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午，张澜作东，沈钧儒、鲜英、张申府、左舜生等作陪，以中国民主同盟的名义，在特园宴请了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

　　此时，客人们都走了，可是他们仍沉浸在大客厅里刚才的其乐融融的气氛之中。

　　曾留学法国、德国，也曾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的张申府，禁不住感叹不已地道：

　　“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呵！我在北京大学当教授的时候，毛泽东先生不过是这所学校图书馆的管理员，然而今日之下，他一进特园，一句‘这是民主之家，今天我回家吃饭’便说得满园生色啦！”

　　“我倒更看重毛泽东先生在饭桌上的那句话。”七君子之一的沈钧儒，朝张申府笑了笑，“他说，‘今日我们聚会在民主之家，今后，我们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我在想如果有一句话能够极其精辟地概括出我们中国民主同盟当前的任务，那么，这就是他的那句话了！”

　　张澜却朝沈钧儒笑了笑：

　　“秉甫先生，今日这个民盟中央部分常委会议，说好了是由你来主持的。既然毛泽东先生方才为我们开了一个好头，现在就要请你给大家发表高见了。”

　　“高见谈不上，还是来个先总结后交流的老生常谈罢。”沈钧儒身材矮小，声音极大，“就前阶段而言，我以为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发表了《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而且，据我所知，除《新华日报》全文转载而外，重庆好几家有影响的报纸，都对我们的这个《紧急呼吁》进行了选登或者援引。”

　　鲜英扬了扬手中的报纸：

　　“这不，《新蜀报》虽然认为我们的十条主张与中共大同小异，但是仍选登了他们感兴趣的第一条，即‘我们反对十一月十二日召开的国民大会，但我们并不是在原则上不要国民大会。现在好了，我们可以在战争结束的一年内，在一切失地全部恢复以后，修改国民大会的选举法和组织法，在全国和谐的空气中实行普选，回到首都南京，去堂堂正正开我们全国人民所一致需要的国民大会，颁宪法，选总统，成立宪法政府……’”

　　“《大公报》有篇文章的作者，却援引了我们的第五条。”左舜生道，“那就是，‘我们主张在政治会议中，组织一个全国性的裁军委员会，由各有关方面的高级将领充当委员，本公平的原则，将军队裁减到国防所必需的限度，过此人民即无负担的义务。并且应该以有限的财力，用于国家和平的建设。我们主张任何党派不得有党军，军事教育不能含有党化的成分，一切军队只能属于国家，只能用以保护人民，应精训精练使其名实相符地达到现代化。我们并主张政府应该逐渐做到使军人主军，文人主政的原则……’”

　　张申府接过话题道：

　　“岂止是重庆的报纸登。西安《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不仅登了我们的十条，而且登了我们的‘三问’，‘首先，我们要求全国的老百姓给我们以声援，请你们说话，我们所提出的这些主张，是不是正是你们所要主张的？其次，我们要求国际的朋友给我们以批评，请你们说话，我们所提出的这些主张，是不是你们也觉得这是中华民国可能而合理的出路？再其次，我们要求执政的中国国民党，同时也要求有土地有人民也有武装的中国共产党，对我们的主张给以充分的考虑，请你们说话，你们承不承认我们这些主张，正是代表着老百姓的呼声，同时值得你们的共鸣和赞许的？’”

　　沈钧儒将手臂一挥：

　　“那么，为什么新闻媒介要把这许多灼热的眼睛，对准我们这个《紧急呼吁》呢？我在想，因为我们对局势的估计是正确的，如同其中所云，‘抗战胜利了，国内一切更复杂更麻烦的问题都来了。我们怎么办？假如我们在欢呼胜利的时候，能够更冷静一点，更理智一点，也许一切复杂的情形可以简单化；也许一切麻烦的情形可能轻松化；否则不是不可能演变得纠纷更多更严重的。’而从国共和谈目前阻力重重、举步维艰的情形看，我们的每一句话都不幸而言中了！”

　　张澜捋着胡须道：

　　“秉甫先生说得对。中国民主同盟，以及参加同盟的各党派分子和个人，我们自来的主张是很明确的，自来的态度是很客观的。我们不能承认任何方面的特殊利益，但我们也未尝不承认任何方面的特殊情况可能在不违背国家民族利益的最高原则之下，各自求得其适当的发展。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们的路子是走得对头的，脚步也是走得稳当的。”

　　“稳当自是稳当了，可是，张表老，我们的脚步是否可以走得大一点呢？”左舜生作为中国民主同盟秘书长，此时竟飘飘然起来，“菲律宾《华侨导报》近期有篇社论说，中国和平建国的希望，不仅寄托在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身上，而且还寄托在中国民主同盟身上。于是，我想到，在眼下的国共谈判中，我们能否表现出一种愈加超然的姿态呢？”

　　张澜明白了左舜生的意思，因为如此，他目光定定地看着对方，然后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的口吻道：

　　“那么，我们要超然到哪里去哟？老实说，我也想去世外桃园，去蓬莱仙境，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超然于历史，超然于人民！还是我们的《紧急呼吁》说得好，‘我们承认国民党对抗战是尽了力的，同时我们承认共产党也尽了力，但是我们痛定思痛，我们更承认这八年以来直接或间接为抗战而死了的一千万到三千万的人民，以及今日仍旧在饥饿线上嗷嗷待救的千千万万的人民，只有他们的功劳才是最主要的。今后一切的党派只有事事为着人民才有光明的前途……’”

