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舱里，周恩来斜靠在紧挨窗口的座位上，俯视着下面昏沉而迷茫的云空，一句话也没说。

　　该说的已经说了。

　　当他在重庆化龙桥红岩村第18集团军驻渝办事处收到并仔细地阅读了《中国政府三点建议》后，当即便得出再继续待在重庆没有任何意义的结论。于是，他要求赫尔利提供飞机，送他回延安。

　　由于气候恶劣的缘故，飞机迟迟不能起飞。可是这天清晨，赫尔利却早早地到了。跟在他身后的，有魏德迈，有魏德迈的参谋长麦克卢尔，以及二十多天前和周恩来同机到达重庆的包瑞德。

　　“你们这么多人是来为我送行的吗？要是这样的话，我可不敢当呵！”周恩来笑了笑，大智若愚地说。

　　赫尔利陪着笑脸，却显得吞吞吐吐：

　　“副主席先生，虽然我们是美国人，但是关于《中国政府三点建议》，难道不能够和你认真地谈一谈吗？”

　　“哦，原来你们是来当说客的。”周恩来又笑了笑，“这样好不好，我周恩来才疏学浅，绝没有舌战群儒的本事。但我学过速记，我将把诸位的高见记录下来，然后带回延安交给毛主席。”

　　赫尔利皱起眉头说：

　　“这就不好了。不管怎么说，《中国政府三点建议》毕竟是有积极因素的。副主席先生对此难道就没有一句话可说？”

　　“大使先生既然怪罪于我，那我就来说一句吧——”

　　周恩来从容直言：

　　“我们完全理解，大使先生不能保证委员长接受《共产党五点建议》。我们知道你仅仅能说，这些条款是公平的，你将尽力使委员长接受这些条款。但是，在委员长拒绝这些公平的条款之后，我们不希望大使先生反过来强迫我们同意需要我们去牺牲自己的反建议。”

　　这句使得几个美国人一时哑口无言的话，此刻却使得机舱里的周恩来陷入了深长的沉思。是的，谈判的艰涩，正如同重庆至延安的航线，受阻于中途，他已经有过三次大致相同的经历了：当飞机进入异常寒冷的秦岭上空，飞机的螺旋桨突然甩出来一块块冰块，冰块撞击着飞机的两侧，发出阵阵碎裂的声音，好像有人抡起大锤要把机身敲得个稀烂似的。

　　这时候，机长来到机舱，用颤抖的声音对周恩来说，“我已经用尽了在中国各地区飞行的各种办法，现在只能折返重庆。”而在重庆上空，飞机需要周而复始地盘旋，直到被气流融化了的冰块从机翼上掉下去，才能得以安全着陆。

　　包瑞德担心的，正是周恩来的安全。为着不关闭进一步谈判的大门，他奉赫尔利的命令陪同周恩来返回延安。这样，前面三次危险他也经历了。现在，当第四次飞行眼看又要飞到秦岭上空时，他索性从机舱一侧坐到另一侧来，以便紧紧挨在周恩来的身边。

　　谢天谢地，这次飞越秦岭的崇山峻岭时，螺旋桨没有冰块甩出来。飞机下降时，已看见八百里秦川。就是说，再有一段短短的航程就能飞抵延安啦！

　　包瑞德终于放下心来。他本想和周恩来说笑几句，以松懈一下这些日子以来逐步增长的紧张气氛。但是，周恩来依然斜靠在临窗的座位上，一句话也没说。以致在包瑞德看来，一种紧张气氛现在被另一种紧张气氛代替了，周恩来的精神世界里，依然是昏沉而迷茫的云空。

　　可是，稍过片刻，周恩来突然扭头道；

　　“上校，我觉得好像有点不对头。按说我们现在应该到达延安了。我想飞机现在是向西飞，而不是向北飞。”

　　包瑞德伸颈从机窗朝外看去，下面果然是陌生的山岭，荒无人烟的沼泽，甚至还有黑洞洞的万丈深渊。他眼冒金星，大惊失色道：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油料用完，强行着陆？不！那边根本没有机场跑道……”

　　周恩来想了想，雍容镇静地说：

　　“你赶紧去让飞行员调转180度，然后往前飞，直到我们到达一条河的上空。那条河就是渭水，过了渭水再朝北飞——”

