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 后期民族神话的主要走向

　　隋唐以后，中华民族的发展进入了又一次民族大融合的时期，传统意义上的汉族在中华民族的后期发展过程中已不占主导地位。五代有三代的开国皇帝是沙陀人，东北地区的契丹族与西北地区的党项族都建立有自己的政权，压得北宋抬不起头来。至于南宋则更是偏安一隅，在历史舞台上唱主角的渐渐转为北方民族。先是女真族建立的金雄起，相继灭辽、北宋，成为北方的主要统治者，并对南宋虎视眈眈，南宋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蒙古于北方迅速强大起来，蒙古军队的铁骑横穿欧亚，以不可阻遏的气势登上了中国统治的舞台。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统治后，元朝灭于风起云涌的农民战争风暴之中。继起的明朝是一个汉族的政权，其统治期从1368年到1644年，不足三百年。满族人建立的清政府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统治时期最长的一个非汉族政权。如果我们从907年李存勖建立后唐开始算起，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政权，其间一千年，汉民族的直接统治不足三百年，五代与宋，汉族与其他民族分治三百余年，元统治九十八年，清以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大清始至清亡也近三百年！多元民族是隋唐以后中国历史发展无可争议的统治主流，忽视这一重要现象就不能真正理解后期的中国文化。因此，神话研究若不从民族发展的相互间的巨大影响中去考察，就不可能把握住中国神话发展的真正脉络。

　　各民族的交融使这一时期的神话发展呈现多元的局面，与南北朝时期南北对峙时的北方民族不一样，中国后期的少数民族的独立性相对较强。由于历史较长，这些民族有了较深的文化积淀，且大多拥有自己的文字，如西夏文，所谓的“蕃书”，辽的契丹文字、金的女真文、元的蒙古文、清的满文，这些文字的创制和采用，对于各民族文化的发展都有不可估量的影响。通过它们记录下来的民族发展历程，是我们研究古代文化的宝贵资料。许多神话就是赖这些文字的记载得以保存的。由于他们有文字保存自己的文化和历史，各族同胞并不像北朝时期的北方民族一样，急于向汉族求血缘正宗正位。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北朝时的各族将五帝神话作为文化归宗的心态在这些朝代和民族中不明显，血缘种族色彩的神话已退居第二位，而在整个民族精神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民族宗教——儒、道、佛三教的神话已无可争议地坐上了第一把交椅。

　　这一转变期发生在唐代。李氏唐朝是一个融合了各族文化的新汉族政权，它的出现，是南北朝漫长时期里的民族文化交流的总结。贞观四年（630年），“诸蕃君长诣阙，请太宗为天可汗”（《唐会要》卷一百）。唐代的建立使中华民族真正出现了一个“胡汉一家”的局面。由于李氏明显的鲜卑与原汉族的杂交血统，他们很难跟五帝系统直接发生关联。他们已经统一了神州，无论是何种血统，他们已是政权的主人。中国文化的主流已由独尊儒术演变为儒、道、佛三教鼎立，没有一个朝代完全抛弃儒教，对于道教、佛教或兼崇不偏，或有所选择。总之，将其视为社会的精神统治思想的大趋势不变。李氏统治者选择老子为其祖，这是中国神话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次巨变。而武则天将佛祖供进明堂，则使传统的神典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它标志着佛、道之神已从在野的异端步入了正统的行列。这一过程始自汉，完成于隋唐。自成系统的三教神话已经形成，成为隋唐以后文化统一的蓝本。

　　儒、道、佛三教文化并不能视为纯汉文化的代表，它是中华民族各族人民共同发展的结晶。佛教发展以北方民族的贡献尤大，而道教离开了北魏统治集团的扶持则很难步入主流社会。正是因为三教文化为不同民族共同创造发展，因而也能为不同民族所接受。三教文化成为适宜于中国文化生态的主流文化。

　　当三教自成体系的神话系统一形成，一股强大的摧毁原始神话的力量便发生作用了，就像繁荣的希腊罗马神话一遇到基督教的神话便土崩瓦解一样。三教神话使得原来较为原始的各少数民族神话受到影响。体系性宗教神话形成的力量是任何神话都难以比拟的，它不像政治神话那样靠强制宣传，而是水浸气流般渗透到民众的心灵，造成一种心灵的皈依。散漫无主的原始宗教与神话面对体系宗教就显得无能为力。当然，他们在接受三教神话时会作一些改动，但这种改动不会影响宗教神话的基本构架，这就是为什么唐以后那么多的民族，在接受三教神话之前，其传统神话丰富多彩，而一旦跟三教神话接触，便渐失自家本色的原因。

　　隋唐以后的民族神话发展过程是一个原始神话向三教神话皈依的过程，这种皈依，除部分地保留了一些少数民族神话的元素外，各族统治者和人民以他们对新神话的认同加入了民族共同体。三教神话成了新一轮民族大融合的精神纽带。

　　下面我们将对隋唐以后诸主要少数民族神话的发展进行分析，以见各族原始神话的基本形态以及它们在三教神话后的瓦解过程。北方民族宗教在民间的残留，主要是北方萨满教。它在三教神话冲击下顽强地生存下来是一大奇迹，因而也在后期民族神话中甚有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