augustus）征服埃及引发了一种新的海上贸易，即运输来自印度的高价值货物。自青铜时代以来，埃及人就一直在红海进行贸易，当时一个松散的海上网络将印度河与阿拉伯半岛连接起来。公元前700年，印度和地中海之间的贸易经由穿越阿拉伯半岛的陆上香料之路得以恢复。该贸易此前曾由于印度高级文明的崩溃而中断，之后又慢慢被希腊和罗马沿阿拉伯海岸的海运破坏。罗马人对东方商品需求的增长为阿克苏姆王国的兴盛奠定了基础，它在尼罗河畔的库施王国衰落时期建立，位于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海岸地区。阿克苏姆人与阿拉伯南部海岸以及索马里蓬特地区港口的商人一起控制了来自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甚至中国的肉桂等香料的高利润贸易。

　　如果食物和奢侈品可以在帝国内流通，那么疾病也会流动。虽然瘟疫在罗马世界很常见，但有三次尤为突出，其影响可能和14世纪50年代的黑死病不相上下。第一次是安东尼瘟疫（Antonine Plague），它沿红海贸易路线传播，在公元165年袭击了原本相当稳定的帝国。这场瘟疫通常被认为由天花引起，肆虐长达15年之久，在结束前可能还杀死了马克·奥勒留（Marcus Aurelius），他是公元96年以来“罗马五贤帝”的最后一位。此后每隔25—30年，瘟疫就会袭击帝国的各个地区，比如公元200年在努比亚，公元232年在幼发拉底河地区的军队中，然后是公元251年出现在埃塞俄比亚的塞浦路斯瘟疫（Cyprian's Plague），它可能由出血热引发，再一次持续了15年。4世纪到5世纪已经有了地方性疫病的记录，它通常与战争紧密相连。公元542年暴发的查士丁尼瘟疫（Justinian's Plague）将改变欧亚大陆西部的面貌。它的暴发、消退与再暴发，持续了好几个世纪，直到9世纪才消退。它似乎也沿红海贸易网络传播。现在我们明白这是腺鼠疫，通过印度或伊朗丝绸贸易中的宿主传播，其遗传学上的起源地则在亚洲草原的中东部。

　　这些瘟疫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安东尼瘟疫似乎是罗马帝国环境在2世纪发生变化的最佳解释。埃及农村地区年度纳税人名册显示，在2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末，某些地区的人口损失高达70%至90%，这肯定破坏了农业生产。一系列年代久远的文件和手工艺品表明，2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罗马的经济活动、建筑工程、大理石生产，甚至造币业都可能出现了急剧的短暂衰退。西班牙的罗马银矿在这几年倒闭了，当然北非武士的突袭显然也是重要因素。罗马遗址中动物骨骼的数量大为减少，这说明饮食更差，而发现的船只残骸数量下降，也表明贸易萎缩。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的人口从2世纪晚期的高峰开始下降，直到中世纪才真正恢复。红色陶器是帝国疆域内使用最广泛的陶器类型，可以作为一个有用的判断标记。对非洲红色陶器分布的考古分析表明，随着公元250年塞浦路斯瘟疫的暴发，生产出现大面积凋零，进入了漫长的“3世纪危机”。公元165年至公元400年，地中海地区的人口可能减少了三分之一。

　　直到6世纪，气候才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关键因素。它大体上维持了400年以来的气候表现，即北半球温暖，亚洲夏季风强劲，太平洋海域的厄尔尼诺现象稳定。公元9年出现了短暂而剧烈的季风逆转，同期西汉政权被推翻。但很快东汉重新获得上天眷顾并继续统治中国，直到公元220年另一场更持久的气候逆转导致了它的最终灭亡，并由此开启了长达四个世纪的战争与分裂的时代。公元200年前后，北半球温度确实开始有些许下降，但全球系统直到公元400年以后才决定性地转向“黑暗时代”（我们现在称之为“古代晚期小冰期”）的气候机制，那时大规模的火山爆发不断，并在大约公元650年至公元700年出现了汪达尔太阳活动极小期。这种趋向更冷的全球机制的特点是北大西洋海冰不断扩张；地中海可能还有中亚地区的冬季降水增多；厄尔尼诺-南方涛动系统转向更强的厄尔尼诺模式，它削弱了从东非到印度和中国的夏季风，并给美洲带来更多的雨水和不稳定的严重干旱。如果古代晚期这一持续了近500年的全球体系会趋向寒冷，那西伯利亚高压就不会像青铜时代末期那样进入极端模式，也不会在现代小冰期早期再次反复。因此，这是一次“温和”的半周期性气候衰弱，将于公元400年前后结束的古典时代气候适宜期同公元900年后的中世纪气候适宜期分割开来。

