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走进变暖的世界

　　马丁·琼斯

　　随着当前的温暖期（或“间冰期”）的开始，世界范围内的冰盖已经明显消退，人类祖先的全球之旅已经到达南极洲以外的所有大陆。在每一块人类定居的大陆上，都有一些群体将开启与自然的全新交流，这会发生在世界的几个不同地区。这种新的交流将包括与我们赖以生存的食物链中的动植物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例如通常与狗结成伙伴关系，一同进行全球旅程。在不同的地方，这些关联对象还包括一系列开花植物、不同种类的食草哺乳动物，偶尔还有鸟类。这种新的生态学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环境，以至于几代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已经在食物采集和食物生产的世界之间划清了界限：一个是狩猎、采集和觅食的世界，一个是农业的世界。

　　关于前者向后者的转变有很多争论。有人认为，它们之间有某种不可避免的联系，所有社会都发现自己处于一条发展道路上的不同位置。其他人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来看待这种转变，探索导致革命性变化与积极传播新观念和新战略的条件和环境，而不是某种稳步线性的进化。这两种方法本身都难以完全解释这一转变。

　　▲ 3.1 尼古拉·瓦维洛夫的“多样性中心”（注：假定的驯化作物起源地。）

　　渐进式进化的解释面临的问题在于，转变为何如此之晚。我们这个物种大约有20万年的历史，展示出所有的现代认知属性也至少有8万年之久。在农业出现之前的时代，人类适应了世界各地多样的气候、地理和生态环境，这些环境在一系列极端环境之间波动。后续年代有什么特别之处，有哪些新挑战导致了如此激进的变化？这些问题促进了考古学的实地调查，最初主要集中在西南亚和中美洲，随后是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这些调查项目为与特定地区和特定时间有关的解释提供了一系列证据。这些地方人类定居性质和方式的深刻变化表明，“革命”能够也确实传播了新的生活方式和习俗。新观念似乎可以解释大部分证据。然而，同样的证据在少数地区解释不通。转变显然在彼此相隔遥远的多个中心，以符合全球进化进程的方式重复发生。

　　因此，许多当前的解释将转变的革命性和进化性相结合，同环境波动、文化和人口的反应等主题一起探讨。此类叙述所依据的证据也发生了变化。最早的解释基于发掘出的手工艺品、打猎用的箭和矛尖、用于研磨的石头以及烹饪用的锅等。在探查人类食物的过程中，动植物残骸也及时补充了数据。最近有翔实的证据表明，在我们与自然的交流中，遗传转化是这一根本转变的核心。

　　过渡时期中的环境背景也更容易被理解。它在不同年代发生于不同地区，但在所有情况下都在“新仙女木时期”之后，即1.29万年至1.17万年前影响北半球大部分地区的一次急剧降温后，一系列长期的重大气候波动由此结束，我们称之为“全新世”的温暖时期开始了。此前几千年剧烈的温度波动已经威胁到许多大型生物的生存，尤其是大型陆生脊椎动物。在此期间它们当中有不少走向了灭绝，人类也不例外。在之前的间冰期，人类在世界上至少有五个分支。到1万年前，只有一支幸存下来，没有步其近亲的后尘走向灭绝，反而走向兴旺。在一个变暖的世界里，智人比它的任何前辈和表亲都扩散得更加充分和广泛。

　　了解自然

　　灵长目动物通常倾向于避开新环境，但有时会根据需要做出改变，就像山地大猩猩那样。人类在这方面尤其擅长，但在移居问题上仍然非常保守，要找到类似出发地的环境通常就得迁移很长的距离。例如，近代早期欧洲移民为了寻找“新欧洲”，跨越了全球。即使在现代穿行于各大陆时，他们也更青睐熟悉的城市环境。作为非洲血统里唯一幸存的一支，他们是如何应对走过的新世界？他们在最初稍显新奇但后来又明显不同的环境中做了些什么？当人类穿越四大洲到达南美洲最南端的巴塔哥尼亚（Patagonia）时，他们曾经逐渐适应的非洲动植物物种已经不见踪影。在这个从非洲出发，跨过亚洲和白令海峡，穿越北美、中美和南美的旅程中，动植物种群发生了多次巨大的变化，人类是如何适应的？

　　◎动物种群

　　这个问题在我们追逐和利用的动物中最容易解答。8万年至4万年前，人类的早期成员在南非好望角地区的西布度岩洞（Sibudu Cave）等地游猎，他们可能主要以南非野猪和蓝麂羚等动物为食，但没有把它们带到别处。这些种群在欧洲没有被发现，但属于同一种属的猪和羚羊，还是能在欧洲找到并得到利用。在某些情况下，新种群的体型或外观有很大不同，但替代效果是一样的。似乎有理由推断，早期人类的感知并不局限于对单一种群做出反应。他们可以做的不仅仅是识别和命名单个种群。

　　我们从近现代民族志中学到的一点是，尽管本地分类系统可能与我们的不一致，但它们总是详细而精确的。我们不难推断，除了特定物种的名称外，它们还有与我们的术语“哺乳动物”相似的通用术语。人类早期迁徙的关键在于能用一种“哺乳动物”替代另一种，并相应地改变捕猎策略。人们很容易拓展论点，推断出“鸟类”和“鱼类”拥有单独的通用术语，更具有推测性的是存在“猪科”（suid）、“鹿科”（cervid）和“牛科”（bovid）这样的细分。对我们来说，这些通用分类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并且不证自明。然而，这样的多级分类并不普遍，也绝不能假设。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少数的原始人类（hominid）种群有过这样的旅行。

　　▲ 南非德班（Durban）以北的西布度岩洞，挖掘表明大约7万年前，那里的人们就已经开始缝制衣物、建造床铺、使用弓箭并调制黏合剂。

　　◎植物种群

　　认知能力是如何限制人类离开非洲的，这仍然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人类在遇到不同类型植物时面临的挑战，比他们遇到不同种类动物时要大得多。“动物”或“鹿科”这样的类别对专业和非专业人士来说都是相当明确的。然而，确定相同植物的种类则需要一些更细致的培训或指导，例如依据热带雨林和极地苔原的基本要素。除了片面地表述“呈绿色”和“依然存活”外，对内在相似性的阐述还有赖于我们都认可的“专业知识”。然而不知何故，早期人类将这些截然不同的生态系统进行分类，利用旧生态系统的知识来寻找和识别新的生态系统中可供食用的植物。我认为他们采取的这种做法类似他们对待动物的方式。他们有通用的分类，他们富有想象力并且敢于冒险尝试新的物种，直到找到能食用的植物。其中，有两类植物主导了旧世界的农业，在我们现代的分类学中，它们对应“豆科植物”（legume）和“单子叶植物”（monocot）。

　　从非洲出发后的每一个阶段，人类都熟悉这种典型的大种子线状豆荚。它们可以在种子完全硬化之前作为绿色豆荚食用。它们可能被看到悬吊在遍布非洲大草原的平顶的金合欢树上，或者从非洲湿润环境中茂密的野生豇豆藤上冒出来。在亚洲西南部岩石较多的侧翼丘陵区，它们会从微小的野鹰嘴豆里不可思议地膨胀出来。所以，在每一个新的生态系统中，我们熟悉的豆荚都并不遥远，如果没有更熟悉的豆类，还可以尝试使用不太熟悉的豆类。这大概是“风险可控”的策略，而不是低风险策略。一定程度的胃部不适，以及偶尔出现的更糟糕的危险，都是试验的一个长期特征。但最终的结果是，豆科植物的20个属中大约有10个在旧世界不同的农业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 豆荚悬吊在平顶的金合欢树上。

　　在人类食物谱中，唯一在多样性和规模上超过豆科植物的群体是单子叶植物。它们可以是高大的（如椰子和竹子），也可以是矮小的（如莎草和洋葱），无论外观如何，都可以通过叶子上的平行脉络，以及茎和块茎的鞘状结构来识别。一旦覆盖着的叶基部被剥掉，核心茎内往往有一部分可食用的碳水化合物。这种情况在其他种类的陆生植物中并不普遍。比如，双子叶植物（阔叶植物，dicot）和针叶类植物在茎中都形成大量木质组织，人类的牙齿和内脏无法接受。双子叶植物鲜嫩的未木质化的部分可能看起来可以食用，但其化学（毒性）防护的范围和复杂性却难以预测。食用新遇到的或是不熟悉的植物的阔叶、果实和花朵是一个高风险的策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未成熟的豆荚以及地上和土里的单子叶植物的茎是许多原始人类种群的日常食物，这成为进入新生态系统的另一种“风险可控”策略的一部分。在原始人类中，特别是我们的种群精心制作的工具箱，以另一种极其重要的方式，极大地促进了对每一个植物种群的利用。

