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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幸福禾口美的交响曲

东方光芒 何建明,朱子峡 10089 2024-10-22 03:01

  

  事实上,胜利的前奏曲已经响起。而真正辉煌历史的创造者总是人民群众。

  2008年6月中旬,我们来到名声显赫的厚街镇。

  笔者早就听说,如果把国际制造业基地的东莞比作“世界工厂”的话,那么东莞的每个镇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大车间,而家具业和制鞋业的大车间便是厚街。笔者还知晓,厚街名声在外的更是其会展业,这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纷纷前来厚街,这又带来了厚街酒店业的繁荣兴旺,目前厚街拥有3家五星级酒店(另有两家在建,希尔顿酒店为其中之一),8家四星酒店,还有100多家三星酒店,堪称全世界酒店密度最大的镇。酒店住客率达70%—80%。这些酒店己成为厚街地方财政的一个主要税源。

  厚街不愧为财富之厚街呀!

  但厚街的成功绝非上帝的恩赐,更非一帆风顺,主要来自八个字:思想解放,超前探索。

  两年前,时任广东省副省长的汤炳权来厚街视察,顺便看望广东省外经贸厅厅长梁耀文那113岁高龄的老母亲。问起长寿的秘诀时,老寿星回答说劳动,她说她在年轻时就经常把莞草编成草席,挑到香港去卖,然后再从香港买些食盐挑回来卖给当地人。汤炳权笑着说,怪不得您培养的儿子当上外经贸厅厅长,原来广东外经贸的始祖就是您了!

  “厚街现在是东莞民营企业最集中、最有实力、最有氛围的一个镇,这跟厚街的历史是分不开的。”厚街镇委书记黎惠勤自豪地向我们介绍说,“还在公社化的时候,东莞人把农产品变成商品就是从厚街开始的。”

  改革开放后,厚街的发展路数和虎门、长安相仿,也是以大量引进“三来一补”起家。上世纪90年代初,厚街便开始有意识地发展高科技,引进了三星、泰科等企业。第二次产业大转移时,厚街人及时抓住机遇,将台湾鞋业的产业链也引进了厚街,形成羊群效应,使厚街拥有1000多家鞋业企业。

  进人新世纪前夕,思想解放的厚街人又开始了新的探索——必须突破以往单纯依靠工业这一轮子的模式,引申出一个新轮子,只有两个轮子的支撑和拉动,产业发展才会更稳更健康。

  厚街人想要引申出的新轮子便是酒店业、会展业、商贸业。

  厚街人最先发展的是酒店业。东莞早年的唯一酒楼就开在厚街,另外厚街有紧挨市中心的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周边地区又有着几千家企业,于是,镇政府便积极鼓励民营企业家在此投资酒店,在用地、立项、融资等方面给予大力扶持。短短七八年时间,厚街的酒店业便蓬勃发展起来。

  与此同时,精明的厚街人也嗅出了会展业的商机:东莞已经发展起一万多家外资企业,民营企业也发展很快,却没有一个地方来展示产品,尽管广州有广交会,深圳有高交会,但远远满足不了客商的需求。要提升厚街的地方产业,会展业肯定是个突破口。于是,镇政府在1999年便主动和一些民营企业合作,并动员23个村成立了股份公司,全力打造厚街的会展平台。当时,厚街这一冒险举措也招来一片质疑声:那么小的一个地方,怎么能竞争得过广交会和高交会?质疑声中,厚街人去了俄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又跑了不少国内的大城市。几个月的考察,使他们坚定了这是条可行之路,但同时,他们也感觉到自己一定要将会展的定位和广交会、高交会错开,定位成一个珠三角地区的工业产品的展览平台。有了更成熟的思路之后,厚街人立马规划,立马筹建,很快,厚街的会展登台亮相并一炮打响。

  实际上,厚街人当初对投资5亿多的会展项目也曾有过顾虑,为了确保每年都能有一定量的客户,他们先从家具业人手,不但把本地500多家家具企业组织起来,还把大岭山镇的家具企业也请了过来,成立了“名家具俱乐部”,又成立了家具行业协会。也因此,厚街最初的会展以家具展览为主,几年下来,则逐渐发展为车展、房展等多元化会展。“现在我们每个月都有两到三个展览会,大规模的一年有十多次。光是这个展览业,每年吸引过来的采购商就有200万人,这样又促进了我们酒店业的发展,所以厚街的酒店业一到展览期,包括广交会期间,几乎都是爆满。”黎惠勤兴奋地介绍说。

