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资本论的观点，在资本积累完成的下一时期是进人资本运营阶段。
因为深谙资本积累和资本运营之道，东莞不少富裕村的资本雪球越滚越大。
很多人能引来钱，但如何让钱生钱，如何将收益变成资本，并进人良性的资本运营，那可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得好的事。这个阶段发展起来的经济凭的可是真功夫、真智慧、真眼光。
笔者早就听说凤岗的雁田村是东莞最牛的村之一。该村自1980年引进第一家外资企业起，村集体纯收人以每年约30％的速度递增，2006年底，村组两级净资产达到20.34亿元，位列东莞市第一名。
20.34亿元？！这样的数字怎会是一个村？笔者吃惊不小，一定要见见这位“牛”书记。但这位“牛”书记一直很忙，直到笔者最后一次来东莞，才有幸见到了雁田村村书记邓耀辉。
邓耀辉看上去并不像笔者想象的“牛”，待人谦和，谈起话来低调朴实。尤令笔者感叹的是，他的普通话讲得非常好，这也使得笔者不需多费神便了解了这个“牛”村的发家史——
“我是1974年开始担任村副书记的，那年我也才20多岁，6年后我开始担任书记，现在算来已有28个年头。改革开放前，雁田村在东莞是个穷村。贫穷落后有几方面原因，一是我们这里地多人少，二是当年我们村偷渡逃港的人特别多，现在在香港的雁田人就有2000多人，而目前我们雁田村也只有3000人，也就是说，当时我们村的青壮年能走的基本上都走了。那时我们是拦不住的，我们这地方与深圳很近，他们走路过去，也就只需3个多小时。因此，80年代初我们这里的人口出生率比解放前还要低，因为青壮年都走光了，都没人生育了。那个年头我们村干部很难开展工作，村民们人心浮动，没有人向往农村生产。不过，现在来看，逃港这件事对我们村来说也成了好事，后来在香港有能力回来办厂的雁田村同胞有90％的人都回到了雁田办厂，如果有能力却没回来办厂，都会被亲朋好友们骂的。我们村的工厂最多时达到350多家，雁田3000名村民中，有1000多名的劳动力，村里只要给每家工厂派去两三个人，村里的劳动力就全部搞定了。所以，雁田人无论文化程度高低，人人都能去当个厂长……”
真牛啊！笔者感叹。
谁都知道，辉煌背后是汗水。事实上，雁田的发展起步曾经迈得极其艰难。
雁田村位于东莞市的最南端，因紧挨深圳，很多外商都误把这里当成了深圳的地盘。改革开放后，村里人常常是眼睁睁地看着港商们路过雁田，朝着大朗、常平的方向而去，更令人着急的是，就连雁田的香港同胞发财后回东莞办厂的也去了别的地方。
邓耀辉去找他们，一趟又一趟地跑，反复动员同胞们回到村里来投资。人家说：“咱们村有那么多的农田和土地，你们只要种好那些田地不就行了，办什么工厂？”冷板凳坐多了，这位浑身攒满劲却使不出来的敦实小伙心里也清楚了问题的关键：他们压根儿就不相信他们当初逃离的那个破旧村落也能办得起工厂。
1982年，邓耀辉带领村干部们去到香港，在那里跑断了腿，说尽了好话，好不容易把一些发了财的雁田人给请了回来，召开座谈会，恳求他们回来投资，捐款也行。对于这个招商座谈会，村里面可是下足了工夫，可却没有一个人表态愿意回来投资。会后，同胞们倒也给村里捐了点钱，多数人捐的是100块钱，出手最大方的也就1000元，那么多人加起来也才一万元。
招商座谈会结束后，邓耀辉面对着这一万元钱，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这一万元打疼了他的自尊心，这和乞讨又有什么分别？！
他沮丧万分地走出村委会办公室，在村里转悠起来，转着转着蹲到了村口的一棵大树底下，苦思下一步该往哪迈。习习凉风从他身上吹过，却怎么也吹散不开他内心的愁结，风中传来不远处卖瓜摊上的对话声：“你这瓜甜吗？”“绝对甜！你瞧这一个个圆溜溜，能不甜吗？”“哪个卖瓜的会说自己的瓜不好呢？谁信你呀……”