　　任其成熟的话，豆科植物和单子叶植物一样（尤其是单子叶植物中的草科）可以形成干燥的种子或谷物。它们难以生吃，不太可能是我们祖先最早食用的部分，取而代之的是块茎、茎、芽和未成熟的果实部分。然而，人类发展出的工具箱的多样化使我们能够通过研磨、粉碎、烹煮等方法实现转化。干燥的种子或谷物现在是一种重要的食物来源，它们的另一个优势是易于储存和运输。单子叶植物消费的农业遗产反映在中纬度地区的一系列茎类植物上，特别是山药和芋头，还有姜科的许多块茎，比如竹芋。在温带地区，单子叶谷物占主导地位，而且的确主宰了农耕民族的饮食。它们包括至少50种谷物，其中小麦、大米和玉米这三种，在当今全球人类所摄入的生物能量中的占比超过一半。

　　◎为自然中的食物分类

　　这些观察结果同旧世界，更具体地说，同亚北方旧世界有关。虽然本章的重点是我们自己这个单一的原始人类种群，但可以说上述观察结果也适用于一系列的原始人类。如前所述，大多数原始人类种群并没有进行如此冒险的旅行，进入更广阔的全球生态系统。然而，同为人属的至少五个种群，在某一时期将其活动范围扩展到了非洲以外，其中一些到达了欧亚大陆北部的北方界线，他们捕食动物，并以豆科植物和单子叶植物来平衡他们的肉食。可能只有一个种群在北部极北区（Northern Boreal zone）完全立足，并在另一端的美洲大陆找到了自己的天地。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这可能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旅程，因为一组特定的自然分类无法提供足够的灵活性，以实现对寒冷北方地区矮小、蜡质化及木质化的植被的成功利用。从他们留下的利用植物的证据中，我们可以推断出，在进行了无畏的旅程后，人类带着更复杂的植物表述向南穿越了美洲大陆。

　　更复杂的情况可以被勾勒，但不能被精确地描述出来。以茎类和块茎食物为例，单一主题在旧大陆里反复变化，如单子叶植物可控的风险。在新大陆的部分地区，这一主题反映在竹芋、美洲山药、椰子和所有高海拔地区的块茎中。除此之外，最重要的三种块茎来自周围一些最危险的植物家族。树薯（manioc）是大戟科植物（spurge）的一员，甘薯是旋花科植物（morning glory），马铃薯是茄科植物（Solanaceae或nightshade）中毒性最强的一种。为了与这些新资源建立可靠的关系，人类种群需要某种多层次的分类法，允许对群体和子群体进行专业的筛选和区分。言下之意，反过来这可能也意味着交流专业知识、允许进行试验并以这种方式加以利用。基于知识的自信不仅让使用者避免中毒，还能利用它们来寻找毒药、治疗药物和精神活性药物。

　　在新世界对干燥谷物的开发上，多样性更为明显：有真正的单子叶植物（玉米、五月草、一年生麦草）和许多豆科植物（芸豆、利马豆、洋刀豆和豆薯），也有来自藜科植物（Chenopod）、苋属植物（amaranth）和向日葵的硬种子。这并不是说无论是旧大陆还是新大陆，几千年后的后代都没有发展出可观的民族植物多样性。事实上它们都有了发展。然而，在旧世界和新世界的人类开拓者如何认识和利用自然的潜在形态中，我们会发现他们的差异。在旧大陆亚北方地区，保守的分类策略足以建立可行的植物开发模式。这种保守策略已经被几个人属种群所共享并付诸行动。但在穿越北方去向美洲的旅程的某个阶段，它就显得不足了。对于我们的非洲分类单元来说，更为复杂的自然语言（陌生而不友好）是无法直接恢复的，而这种语言是应对北方恶劣生态系统所必需的。任何迁移到陌生生物群落中的群体都必须在之后各阶段重新设计和学习分类方法。那些穿过可食用植物匮乏区域的种群，会选择性地使用动物食物来补充通常来自植物的必要营养素，因此不太可能保留其祖先的分类词汇。然而，它的印记和遗产仍然保留在独特的和尤其复杂的新世界民族植物学知识分类当中，仅有一类物种做到了这一点。

　　◎提供养分的自然

　　虽然本章着重论述了向种植作物的农业生产的转变，但现代饮食的两个特点要对这一重点加以限定。首先，如果我们在当今的全球美食中寻找公认的最健康的元素，它们很可能来自捕鱼和其他狩猎形式，或者来自世界上江河湖海的滨水地区蓬勃发展的园艺传统。日本绳纹文化至少与同时代的农耕社区一样具有对自然的深刻认识，并且可能无意识地呼应着现代挑剔且敏感的食客，它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可以如此形容的文化之一，在本章所述时段内繁荣兴盛。其次，如果我们在当今的全球美食中寻找公认的地位最高的食物，我们很可能会转向来自食草动物的美味肉类，它们由横跨亚非大陆的游牧民族放牧照管。在最近1万年里，世界上的农耕者与这些平行的生活方式并存，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交织成单一的生活方式，年复一年地改变着劳作方式。还有另一种非常重要的生态模式，但考古学对它的了解更加稀少。世界上的林地已大为缩减，熟悉并生活于其中的群体也急剧减少，而深层林地考古学只是在最近才得以发展。

　　▲ 这一场景重建反映了大约1.2万年前日本绳纹文化中农业出现之前的定居生活。得益于丰富的水产，人们能够长久地生活在村庄里。他们在闲暇时会制作一些陶罐，它们通常尺寸较大，也很精致，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的陶罐。

　　除了富饶的滨水地带、广阔的牧场，以及尚未知晓的林地人类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之外，使农耕变得引人注目的关键因素是什么？答案大概是能量（卡路里）。农业最显著的产出是生物能量，其规模前所未有，并具有增产、储存积累和交易的潜力。这与下一章将探讨的一系列全新的人类文化方式有关。在这里，我们回过头来讨论我们与自然的新关系如何使农业成为可能。

　　驯化的生活

　　前面几节关于向农业世界转变的一些描述直接来自原始考古证据，但它在很大程度上还得依靠我们对这段生态之旅的回顾，尤其是通过其最显著的结果（驯化和农业本身）所做的回顾。被选择的草类、豆类以及动物在生物学、遗传学和地理学上的详细形态可以引导我们回到开发它们的深层历史。在这些动植物的开发史中，一个关键节点是每个物种都失去了生殖的自主性，并且最终依赖人类——这个它们的剥削者，来生产下一代。这种生殖自主性的丧失是“驯化”概念的核心，其程度是可变的。在驯化的过程中，我们的几种主要谷物的自然传播机制已经失效，两三年后它们将从无人照管的土地上完全消失。其他谷物，尤其是一些不太为人所知的小颗粒谷物或“黍类”，可能会在无人照管的地块上存活很长时间，并定期与野生近亲杂交。动物也有类似的变化。很难想象牛在人类生态系统之外生存，它们的野生祖先已经灭绝了。猪和野猪的关系则不是很清晰。纵观人类的食物链，可以看到其依附和独立的全景：从淡水鱼类和海鲜（直到20世纪养鱼场建立前它们几乎都是野生的），再到控制着我们食物链热量输入的三种草科植物（或谷物）——小麦、水稻和玉米全都严重依赖人类的干预来完成其生殖周期，因此被完全“驯化”。

　　◎驯化作物

　　本书前几章已经追溯了人类走出非洲并扩散到全世界的轨迹，它由考古学和遗传学共同阐释。后者对于确定驯化是如何以及在哪里发生的，以及农业是如何在世界大部分地区传播的问题上，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俄罗斯作物遗传学的先驱尼古拉·瓦维洛夫认为，可以通过观察现存野生作物近亲的多样性来追踪驯化发生和农业开始传播的地区。

　　他通过标记野生近亲的高度多样性，提出世界上有8个主要的农作物起源的核心地带，地域横跨非洲、亚洲和美洲。他注意到核心地带并不在世界生物生产力高峰地带的中心区域。巨大的赤道雨林就不在其列。相反，它处在高低海拔之间和干湿区域之间的过渡地带，那里的边缘生态系统对季节的波动非常敏感。这些过渡性生态系统有利于季节性植物生长，特别是种子植物，它们在核心地带占有优势。瓦维洛夫提到的两个南部核心地带只有少数驯化作物，而对于剩余的六个核心地带，每一个他都归纳出了38—138个驯化作物的源头——全世界有接近700种植物为满足人类需要而转变。