  在推出发展酒店业、会展业的同时,厚街又推出了木材市场、石材市场、家具市场、皮料市场等八大专业批发市场。珠三角一带的制造加工企业需要什么材料,来到厚街总能找到称心如意的,而厚街1100多家制鞋企业,更是足不出户便可采购到称心如意的鞋料。也因此,厚街第三产业比整个东莞足足高出5个百分点。

  厚街人真是厉害!

  在成功和辉煌面前,厚街人并没有丢掉解放思想、超前探索的好传统。即使难度很大的“双转型”,厚街也是走在了全市前列,并取得了可喜的效果。“从去年到今年3月,我们共关闭了74家比较小型的企业。有的是合同到期,有的是提前协商解决。这些企业的注册资金平均不足100万美元,市场竞争力也很弱,燕利很低,有的亏本。但是,我们在淘汰的同时,新引进的企业更多,有124家,都很有升值潜力。”黎惠勤向我们介绍说。

  “对于市委提出的‘双转型’,我们更感迫切和重要,因为厚街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占总数的70%左右。但如果以产值来说,70%以上是高科技的。厚街的发展起点比较早,刚刚改革开放时,我们引进了很多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发展到现在,如果这些企业还没有升级转型,没有技术创新,那说明这样的企业没有任何发展前途,必须要转型。所以,厚街已发展到很重要的一个拐点。怎么引导好,拐到一个正确的方向,这是政府要做好的工作。我们的转型不仅靠政府和企业两方面的力量,还依靠市、镇、村、企业、行业协会这5方面的力量一起来推动,所以厚街现在推动产业转型的氛围非常好。虽然也有人担心转型会造成产业空心化,会损伤村民的利益,但是他们也逐步地意识到,这条路必须得走。”

  黎惠勤又说:“目前来看,这是一个阵痛期。阵痛有,但不是很大,阵痛期也不会太长。阵痛过后,我相信我们厚街肯定会迎来新的辉煌!”

  我们也完全相信,风雨过后,彩虹必将出现!

  在改革中谋求发展,在发展中居安思危,这正是东莞人的务实所在,也是东莞不断发展与跨越的原因之一。而这,也是刘志庚为首的东莞市委班子近几年花心思最多的地方。

  说个具体的例子:’凤岗镇原有企业1200家,经过转型之后,已减至800家,然而,其经济总量反而上升了20%以上,出口创汇也上升了20%

  这不能说不神奇!笔者也特地来到风岗,采访了凤岗镇委书记任焕林。

  前面笔者曾有感言,东莞的基层干部个个都是能耐人。笔者眼前的任焕林也是能耐非凡,一看就是一位实干的猛将。他的资历可不浅,18岁就被选为常平镇委委员,20岁被调到塘厦担任公社副书记,当他第一天到塘厦上班到食堂吃饭时,师傅还以为他是个蹭饭吃的小毛孩,愣是不给他打饭。想起30多年前的情景,任焕林不禁感慨光阴似箭。在塘厦一干就是26年,从副书记、镇长、镇委书记一路干下来,直至2003年调到风岗任镇委书记。

  “说实话,刚来凤岗时,感觉凤岗似乎没什么好搞,慢慢发现还有很多事情可做。当基层领导必须要抱着没事找事做的心态,一定要了解这个地方还有什么可发展的,然后一步一步去做。只要你努力去干,肯定会有收获。”

  “没事找事做也意味着辛苦,意味着将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压力。”笔者说。

  “如果你在一个地方当领导,平平稳稳不做事,那你会耽误这个地方很多年很多事的。”

  眼下,让任焕林重担压肩的便是“双转型”。

  “转型是市里面的精神,但具体怎么转,还得跟当地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实践,我们实实在在看到了效果,感觉市领导关于双转型的决策是非常英明的。”