　　包瑞德这样做了，飞行员这样做了，很快地，他们都清楚地看见了那作为延安的标志的宝塔。

　　包瑞德却没有完全回过神来。如果可能，他将在他的窑洞里酣睡三天三夜，以抗衡一个恶梦的降生。然而，下了飞机，周恩来却邀请他一道去了另一个窑洞——毛泽东的办公室。

　　办公桌上散乱的文件，现在被周恩来带回的一份抄写得整整齐齐的记录稿代替了。包瑞德一看便知，那里头记录着几个美国人和周恩来的谈话。

　　而毛泽东看完这份谈话记录后，先朝周恩来点点头，随即开始了和包瑞德的谈话。

　　“上校，诚如你知道的那样，赫尔利将军把我们的五点建议看成是向国民党讨价还价。那好，我现在请你转告他，五点建议将是我们的最后条件，最后答覆！因为我们已经作了我们将要作的全部让步：我们在同意委员长作为领导上作了让步；在同意我们的军队接受全国军事委员会的统一指挥上作了让步；在美援物资方面我们也作了让步。所以，我们将不再作出任何让步！”

　　“主席先生，你讲的只是赫尔利将军的看法。”包瑞德微微笑道，“要是依委员长先生的看法的话，他认为你们的五点建议是逼他下台的手段……”

　　毛泽东呼地一下站起来，勃然大怒：

　　“他早就应该下台了！如果蒋介石在这里，我要当面痛骂他一顿。”

　　“可是我不是蒋介石呀。”包瑞德鸣冤叫屈道。

　　“嗯嗯，你不是蒋介石，你是包瑞德。”毛泽东坐回木凳，很快冷静下来：

　　“另外，由于蒋介石已拒绝成立联合政府，我们也决心采取一个决定性的步骤。我们正向我们控制的各地区的国民参政会建议，组成代表所有这些地区的联合委员会。我们将寻求国民政府承认这个团体，但是我们并不指望得到这种承认。这个委员会的组成，将是组成一个独立政府的初步的步骤。”

　　包瑞德皱皱眉头，然后正色道：

　　“主席先生告诉我这件事的用意，如果在于听听我的意见的话，那么恕我直言，你们这种组成一个联合委员会进而建立一个独立政府的做法，将给蒋介石一个绝好的机会。借此他会宣称，他历来的关于共产党人是叛乱分子的说法，已被毋庸置疑的事实证实了。”

　　毛泽东不以为然地说：

　　“他一直叫嚷我们是叛乱分子，叫嚷的时间太长，以致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他高兴怎么说，就让他去怎么说吧！”

　　稍有沉默，包瑞德目光黯淡地说：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主席先生。那就是你们现在的立场是把谈判的大门关住了。”

　　“可以这么说，上校。我们已经关住了大门，但是窗户还敞开着——”毛泽东从胸部猛力推出他的双手，“那五点建议就是窗户。我们愿意在今天、明天，甚至后天回到联合政府中去。但是，到了大后天，等到重庆、昆明、贵阳、成都、西安都失守以后，我们就不会按照我们早先提出的条件去参加了……”

　　包瑞德另辟蹊径道：

　　“魏德迈将军对副主席先生说过，如果你们同委员长达成协议，他就能给你们武器，并派出美军军官训练你们。对此不知主席先生持何种态度？”

　　毛泽东毫不犹豫地说：

　　“我们自然衷心欢迎这种帮助，但是不能指望我们付出这样的代价，即我们在接受这种帮助时，要由委员长批准。我认为，美国应该充分认识到这种事实，即如果我们屈从于委员长所能强加给我们的种种限制，如果放弃我们仅有的自卫手段，那么，我们不会，或者根本就不会有什么合作的手段了。毫无疑义，在目前的形势下，我们愿意参加政府。而事实上，向我们提出的条件却使我们没有机会参加政府。所以，我再重复一遍，如果双手被反绑着，那么一只脚跨进大门也是没有意义的！”

　　包瑞德无话可说了。

　　虽然离开重庆时，赫尔利和魏德迈希望他尽到一切努力，去说服毛泽东接受国民党的三点建议，即赞同这些条款的观点，以便派周恩来回重庆继续谈判。但是，对于这两位同样勇敢、机智、坚定的共产党领袖，他明白他的一切努力都将无济于事。

　　翌日，包瑞德便飞返重庆。

　　当他从白市驿机场驱车直抵军政部招待所的时候，赫尔利已站在台阶上等候多时了。

　　“有什么急事么？将军。”包瑞德疑惑地问。

　　“嗯，我刚从德安里回来，委员长又提到戴维斯的事。”赫尔利拾级而上，边走边说，“戴维斯最近在延安大放厥词，说什么重庆谈判必将失败，揭示美国政策真相的新时刻即将到来，还说什么支持共产党人是使我们自己同中国最团结、最进步、最强大的势力站在一起的最好办法——”赫尔利突然站住了：“上校，你这次去延安，没有和戴维斯商量什么吧？嗯我相信你不会自行其是的。有消息说，他力图说服我和魏德迈将军，即使蒋介石拒绝同意美国和延安进行军事合作，他也准备通过战略情报局和共产党人一起去执行一项不予宣扬的军事计划。”