　　▲ 有着9000年历史的耶莫（Jarmo）遗址，位于扎格罗斯山（Zagros Mountains）山麓，高出底格里斯河800米。

　　二战后的一段时期，瓦维洛夫的地图启发并引导了一系列重要的实地考察项目，这些项目为选定的“起源中心”提供了历史和纪年。他对核心地带作物多样性的关注很快引起了考古学的兴趣，并在之后的年代通过持续的实地考察和分析来延续这一兴趣。

　　这些核心地带被研究得最深入的是小亚细亚地区，它也和詹姆斯·布雷斯特德（James Breasted）所提出的弧形地带相对应。这位学者把考古学和《圣经》历史结合起来，将尼罗河、约旦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土地连接成一个连续的弧形，将其命名为“新月沃地”。他的学生罗伯特·布雷德伍德（Robert Braidwood）和琳达·布雷德伍德（Linda Braidwood）沿着这条弧线继续探索，连同他们协助发现的考古新证据把研究向前推进。如9000年前的耶莫遗址对我们了解农业的出现就至关重要。耶莫不在底格里斯河下游，而是位于扎格罗斯山山麓一座800米高的山丘上，底格里斯河从旁边流入山谷。这被证明是一种反复出现的模式，引发布雷德伍德夫妇强调“侧翼丘陵区”，即**的山脉和其底部堆积的山麓沉积物之间的接合部，作为农业出现的主要关注点，其次是稍后将完全被用于农耕的谷底地区。

　　从河谷到河谷边缘的山麓地带，这样的转变是一个在其他农业起源中心地区反复出现的主题。早在中国的考古工作开始之前，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就被视为汉族祖先的聚居地。当20世纪第一批考古学家开始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等遗址进行实地考察时，他们确认了黄河的重要作用。到了20世纪60年代，由于在河姆渡发现了大量早期的稻谷，南方的长江也被认为是早期农业的重点区域。在过去20年里，在中国的北部和南部，更精细的勘测以一种与布雷德伍德夫妇的“侧翼丘陵区”相呼应的方式，将人们的注意力从河谷转移到了两侧的山麓，那里**的山岩再次被较软的山麓沉积物覆盖。

　　再来看新世界里瓦维洛夫提到的中美洲和安第斯山脉这两个中心地带。这些都是20世纪中期寻找农业起源的目标。当理查德·马尼士（Richard MacNeish）从墨西哥特瓦坎（Tehuacan）山谷上方荆棘丛生的高地上的科克斯卡特兰洞穴（Coxcatlan cave）中找到小玉米棒子时，这个位置与旧世界的侧翼丘陵区产生了共鸣。瓦哈卡山谷（Oaxaca Valley）上方的吉拉·纳奎兹洞穴（Guila Naquitz cave）说明了早期遗址的地势较高，这可能是中美洲植物被驯化的最早证据——大约在1.075万年前葫芦被驯化。

　　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中心地带将海拔高度的主题发挥到了极致，那里种植了玛卡（maca）、苍白茎藜（ca?ihua）、块茎金莲花（mashwa）、酢浆薯（oca）和苦土豆等高海拔作物，每种作物都适应了4000米左右的海拔高度。南美洲的大部分资源多样性是垂直分布的，在每个海拔高度带都有丰富的驯化植物。

　　瓦维洛夫的中心地带不再与我们目前关于农业起源地区的考古证据有精确的对应关系，考古实地考察使地图有许多调整。然而，这些中心地带与地理的对应仍然存在，瓦维洛夫的方法仍然为考古学家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路标，指导我们继续寻找这些起源。某些起源地，如美洲东部，在那里生长着向日葵和某些藜科植物，而撒哈拉以南地区是几种非洲黍类的家园，这些地方都没有出现在瓦维洛夫的原始分析中；诸如地中海这样的地区则被瓦维洛夫过分强调。

　　现在有更多的与动植物进化密切相关的地区得到了证明。当考古学家最初试图寻找与瓦维洛夫地图有关的遗址时，植物考古学的方法才刚刚出现，而且只是为了使种子和果实的检测变得更加精确。最早出现的新石器时代世界地理学非常强调粮食作物，主要是谷物和豆类。这些地理区域因此偏向于野生谷物繁盛的草地生态系统。只是随着分析方法的逐步改进，通过烧焦的残骸和植物微化石得以探测地下贮藏器官，赤道地区重要的块根和块茎农业的起源才被更清楚地揭示出来。上述改进让我们发现了新几内亚的库克沼泽（Kuk Swamp）遗址，该遗址有着9000年的历史。当地社区为了种植芋头，将溪流改道并在土里挖掘深坑。在几千年间，这里也出现了培育甘蔗和香蕉的证据。

　　自从瓦维洛夫最初的分析提出以来，考古实地考察以多种方式扩展了农业起源的范围。瓦维洛夫提出了8个中心，而新的证据将这个数字扩大到至少12个。此外，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法应用的广泛和常规化分散了它们的年代，并引起了人们对另一个问题的注意，即变化的速度。

　　在人类和其他生命形式间的许多密切联系中，动植物的生物转化是一个可见的结果。野生形态变成驯化形态，草变成谷物，豆科植物变成豆类，狼变成狗。达尔文本人广泛使用了古代动植物驯化和当代动植物育种之间的密切类比。根据普遍的假设，有意识地选择更好、更方便、更可靠的形式有助于推动向农业的转变。然而，我们可以确定可见变化的不同阶段的时间，（它表明）这个过程似乎很慢，慢到参与其中的人类很难注意到它实际上正在进行。在这种情况下，“有意识”选择的概念就成了问题。

　　◎新月沃地

　　关于变化速度，最丰富的证据仍然来自詹姆斯·布雷斯特德所说的亚洲西南部的“新月沃地”。在这里，大量利用野生谷物的记录可以追溯到2.3万年前黎凡特地区的奥哈罗二号（Ohalo Ⅱ）遗址。在同一地区，从瓦迪-哈梅二十七号（Wadi Hammeh ⅩⅩⅦ）遗址建于1.4万年前的房屋中发现了石臼和石杵。其后1000年间野生谷物的利用在叙利亚北部得到了证实；再往后1000年间的利用在伊拉克北部也得到了证实。1.13万年前，像叙利亚北部的杰夫阿莫尔（Jerf EI Ahmar）这样的遗址存在着大量且多样的在石砌建筑里加工、烹饪谷物的证据。这一时期，沿着新月沃地可以找到一系列谷物和其他植物长期接触的证据，这些相同的植物没有表现出驯化的形态学迹象，它们在结构上是野生的。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没有人类的干预，因为定居的觅食者正培育着他们的食物来源。如果野生谷物足够丰富、相对容易加工成人类食物，干预措施可能不会留下驯化的证据，而有意识的过程，如风选、除草和重新种植，可以假设在杂交之前，不一定会产生可检测的结构或基因的改变。

　　通过直接观察不同年代谷物叶轴（茎承载谷物的部分）的形式变化，可以评估其形态变化的速度。在新月沃地西部，叶轴日益变得突出坚韧，此类驯化形式的证据出现在大约1.05万年前，在东部出现则大约比西部晚700年。即便如此，在这些性状变得“固定”（当形态变化作为种群整体的一个持久特征稳定下来时）之前，仍有1000年的时间间隔。这种“固定”在不同时间发生在新月沃地的不同地区，但不论哪种变化，都是发生在瓦迪-哈梅27号遗址的石臼和石杵出现几千年之后。

　　从约旦佩拉（Pella）的建于1.4万年前的瓦迪-哈梅27号遗址房屋中发现的石臼和石杵。

　　在东亚稻米的案例中也观察到了类似的缓慢节奏。水稻的植硅体证据（植硅体是在一些植物组织中发现的由二氧化硅构成的坚硬的微观结构，在植物腐烂后仍然存在）表明，大约1.2万年前，中国江西省的吊桶环遗址就有水稻种植。大约5000年后，在保存于中国浙江省田螺山遗址的稻糠碎片中可直接观察到驯化性状的固定。6900年至6600年前，成熟时因破碎或“粉碎”而失去原始野性性状的种子的比例在27%到39%。与此同时，在遗址的考古范围内，水稻残余物占植物残余物总量的8%到24%。来自田螺山遗址的证据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形态学驯化的记录，其整体缓慢的驯化特征和在西方观察到的小麦和大麦的驯化模式一样。