  谈起凤岗转型的必要性,任焕林给我们做了一系列的对比:“以前我们镇的企业数量在全市排名第五,但企业以劳动密集型居多,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企业少,企业研发和销售环节两头在外,企业总体规模偏小,核心竞争力不强。全镇规模以上企业仅占企业总数的10%,平均规模小。平均每个规模以上企业利税总额为119万元,在全市排28名,分别是排名第一、第二的麻涌、南城的二十分之一、七分之一。我镇规模以上企业平均工业总产值6000万元,而麻涌规模以上企业平均工业总产值为3.57亿元,是我镇的6倍;石龙规模以上企业平均工业总产值为2亿元,是我镇的3.3倍。所以我们必须要进行产业转型。”

  从这些对比可以看出,产业转型当然是好,从长远看更是有百利而无一害,但要实实在在地舍弃眼前的利益,却并不是每个村干部和老百姓都有足够的耐心。如何让大家认清和处理好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孰轻孰重,便成了摆在任焕林等镇领导面前的最大难题。

  东莞以前的改革是革贫困的命,而如今,却是革过去的命,革自己的命!任务之艰巨,可想而知。当时任焕林在召集12个村的村支书、主任一起开会时,大家纷纷发表意见:“东莞人口不是多了的问题,而是还可以再增加。”“麻雀被赶走了,凤凰也有可能会跟着飞走。”“企业一走,厂房空置下来了,集体收人肯定会减少,老百姓的房子也没人租了,个人利益也会受损,怎么办?”

  任焕林动员大家说:“大家不要担心。你们也知道,香港在七八十年代也是我们现在的情况,后来他们把企业转到我们这里来了,台湾也是呀,他们把低端产业转移出去,留下高端的,结果他们的经济没有萎缩,仍有上升。这说明产业结构调整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不顺应这种规律,就会在激烈的区域竞争中丧失优势。从国内外环境看,目前是我们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最有利时机,不趁势强力推进,就会错失良机,如果将来再开展这项工作,那难度会更大,成本会更高……,,

  凤岗的“双转型”进人了实战阶段。任焕林也因此度过了许多个不眠之夜。他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些企业迫于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主动转移走了,比如我们有家生产低档收录机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最高峰时用人达25000人,现在他们逐步转移到了清远市。这种主动转移的相对还算好办,难就难在被动转型这块。我们先摸清哪些企业是污染严重的、有安全隐患的、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的企业,然后对于这些没有任何前途的,我们动员他们搬迁。有些是合同没到期的,我们就跟他们谈判,以不损害他们的利益为原则,采用一定的补偿方式,有些补偿了两三千万,最高的达三四千万,结果他们都很满意。他们搬走之后,我们对城市建设进行了改造,镇容镇貌大有改观,从而带来土地的升值,产生出更高的效益。这几年来,我们每年大约有50多家企业转移出去,但同时我们每年又引进了30多家大的企业,所以我们的经济总量不但没降,反而上升了……”

  任焕林笑眯眯的神态中,似乎蕴藏着凤岗的幸福前奏……

  “能否落实好‘双转型’,关系到一个地方的前途命运。但是,实施过程中还有很多困难,关键是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工作,这还需要我们长期来做,让他们从思想到行动完全支持‘双转型’。以前大家很穷,都想着致富,那时候我们很容易做工作,现在大家富了,手里有了使自己更富的资本。所以,要从传统工业转成现代化工业,现在就有些难度。”

  任焕林的话也触到了笔者的疑虑处,企业、外来务工者重寻出路不是难事,市里面对村级财政也打算扶持,但村民这头呢?“对于因‘转型’而出现的出租房空置,你们有这方面的补偿吗?”笔者问。

  “没有。我们一向反对这方面进行补偿。”任焕林回答得十分干脆。

  “哦?为什么?”

  “我们一方面把他们的福利给提高,但更主要的是,我们要积极引导他们去就业、创业,不要把收房租来作为自己的谋生手段,这样势必会造成他们素质的低下。所以,在经济转型当中我们相应地也要进行社会转型。”

  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原来是密切相关的呀。这也使笔者想起刘志庚曾见过的一些场景来:“每逢中国传统节日,在咱们东莞那么漂亮的马路两边,有一些农民还在路边烧纸钱,我看了心里真不知是啥滋味。虽然很多东莞农民从形式上变成了居民,但他们的思想观念、生活习惯还是原来的,一点都没变。东莞处于加速推进城市化的重要时期,农民素质滞后,已经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

  问题还不仅仅如此!

