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然是红岩村那间小屋,毛泽东的对面,却坐着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王昆仑、国民党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的亲属屈武,坐在毛泽东身旁的,则是重庆谈判期间,中共南方局派给毛泽东的秘书王炳南。
当然,如果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中国共产党一个秘密的外围组织——的核心成员都来了的话,毛泽东的这间屋子是远远坐不下的。除了在座的王昆仑、屈武、王炳南而外,还有冯玉祥将军的秘书赖亚力,李宗仁将军的秘书刘仲华,李济深将军的秘书狄超白,国民党参谋总长白崇禧帐下的高参刘仲容,以及其他与国民党上层要员或为亲属,或为幕僚,有着非同寻常的密切关系的人。
毛泽东和在座三位的谈话,从与他们共进晚餐的时候便开始了。现在,刚刚从食堂回到房间,毛泽东就迫不及待地继续着方才的话题:
“炳南同志,你这个共产党员的身份,在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中是公开的,可是你晓得不?中苏文化协会里那位主编《中苏文化》的侯外庐,因为是你们的核心成员的缘故,他的组织问题到现在都没有解决哩!”
王炳南不胜惊讶地道:
“主席,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在重庆成立,迄今不过四年光景,想不到你这样熟知这里的人和事。是的,南方局负责统战工作的徐冰找到侯外庐,建议他正式参加这个同盟的时候,他起初是不无顾虑的。他对我这样说过,‘离开党组织这么多年,作为党外的散兵游勇,以笔为戈,对民族敌人或许还算冲杀过几回,但在精神上,我没有离开过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信仰,也离不开对党的依赖,不在组织中为信仰奋斗,犹有痛楚。’以后恩来同志又去找他,语重心长地说,‘组织问题以后再说,在民族运动中活动,还是在外边好……’”
毛泽东扬了扬眉毛:
“恩来同志说得很对。最近,我看了侯外庐的新著《中国近代思想学说史》,就感到比起他过去的文章来,大有嚼头!为什么呢?没有书生气了,也没有火药味了,看得出来,在复杂的现实面前,他学会了冷静的思考。是的,中国革命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发动群众,组织暴动,轰轰烈烈地干它一场,这是一种;而以推动国民党上层集团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为使命,这又是一种。后一种斗争方式的特点是复杂而且艰辛,冷冷清清而且默默无闻,所以呀,你们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成员,都是些无名英雄哩!”
屈武的眼睛潮湿了。毛泽东的几句话,竟若一股清泉,润浸着他那颗疲惫不堪的心。该从哪一天说起呢?是从皖南事变的翌日,他连夜与王昆仑恳谈,商量对策,还是王昆仑随后又赶到他的寓所,决定成立一个包括国民党左派在内的共产党的外围组织?
看来都无须说了,在难得一见的毛泽东跟前,他要说点让人高兴的事情。
“主席,虽说是无名英雄,可是也有人大出了风头呢!”屈武笑眯眯地瞟了王昆仑一眼,“譬如说,国民党六大在重庆开幕那天……”
王昆仑知道屈武在讲自己的事,若在平时,他可以插科打诨,但在今天,当着毛泽东的面,这位著名的“太子派”人物也脸红颈胀起来:
“那天,那天又怎么样?衡阳沦陷,《中央日报》开先报道守军军长方先觉下落不明,继则宣布他已被俘。可是,这种事情骗得了老百姓,又如何骗得了我?我早已从国民党内部得到了可靠情况,证明方先觉不是被俘,而是投降。他的投降与蒋介石有关。你想想,蒋介石正在和日本人进行一桩见不得人的交易,我难道可以装聋卖哑,不予揭露么!”
毛泽东兴趣盎然地望着屈武:
“你讲讲看,国民党六大开幕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这样的,主席。代表大会有一个‘检讨党政’的质询项目。不少代表向何应钦追究豫湘黔桂溃败的责任,要求对汤恩伯等将领严惩不贷。何应钦在答复的时候,却竭力夸大敌人兵力和实力,给人的印象是打也要败,不打也要败,命中注定非败不可——”屈武举起手臂道,“就在这时,候补中央委员王昆仑半路杀出程咬金。他抓住方先觉问题起来质询说,舆论传说方先觉有投降行为,现被日寇放归,政府以‘民族英雄’之礼相待,他要何应钦就这个问题向代表‘说明真相’‘以正视听’。王昆仑言语不算失礼,而且还委婉地用了‘澄清谣传’的字眼,但却是一记杀手锏,正好打在蒋介石的痛处,揭了他的疮疤……”
“蒋介石当时在场么?”毛泽东问。
“在场、在场——”屈武将手臂劈下:“正因为在场,蒋介石才恼羞成怒,亲自出马,语无伦次地当众大骂王昆仑,‘我们国民党里有共产党,你老婆曹孟君就是共产党……’接下来全场大哗。多数代表对‘领袖失态’感到不满,也有少数国民党右派在台下狂呼乱叫,‘枪毙共产党,拉出去枪毙……’唉唉,国民党六大,闹戏一场!”