　　我们现在有证据表明，在世界上几个不同的地区里，各人群通常经由食草动物，有时是鸟类，慢慢地（对任何当代人类观察者而言都是在不知不觉中慢慢地）与几种植物发生关联，这种联系不断导致相关物种的生物变化（我们称之为形态驯化）——在每种情况下，都需要更大程度地依赖人类这个剥削者来完成生殖周期。在随后的农业世界中，定居点和社会采用了一些全新的形式，并最终以新的方式相互联系。

　　房屋、炉灶和窑炉

　　同它赖以为生的动植物的生命周期的密切联系，永远都是一个物种如何在一个生存环境中找到定位的驱动性特征。在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两种不同的定位方式同时存在。一种是在临时营地间灵活流动，尾随大型食草哺乳动物的季节性移动，它有时可以带着人类跨越很长的距离。另一种是在生态边界之间，即陆地和水域之间，或山地和平原之间的接合部，通过小心保持现状维持生命。对植物特别是豆科植物和单子叶植物的重视，伴随着一种新的定位方式的出现和发展，这种方式反映了人类开发植物的生态，以及随着植物对食用者依赖的增强，人类对植物进行培育和保护的持续关注程度。

　　在这个时期“人造空间”的观念并不新鲜。在地面上围绕可控的火源人为地建成可控空间，为小规模人群体提供庇护所和安全保障，有关这种行为的证据在年代上可能比驯化动植物的证据早至少3倍。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旧石器时代环境里由猛犸象骨骼建成的房屋，猛犸象骨骼是一种建筑材料，有时被欧洲和亚洲的格拉维特人（Gravettian）和上格拉维特人（Epi-Gravettian）使用。驯化时代存在大量对材料在形式和种类上的精巧利用。两种特别常用的材料是开凿的石头和泥砖。与早期使用的有机材料相比，这些新产品使房屋的建造有了更多外形和不同的组合。

　　从那时起，旧世界不同地区的更多样的人造空间将社会与多产的植物联系起来。人造空间和周围的植物反映了在特定地方不断增加的投入，以及对其安全性的日益依赖。建筑结构强调空间上的联系和依赖，并通过间接提及祖先和死者强调时间上的联系和依赖。

　　随着世界气候进入全新世最温暖的阶段，也就是9000年至5000年前这个最适宜的时期，旧世界和新世界的几个农业起源中心地带最终形成了复杂而密集的建筑空间，被多样化地描述为“村庄”“城镇”“城市”。在公元前8千纪，印度河以西，今天巴基斯坦俾路支省（Balochistan）的卡奇平原（Kacchi Plain），种植小麦和大麦的农民建造了一片泥砖房和粮仓，这个地方将在未来3000年间走向繁荣。3000年后，梅赫尔格尔（Mehrgarh）已经发展成一大片定居的高地，占地超过200公顷。将目光转向东方，在中国黄河流域的西安，半坡遗址出现于公元前7千纪，在8公顷的广阔土地上，100多间建筑和两倍于此的坟墓，连同精致的陶器窑炉彼此相邻。

　　▲ 大约从2万年前开始，猛犸象骨头建造的房屋在欧亚平原很常见，直到用泥土制成的建筑材料取代了它们（另外可参见第47页）。人们在这些非凡的住所里进行着普通的日常活动，包括睡觉、吃饭和家庭生活的所有日常事务。

　　▲ 大约1万年前，在土耳其科尼亚的加泰土丘，住宅蜂巢般紧靠在一起，屋顶走道被用作街道。

　　▲ 梅赫尔格尔（新石器时代，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2500年或公元前2000年）。该遗址位于巴基斯坦俾路支省卡奇平原上的博兰山口（Bolan Pass）附近，印度河流域的西部。这里从“一片泥砖房”发展成一个占地超过29公顷的定居点。

　　能源与火

　　房屋和窑炉都凸显了人造空间的一个核心特征：对能源的控制。在作为能量核心与来源的炉灶周围，社会和集体的轮廓得以显现，围绕同一个炉灶的建筑的边界意味着分离和限制。就这样，随着这些主题的不断变化，建筑和社会继续着它们纠缠不清的共生过程。炉灶包含了另一种围绕燃烧技术的共生现象。用于实现密封的许多材料，如硬化黏土和灰泥，需要炉窑来生产。保持社区的温暖干燥、准备食物、制作建筑材料和人工制品形成了一个热量的连续体。这个连续体的运作要求对炉灶、燃料和空气的输入方式以及炉膛的样式进行改进。以炉灶为中心的人造空间为燃烧技术的试验提供了一个持续的舞台。

　　在我们回顾的这段时间里，烹饪所需的温度也可以用来烘干泥砖和煅烧石膏以制成灰泥。随着密封的加强和氧气的增加，温度可能会超过500摄氏度，足以将湿黏土转变成一种耐用的多用途材料。对封闭炉灶的进一步改造以及选择木炭作为燃料，就能够把二氧化硅熔化成玻璃，也能熔炼铜和金。为了炼铁，同样的主题（即封闭的火、精选的燃料和充足的氧气）将被聚集在一起，以达到地球表面前所未有的温度，甚至连火山表面也有所不及。

　　对火与装饰材料的迷恋一样深入人类历史。这两者的历史在欧亚大陆至少可以追溯到4万年到3万年前，在非洲这个时间还得翻番。世界各地的人类使用石膏和黏土塑造人类和动物的形状，并进一步用这些泥塑来制造功能性容器，到本章开始时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同样也是几千年来，他们在炉灶周围收集外表有趣的泥土、石头和骨骼，对它们做进一步的加工，将其串成珠子，弄成糊状来装饰脸和身体，并对他们已故祖先的头骨做一些类似的事情。

　　这种祖先的头骨是在约旦的艾因加扎勒（Ain Ghazal）遗址发现的。大约9000年前[1]，人们使用灰泥为这些头骨重新塑造了皮肉，后来灰泥常被时尚模特使用。从很早开始，不同种类的灰泥也被用来涂抹地板和墙壁的表面，这些表面可能会进一步用彩色糊状物装饰。在这些糊状物中，可能有一种是用磨碎的彩色石头制成的。在许多这样的石头中，包括蓝色的天青石、绿色的孔雀石和红色的赤铜矿，它们由于富含铜离子而具有独特的色调。

　　▲ 在约旦的艾因加扎勒遗址发现了约9000年历史的古人类头骨，“用灰泥重新塑造了皮肉”。

　　铜是在自然状态下时常遇到的金属之一。早期的人群也可能遇到金、银、锡和陨铁的结核。当火焰温度达到600摄氏度至1100摄氏度时，金属就会从含量丰富的矿石中析出，例如装饰用的绿岩石。熔炼温度可以在明火中达到，但这不是偶然的：它们需要一个火坑，里面装满大量精挑细选的、可供自由燃烧一段时间的天然燃料。通过世界上最早的陶器，我们可以推断这样的坑火至少已经使用了2万年。早期经过烧制硬化的黏土碎片，可能来自烧制炉或窑炉里炉床的一部分。

　　烧制黏土制品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2.6万年前，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定居点发现了“维纳斯”塑像，该遗址位于今天捷克共和国的下维斯特尼采地区。最早的烧制陶土容器是在欧亚大陆遥远的另一边发现的，中国江西省的仙人洞遗址中的陶土容器至少可以追溯到2万年前。到1.2万年前，东亚和日本列岛的某些地区对陶土容器已经很熟悉，它和一种由来已久的慢火炖煮多汁食物的烹调方法相对应。在同一时期，欧亚大陆西部的明火使用与一种以烘烤肉类和用面团制作甜食的烹饪方法相关联。在手抓食物面前，容器在制作或食用食物时都是多余的。尽管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在公元前1万年就已经开始生产陶器，但直到公元前7千纪，陶器才成为欧洲传统的一部分，公元前6千纪它才出现在美洲。

　　使用陶器的传统在全球的分布，说明世界各地的人们已经对黏土和火进行了很多试验。因此，如果这种试验在许多地方引发了更广泛的燃烧技术的成果，也就不足为奇了。接近1000摄氏度的温度可以通过明火传导，不同的人群都可能会多次遇到玻璃样物质和天然金属这样的制陶副产品。目前最早系统地炼烧铜矿石以获得金属铜的证据，来自塞尔维亚的一系列公元前5000年的遗址。类似的证据出现在几个世纪后的伊朗。