  东莞的年轻人是东莞的未来和希望,实际情况是,东莞的大多数年轻人却和这座制造业名城中的制造业有所脱离。显然,年轻一代的东莞人缺乏上一代人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尤其村里的一些年轻人,他们觉得靠着房租和分红这辈子也能衣食无忧,于是便“有书不读,有工不做,有农不务”,游手好闲,渐渐成为“食利阶层”。

  想当初,“三来一补”曾孕育出东莞的一大批本土民营企业家,像当初的大朗毛织业、厚街家具业都培养了很多本地企业家。这些人紧抓机遇,艰苦拼搏,终于实现了白己的人生价值,也使得东莞的产业结构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对外企的依赖性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减弱。“比如毅力集团在我们这干了巧年,从中培养了11个成功的本地民营企业家,还有很多技术人才。所以,我们的青年不应该和我们的制造业脱离开。你只有进到企业,从中学到技术,慢慢变实干了,然后寻找机会创业。东莞也好,凤岗也好,都是以制造业为主的。我们的人和制造业分开怎么行?你不能总是靠着村里的分红或靠出租房生活。尤其我们的年轻人,这样发展下去是非常可怕的。”任焕林说。

  毋庸置疑,东莞在进行经济转型之际,社会转型同样也显得格外的重要和迫切。只有本土企业家一代又一代地培养出来了,东莞的产业才不会担心空心化。要想长久立于不败之地.最终必须依靠自己。伶星也曾说过这样的一段话:“东莞必须不断地提高城市化的水平,让东莞的农民真正实现转型,由农民变为市民,才是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化进程。如果现代化的进程中,他们成为边缘化的人员、边缘化的群体,那这个现代化就是失败的。现代化应该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一代新人应该伴随一个现代化的进程成长起来.这样才可以将产业延续下去,不断升级。这样东莞才有可能在未来不断提高自己在国际国内的竞争力。最终我们的目标是,在社会发展的同时,人和社会是同步前进的。”

  “对于社会转型,你们凤岗有什么好的措施吗?”笔者问任焕林。

  “一是鼓励读书。读书可以提高人的素质,所以我们很重视教育,高中以下的学生全部免费,考上清华、北大的,我们奖励10万元,考上重点大学的奖励三五万,另外,读完大学再读研究生的,读完高中读成人大学的,读完专科再读本科的,我们都有相应的补助。二是我们在培训方面也下了不少工夫,办了会计、电脑、模具等培训部,提高他们的技能。”

  “我听说东莞很多年轻人读完大学后都不愿意去工厂,都想到政府当公务员。”

  “我们凤岗也是这样的情况。为了改变这些,我们要求招收公务员时,必须在工厂干过一年。这是硬性规定。对于大学生的就业工作,我们还做了一条非常吸引人的措施,如果你去工厂做工,除了厂里发放工资外,我们每个月另发1500元钱给他,连续发放3年。”

  “为什么发放3年?”笔者饶有兴趣。

  “我们在想,他在工厂锻炼3年后,内心的想法肯定不一样,在工厂里也学到了很多东西,3年后他可以提工资,以及有更高的职位。对于没有学历的青年,我们也有这方面的鼓励,只要你愿意到工厂打工,我们另外每月补助以X)块钱,连续5年,5年以后他学到技能就不会整天在那里打麻将了。所以我们对于村民出租房屋这个问题,采取的是不鼓励、不补偿的态度,我们想方设法鼓励他们出来就业和创业。”

  听着任焕林的讲述,笔者豁然开朗,这种社会转型也为东莞的经济转型埋下了长久的一笔呀!