　　随着全球气候形势变得更加严峻，亚洲草原的生态和居民再次成为欧亚历史的决定性因素。古典时代气候适宜期里北方气候温暖，草原并没有对欧亚大陆的边缘社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中国，秦朝曾有过短暂统治（政权后来归于汉朝），它阻挡了北方的匈奴，并下令大规模修筑长城。但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这些努力失败了，来自北方的游牧部落带来了战争、饥荒和瘟疫。他们还迫使大量汉族人离开北方，进入长江流域，不得不在那里从传统的小麦和小米农业转向在潮湿的稻田里种植水稻。同样，在大陆的另一端，境外蛮族从4世纪开始向罗马帝国逼近，并在一个世纪内控制了西欧的大部分领土。公元350年至公元370年毁灭性的草原干旱正是这些入侵的诱因。匈人也是如此，阿提拉率领他们在4世纪离开草原，宣称拥有从里海到德国的领土。被蒙古高原的游牧帝国柔然驱逐的阿瓦尔人，在6世纪60年代到来并在东欧和安纳托利亚之间建立了一个汗国。众多讲突厥语的民族也都参与了这一扩张运动，并于650年在里海以东建立了一个汗国。

　　6世纪开始的这类入侵活动，很可能是由更寒冷的北方气候和草原上更大的降水量促成的，这为他们的马提供了草料。中亚草原如此高的湿度可能很好地解释了瘟疫的再次出现，它在542年侵袭了地中海地区，并可能对中国产生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影响。在地中海地区，查士丁尼瘟疫导致了欧亚大陆边缘地区人口锐减。到400年，中国人口减半，印度人口损失了三分之一。到700年，西南亚、埃及和欧洲丧失了一半人口。200年至500年，旧世界的核心人口数量从2.11亿人下降到1.47亿人，世界人口占比从82%下降到71%。

　　严峻的气候形势也打击了美洲科迪勒拉山系地区的人类社会。随着亚洲季风的消退，降水向东移过太平洋，所有证据都表明400年至1000年存在一系列极强的降水。这一黑暗的厄尔尼诺时代的开启导致了两个早期秘鲁中等发达文化的解体，即莫契文化和纳斯卡文化。它们在公元前200年前后出现，在6世纪早期由于超级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洪水和严重干旱而终结。大致在同一时间，强大的城市国家也因干旱袭击墨西哥高地而毁灭。随着莫契和纳斯卡的衰亡，“中期视野”（Middle Horizon）的新文化出现了，它采用新的定居和生存战略，以应对不稳定的厄尔尼诺时期的挑战。位于南部高地的瓦里人修建了大规模灌溉系统，从高海拔的水源中取水；位于高海拔的“的的喀喀湖”（Lake Titicaca）地区的蒂瓦纳科文化，在湖中独特的凸起河**种植作物。这两个帝国以聚集的城市为中心，延续了几百年。在尤卡坦半岛，前古典期玛雅文化在形势相对稳定的古典时代气候适宜期里发展了几个世纪。直到200年前后，一系列严重的干旱来临，聚居点被大量遗弃。古典期玛雅文化发展了300多年，直到6世纪80年代又一场遗弃的发生[所谓“玛雅间断”（Mayan hiatus）]。它当时所遭遇的旱灾也同样摧毁了墨西哥特奥蒂瓦坎王国以及秘鲁的莫契文化和纳斯卡文化。