邓扭辉听到这里，也跟着嘿嘿笑出声来，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嘛，卖瓜的当然要夸自己的瓜好唆。笑完之后，他突然一拍脑袋，好你个王婆！你村干部再怎么去求人，可人家真要投资办厂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这靠的可不是乡情，而是你这里实实在在的条件。你说你这里如何如何好，如何如何具备办厂的能力，但这一切就算你村干部磨破嘴皮，那也如同王婆卖瓜呀，难怪你下了这么大的工夫却收不到任何效果。邓耀辉终于琢磨过道来了，他顺着道儿继续往前探去：你认为你这瓜好吃，但这可不能是你卖瓜的说，谁信呀？你得找个吃过瓜的人去说才会有说服力……
邓耀辉感到心中的愁结一下子被解开了，他猛地站起身来，迈开大步，三步并作两步往毛织厂赶去。
他前去的毛织厂是雁田村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也是目前村里仅有的一家工厂，还是1980年凤岗公社给介绍过来的。当时这个香港老板对凤岗不太满意，到雁田一看，感觉还不错，便留了下来。当时他们采取了合资形式，村里出了70多亩地，还出了200多名劳动力。这个毛织厂在村里建厂以后，很顺利，效益也不错，第一年就使村里有了9万元的收人。
在毛织厂找到老板，邓耀辉诚恳地求他出面帮忙，以他的切身体会来说服港商们相信雁田完全有办厂的能力。老板一听，答应愿意帮这个忙。在这里办厂一年来，他们之间的关系处得不错，重要的是，那老板也的确觉得雁田是个办厂的好地方。
这一招还真管用，雁田的招商僵局立马被打开。1983年，两个雁田同胞回到村里分别办了玩具厂和五金厂，还有一个雁田人本来已准备好去常平办厂的，这下也被动员回来了。
接下来，同样的招数，邓耀辉又动员已经来雁田办厂的人再去香港动员更多的人回来办厂，如此一来，雁田的招商引资便显示出一种滚雪球的效应。
雁归来，雁归来，南飞的雁儿纷纷归来，回到家乡的田野。
“开始他们还是有所顾虑，比如说，他们回来会不会涉及到成分和出身的问题，会不会因为有钱被扣上帽子？被称为地主和剥削阶级？还有，他们回村里办厂，如果有村民违反了厂规，该如何进行处理？会不会因此得罪乡亲们。当时我们针对这些情况，开了很多会，研究了一些对策，打消了他们的顾虑。当时，我们这里的五金厂的老板被人家给骗了，工资都发不出来。我们就感觉，虽然我们和这些老板不是兄弟关系，是正常的合作伙伴，但关键时刻还得像兄弟一样给予帮助，于是我们从村财政中拿出30多万来替他垫付工资，解了他的燃眉之急。这个老板很感动，现在他还在我们村，生意越做越好了，还介绍了五六个老板过来。这件事也让其他老板深受感动，纷纷介绍老板进来，其中有一个老板介绍了20多家工厂进来。1989年时，我们村就有了100多家企业。这就是为什么短短几年，就会有这么多的人回家乡创办工厂了。”
“那你们又是怎么走上土地经营这个创举？”
“我们村引进第一家工厂时，家家户户都是有田有地的。村里人平时在厂里做工，农忙时就回来种地。但这就造成了矛盾。一到农忙我们就只能去跟老板商量，重新安排时间，上午上班下午种地什么的。那时候刚刚分田到户，村民们种田的积极性还是很高的，尤其是青年人，尽管进了工厂，也不愿将田地荒废了。到了1985年时，雁田已经有了十多家工厂，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更明显了，老板有意见啊，于是我们就研究出一个办法，把土地全部收回，租给别的地方的人来种菜，这样我们便开始了经营土地这种方式，每年从土地经营的收益中拿出一些来分给村民买米吃，解决他们的粮食开销。当时村民们很高兴，也很支持，虽然并没什么补偿，但他们当工人每月能有200元的收人，比种田强多了。”
如果说，雁田村的第一步发展靠的是天时地利人缘，那么，雁田接下来的发展靠的便是智慧和眼光了。
