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温伯格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邓小平会面时，这位中国领导人解释说，他用左耳听得最清楚。美国的国防部长坐在他的左边好吗？邓小平问。温伯格同意了，并巧妙地补充说他用右耳听得最清楚。“啊哈，”邓小平笑着说，“我们有很好的合作基础。”

　　事实上，这是1979年以来中美双方第一次似乎真正决定听完对方的意见。尽管像往常一样，台湾仍然是一个问题，但是，其他不那么敏感的问题现在被认为是双方发展更好关系的基础。10年前，尼克松总统极具象征意义的中国之行预告了中美关系的新纪元。1979年，在卡特总统任内，两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此后不久，也就是1980年1月，国防部长布朗访问中国，他给北京捎去话说，美国愿意向中国出口高科技产品，尽管不包括武器在内。中国很想购买，后来它向美国提交了一份秘密购买清单。

　　然而，自从里根当选总统之后，中国人和他开始彼此怀疑。1981年，当时的国务卿黑格访问中国，试图使中美关系升温。但是，在他回国以后，由于华盛顿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反对意见，他被迫收回自己许下的诺言。

　　一些看似没什么大不了的纠葛使得中美关系比以前更加冷淡，比如湖广铁路债券事件，这桩陈年旧事可以追溯到1911年，当时的满清政府发行了铁路债券。去年，亚拉巴马州的一个地区法庭对中国进行了缺席宣判，要求中国支付欠下的价值4100万的债券。4月，美国政府批准年轻的中国网球明星胡娜政治避难，中国人因此取消了一系列的文化交流协议。

　　尽管有这些紧张状况，双方似乎正在举行秘密会谈试探对方。今年2月份，国务卿舒尔茨在北京发现，中国尽管在公开场合对台湾问题寸步不让，私下他们却正在把大部分精力花在美国的一项保证上。这项保证最早是黑格提出来的，美国许诺要将中国的贸易地位重新分类。5月份，商务部长巴尔德里奇告诉中国人，里根实际上已经将中国重新分类，将它列入了“美国没有与之结盟的友好国家”一类。

　　1983年春天，政府开始起草出口“双重用途”科技的指导原则——所谓的“双重用途”科技，也就是那些既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又可以民用的产品。最后，在温伯格9月底5天的行程期间，他向中国人通告了这些原则。中国仍然受着美国关于这些科技的“最终用途”的法律的制约（为了确保这些科技不会转让给像北朝鲜那样的其他国家）。但是，将中国重新分类以及起草新的指导原则的最终影响将是允许北京进口范围要广得多的产品，包括计算机在内。

　　温伯格的中国之行明显透露出一种热情气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将出现大的跃进。就像赵紫阳总理告诉温伯格的那样，中国等着看美国的话“会不会被行动证明”。美国一定担心中国在与苏联的近战中，主要是将它当成一个小卒。但是，对于今年夏天早些时候刚刚宣布计划向台湾出售价值8亿美元军火的美国政府来说，中美关系可能比预期的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