　　在地中海地区，古代世界的崩溃对环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瘟疫导致的人口减少更甚于严冬降水的加剧。在罗马时代，不断增长的人口已经扩散到边疆地区，他们在山地开辟梯田，精心耕作。随着查士丁尼瘟疫造成大量农民死亡，无人照料的山坡梯田在冬季暴雨的重压下垮塌，破坏了前几个世纪的农业进步，引发了又一轮土壤侵蚀。山坡梯田被损毁后，幸存者也离开了。在罗马的意大利地区，农业人口密集分布在低地和高地。随着古代晚期战争的肆虐，人们放弃了低地的城镇和住所，像铁器时代早期那样，挤进筑有围墙的山区村落。

　　吊诡的是，幸存者中的许多人比他们古典时代的祖先过得更好。更少的人口意味着平均每人拥有更多的资源，帝国贸易的崩溃也使致命瘟疫传播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如果以成年人的身高来衡量，人口减少有益于日常健康。虽然没有全球数据，但欧洲人的身高证据相当惊人。那些在瘟疫的打击下幸存，并适应了日渐寒冷的气候和帝国结构的解体的人，比他们的祖先更加高大。各种研究结果表明，相比帝国时代，生活在6世纪的欧洲人的身高要高出2—2.5厘米。尽管这些身高数据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有所下降，但它们仍然高于罗马时代的平均水平，并且在中世纪气候适宜期的前两个世纪（11世纪和12世纪）常常有所上升。通过对牙齿缺失、哈里斯线（童年饥饿程度的标志）以及龋齿（蛀牙）的测量，当时英国人的骨骸情况表明，后罗马时代的人不仅更高，而且更健康。值得注意的是，丹麦维京人的身高下降了，那里的人口增长、内部阶层分化、远程袭击和贸易可能是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流行的解释是：只要摆脱了帝国时代的拥挤、不平等和疾病，欧洲人的健康状况就会有所改善。

　　黑暗时代的转变、竞争与危机（公元400年至公元950年）

　　古代世界末期，或者我们现在所说的更广泛的古代晚期，见证了强大的新宗教的崛起。基督教是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的一个激进教派，随着瘟疫的暴发而传播。新宗教对兄弟情谊和慈善的强调很可能是其存续和招募信徒的手段。380年，即野蛮的哥特人在哈德良堡（Adrianople）战役中击败罗马军队两年后，基督教被确立为帝国国教。伊斯兰教出现于阿拉伯地区，时间大概是寒冷的古代晚期气候机制开始后200年。在6世纪后期，随着可能是536年火山爆发带来的严冬及其后续气候动**，以及542年查士丁尼瘟疫的暴发，罗马帝国的权威更加急剧地瓦解。大约570年，先知穆罕默德诞生，在610年前后接受神启，并于622年逃到麦地那，在那里创立出一种新的世界宗教。

　　短短五十年间，伊斯兰教已经从阿拉伯半岛东部穿过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向北进入安纳托利亚，向西传播到埃及和北非海岸。到750年，它从西班牙传到信德（Sind），并进入干旱的南部草原地带。古代晚期的气候模式似乎有助于伊斯兰教的兴起和传播。6世纪和7世纪的灾难性洪水，加上查士丁尼瘟疫的持续影响，无疑削弱了拜占庭这个罗马帝国继承者的抵抗力。另外，西南亚、北非海岸和波斯继续受益于大西洋冬季西风带强劲的南风气流，获得了相对较多的降水。这种气候模式很可能为阿拉伯-伊斯兰教领地内崛起的大城市奠定了农业基础。它也可能塑造了西非萨赫勒地区加纳王国的命运。当加纳王国最终被伊斯兰武力征服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同期当地中等强度降水量的起落，年降水量低点时450毫米，高峰时则达到1050—1100毫米/年。

　　新皈依基督教的欧洲遭受着苦难。外敌入侵的时代很久以前就开始了，哥特人、阿兰人和匈人从东方草原接踵而至。711年，倭马亚王朝的穆斯林战士横扫西班牙，夺取了哥特国王统治的城市。尽管他们在732年的图尔（Tours）战役中被法兰克人阻挡，但外敌入侵的威胁持久存在，并因维京人的崛起而加剧。维京人从793年开始袭击北欧海岸，之后其袭击持续了两百余年。在这几个世纪里，加洛林王朝的法兰克人声称曾短暂地恢复了罗马帝国的权威。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是732年图尔战役的统帅，他的孙子查理曼（Charlemagne）在800年被教皇加冕为皇帝。在古代晚期气候体制逐渐加强的压力下，加洛林王朝的法律改革以及对天主教会的支持将为未来几个世纪的重要发展奠定基础。