毛泽东感叹唏嘘道:
“为人所不敢为,说人所不敢说,这就是你们了不起的地方。在我们的了不起的朋友当中,我已经认识了冯玉祥将军,今天又认识了王昆仑先生,重庆之行,没有白来哩!”
王昆仑连连摆手道:
“说来惭愧,那天我回家以后,愤愤然不想再出席会议。可是中国民主革命同盟诸君放心不下,担心蒋介石趁机加害于我。最后呢?我接受了炳南的意见,忍辱负重,复出与会。反正揭露蒋介石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我就知道你会说这句话。因为你是一个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人——”王炳南朝王昆仑笑道,然后扭过头来,郑重其事地告诉毛泽东说:
“主席,王昆仑今日来红岩村,也是带着目的来的呢。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拍烂巴掌欢迎你来重庆,但是,若是你要同蒋介石谈判的话,他就要举起拳头反对。”
王昆仑慌忙解释道:
“我的意思是,我并不担忧主席个人的安全,除非蒋介石是个天字第一号笨蛋。正因为蒋介石不是笨蛋,相反是个天字第一号奸雄,所以我担忧重庆谈判会毫无结果。老实说,持这种看法的人很多,据我所知,上层人物当中,就有在海外的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原国民党19路军陈铭枢将军……”
“还有冯玉祥将军。”毛泽东反而为王昆仑的看法提供着依据“上前天,他请我到上清寺康庄他的副委员长办事处吃晚饭,席间,当他表示了和你完全相同的意思之后,我问了三个字,‘为什么’?他呢,好菜好饭准备了不少,还破天荒地买来了好烟好酒,可是,回答我的,只有四个字,‘对牛弹琴’你看看,他对重庆谈判究竟有无结果的怀疑,已经到了不屑一顾的地步了!”
王昆仑仍不放心:
“主席,不管我们的看法如何,谈判毕竟正在进行之中。那么,你本人又是怎么个意见呢?”
望着王昆仑性急的样子,毛泽东忍俊不禁,然后,不慌不忙地道:
“我嘛,从内心讲,起初是不准备来重庆的。就像水帘洞的美猴王,仙山福地,古洞神州,不服麒麟辖,不服凤凰管,也不服人间王位拘束,自由自在地生活着,又何乐而不为之呢?但是,转念一想,不行呀,延安毕竟不是水帘洞,在国民党胡宗南部队的重重包围之中,我们总不能坐以待毙,总得要想个法子呀。王昆仑先生,以你之见,你说说我们该何去何从呢?”
“我从来认为,共产党的天下是打出来的。”王昆仑坦诚相告,“《西游记》里说,‘灵霄宝殿非他久,历代人王有分传,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说的就是这么一回事。而这么一回事,对于共产党来说,更应当是深知的。从国民党背叛革命的时候起,你们已经同它斗争了18年,血雨腥风,枪林弹雨,连我这个当年的旁观者,如今也记忆犹新呵。”
毛泽东微微笑道:
“这固然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呢?斗争的形势变化了,方式也变化了。当蒋介石交替使用着发动内战与和平谈判的反革命两面手法的时候,当梅花鹿、牛魔王、白骨精一个个都变成正人君子的时候,我们该不该变化呢?我觉得应该变化,必须变化,以便使用革命的两手,去战胜反革命的两手。”毛泽东倏地正色道,“这是一种斗争策略,也是一门斗争艺术。孙悟空之所以能够闹龙宫,闯地府,偷蟠桃,窃仙丹,败天兵,高唱着‘玉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的叛逆之歌,打遍诸天神将。无人能敌。就在于他学得了七十二般变化,十万八千里的筋斗云,连同那降龙伏虎的广大神通!”