　　包瑞德嗤之以鼻道：

　　“将军，我们美国人是否总把共产党人当作傻瓜？如果你也这样看的话，那么我只想告诉你，延安绝不是一只篮子，要靠别人发善心给予施舍，而且不管别人施舍的是什么。这便是我现在来向你报告的内容，因为它是我这次去延安的全部收获。”

　　“听你讲话的意思，国民党的三点建议是被毛泽东蛮横而粗暴地拒绝了。”赫尔利走进他的客厅，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哼，他究竟在跟我们玩什么花招？”

　　包瑞德直言以告：

　　“我只能这样说，毛泽东精心采取了出色的行动，在其对国民党三点建议的反应中，既有由衷的愤怒，恳切的要求，也有真正的威胁。而且，依我看来，他的威胁是直接针对将军你本人的。”

　　“他是怎么说的？什么情况下说的？”赫尔利涨红着脸说，“你要详细告诉我。”

　　包瑞德娓娓道来：

　　“那时激烈的会谈已经结束了，毛泽东已经心平气和了。但是，就在他把我送到窑洞门口的时候，他突然用极为冷静但又相当强硬的口吻说，‘上校，你大概记得赫尔利将军离开延安之前，他和我都签了字的《共产党五点建议》吧。在那份条款上，我们愿意和国民党组成联合政府。我在上面签字，是他建议的，以此作为我们都认为条款公平的证据。或许在某些时候，我们应该把这份有着签字的文件公布给中外的报纸，虽然我们并不喜欢这样做……’”

　　赫尔利脸色发青，一巴掌拍在茶几上：

　　“妈呀，毛泽东想捉弄我，我绝不屈服于他的威胁！”茶几上的咖啡杯摔落在地，有几滴咖啡溅到了包瑞德的脸上，以致他不得不鼓起勇气提醒这位将军：

　　“可是我不是毛泽东呀。”

　　“你不是毛泽东，可是你至少是毛泽东的追随者。”赫尔利指着包瑞德的鼻子说，“作为对你的警告，我现在宣布对另一个追随者的命令：戴维斯立即离开延安，离开中国，到驻莫斯科大使馆接受新职。”

　　戴维斯就这样被赫尔利撵到苏联去了；而包瑞德呢？很快又被派往延安，虽然他事前不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去延安了。

　　由于魏德迈当时不在重庆，命令是他的参谋长麦克卢尔将军向包瑞德下达的：

　　“上校，你这次拜访共产党人的目的，是通知他们的领导人，击败德国人以后，正在欧洲服役的一个美军空降师可能要派到中国来，参加对日本列岛的最后攻击。你去询问一下共产党人，当这个师在山东沿海共产党控制地区建立滩头阵地之后，正常的美军补给线开始运转之前，他们能否照料该师的供应——这不包括武器弹药和其他作战军用品。当然，你必须向共产党人表明，你同他们的会谈纯属探索性的，因为这个美军空降师是否会派来中国，现在还未作出最后决定。”

　　包瑞德自然不会忘记赫尔利对他的警告，于是慎之又慎地问：

　　“赫尔利将军知道这件事情吗？派我去延安，也是他的意思吗？”

　　“是的，是的。我向你保证。”

　　既然如此，包瑞德第二天到达延安后，当即向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提出了派他来讨论的问题。而且，不出他所料，对于共产党控制地区内有一支大规模美国部队的前景，这些领导人是相当高兴的。他们向包瑞德保证，如果美军空降师能够派来，他们不仅提供所需要的全部供应品。而且还准备在这个师到达目的地后，就其作战计划接受咨询，以密切联系，配合行动。

　　当包瑞德功德圆满地回到重庆的时候，也许是对他的嘉奖，他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升迁：美军观察组组长的职务自当免去了，他被任命为驻昆明的美军中国作战指挥部参谋长。而且，到达昆明不久，他就得知魏德迈已提名他晋升准将的消息。剩下的事情，便是伸出双手迎接那颗即将落在他的肩膀上的星花了。

　　然而，几乎在转瞬间，那颗星花随着他的将官梦一起消失了。因为就在这时，宋子文伸出了一只手——

　　国民党派在延安的间谍向宋子文发回报告说，包瑞德已经向共产党“提供”了一个美军空降师，而宋子文竟不问青红皂白地马上赶到赫尔利那里，要求他作出解释。

　　赫尔利震怒了！明知宋子文是在寻找借口，但事情已经演变成为：要么他对包瑞德造访延安一无所知，要么他把这件曾被告知的事情全然忘了。而其间任何一种解释，都将使他陷入有悖于倒向国民党一边的立场的窘境。于是，当着宋子文的面，他给美国陆军部拍去电报，要求取消晋升包瑞德为准将的提名。

　　灾难就这样落到了包瑞德的身上，当他在昆明得到消息后，忍不住抓起电话对着赫尔利一声大吼：

　　“我要在罗斯福总统那里控告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