　　8世纪60年代至10世纪40年代，上述压力在欧洲表现为一系列严冬和极端多雨的夏季，这似乎是由一系列严重的火山爆发直接造成的。最引人注目的是在9世纪的820年至845年以及867年至874年，伴随着加洛林王朝的日渐衰败，恶劣的天气影响了人类和动物，造成了一系列的饥荒和物资短缺。这些饥荒伴随着两场牛瘟大流行。这期间，欧洲牛群中暴发的疫病似乎也蔓延到人类身上，之后在公元1000年前后出现了现代形式的麻疹。

　　黑暗时代晚期，太平洋两岸地区也发生了与欧洲类似的事件。900年玛雅人的最终转变就是这种更广泛的全球性事件的代表。7世纪，玛雅人重新建立等级制度来应对黑暗时代的干旱环境。他们建造有神庙的城市来布置复杂的水务管理系统，把神庙修在高处，并利用邻近的采石场和潟湖来收集雨季的降水。然而从长远来看，玛雅的农业实践和人口增长可能是无法持续的，当危机到来时，他们还是受制于外部的气候条件。历经复苏以及持续两百年的进一步扩张之后，玛雅城市面临着一轮始于760年的严重干旱。大约一百五十年后，大型的低地城市都彻底瓦解。这种不断加剧的干旱与厄尔尼诺现象引起的洪水和干旱的波动有关，该现象在安第斯山脉地区不断恶化。公元800年后，瓦里帝国分崩离析，蒂瓦纳科也在公元1100年前后步其后尘。确切地说，玛雅人可能并没有消失；相反，城市文明的各中心在高地得以存续，在尤卡坦半岛沿海地区，也有人转向以贸易为主导的经济。

　　与此同时，类似的事件也在大洋彼岸的中国上演。220年至589年，随着汉朝的覆灭，相互角逐的势力都挣扎于一个气候寒冷且不稳定的分裂时期。最终隋朝统一了中国，之后又在618年被唐朝取代。夏季风记录显示，整个分裂时期季风比较温和，但在550年前后日益加强。589年至617年的隋朝虽然短暂但意义重大，它自汉朝以来第一次统一中国。它赶上了强盛季风期的尾巴，王朝末年遭遇了一系列的洪水，引发了颠覆政权的叛乱。唐朝存在于617年[3]至907年，这几乎同玛雅的后古典期以及秘鲁的瓦里和蒂瓦纳科的鼎盛时期相吻合。在其政权的头一百年里，唐朝成功地统治了一个统一且不断扩张的中国。在8世纪早期（大致在710年至730年），唐朝政权遭遇了洪水、干旱和蝗灾的反复侵袭。与此同时，它卷入了西部边境的战争。这些边境战争耗损了唐朝的资源，削弱了其权威，并最终引发了755年至763年致命的安史之乱。叛乱的最后几年，可能经由叛军从游牧草原传入的黑死病席卷了中国南部沿海的广大地区，造成人口大幅减少。由于叛乱的打击、中央权威的瓦解以及瘟疫的影响，唐朝衰弱了大约一个世纪，最终在907年灭亡。正是持续50年的强劲冬季风和孱弱的夏季风，以及30年的夏季气温骤降带来了干旱、洪水、蝗灾和饥荒，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叛乱。