　　左舜生面带羞色，缄默无语。

　　沈钧儒却依然大声武气地道：

　　“在保持头脑冷静和雍容沉着方面，我在想，我们还得有点儿毛泽东先生的眼光。刚才饭后的谈话，大家都是听见的。我对他说，蒋介石为人狡诈，言而无信，因此国共谈判成功的把握不大。他却说，‘我相信这次可以成功。我们干一件事情，开始都会感到难办，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开头就有了一半的希望，再加上大家都努力来促成，事情就会好办了’我又说，我们可以努力，但是国民党方面至今没有诚意呀。这时他反而笑了，‘国共谈判就好像两个人谈恋爱，现在共产党方面已经表示出很大的诚意，今后就要看国民党的了。'我坚持说，老头子和年轻人怎么恋爱得起来呢？他居然想出了一个办法，实在不行的话，老头子可以刮刮胡子嘛！’”

　　张申府啧啧连声道：

　　“你们看看，这就是毛泽东先生让人为之倾倒的地方。如此风趣横溢，妙语连珠，而又无不切中时弊，当今之下，大概只有柳亚子先生的才华可以与之媲美了。”

　　“柳亚子先生近日也参加了我们民盟，而且是公开地。”鲜英突然想起了什么，“张表老，关于民盟吸收三个秘密盟员的事，你不是说要在今日的总部会上予以通过么？”

　　张澜点了点头，然后起身关好大客厅的房门，这才以极其慎重的语气道：

　　“去年秋冬之际，也就是我们民盟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政团’二字删掉，开始吸收个人入盟的时候，西南地区的三位重要爱国将领刘文辉、潘文华以及龙云，先后加入了我们民盟。刘文辉和潘文华是在成都我的住宅里填写的入盟登记表，然后由我亲手火化，以资保密的。鉴于情况特殊，他们虽已完成入盟手续，但仍须得到诸位的认可。”

　　“据我所知，中共方面的董必武、林伯渠、陈绍禹、吴玉章，甚至周恩来先生，都和这三位有过程度不同的接触，因此在政治上估计不会有大的差错。”张申府皱了皱眉头，“有所疑虑的，就是刘文辉靠开采黄金和种植鸦片发财，这种不太光彩的事情，是许多人都知道而且多有指责的。”

　　鲜英为刘文辉辩护道：

　　“事情还有另一面。由于有了巨额财源，他所主政的西康省才在经济上不受制于蒋介石中央政府，政治上也才有了自作考虑的余地。并且，他的余款甚多，却从未存入外国银行，除了储存黄金而外，他用了相当部分作为政治活动的经费。蒋介石身边的重要人物，比如现在重庆谈判的国民党代表张群那里，他每年都要拿金条去打点，以便让其在蒋介石面前说点好话，或者通点消息，从而设法稳固自己的地盘。至于他还资助民盟经费，兴办进步文化事业，那就是他的贡献了。”

　　“特生先生如此了解刘文辉，我也就前虑尽消了。”张申府朝鲜英笑了笑，“再说‘道不同不相为谋’，钱财之事，又何苦这般寻根刨底呢……”

　　左舜生打断张申府的话道：

　　“就是不寻根刨底，也得搞个水落石出。哦，我说的不是刘文辉，而是潘文华。诸位知道么？潘文华与孔祥熙是换了帖的金兰兄弟，孔祥熙当国民党财政部长期间，给了潘文华以特殊的优惠照顾。这其中究竟有些什么名堂，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潘文华官运亨通，从第28集团军总司令到现在的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都与孔祥熙不无关系！”

　　“舜生先生果然有所不知。”为潘文华辩护的又是鲜英，“蒋介石对我们四川三个实力派，采取了‘稳住邓锡侯，扶持潘文华，打击刘文辉’的分治方针，孔祥熙与潘文华义结金兰呀，蒋介石多次召见、宴请潘文华呀，都是这个方针使然。而潘文华表面敷衍应酬，内心却不为所动。晓得不？在他担任《华西日报》董事长期间，报馆里头有好些中共的地下党员哩……”

　　张澜见左舜生不再说话，便面朝众人道：

　　“至于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他和中共方面的朱德、叶剑英都是云南讲武堂的先后同学。当然，这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他利用自己是蒋介石的昆明行辕主任的身份，规定了中央军不得进入昆明市区，中央宪兵不得在市区执行任务，这样不但为了保护自己的地盘，而且为了有利于让昆明成为民主的堡垒。难能可贵的是，他自己秘密参加民盟不说，还让在滇军当师长的儿子，以及在他身边的所有亲信，都公开地参加了民盟。这些，便是我提请诸位认可他为我们的盟员的原因。”

　　没有人表示异议。有人还站起身来，热情地鼓了巴掌。然而，不知为什么，当张澜继续发言的时候，他的神色反倒显得严峻了：

　　“另外，关于龙云目前的处境，我也想如实地告诉大家。最近接到民盟云南省支部委员周新民的报告说，蒋介石已下令调集滇军到越南接受日军投降，而龙云则想借此机会在海防取得一个出海口，竟不加思索地派出了包括他儿子那个师在内的滇军主力，这样，昆明城内，只剩下两个步兵师和一个宪兵团了。与此同时，蒋介石却逐步将中央军向昆明四周调集，以渐渐对昆明形成包围之势。”

　　“蒋介石起心不良，极有可能要对龙云下毒手，因此，此事当在我们民盟中央引起密切关注。”张申府稍有思忖道，“我认识那边一个叫杨维骏的年轻盟员，他父亲是龙云的部属。我意是否可以通知周新民，叫他将此情况告诉杨维骏然后通过其父告之龙云，提请我们这位秘密盟员务须高度警惕，严加防范，不要中了蒋介石的调虎离山之计。”

　　鲜英唉声叹气道：

　　“事既如此，恐怕也只好这样了。有所忧虑者，乃是措手不及，防不胜防，结果白白便宜了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