“村里有了一定的收益资金之后，我们意识到我们仅靠出租土地和厂房每年收上个几千万是不行的，这样对外商的依赖性太强了，自己没有生存发展的能力和方法，当时我们的外商投资也日趋饱和。所以那时我就在全村的党员干部大会上讲，只有在富裕时早打算，这样才能利用好资金。有了这样的认识之后，我们决定走出雁田，向外发展。通过考察，我们决定将收益资金拿到上海和广州进行房地产开发，结果在上海赚了4000多万，广州赚了两千万。尝到了甜头后，我们发现只有搞多元化经营，才能抵御风险。我们又在阳江建了一个大型的温泉度假村，投了2.9亿元。”邓耀辉告诉我们说，“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为了资产增值，重视资本，不能说有一点钱就分掉了。如果当时就分了，那今后就没办法发展，村民拿到手的钱很快花没了，如果今后没的分了，他们又开始有意见了。而现在，我们建的这个温泉度假村还办了土地证，效益不错，可以长期经营，实现保值增值。今后我们还打算建一所五星级酒店……”
听着这些，笔者佩服不已。真厉害呀！东莞的村书记和我们印象中的村书记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比如邓耀辉，既是村书记，同时又身负“雁田企业发展公司总经理”之重任，别小看这总经理的字眼，那可掌管着几十亿的资产。不过，和那些大老板不同的是，他肩负着全村人民的重托，也因此，这些年来雁田的经济运作主要靠自身积累资金发展，并没有充分利用金融机构的资金优势来加大发展规模和加快发展速度。“这是因为我们还不完全是纯粹意义上的经济组织，我们是村集体的资产，属于千家万户的村民。我们的每一项投资，都牵涉到他们的利益，公司经营失败了可以破产，而我们是不能失败的。我们没有权力拿群众的财产去冒风险。所以，在很多时候，我们宁可牺牲一点速度，也要确保成功。”
细细思量雁田的发展，发现一个秘诀，那就是发展前期，邓耀辉勇于开拓，有了一定的资金后，邓耀辉又十分重视资本的积累，于是才有了越来越红火的今天。
毫无疑问，在进人资本发展阶段时，长远的眼光便尤显重要。在这个阶段，东莞的大管家李近维也不断向各级干部输灌资本积累的好处，嘱咐大家千万不能把钱全部花光分光，一定要运用好资本，使之不断增值：“我们搞社会主义没有资本是不行的。我们需要原始积累，然后以滚雪球的方式一点一点去滚。如果把钱花光，我们能够把雪球滚大吗？那你不积累行吗？不把本钱攒够你能承受那么大的风险吗？所以你们这个钱呀，千万不能随便用，一定要重视积累呀。”
对于资本积累的重要性，东莞的各级领导也已深刻领悟并悉心实践。在这方面，东莞市中堂镇满涌村也是明显一例。
演涌村地处东江东河畔，演溪之水环绕，自宋朝立村，满涌不仅是富甲一方的水乡，而且还是赫赫有名的东莞古村，历史上曾位居东莞四大名乡之首。历朝中举人仕者众多，荣称文武进士之乡。如今的演涌在东莞更是因为富裕而名声显赫。
演涌村能有今天的辉煌，和村书记黎树根是分不开的，没有他多年来敢立潮头、为民谋利，便没有今天的满涌。
改革开放前的演涌还是一个落后村落，集体经济十分薄弱。1974年，黎树根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改革开放初期，面对无一外资老板肯来演涌投资办厂的残酷现实，黎树根率领支部一班人认真分析形势，并亲自带队到外地进行市场调查，作出了利用本地丰富的泥土资源和水运交通便利的条件，集体筹资建轮窑红砖厂和水泥厂的决定。从1978年至1983年，先后建了4家砖厂，年红砖产量达到1亿块；1979年兴建了年产2万吨的水泥厂，后不断扩建增产，发展到20万吨。1987年又筹建造纸厂，当时一条生产线，年产牛皮箱板面纸1万吨，至2000年，年产纸达16万吨。红砖、水泥、造纸形成了a涌村集体经济的三辆快车。从1993年开始，演涌的集体经济年纯收人超过5000万元。
和雁田的情况相同的是，村里有钱之后，很多村民们也是嚷嚷着要把钱分掉。对此，黎树根召集两委干部，就如何把集体经济这个“雪球”滚实滚大，同时又让村民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等问题进行反复商讨。他提出，村里每年的纯利收人30％用作村民的福利，70％用于扩大再生产和进行基础设施及其配套工程的建设，干部们对此纷纷赞同。从此，该村先后自办或合资建起了水泥厂、红砖厂、造纸厂、电子厂等几十家企业，年纯收人超过了一个亿。