　　铜有时被制成高纯度的物品，当然偶尔有杂质，特别是砷，它会让铜变得更硬。冶金学家利用了这一特点，主动地添加了硬化材料，最初用到的是富含砷的矿石。在接下来的1000年里，一种不同的混合物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果铜被锡而不是砷稀释到十分之九左右，得到的混合物就会变硬，成为一种新的、坚固的、易于加工的材料。这种史前著名的青铜合金的出现改变了旧世界。

　　在公元前5千纪中期，塞尔维亚的温察文化（Vinca culture）遗址里精制的青铜被用来制作箔片，以用于各种装饰。在随后的几千年里，这种合金被用于各种实用设备、骑马配件和轮式运输工具，以及各种刀剑和武器。这种多用途的新材料、对其生产的限制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的复杂性之间的关系引起了后世学者的兴趣。当新石器时代的社会被想象为集体耕种土地并带来丰收时，青铜时代的社会被想象为等级森严、精英和专家并存的复杂社会。

　　展望公元前2千纪青铜时代的社会，对某些人来说，大量获得金属的想法带来了相应的武器、财富积累和精英权力的概念；拥有轮式交通工具的一部分高度流动性的社会，连接并协调了横跨大陆的地区的物质文化。然而，在之前的公元前3千纪，一些联系较为松散的当地社会仍在分享观念，传播他们的实用冶金知识。早在公元前5千纪到公元前4千纪，巴尔干半岛北部和喀尔巴阡盆地（Carpathian basin）就在某种程度上使用了铜和砷的青铜合金。到了公元前3千纪，颜那亚文化（Yamnaya culture）的定居点延伸到黑海和里海之间的北部弧形地带，阿凡纳羡沃文化（Afanasievo culture）的定居点则延伸到西伯利亚南部的阿尔泰山，他们的坟墓里都存放有金属器具。这些畜牧社会游弋于森林与草原的交界地带，那里为他们的牛、马、山羊和绵羊提供牧场，为他们的取暖和手工业（包括金属加工）提供木材。在此期间，横跨中国的丘陵和山地区域也发现了金属物品，地域从新疆到阿尔泰山的南部，通过内蒙古和辽宁向东，直到山东沿岸。

　　沿着欧亚大陆北部的森林大草原，一系列的联系可以通过金属物品和游牧生活方式来追溯。除此之外，组成社会的文化属性各不相同。大部分生活模式和文化特征仍然局限在当地。游牧社会及其为畜群寻找新鲜牧草的网状运动已经由考古学家迈克尔·弗拉凯蒂（Michael Frachetti）建立了模型，他证明了在没有精心设计的中央集权组织的社会中，邻里之间的联系网络是多么广泛。

　　管理水土

　　当畜牧业和冶金业沿着欧亚大陆的森林、草原和丘陵扩张时，世界不同地区的社会正在同特定生活环境、经过当地的水流以及水流滋养的土壤产生更紧密的联系。

　　过去，人类对经过当地的水流有多种干预形式，可分为三个相互关联的过程。首先需要减慢降水流向海洋的过程，使水在途中逐渐深入地渗入土壤。其次需要进一步挑战重力，通过物理方式将水从较低的蓄水池或渠道提升到高处。最后则要创造完全人工的水道，包括垂直的和水平的、地上的和地下的，以挑战和重新配置整个地区的排水模式。在公元前1万年以前，这些过程中的第一个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确立；第二个以水井的形式出现；在本书后面章节的论述中，第三个变得更加重要。

　　◎梯田

　　减缓水流的过程首先是通过大量相对较小的行为的组合，而不是集中的工程来实现的。这一系列小动作给我们留下了一些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仿佛雕刻般的人文景观。从秘鲁陡峭的安第斯山斜坡到东南亚与太平洋地区的稻田，再到中国北方的黄土高原和喜马拉雅山隆起的高原，梯田的综合格局成为显著的地形特征。可以说，它仍然是当代大多数农民辛勤劳作的农业形式，然而就农业系统的动力学和历史而言，我们对高处梯田的了解远远少于地势较低的平原。我们可以从它们的结构中推断出它们形成的方式。

　　▲ 青藏高原地区仍然在使用的耕作梯田。

　　梯田始于河流高处的河岸，靠近水的源头，那里水流很小，适当放置石头和泥土就能中断它的流动。然后水沿一级一级的平台向下流，每次都从上一级平台限制一个可控的流量。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个景观形成了条纹状地形，反过来定义了一系列必要的社会关系，在其中每个农民都依赖于上方的农民的选择，并支配着下方农民的繁荣。

　　这种景观可能是6000多年前在中国出现的。在昆山市绰墩遗址，稻谷和土壤有机质的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显示当地在公元前4270年就有水稻种植。江苏省草鞋山遗址发掘出的稻田年代稍晚一些。将目光转向世界的另一边，在秘鲁的扎纳山谷（Zana Valley）发现了支持农业系统的水道，其历史超过5400年。在公元前2千纪，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有小麦和大麦的种植。在欧洲，地中海地区的农业梯田可以追溯到青铜时代。在许多这样的地区，不仅山坡上的台阶使水更缓慢地流过景观，而且每级梯田内的垄沟耕作进一步疏松了土壤，并确保水流向每一棵需要照料的植物。

　　◎泛滥

　　从山坡转向谷底，水的流动速度以不同的方式减慢，这主要是通过向侧面堤岸分流达成的。这种方法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早期文本和图像中有一些详细的描述。公元前4千纪或公元前5千纪，与主河道成直角的水坝控制着亚洲西南部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这些水坝连接了一系列水渠和河堤。当达到最高水位时，河水就会被分流到侧面的水渠中，使其漫灌农田，只有在作物得到滋润后，河水才会返回原位。到公元前3千纪，类似的盆地灌溉农业系统也在尼罗河沿岸得到应用。在亚洲遥远的另一边，像长江下游的茅山遗址也提供了公元前5千纪的稻田系统中管理河流的直接证据。

　　◎水井

　　起重技术具有悠久的历史。7000多年前，第一批到达北欧的农民已经打出至少7米深的用木材作内壁的简易水井，这些人属于带状纹饰陶器文化（Linear Bandkeramic Culture），以在其陶器上发现的带状纹饰命名。这就引入了使用“化石”水补充近期降水的选项，因为地下积累的一部分水已经存在了几千年。

　　◎土壤

　　对水的管理通常与对其所滋养的土壤的管理密切相关。如前所述，耕作产生的垄沟有助于管理水流。此外，土壤耕作在不同的地方实现了许多不同的目标，目的都是为选定的作物保持一个适宜的环境。在温带的低地，深耕的一个关键目标可能是破坏现存植被，以减少它与作物的竞争。在热带的山坡上，浅耕的一个关键目的是保持现存植被的完整，以保护土壤免受日晒和侵蚀。史前耕作技术的两个主要变量是耕作的深度和牵引力，这两个变量通常是相互关联的。

　　在最低能量水平上，耕种者使用一系列手持设备：铲子、镐和锄头。在史前这些设备通常由木头制成，偶尔也使用动物骨骼，如鹿角或肩胛骨。虽然后一种材料更有可能留存在考古记录中，但浸渍的沉积物反复被发现则说明木质耕作工具是史前的主流。在形式上，这些手持工具可以放大劳力，并与畜力牵引相结合，从而产生一系列的耕作技术。

　　◎耕作

　　一把“真正的犁”在严格意义上不是一个史前工具。虽然这个词通常也有更广泛的含义，但“犁”最严格的用法是指一种重型工具，它不仅能割开草皮，还能抬起和翻转草皮。它不仅割得很深，而且是所有耕作工具中最有效的“除草剂”。在古典欧洲和中国汉朝随处可见的这种工具，成为许多地区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主要的农业工具。在史前时代，相应的工具是“耕刀”（ard）。

　　▲ 绘有木制耕刀、农民和牵引动物的壁画，来自公元前13世纪的森尼杰姆（Sennedjem）墓。墓主是一个挖掘工和坟墓装饰工，但他似乎想象自己来世是一个农民。

　　耕刀的尖端刺入地面，根据设计和使用方式，既可以浅一些也可以深一些。然而，它并不反转草皮。最轻的耕刀可由单个动物或单人拉动。最重的耕刀可能需要借助两头经过训练的牛的力量，并且可能会达到与后来的“真正的犁”同样的深度。其中的一些工具可能会加上“翅膀”，从而实现某种程度的土壤翻转，如果农民能够获得可实用的金属，他们的木制工具就可以配上更锋利的刀刃，当然甚至在“金属时代”我们都不能假设大多数人都能获得这些金属。后期“真正的犁”可能完全由金属制成，但在史前时代，金属在农业中的应用通常是适度和选择性的。对于那些能够获得这种高价值材料的人来说，优先考虑的是制作收割工具。已知的木质耕刀在底土上留下的痕迹，在亚洲西南部地区出现是在公元前6千纪，在欧洲则出现在公元前4千纪。到公元前3千纪，这样的证据出现在从欧洲西北部到中国的众多地区。在这一时期，耕作工具与农民和役畜一起，被很好地记载在各类图画中。