　　全球气候变暖：进入中世纪（公元950年至公元1260年）

　　950年前后，造就黑暗时代的气候条件开始消退。北半球温度急剧上升，出现了持续五十年的太阳活动极大期，黑暗时代的火山爆发也停止了。温度在一个半世纪内达到顶峰，它是自古典时代太阳活动极大期以来的最高温度，也是20世纪前的最高温度。整个全球气候系统因温度变化而变化：冬季西风得到加强，并从南欧移向北欧，浮冰因此从北大西洋消退；使印度和中国变得湿润的夏季风也得到恢复。同样，南半球的西风带向南极移动，使潮湿的空气从印度洋吹向非洲东部和南部的沿海地区。所有这些转变将支撑北欧、印度和中国以及东南亚地区的繁荣。但是世界其他地方却没有这么幸运。在太平洋对岸，美洲被拉尼娜现象引发的严重干旱笼罩。1100年至1250年，从加利福尼亚到密西西比河河谷的广大地区都遭遇了特大旱灾。此外，干旱也侵袭了非洲萨赫勒地区。在埃及，尼罗河遭遇自930年开始的历史最低水位而无法泛滥。随着冬季西风向北移动，地中海的大部分地区变得更加干燥。中亚地区也是如此，那里经历了14世纪初以前最严重的干旱。因此，这段时期曾被称为“中世纪暖期”；现在的说法更加中性，称其为“中世纪气候异常期”。

　　雨水稀少的地方遭遇了艰难时期。在中美洲，权力分散在各式各样的地方势力中，他们也许是通过所谓羽蛇神宗教崇拜联合在一起，这种石雕神像被广泛传播。安第斯山脉沿线，随着干旱的加剧，较大的政治势力的控制范围逐渐缩小，奇穆（Chimu）这个新兴的沿海群体则是个例外，它以其太平洋沿岸的远海贸易而闻名。北美持续的干旱造就了原始国家形成的紧密聚合期。在西南部的高原地区和密西西比河中游地区，随着900年温暖干燥条件的显现，出现了大量以种植玉米为生的村庄。在密西西比河以东，则是“晚期林地”（Late Woodland）时期的人群。强有力且具有强制性的社会等级制度迅速出现在所谓密西西比文化中。西南部的查科峡谷（Chaco Canyon），以及俄亥俄河与密西西比河交汇处的卡霍基亚（Cahokia）城邦是周边地区的重要中心。13世纪中叶，在中世纪拉尼娜现象导致的干旱达到顶峰时，这两个地区及其各自的中心都明显衰落。在西南部，1120年至1150年是特大旱灾的第一阶段，它使查科的宗教仪式中心被遗弃。1250年前后，在持续干旱的影响下，古普韦布洛人（Pueblo）聚集在弗德台地（Mesa Verde）为防御而建造的大型悬崖城镇，之后在1300年前后他们突然放弃了高原地带，前往格兰德河谷（Rio Grande Valley）。在密西西比河流域，1100年至1245年，干旱以一系列逐步加强的波动形式出现，使卡霍基亚的人口从1075年至公元1100年的顶峰时期开始逐渐减少。1140年，第一次真正致命的干旱来袭，迫使伊利诺伊（Illinois）的卡霍基亚人抛弃赖以生存的草原农业社区。1140年至1150年的干旱以及1245年连续的三场干旱，每次暴发都恰好伴随着防御工事的修建，这表明战争和掠夺性的难民群体的反复出现。1350年，卡霍基亚完全解体了。类似地，干旱似乎也引发了1250年至1375年在南部修建土丘的密西西比小型政权的各种遗弃行为。

　　在中东地区，强盛的伊斯兰教的中心地带也受到气候变化的严重影响。尼罗河的断流以及冬季西风的北移给地中海东部社会带来了灾难。严重的干旱始于950年前后，尤其集中暴发于1020年至1070年，这正好是欧洲从寒冷的古代晚期复苏的时期。埃及的歉收之后，是从意大利南部到伊拉克的严寒干旱，然后是伊朗和巴格达农业与政权的瓦解。在这些地方，城市被削弱，土地被遗弃，游牧民族不断入侵。旱灾期间，埃及发生了灾难性的饥荒，10世纪60年代、11世纪20年代以及1200年前后出现的地震和瘟疫则雪上加霜。

