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每天都有文字狱的消息传到四库馆，馆臣们人人自危。虽然大家都怀着十万分小心，但还是每天都有人被记过、被罚赔。

　　纂修官送来贴黄签的签出之书，纪晓岚都要逐字逐句地仔细勘阅，之后在书上盖印章。他案上常用印章有两种，一为处理意见，如“总办处阅定，拟抄录”，或“总办处阅定，拟存目”；另一种即是他的名章。尤其是对馆臣撰写的《总目》提要稿件，他更是一条一条地亲自修改。对分类及排列次序重新条理，对一些条目进行增删。最要紧的是对违碍文字认真改易，不能出一字差错。

　　这天纂修官送来的签出书目是《嵩山文集》，纪晓岚随手一翻，头就大了。他的眼睛定格在一段文字上：“其在太宗时，女真困于契丹之三栅，控告乞援，亦卑恭甚矣。不谓敢眦睨中国之地于今日也。”纪晓岚冷汗一下子沁满了额头。这么明显的违碍之处，纂修官竟没有发现，如果不幸让皇帝看见，那问题就大了。他立即将这段文字做了修改：“其在太宗时，女真困于契丹之三栅，遣使借兵，亦相好甚矣。不意欲尽取我国之地如今日也。”

　　又往下翻，这样的违碍处竟比比皆是。居然出现了“彼虽犬羊，亦未必忘父子兄弟之亲也”“援中国之衣冠，复夷狄之态度”的话。“犬羊”“夷狄”甚至“中国”都是禁止在书里出现的违碍词汇，纪晓岚忙改成“彼虽怒我，未必不念我父子兄弟之亲也”“振我国之衣冠，复幽并之旧俗”。

　　按说，四库馆臣为一时之选，能入馆者大都是学力深湛的学者。而且对违碍字句的清理三令五申，纂修官不应再犯这样低级的错误。纪晓岚很快想到，这部书稿如果不是纂修官的粗心大意，那么肯定是出自馆臣的“助校”之手。

　　由于催迫日紧，近来四库馆中很多馆臣私募了一些助理帮忙校书，总裁、总纂、总阅以及纂修官、分校官都纷纷到馆外去聘请助理。这些助理也称为“助校”，有的是馆臣的幕府中人，有的是馆臣的亲戚朋友。这些“助校”普遍来自没有入仕的士子，很多是江苏、浙江一带在京师的游幕学者，虽然这份差使算不上四库馆的正式编制，但他们还是把进入四库馆视为进身的终南捷径，梦想有一天可以凭借这个资本得以踏上仕进之路。起码可以借此机会结交朝廷官员，对自己今后再应科举和仕途大有好处。所以四库馆一开，海内士人云集京师，寻求机遇。也有一些人，借助校馆书与馆臣探讨学问，相互切磋，让自己得到精进。这些人一般是学有专长的学者，有些是在某一方面造诣比馆臣要深得多。比如总裁王际华聘请的助校邵廷仕、朱大庭；王杰聘请的助校朱文藻；朱筠、戴震、翁方纲聘请的助校丁杰；翁方纲聘请的助校陆廷枢、卢文弨；周永年聘请的助校桂馥、孔广栻；程晋芳聘请的助校沈叔埏；孙溶聘请的助教洪亮吉等。

　　纪晓岚自己也请了一位助校。他是湖南人，名柳先义，字青岩，是乾隆二十七年（1762）举人，学问宏博淹通，文章也写得漂亮。他流寓京师，经朋友推荐，纪晓岚将他聘为助校，议定每年年俸是二百两银子。当然这笔钱要纪晓岚自掏腰包，所有聘请助校的馆臣，都是自己花钱。官书私办，亦出于无奈。

　　这些助校，有为一人助校者，居家助主人校书；也有游走于各家助校者，辗转于各馆臣之间，为多人校雠。助校的工作并非只是校书，还有的要协助馆臣编书，或协助考证、撰写提要等。由于各人所聘助校良莠不齐，当然也难免鱼龙混杂，有滥竽充数的学问散淡之人。这部签出的《嵩山文集》，没准儿就出自一个草率的助校之手。

　　纪晓岚头上出冷汗，却浑身燠燥，再加上天气炎热，气闷难当，只好把外衣脱去，光着膀子伏案审书，越往下审，心里越没底。这时猛听得有人喊：皇上到了。

　　纪晓岚吓了一跳，穿衣已来不及，灵机一动，只好钻到桌子底下去，隐身在桌帷里边。

　　乾隆皇帝看见纪晓岚赤膊钻在桌子底下，心里好笑，问了一些审书的情况，却没有马上离开，坐在一边看起书来，馆臣们谁也不敢打扰。纪晓岚在桌底下，越发闷热难当，身上痱子都起来了，见半天没动静，以为皇上走了，探出身子问：“老头子走了没有？”

　　乾隆皇帝一笑，掀开桌帷。纪晓岚慌忙跪下：“微臣纪昀，给皇上叩安。”

　　乾隆皇帝斥道：“大胆纪昀，身为总纂，赤胸袒臂，何以仪众？！”

　　纪晓岚唯唯：“臣最畏暑热，头目昏昏，不能伏案，故……”

　　乾隆皇帝摆摆手：“天气炎热，赤膊修书，可恕无罪。不过你得说清楚，你刚才讲‘老头子’，是什么意思？”

　　纪晓岚穿上衣服，从容对答：“我皇万寿无疆之谓老，顶天立地之谓头。”

　　乾隆皇帝急问：“那‘子’呢？”

　　纪晓岚奏对：“《白虎通》曰：‘父天母地，为天之子。’这连起来，是谓‘老头子’。”

　　乾隆皇帝始解颐，脸上露出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