　　最早的农田极有可能是手工耕种的，而用耕刀或犁耕作过的土地仍是更广泛的手工耕种的园艺传统的一部分，它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年代，并延伸到世界各个角落。有役畜辅助的耕作方式受到适宜动物分布的限制，马是在中亚开始被驯养的，而牛和驴最初来自亚洲和非洲。地形和生态环境限制了动物的使用。重视块茎和木本作物的热带园艺更适合手工种植。在新大陆，玉米、豆类和其他几种谷类作物的种植则很大程度上基于挖掘棒和锄头的使用。

　　扎根

　　农业生活方式的许多要素都包含了对一个地方、一片特定的土地的投入。这种投入可以超越主要的一年生作物的生命周期，随着土壤得到养护和改良而持续多年。它也可以在照料土地的个体农民的有生之年延续。中纬度地区农业系统的主要作物通常需要在从春季到秋季的连续生长季节中周期性种植。在热带园艺中，大部分受照料的植物从一开始就是多年生的，对它们进行多年照管也属正常。多年生作物最后也被引入中纬度地区。从公元前4千纪开始，一系列木本多年生植物，被纳入集中的土地种植以收获水果，它们每一种都有被广泛利用的悠久历史。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地中海水果，包括枣、橄榄、葡萄、无花果和石榴。许多蔷薇科的亚洲水果，包括苹果、梨、李子、樱桃和杏仁，在各历史时期的果园中地位显著，并在史前时代就被广泛利用。对于一些蔷薇科水果（特别是桃，可能还有杏）的集中管理，可能在中国早已出现，就像史前地中海地区的果园一样。同样，东南亚的柑橘类水果可能在公元前1000年之前就已经被驯化了。在世界上许多不同的地区，生产性的农业地块以不同的节奏进行管理，从几个月内就完成生长周期的快速生长的草本植物，到多年生蔬菜和块茎类作物，再到在某些情况下年岁可能超过千年的干瘪的老果树。

　　尽管永远不可能接近1000年的时间尺度，动物也可以按不同的节奏进行饲养。虽然它们的生命周期通常是持续多年的，但如果重点是肉类，那么牲畜的集中育肥工作可以随着作物的生长而季节性进行。用于繁殖的群体可以养到冬季，但主要的生产力来自年轻的动物，春天养肥，秋天宰杀。安德鲁·谢拉特（Andrew Sherratt）认为，对肉类这种初级产品的强调正是农业在其发展的最初1000年里的特征。我们可以想象饲养工作的强度，在生长季节和一年中的其他时间里有着很大差别，后者不一定是农业性质的。直到公元前4千纪或者公元前3千纪，考古记录才从单一强调初级产品（动物死后的肉类）转变为二级产品，这些二级产品来自在更长的生命轨迹中对其进行管理的活着的成年动物，它们包括牛奶、畜力和羊毛。管理植物和动物的节奏周而复始，杂糅进更漫长的人类生态系统中，其间人类的投入和动植物对人类的依附是代代相传的。青铜时代地中海地区的混合培育系统是一个经典的例证，它反映了牛奶与奶酪生产，以及畜力与橄榄葡萄园管理相结合的可能性。

　　谢拉特将这些元素整合进“二级产品革命”（Secondary Products Revolution）的概念中。畜体产品，特别是肉类，都是“初级的”，而对活着的动物的任何生产利用都是“二级的”。二级产品包括牛奶、羊毛、畜力（拉马车、战车和犁）以及骑乘。正如概念名称所暗示的，谢拉特的“二级产品革命”的模板正是维尔·戈登·柴尔德（Vere Gordon Childe）提出的早期“新石器时代革命”。这两场革命都被认为有一个特定的空间上的起源（每次都是在近东）和时间上的起源，以及随后的新观念的传播。就像柴尔德提出的早期革命一样，“二级产品革命”的许多核心主题仍然是有价值的想法，然而其中的时间和地点受到了质疑，并且整体图景被认为应该更加多变和多样。挤奶就是一个清晰的例证，反映了新形式的证据如何澄清了问题。谢拉特最初关于挤奶的证据来自专业陶瓷工艺品，他初步认为其与牛奶过滤和奶酪制作有关。这一证据基础后来得到了加强，首先是通过对兽群结构的考古动物学研究，其次是通过直接检测附着在古罐上的牛奶生物分子。尤其后面的证据把挤奶的最早证据回溯到公元前7千纪的马尔马拉海的沿海地区。在驯化和挤奶的早期迹象之间仍然有1000年的时间间隔，但不再像最初设想的那么长。

　　谢拉特认为革命的地理源头是近东地区，这也引起了争论，尤其是同骆驼和马这两种旧世界的主要役畜有关的问题。人类与这两者的接触出现在中亚这个更远的东方地区，尤其是与马的关系已经通过随后的动物考古学研究得到了极大的澄清。哈萨克斯坦北部的波泰（Botai）和克拉斯雅尔（Krasnyi Yar）遗址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马对公元前4千纪中期的人类社会至关重要，但这种关系的性质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一方面，该遗址丰富的马骨遗存中有许多可能来自为获取肉类而捕杀的野马以及其他动物的尸体。这种活动可能更像狩猎野生动物，而不是放牧家畜。然而，对这两个地点的挖掘都发现了畜栏和马粪堆积的证据。此外，波泰遗址的一些罐子上保留了牛奶脂肪的痕迹，而一些马牙上的咬痕证据则暗示了马的使用。轮式运输的主要事实证据广泛分布于此后的欧亚大陆，比如公元前3千纪缓慢移动的马车，公元前2千纪快速移动的战车。然而，波泰遗址的证据表明，公元前4千纪在中亚马群里显然出现了二级产品的利用。

　　▲ 哈萨克斯坦北部的波泰和克拉斯雅尔遗址中大量宰杀后剩余的马骨充分证明了马的重要性。

　　畜力的利用和动员与耕作土地的潜力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大多数作物可以在种类繁多的耕作方式下有效生长，包括人力、畜力和机械工具的各种整合。我们关于早期农业的证据与使用人力以及利用木制、竹制和石制工具的耕作是相符合的。在之后的岁月里，这些资源得到了另外两个关键资源的补充，即畜力的利用和金属物品的常规生产。与此相关的另一个特征是，人们开始重视在大片土地上单独种植的特定作物。田地的大小和形状常常与如何耕种的实用考虑联系在一起，并且在最小的田地中可以使用的耕种工具确实是有限的。越多地利用畜力来牵引耕作工具，长条形耕地的优势就越大，它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用于转向的时间和能源成本。

　　史前农业的两个阶段

　　史前农业景观通常被描述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大致对应于早期小块土地的轻度耕作和后期大块土地的重度耕作。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粗放农业和青铜时代晚期的集约农业在形式上的差异，考古界早已进行过讨论。在缺少今天这样丰富数据的情况下，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学者大量借鉴了人种学的相应研究。关于新石器时代粗放农业的观点最初是从所收集的当代赤道丘陵地区的观察资料中得出的，这些地区支持流动的刀耕火种式（Slash-and-burn）农业。关于青铜时代集约农业的观点同样来自对印度和中国农业景观的观察，这种景观围绕着高度集权和专制的统治体系。根据社会的线性进化原则，由此产生的农业景观被置于一个简单的序列中。虽然这些来自人种学观察的类比无疑为想象史前农业提供了一个早期的机会，但大量的考古证据让我们能够描绘出一幅更加生动的画面。新画面更详细，也更复杂和多样，并且跨越了空间和时间。然而，它与两阶段模型仍有一些相似之处。

　　热带地区的刀耕火种模式可能仍然与早期农业的一些直接证据相呼应。早期的农场有时（但不总是）表现出暂时性，这可能对应于游耕农业导致的流动性。随着全新世尤其是欧洲和北美地区花粉记录的激增，在这些序列中可以发现火灾和暂时性清除林地的证据。至于书面记录，许多古典作品和历史著作似乎描述了各个文明世界边缘的这种耕作制度。因此，一系列似是而非的观点认为，史前农业早期至少有一个要素就是，它实际上依赖用火清除林地以供暂时性的农业使用。然而，其他全新世的序列表明，新石器时代的林地匮乏持续了几代人或几个世纪。目前的证据支持了新石器时代农业的全球图景，这种农业在资源、耕作方法和跨越时空的土地使用策略上极其多样化。