王昆仑略有所思道:
“我明白主席的意思。但是,恕我直言,我觉得你讲的仍然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呢?蒋介石的执政党领袖的地位的欺骗性没有变化。且不说重庆老百姓的家中,依然悬挂着他的头像,也不说在市中区繁华地带的都邮街十字路口,就要动工修建代替昔日那座‘精神堡垒’的‘抗战胜利纪功碑’,碑上将要镌刻‘嵩祝遐龄,衢歌大业’的碑文,以‘恭祝’他的‘六旬大庆’。单说他那本发行量极大的《中国之命运》我想,就足以成为谈判桌上的障碍物,使这个独裁者将变本加厉地独裁于中国之未来……”
屈武连连点头道:
“是的,是的!这本书把日本的入侵归咎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而只字不提他对革命的背叛、屠杀、围剿,不提‘九·一八’以来国民党政府妥协、媚敌的外交军事政策所造成的恶果。尤为荒唐的是,蒋介石把抗击、牵制着六分之五日伪军的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抗日根据地,诬蔑为‘军阀武力割据’‘破坏统一’‘妨碍建设’,而把将半壁江山拱手让给敌人的国民党,称为中国命运的‘寄托’‘实行革命建国的总指挥部’‘中华民族复兴的大动脉’……这就是说,重庆的谈判桌子还没有摆出来,蒋介石就已经包藏不住内心的杀机啦!”
毛泽东虚怀若谷地道:
“你们提醒了我,因为你们讲到的东西不仅是存在着的而且是被已经有过的谈判证实了的。那么,我怎样来看待这个问题呢?不知为什么,当你们刚刚讲完话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了《红楼梦》。”
“主席又要旁征博引了——”王昆仑抿嘴笑道,“方才是神魔一体,现在是以古寓今,因为《红楼梦》里头,也有个‘四大家族’哩。”
毛泽东摆摆手道:
“不,我今天只说荣国府的贾家。而且,想为自己提一个古怪的问题:贾家是由盛而衰的吗?因为我们的红学家们,无论采取什么样的立场观点,似乎都没有对此表示过怀疑。但是,我有理由说,这个家族面临的是由衰而败的厄运。甲戌本第二回一开头就说,‘如今这荣宁两府,也都消疏了,不比先时的光景。’就是说,厅殿楼阁峥嵘轩峻也好,树木山石蓊蔚洇润也好,都不过是衰微中的表面繁华,败亡前的回光返照而已。”
屈武已经听出了端倪:
“是呀,蒋介石的统治就像那由衰而败的荣国府,虽然貌似强大,实则不堪一击。《红楼梦》里有一副对联,‘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其耐人寻味之处,正在于它强调了事物变化之规律,特别是向其反方向转化的前提和条件呢!”
王炳南脱口而出道:
“现在,我们的前提和条件都有了。哦,我是说,自从主席来重庆同蒋介石谈判,我们就有了揭露国民党险恶用心的前提和条件。就说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吧,延安的《解放日报》刊登了不少批判文章,国民党中宣部得知消息后,竟电告战时新闻检查局,密切注意《新华日报》的动向。为什么呢?因为《新华日报》有个栏目叫做‘边鉴栏’集中报道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情况。由于国民党的严厉检扣,批判《中国之命运》的文章终究没有能够在重庆见报。可是现在不同了,谈判桌上,尽情揭露,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毛泽东话锋一转道:
“这种揭露,就是谈判。如果谈判没有其他结果,那么这种揭露就是结果。当然,我们是希望有其他结果的,因为揭露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已经明确:第一条中国要和平,第二条中国要民主。不过,这两条都和蒋介石的打算相反,他的第一条是打内战,第二条是搞独裁。那么,怎么办呢?没有别的办法了,他愿意谈,我就谈;他愿意打,我就打;他愿意边谈边打,我就边谈边打。反正我是延安来的客人,用老规矩的话说,叫做客随主便。”
王昆仑长叹短吁道:
“主席,前些时候读到延安的一批整风文件,老实说对里头的好些提法,比如,‘在复杂斗争中提高认识’呀,‘从政治到军事都做好准备’呀,当时还真有点儿不知所云。今日呢?我算大彻大悟,茅塞顿开啦!”
毛泽东这才眯眼笑道:
“那是闭门造车,出户未必合辙。不过,听你说话的口气,你好像不反对我来重庆谈判了。那好,我明天就去谈,同蒋介石进行我和他之间的第三次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