  “通过这样的措施,本地人的就业明显增加了,年轻人也愿意去工厂打工了,现在我们每年都要增加很多人去工作,原来没有的。这几年,我们的民营企业发展得也非常迅速,从2003年的140多家发展到了现在的1100多家,就是说5年间差不多增加了1000家民营企业。我们一方面需要外企,但更要扶持我们的民营企业,通过经济转型来促使他们走向创新之路,打造自己的品牌,把自己的企业发展起来。凤岗镇确立了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总体目标,以培育电子信息业、制衣业两大支柱和东莞东南部‘三大中心’为重点,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形成年产手机1000万部、液晶电视1000万台和服装1亿件的生产能力。按照这种思路,风岗两大支柱产业增加值将有所提高,估计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60%以上,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提高到30%以上,民营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提高至35%以上……”

  离开凤岗的路上,我们还处于激动和兴奋中,似乎看到了“双转型”之后的东莞,那完全是一个新生的东莞。笔者突然想起了鹰的故事。据说,鹰是有两条命的,当它活到40岁时,它卷曲的嚎使它难以进食,僵硬的爪子使它不能捕猎,已老的羽毛使它无法飞翔。鹰老了,只能等死。然而,它在石头上啄掉自己的嚎,等新的嚎长出来后,又啄掉自己的爪子硬壳,然后一根一根地拔掉身上的羽毛,待新羽毛长出来后,鹰就开始了第二次生命。脱胎换骨后的老鹰翱翔在云端,更加雄壮,更加有力,更加坚强,它已超越了自我,超越了时间,超越了宿命……

  在笔者正写着这一章节时了解到:2008年7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了东莞……

  温总理来东莞考察的第一家企业是东莞宏威数码机械有限公司。

  该公司副总经理孙满龙回忆起总理来访时的一言一行仍十分激动,并表示温总理给了他们产业升级转型强大无比的信心。他回忆说:“在参观企业光盘设备时,总理问我们:‘这个是你们自己的技术吗?’当总理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满意地点了点头。后来参观我们的有机发光液晶显示器设备时,又问了我们:‘这是你们自己的技术吗?’我们说是后,总理露出了满意笑容。当看到体积更大的太阳能电池生产设备时,温总理又问了一句:‘这也是你们自己的技术吗?’再次得到肯定答复后,他显得很激动,很开心。通过这个细节,可以看出总理对于当前企业自主知识产权的重视程度。”

  宏威是全球第二大的光盘装备生产商,公司总部目前设在香港,部分研发和生产在东莞。公司继去年年底在东莞增资3000万美元后,目前正准备将香港总部搬迁到东莞。孙满龙介绍说:“总部设在东莞,在成本上跟香港相比,东莞具备类似技工之类的人力资源更加成熟、与内地公司的联络成本低等许多得天独厚的优势。对于东莞未来的市场潜力,决策层充满了乐观。”他还称,总理对于他们的肯定更坚定了他们这一举动的信心。

  孙满龙表示,东莞几乎成为国家领导人到广东调研的必经之地,这说明东莞已站在广东经济社会双转型的风口浪尖。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财富积累和实力升级,东莞在新一轮的产业升级中已经可以承受得起改革的阵痛,成为我国产业升级和转型的试点先锋。

  “企业是承担起帮助社会成功转型和升级责任的时候了。”对于自己所在的公司成为总理考察东莞的第一个点,孙满龙觉得很骄傲,“宏威能够吸引总理,归根到底应该是宏威转型升级的成功经验:首先从观念上定位上游,不能吃剩饭,要稳稳抓住装备制造的命脉;其次在研发理念上要不断创新、取长补短,要有‘拿来主义’的精神。”

  总之,坚冰已经打破,航线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东莞对于未来的发展,思路更加清晰,措施更加得力,步骤和方法更加切实,因而也更加充满信心。

  东莞市委、市政府的领导换了一届又一届,每届领导都在前一届的基础上更加拓展思路,更新观念。

  刚到东莞不久,刘志庚便找到了东莞和广州、深圳的竟争点——生态环境。“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东莞是当前和未来发展建设中最不容打折扣的事!”刘志庚在干部会上把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关于科学发展观指示精神说得简单而明了、坚定而有力。因此,在制定新一轮的东莞城市发展规划时,他严格地将东莞的容积率控制在平均2.5之下。“特别是老百姓住房和商品房的容积率,我们一定要尽量降低。但是,工厂的容积率要提高,过去一些外商圈地,搞什么花园式工厂,我是不提倡这样的,工厂容积率高了.老百姓住房的容积率就会降低。”刘志庚还告诉笔者,“东莞的高楼并不多,其实这都是我们有意识控制的,我们也考虑盖几栋标志性的建筑,比如盖60层的台商大厦,但这种楼不能太多。我们一定要严格控制,把东莞的生态搞好。我们要靠生态环境跟深圳、广州竞争。”