　　然而，在其他地方，中世纪却是复苏、繁荣和扩张的时代。中世纪多变的气候体制对人类的影响，也许可以从人口的角度得到最好的描述。700年，全球人口数量可能是2亿人，这也是黑暗时代的低点。位于古老欧亚大陆核心区的中国、印度、中东和北非加上欧洲，尽管人口数量已大大减少，但仍旧囊括了世界人口的绝大部分，占比达到75%。到了100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也已经加入上述名单中。但在接下来的两百年里，进入中世纪气候体制后，中东和北非的人口减少，而中国、印度、欧洲、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及东南亚的人口则得到复苏甚至在短时间内翻倍，总数达到4亿人，几乎占到世界人口的80%。

　　人口的增长得益于新的气候体制。大约在公元1200年以后，印度的人口得到迅猛增长。加强的季风延长了古典时代印度教和佛教王国的存续时间，尤其是在印度南部，更为强劲的季风支撑着干旱的内陆地区的农业扩张。到1000年，印度南部王国的商人同孟加拉湾新兴的复杂社会进行了频繁的贸易。在东南亚，中世纪强季风促成了一个平行发展的繁荣期，促进了该地区国家政治的初期发展，包括缅甸的蒲甘（Pagan）、柬埔寨的高棉（Khmer）、越南中部海岸的占城（Champa）以及越南北部红河流域的李朝和陈朝。同样，潮湿的热带东风气流为非洲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带来了夏季降水，使从事印度洋贸易的斯瓦希里（Swahili）海岸地带的新兴城市国家受益，以牧牛和炼铁为主要经济方式的班图人穿过内陆，并建立了原始国家，类似的政权形式在今天的津巴布韦仍有遗存。在西非，位于已崩溃的加纳帝国中心地带的西面，以冈比亚河和塞内加尔河流域为核心的马里帝国，控制着黄金贸易，贸易路线从森林地区穿过沙漠再向北到达摩洛哥以及更远的地中海世界。

　　▲ 柬埔寨的吴哥窟是世界上最大的寺庙，由苏利耶跋摩二世（Suryavaram Ⅱ）建于12世纪。

　　最大规模的扩张发生在中国和欧洲。700年至1000年，温暖的气温和规律的降水帮助伊斯兰世界发展成欧亚大陆西部最有活力的地区，这一气候条件现在开始移向欧洲。当欧洲的人口翻了一番，从3600万人增加到7900万人时，中东和北非的人口却从4200万人下降到2900万人。欧洲人口的增长依赖于蓬勃发展的贸易和得到改进的农业。欧洲的复兴可以追溯到9世纪，当时与伊斯兰教治下地中海地区的贸易发轫。到了11世纪，随着市镇的出现，这种贸易有了内部和外部的动力，商人阶层在商业领域内部的运作，受到确认财产关系的新法典的保护。扩张的农业从干燥的高地转移到肥沃潮湿的河谷中，古老的轻型浅耕犁被一种新的重型轮式犁取代，这种犁最初由成群的牛牵引，后来逐渐转由更快且更强壮的马来牵引。轭式马具最早由中国发明，比起古代和罗马时期的胸带马具，它效率更高，不会让马在负重时呼吸不畅。尽管欧洲由一群相互竞争的王国构成，但天主教会提供了一个整合的制度框架，拉丁语则作为一种共同的上层语言推动了手抄书籍的大规模出版以及大学在全欧地区的崛起。教会的共同思想和制度结构得到教义的加强，由此形成的普遍的“上帝治世”（Pax Christiana），使中世纪的大型商业博览会得以繁荣发展，并推动了连接佛兰德、法国和意大利的远距离贸易圈的运行。教会本身也是一个经济行为体，它资助修建了很多石质结构的大型教堂、大型修道院和大学。由于建筑业对钢铁的需求，教会在冶金业也发挥了作用，西多会修士（Cistercian）尤其以金属加工而闻名。不过，尽管在各领域都取得了进步，欧洲在炼铁方面仍然使用铁器时代早期的熔炉，直到15世纪末鼓风高炉才在欧洲全面出现；碾磨技术也基本上仍停留在罗马时代的水平。

　　▲ 图中展现的戴着轭头的牛拉犁耕作的场景，说明了《旧约·诗篇》第93篇中经常被误译的一段文字：“假装说话行事的你，岂可依附于罪恶的宝座？”（Shalt thou cleave tothe throne of iniquity, thou who feignest work in thy speech ）[4]