资本的雪球，让演涌村的每一个村民都得到了长久的实惠。村民的收人也在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不断丰厚，现有的村民们几乎都住上了洋房，开上了私家车！在他们享受物质的极大满足时，众口一词，都念他们的村书记当初有胆识有魄力，更有长远的发展眼光。
像邓耀辉和黎树根这么能干的村干部在东莞还有很多很多。
难怪东莞的村级经济如此厉害，原来东莞这块卧虎藏龙之地生活着这么多了不起的“牛”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人不仅是经济人，更是社会人。
人的力量决定社会的发展。
无法不佩服东莞人，他们做经济确如超人。
说起来，东莞这个地方实在有些无奈，相信很多中国人在加年前还并不知晓中国有这么一个地方，当初无数的打工人群蜂拥南下时，见到这个“莞”字，还会读成“完”。殊不知，这个“莞”字却蕴含着东莞漫长而悠久的历史——
从苍茫的历史天空搜寻，你便会发现在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这块地方就已有原始人群聚居。公元前20世纪的夏代，东莞属南交地；春秋战国时，东莞属“百粤地”。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东莞属南海郡番禺县地；东汉顺帝时，分番禺立增城，东莞属增城；公元222-228年中，分增城立东官郡。入晋，废东官郡，东莞分属番禺、增城。早年的东莞还不能称为东莞，直到东晋咸和六年，东莞立县，初名宝安，及至唐肃宗至德二年才更名为东莞，县治置于今天的莞城。
东莞的得名，相传因境内盛产莞草而得名。东莞以莞草、莞香、莞盐三莞知名天下。据说香港的得名便与东莞的莞香有关。早在唐代，东莞便开始种植莞香，有规模有名气是在元代；明清时期，莞香闻名全国，成了当时上贡的佳品。当时莞香不仅畅销国内，而且经加工后由人力挑到香港出售，并大量远销东南亚。运送莞香的船只大多数停泊在香港九龙的尖沙咀，再通过这里转运到国外。因为莞香堆放在码头，香飘万里，因此这个转运香料的港口，就被称为香港了。
不难看出，这个“莞”字蕴含着东莞人历史悠久的生意头脑。
笔者以为，东莞还有一样更应扬名天下，那就是“莞造”。因为东莞人创造的一切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神奇。
东莞这个地方还真是神奇。笔者在研究东莞的资料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东莞这几十年间生产的钱很多，出来的官员却是甚少。早年是林若在这里当县委书记，从1956年一直干到1966年，接着便是姚文绪，也当了近十年的书记，而后来的欧阳德和李近维，这两人轮番主政，当书记的年头也都分别超出0年，只有莫淦钦因病主政的时间较短。也就是说，从1956年到2001年，46年的时间东莞才出了5位书记。
更有趣的是，除了林若，其他这4人差不多都是泥腿子出身，没读过几年书，因此有外界评说东莞没文化时，李近维曾这样开玩笑：“东莞过去都是小学生当书记嘛，4个小学生承包了近40年，东莞当然没文化了。”
这自然是玩笑话，不过，对于东莞人的超前意识和开拓精神，也有一种尚无考证的说法：远的来说，东莞人的祖先有一部分是古代流放到此的官员，之所以遭流放，是因为那些官员思想解放，敢说敢做，还敢顶撞皇帝；近的来讲，东莞有不少人是1949年南下的解放军留下的，这些人也是很具开拓精神的。
然而，无论前面的说法是否有一定道理，但东莞的开拓思维不得不让人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