  曾经有专家学者认为中国的城市建设最大的败笔就是,深圳学香港、全国学深圳,香港高楼林立,深圳也跟着见缝插楼。而东莞现在则是见缝插绿,比如市政府旁边有一块地,如果开发房地产那会很赚钱,但市委却特意将这块地留做公用设施用地。刘志庚说:“我们不能只顾眼前这点利,一定要有长远的眼光。”

  这句话听来简单,细细琢磨,其中的内涵深刻无比。而将如此简单的话语变成一个个行动,那更需要海一样的胸怀——东莞于2007年投资37亿征地54000亩建设了生态园;为了扩大城市的规模和空间,东莞将拿·出86亿在长安填海造地29000亩;在污水的处理上,东莞一投又是100多亿;松山湖72平方公里的土地只允许使用极少一部分,其他的土地严格控制起来……

  在任何人看来,东莞所做的这些都不能获得短期效应,而这一笔笔钱投进去,连个响声都听不到,眼前看不到任何政绩。但刘志庚根本不热衷这些,他始终认为做官不是做给别人看的,而是要让老百姓感到实惠,让子孙后代不骂你。这就得肩上负有责任感和使命感。他说:“这是一个共产党人能否为人民谋幸福的起码素质。比如我宁愿少建两栋楼,也要把钱花在抓治安上,多建几栋楼无非是给一些人用,但你治安搞不好,那有多少人会骂你呀。这必须要有长远的眼光。其实对于治摩,我也知道是件非常得罪人的事,按理说我也可以不去管它,安安稳稳地呆上几年走人,但是我必须考虑老百姓的安全问题呀。”

  发展经济的终极目的无非是为了富民,以改善民生为基点,让每个公民过上幸福安逸的生活才是科学的发展途径,这是所有英明执政者的第一要务。用孟子的话说,就是“民为贵,社樱次之”。

  写到这儿,笔者再一次泪眼模糊,脑海里不知不觉又联想起一位叫宋湘的梅州人。这位清代著名的岭南才子比刘志庚出生早出整整200年,但他们却有着某种相同点:宋湘曾乡试第一,被称宋解元,而刘志庚高考时乡试第三;宋湘精于书法,是清代岭南大书法家。而刘志庚的书法作品也甚是了得,笔者有幸见识过他的书法大作,其下笔调悦雄奇,笔走龙蛇,气势磅礴,实在令人称奇,作为经济学博士,刘志庚还出版过7本专业著作;宋湘为官清廉,体恤民间疾苦,政绩斐然,为当地百姓所称颂。也许,刘志庚对这位梅州先贤怀有深深的敬意,也一直以他为榜样,抱着“为民谋福”之愿望,积极用世,“要与民间验辛苦”……

  记得卡尔维诺在他的《烟云》里曾有这样的一句话:“古往今来一直有人生活在烟尘之外,有人甚至可以穿过烟云或在烟云中停留以后走出烟云,丝毫不受烟尘味道或煤炭粉尘的影响,保持原来的生活节奏,保持他们那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干净样子”。

  如果把这个烟云比做是现实的世俗社会,而刘志庚似乎正是这个从烟云里穿过的人,他永远保持着他那性格中的宽厚、谦和与善良以及共产党人那种忠诚信仰,热爱人民的特质……

  临结束采访时,笔者问他对东莞未来如何看,刘志庚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他说:“东莞现在的发展基数非常高,2007年的GDP为3150亿,超过了6个省,进出口贸易是1060亿美元,在全国排第四。我们调整产业结构后,速度肯定会放缓,但是迟早会上去。我相信,东莞未来经济应该是高速发展的,环境会更加优美,社会会更加和谐。东莞市委、市政府明确提出要树立世界眼光,站在全球经济发展高度谋划发展,把解放思想作为推动发展的动力源泉,以思想解放促进发展的新跨越……”

  沿着刘志庚的世界眼光,我们可以发现,按照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到203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这就要求未来的中国要拥有世界级的城市。

  无疑,这种世界性的战略眼光更远、更深刻。

  过去的30年,东莞已成功地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开创了一条新路。在新的发展大背景中,东莞决策层的战略眼光,东莞人的精神和意志,以及东莞这座城市的性格,决定了东莞必将开创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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