　　宋代中国（960—1279年）的故事更加引人注目。1000年至1200年，中国的人口增加了一倍多，从5600万人增加到1.28亿人，城市居民数以百万计。这一爆炸性增长得益于持续两个世纪的温暖气候和强劲的夏季风，以及一场短暂的经济改革。宋朝支持创新和商业化。政府开放了七个新的港口与日本和东南亚展开贸易，并大量铸造货币来发展商业。通过应用新的工具和方法、种植新品种作物以及大规模投资灌溉设施，水稻生产提升到每年收获两季甚至三季。用于商业贸易和战争的铁器生产也出现革命性的变革，产量增长了12倍。铁器生产的扩大导致了中国北方木材供应的危机。4世纪以来，煤炭一直被少量使用，但在1050年至1126年，它成为中国北方主要的日用和工业燃料。宋朝在经济领域的创新无处不在，包括造纸、印刷、火药和最早的纺织机械。通过海上和陆上贸易，宋朝在中世纪掌控了一个新兴的世界体系，该体系向西[5]覆盖了中亚和印度。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认为，中国在宋朝的经济革命“打破了世界历史的关键平衡”，使之朝着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并走向实力和势力范围的顶峰。

　　▲ 沙特尔大教堂。在12世纪和13世纪，教堂数量成倍增加，被异教徒视作神圣的森林被砍伐，在教会赞助的巨大工程中用作椽子和脚手架。

　　小冰期、黑死病及哈尔施塔特太阳活动极小期的回归（公元1260年至公元1350年）

　　由古到今的振**再次造成了损害。全面左右中世纪全球社会的气候体制在13世纪开始逆转，小冰期的初始阶段由此一直延续到18世纪初。恰巧1258年埃尔奇琼（El Chichón）火山大爆发，13世纪60年代以六十年为一周期的沃尔夫太阳活动极小期突然来临，这似乎都是促使新气候体制到来的契机。沃尔夫太阳活动极小期位列三大主要太阳活动极小期之首，它们共同构成了更大的哈尔施塔特太阳活动极小期，青铜时代危机以来它还未出现过。在小冰期的高峰，北大西洋的浮冰继续蔓延，亚洲季风逐渐减弱，卷土重来的强厄尔尼诺现象又给美洲海岸带来降水。北方的冬季西风南移，再次给地中海地区带来了强降水，也给干燥的欧亚大草原带来了水汽。随着冬季西伯利亚高压的加强，北方的气温急剧下降，在16世纪60年代到17世纪90年代降到最低点。13世纪70年代到14世纪50年代的短暂时期里，小冰期的初始阶段给欧洲带来了不稳定的潮湿夏季。

　　这些不断变化的气候模式也再次对人类社会产生了不同影响。印度南部的印度教王国以及横跨东南亚的新国家，都面临南亚季风减弱的情况。在美洲，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降水增多可能促成了两大帝国的崛起，分别是墨西哥的阿兹特克帝国和安第斯山脉的印加帝国。在欧洲，人口的爆炸性增长已经对有机经济造成了压力，穷人的饮食和健康状况不断恶化就是明证。13世纪末的潮湿夏季引发了加洛林时代的最后一次灾难。自13世纪80年代开始，绵羊饱受疥疮、肝吸虫和家畜传染病的折磨，庄稼也出现歉收。1315年至1321年，过多的降水导致了遍及欧洲大陆的饥荒。紧随其后的一场牛瘟又造成欧洲牛的数量减半。

　　▲ 《旧约·创世记》第11章第4节[6]：“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巴别塔象征了人类的傲慢，也代表了人类对生态灾难的一种反应。据《圣经》记载，洪水过后，巴别塔的建造者在巴比伦找到一个地方定居下来。