　　正如关于过去农业的证据日渐丰富，我们对与之进行比较的当代刀耕火种策略的理解也在增长。我们现在更加意识到这些系统是对热带生态系统及其山坡土壤的特殊适应，而不是“史前遗迹”。这些方面并不能普遍地移植到世界其他地方的史前景观中。过去所有的农业生态系统也不可能期望在人种志记录中有一个现代的类似物。事实证明，过去比现在更加多样化。

　　然而，对于早期的史前农业景观，可能会有一些一般性的观点。在这些景观中，驯化和未驯化的资源各自在人类存续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将是一种普遍的情况。另外同样普遍的是，尽管已经扩展到起源地以外，主要的驯化资源仍然留在起源地，并且保留了许多在该区域起效的适应性特征。

　　之后集约阶段的农业也同样被重构。这一时期在观念发展方面有两个重要概念，分别是卡尔·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理论和卡尔·魏特夫（Karl Wittfogel）的“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理论。每种概念都基于各自作者对印度和中国高度集权且专制的治理体系的理解，这些体系被视为集中指导土地使用和管理的所有关键方面，其中魏特夫特别强调水的治理。这两种观点都曾因对中国和印度制度的好或坏的理解而受到批评。专制权力和控制形式与自然资源的管理之间的密切关系受到了进一步的挑战，因为人们对中国和印度的制度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它们是如何形成的有了更多的了解。历史上和现实中都有错综复杂的治水系统的例证，它们要么缺乏专制精英统治的证据，要么在专制社会之前就存在了。

　　与我们对前一阶段的重新解读相类似，我们现在意识到一个史前晚期的农业世界比之前的阶段更加多样化，但仍然展示了一些反复出现的主题。在这些主题中，农民和特定土地之间的关系变得永恒持久，对水流、土壤、动物和某些作物的投入也必须是持久的，而预先投资是这种关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肥沃的土壤主要是能量密集型的，它继而又与畜力和金属冶炼技术有不同的联系。

　　在我们现在设想的更加多变和多样的史前世界中，粗放农业阶段和集约农业阶段各自都具有千年尺度，其一般性主题在世界不同地区以不同的形式发生，出现在不同的物质环境中，不同的时间、空间和祖先谱系中，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影响潜力中。虽然这些阶段有一些广泛的共同特征，但目前可用的证据表明，不同地区之间的偶然性远远大于考古学早期流行的更直接的社会线性进化模型所隐含的偶然性。

　　家园与漫游者

　　▲ 排成圆圈的石柱之一，是哥贝克力遗址的焦点。该遗址有1.1万年以上的历史，位于土耳其东南部，靠近幼发拉底河上游。

　　在巨大的石灰石石板中，散落着许多黑曜石片。黑曜石是一种玻璃状的火山岩，可作为化学原料。一些哥贝克力石阵的黑曜石片来自土耳其中部，另一些则来自土耳其东北部，无论来自哪里，它们都穿越了300英里（约482.8千米）左右的距离。

　　看似矛盾的是，这种特定地区展现出的定居和聚集应该促成更大的流动性，但在所有人类的旅程中都隐含着回归的预期。家园越安稳，向外探索的意愿就越强烈。不断移动的旧石器时代猎人，跟随猎物的迁徙，会季节性地返回家园，老家和季节性营地都留下了考古学的痕迹。如果以祖先的纪念物为标志的老家能保持数代安全无恙，那就可以设想和踏上更远的旅程。这可能不适用于所有人，甚至不适用于大多数人。在史前时期，就像现在一样，大多数人生活在大家庭的主要成员容易到达的范围内，这种推测合乎情理。除此之外，少数人更习惯于离开家，独自或与陌生人过夜。这个习惯可以使少数人在返回家园之前走很远的距离，甚至跨越大陆。在今天，这类少数人可能有很多，旅行时间以小时计算，最多以天计算。在史前，这类人可能更少，旅程以月或年为单位，但也具备跨越大陆的潜力。

　　生活环境中的这两种方式，一个在明确血统和传承的基础上留在家园开枝散叶，另一个则不停移动，不断重复以往经历；两者总是交织在一起，构建了不同社会的不同生态轨迹。

　　食物的全球化与跨欧亚大陆的交流

　　关于新的跨大陆规模的接触，一些最明显的迹象来自农业劳动的初级产品，即农作物本身。到公元前3千纪中期，在亚洲西南部肥沃的“新月沃地”驯化的小麦已经传播到中亚地区腹地，那里的史前营地发现了它的踪迹，地点是哈萨克斯坦巴尔喀什湖周边准噶尔西部山地（Dzhunghar Mountains）的山坡处。甚至在更东部的中国山东省赵家庄遗址，也有类似的古老而神秘的记录。回到准噶尔西部山地的山坡处，中国谷物向西移动的证据也遗存下来。还是公元前3千纪，拜尕什（Begash）遗址的一个早期牧民村落保存了烧焦的黍粒。几个世纪后，在阿塞拜疆的乌尔米耶盆地（Urmia Basin），哈夫塔万丘（Haftavan Tepe）的大型定居地的垃圾堆积物和壁炉中发现了黍类谷物，与此同时亚洲西南部的谷物在中国北部和西部也得以广泛种植和消费。除了亚洲黍类以外，欧洲史前的花粉记录也广泛证明了两种被认为源自中国的荞麦，这说明它们也在较早年代跨越了欧洲大陆。

　　至于这些农作物是如何在大陆的广袤地域上传播的，这仍然是个问题。由于最早的记录早于在后世的“丝绸之路”中到达巅峰的一系列物质文化足迹，我们缺乏更明确的物质线索。然而，这种缺乏可能说明，传播的证据不一定来自因物质财富而得到认可的精英阶层，以及他们坟墓中出现的这些财富。远离人类进化地区的农作物的最早出现，与欧亚大陆不同文化背景下金属和冶金术的最早出现大体一致。这两种现象在公元前3千纪里都得到了反复证明，而且偶尔可能会出现在更早时期。然而，早期阶段这两种模式存在地理上的差异，每一种模式都有各自不同的构成。尽管在拜尕什墓葬确实偶有发现用青铜装饰的耳环或黄金吊坠，出土的作物也同时来自东方和西方，但在欧亚大陆北部的森林草原所发现的冶金者的肉类饮食中，似乎没有任何谷物的补充。他们可能很好地利用了水边的野生植物，但向北扩张的黍类种植农业似乎是铁器时代的迹象。

　　如果我们从早期冶金学的地理分布回到早期作物传播的地理分布，就会看到景观中有一个独特的部分。小麦和黍类提供了很多细节，但它们并不是特例。大约到公元前1600年，一系列的作物传播已经同一个连续的道路网络结合起来，这个网络连接了欧亚大陆及非洲的大部分地区。新出现模式的典型例证位于一连串丘陵所形成的接合部，位于高山的坚硬地质和有季节性湍急洪水的平原之间。其间丘陵的顶部土壤肥沃，水流可控。这个丘陵地带在培育驯养的跨物种亲密关系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也是远距离连接人群及其资源的关键。传播的主要驱动力可能是放牧的需求，而不是对农作物或货物的需求。沿“内亚山廊”（Inner Asian Mountain Corridor）的作物传播形成了一个网络，这一网络随后用于运输一系列其他商品和物品，最终成为丝绸之路的前身。在这一不断变化的网络的各阶段中，我们可以追踪动物、作物和人工制品的传播，我们也可以反思漫游者自身的身份。

　　保存着来自世界各地遗物和财富的精英坟墓，十分有利于追踪公元前2千纪晚期的相互关联。但是对于作物传播的早期阶段，我们依靠的还是作物本身，以及消费的直接证据。同时期墓葬中出土的人类骸骨的化学成分里保存了消费的证据。骨骼中碳同位素平衡的差异，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追踪西部作物东移和东部作物西移的方法。

　　在欧亚大陆西部，最早在不同程度上以源自中国北方的黍类为食的是生活在新石器时代的人群，他们的饮食方式各不相同。迄今为止，这些人的坟墓在伊朗、希腊和匈牙利均有发现，年代可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之前，个别匈牙利人的历史可能早至公元前6千纪。公元前2千纪期间，西方黍类消费模式发生了变化。在这一千年里，我们发现了存在大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定期食用黍类的群体。尤其是后半期，这些群体已知来自俄罗斯、意大利和希腊。虽然他们对应的是从多种形式的证据中显现出来的、东西方横跨欧亚大陆发生联系的时代，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他们与其他可识别的文化特性有明显关联。

　　西方作物东移的证据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一点，其中一些烧焦谷物的记录表明，西方作物分散出现在公元前3千纪的中国，并在公元前2千纪形成了一种更连贯和持续的模式。在公元前2千纪开始之际，西方作物对甘肃河西走廊发现的人类骨骸的同位素特征产生了显著而广泛的影响。河西走廊位于甘肃省，是东西方之间一个重要通道。同位素特征显示，在公元前1900年之前，河西走廊没有人把西方作物作为黍类收成的补充，而在此之后，每个人都消费了大量西方谷物。

　　公元前3千纪的早期联系，在公元前2千纪变成一个旧世界的全球网络。这种形势主要通过普通社会的农产品而非财富遗产，在欧亚大陆各地区得以清晰地呈现。全球网络的重要节点在印度西北部，到公元前2千纪，那里获得了来自新月沃地、中国的北部和南部、南亚各地以及非洲的作物。这些都有助于形成一种多熟制，它能够很好地利用冬季和夏季的降水。

　　正如非洲的农作物，如高粱、龙爪稷、豇豆和扁豆，对史前的印度农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一样，印度的牲畜对非洲牛类的生态适应性也产生了重要作用。在南亚，瘤牛（zebu）最容易通过其隆起的鬐甲部和下垂的垂肉辨识出来。它们看不见的显著特征，则在于比起那些鬐甲部不隆起的“似公牛的”（taurine）近亲，对多变或分散的水资源有更强的适应性。非洲本土的牛都是“似公牛的”，对水的需求把它们限制在足够潮湿的北非和西非地区。在全球联系和资源交换的早期年代的某个阶段，部分印度瘤牛和非洲“似公牛的”牛进行了杂交。它们的后代具有抗干旱属性，成为讲班图语的南部移民的重要资源，公元前1千纪以来对非洲的人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被重塑的自然

　　当智人到达世界上每一个被植被覆盖的大陆的南端时，全球气候已经开始从严酷的冰河时代和新仙女木时期最后一次剧烈降温中逐渐得到改善。在接下来的几千年里，先期生长的林地将会逐渐蚕食在寒冷时期达到最大面积的草原和苔原环境。更茂密、更广阔、更多样的林地又将接着取代这些先期生长的林地，除了最寒冷的外围地区、最干燥的内陆和海拔最高的荒凉无植被的地区外，森林景观将延伸到世界各处。

　　通过改善生存环境，我们将自己的物种分布在一系列重要的生物群落中，它们通常位于生态系统之间的接合部，比如各种林地的边缘地区。草地和林地的边界以及沙漠和草地的边界因我们的耕种和放牧而拉锯波动，我们对这些生态边界的最终影响将是巨大的。随着气候变暖，地球表面覆盖了更茂密的植被，之后一代又一代农民会使它再次变得稀疏，并带着驯化的动植物占据开辟的土地。

　　全新世的气候最适宜期已经结束，此时驯化的物种已经远离它们的原产地，穿越欧亚大陆的广阔区域，为本地和外来资源的混合作出贡献。全球气温的总体趋势是下降。

　　这一总体趋势偶尔会被更突然的变化所打断。世界在5900年前和4200年前分别经历了温度骤降以及之后的恢复，许多地区出现了干旱期。在某些地区，后一次衰退的时间正好与持续扩大和完善定居点的时期的结束相吻合。在发生这种情况的地区，这种结局被解释和叙述为“文明的崩溃”。的确，我们有理由推断气候变化与社会组织的重大变化有关，气候的明显波动可能与政治组织和控制机构的消亡有时间上的关联。处于自我控制范围内的底层农民的境况是好是坏，则不容易确定。可以推断的一件事就是他们适应气候变化的选择已经改变。

　　与最早的农民相比，作为全球食物资源传播的结果，公元前3千纪的社会享受到了一套能更大程度减轻气候影响的策略。食物资源在跨大陆规模上的混合拓展了他们对温度、营养和水的适应性的选择，甚至在季节的模式和结构上也是如此。

　　最早的农民受到本地季节的约束，季节又与他们所依赖的植物密切相关。越多的作物四处传播并跨越大陆的距离，他们就越脱离季节环境。这些作物中的一些失去了季节敏感性，因此农民可以控制它们的生长时间。只要本地和外来作物混合成功，对水的适应性得到控制，土壤温度得以通过耕作而缓解，那么多熟制就成为可能。随着动物在冬天活动的减少，作物在同一块土地上连续生长。季节因素并没有消失，但发生了显著的调整，这归因于农业生产力更大规模、更可持续的发展潜力。

　　小结

　　这一章开篇就谈到了人类进程如今的规模，这一进程超越了我们的任何原始人类近亲。每个早期人类种群都在某种程度上包含在一个生态边界内，与世界上主要的陆地生物群落相分离。我们这个物种努力穿越了每一个边界而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种群。全球时代的人类经常被描绘成“征服自然”。尽管对于今天关于过去的更细致的生态分析来说，“征服”这个词有些过于夸张了，但人类与自然的一系列交流清楚地彰显了在这个时代，交流的结果是显著和持久的，这标志着我们人类的活动是一种全球性的力量。

　　这些活动首先是清除大片土地上的植被。最早对深层花粉序列进行研究的人员并不期望会遇到一种史前花粉信号，而这不能完全用气候波动来解释。对新石器时代欧洲西北部许多地区“榆树衰败事件”（Elm Decline）的认识改变了这种看法，为全序列“人为指标”的检测和对长短时段内大量林地清除的研究开辟了道路。进一步的研究认为放火和林地清除与一些狩猎采集者寻找猎物有关，而不仅仅局限于农业群体的活动。

　　在本章所涵盖的这个时期，这些清除活动可以在地图上标记出来，它们的重要意义可以在特定的人文景观中观察到。如果我们回过头来，在更大的范围内观察世界，我们会看到这些干预行为合并在一起，形成现存的生态区之间边界转换的独特模式。林地的边界随着荒原和草原的前进而后退，它们的边界又随着更无生机的沙漠的推进而逐渐后退。人为因素造成的边界波动与寒冷气候造成的上述波动有很多相似之处。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的活动可以被看作对自然中正在进行的边界转移节奏的改变。

　　第二种人类交流活动是基因层面的。农业已经导致一系列动植物基因型的广泛改变，对世界生物圈的影响与日俱增，并提高了依靠人类完成其生殖周期的生物圈的比例。尽管基因结构的主动转变最直接地体现在被开发的动植物本身，但农业的基因后果已经在整个人类食物链中显现出来。植物、动物和人类的各种疾病、寄生虫，在动物管理和定居农业的背景下经历了一次进化爆炸。在全球范围内农业社会扩张的形塑下，人类自身的多样性越发显著。

　　第三种人类交流活动既是最不显眼的，也可以说是影响最为深远的。今天地球的大气中大约有78%的氮气和21%的氧气。还有两种气体的含量要低得多，它们是二氧化碳（大约占0.04%）和甲烷（大约占30000ppm）。虽然比例很小，只有用灵敏的科学设备才能检测到，但目前关于人类活动导致其比例上升，全球生物圈因此面临危险的问题，存在着很多争论。比例上升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工业时代和当今时代——与使用化石燃料相关。然而，气体浓度与预期路径的偏离可能早就开始了。

　　评估这种偏离的方法之一，是将全新世期间随时间不断变化的气体浓度同之前的间冰期的等效波动进行比较。这样的比较促使人们推断，二氧化碳浓度偏离了它的预期路径发生在第一次农业扩张和它造成的大规模砍伐时期。几千年后，甲烷浓度也遵循了这种模式，这也许与水稻种植的扩张有关。在本章所述时期结束时，这些气体的浓度比之前间冰期时的浓度高出了20%到50%。有些人用这种上升来表示全新世的结束，为我们人类的跨大陆旅行确定了框架。“人类世”这个新的地质时代已经被提出，期间人类活动已经成为全球生态系统变化的主要驱动力。

　　本章考察时代的核心主题，是唯一幸存的人类种群与自然交流的新方式。这种新的交流方式影响了世界上除了南极洲以外的所有大陆。它对地球的沉积过程及其土壤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物种的平衡，重新配置了其中许多物种的遗传和繁殖行为。最关键的是，它开始对整个系统所依赖的大气气体平衡产生了可测量的影响。无论这是否构成“征服”，事实证明，从这一史前时期开始，地球每一个层面上的动态变化都将由人类活动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