　　中国的危机更具灾难性，其爆发原因包括气候因素和草原游牧民族的长久威胁。这场危机分为三个阶段。最初，12世纪20年代末，宋朝的北方领土遭遇突然袭击，落入女真人的手中。九十年后，1214年至1215年，成吉思汗领导的蒙古人入侵了中国北部。宋朝在南方地区继续发展经济，最终于1279年被蒙古人征服。严寒时期的暴力征服造成了大规模死亡。蒙古人对中国北方的征服极具破坏性，农民被屠杀或被迫在战场上充当炮灰，粮食生产被中断，瘟疫估计也造成了损失。中国北方的人口从1195年的5000万人下降至1235年的850万人。总的来说，中国总人口从1200年高峰期的1.28亿人减少到1400年的7000万人。女真人和蒙古人的入侵似乎都发生在特殊的气候节点，当时中国的冬季寒冷干燥，同时期北方草原短暂的夏季温暖而多雨。

　　成吉思汗和他的儿子们锻造了一个强大的、组织严密的军事机器，这些优势很好地解释了为何蒙古人能够如此神速而强势地向西穿过仍旧异常干旱的中亚地区。当成吉思汗在1227年去世时，他们已经抵达里海，并于1241年摧毁了基辅罗斯，挺进到中欧地区的边缘。1258年，他们占领并洗劫了伊斯兰阿拔斯王朝的首都巴格达。13世纪80年代，四大汗国控制了从黑海到波斯再到中国南部的欧亚大陆广大地区。草原再次吞噬了旧世界文明两个主要的中心地带。

　　从14世纪40年代开始，蒙古人对欧亚大陆的征服将对整个旧世界产生毁灭性的影响。它已经同欧洲和伊斯兰教产生了竞争和冲突。在中世纪中期，基督教欧洲将注意力投向黎凡特地区。1096年，应保卫拜占庭并对抗突厥人的号召，十字军进军到耶路撒冷，并越过它在安纳托利亚南部建立了一批小国家。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Genoese）带领欧洲商人从这里出发，向东到达印度海岸，获取香料和丝绸，从而展开利润丰厚又令人着迷的贸易。随着形势逆转，这些国家中的最后一个在1291年被马穆鲁克摧毁。此前的三十年里，随着越来越多通往东方的海上路线被切断，这些商人转移到金帐汗国（Golden Horde）边缘的黑海北部沿岸地区，以拦截从东方经陆路向西的贸易。

　　旧世界瘟疫的暴发与大草原的气候条件密切相关。雨水为运输游牧军队的马匹提供了草料，也为鼠疫杆菌的滋生提供了温床。在经历了炎热的中世纪之后，冬季的雨水开始回到大草原上，在13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还是轻微和断续的，之后的14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则更加明显，伴随着小冰期气候机制的影响，还会发生一些剧烈的波动。瘟疫大约在1331年袭击中国，也可能在1338年至1339年袭击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Issyk-Kul）地区的市镇。遗传学研究表明，瘟疫源自丝绸之路的东端，差不多刚好在吉尔吉斯斯坦和黄海的中点处，即青藏高原。1346年的一场小规模冲突后，金帐汗国包围了黑海北岸克里米亚（Crimea）半岛港口城市卡法（Kaffa）的热那亚商人。1347—1348年，逃离卡法的船只将黑死病带到地中海东部港口。仅仅两年，欧洲和中东地区就有多达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这场瘟疫还越过撒哈拉沙漠蔓延到西非海岸。

　　小冰期的开始和黑死病的蔓延标志着一个循环以灾难性衰退作为结局，这个循环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青铜时代结束时期，甚至更早。这种振**模式的全球性和一致性来自全球气候史上反复重现的模式。从青铜时代危机到铁器时代危机再到小冰期，温暖的古代和中世纪被黑暗时代分隔，这些都印证了以两千两百年为单位的哈尔施塔特太阳活动周期。在旧世界，特别是欧亚大陆广大地区，这些更温暖和更寒冷时期的影响因那些曾经形塑了内陆大草原的干湿条件而加剧。

　　人类可以调动有限的资源来对抗强大的自然力。他们的遗骸讲述了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在这两千年里，人类的健康状况不佳，无法发挥潜力，寿命也很短。旧世界的冶金业转向以炼铁为基础，这是整个时代最重大的技术变革。对绝大多数人而言，生活条件的根本变革还需等待科学革命。但随着自然波动以及文化和制度实践的每一次转变，一代又一代人都为未来奠定了基础。

　　▲ 5.1 第五章中出现的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