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与瘟疫殊死搏杀的城市保卫战第八篇一场与瘟疫殊死搏杀的城市保卫战22年前的5月，我从一个边远山区的军营上调到北京解放军某兵种总部。那个日子很令我感动，于是当晚我跑到天安门前，认认真真地看了一眼我心中的圣城。想不到的是22年后的今天，当北京的1300多万市民们正在与非典进行着生死搏杀的时刻，我又一次忍不住地独自来到天安门前。我看到流金溢彩的天安门城楼依然那么巍然挺立，广场上的五星红旗依然高高飘扬，于是我忍不住面对天空，喊一声：祖国，北京，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如此深爱你们……因为就在这个日子里，我走进了正处在全民“抗非典”伟大战役的北京指挥中心，走进了与非典激战的第一线，在那儿感受着每时每刻的战斗烽火与生命至爱。

　　我因此想向读者报告北京发生的这场与非典生死决斗的伟大战役——来自指挥部的报告王晨，北京SARS医疗救助指挥中心的一名普通战斗员。那天他推开桌前的玻璃窗，望着长安街上的车水马龙，对我说：“第一天来到指挥部时，看到熟悉的北京城突然一夜之间变得万人空巷时，我的眼泪真的一下像散落的珠子……那情景太凄惨了！”我告诉他：那些日子里，每一个北京市民都有这样的感受，都在寻问“如此繁荣和现代的古都难道真会变成死城一座”？

　　那是一段多么恐惧的日子。

　　空气中，似乎到处迷漫着瘟疫肆虐的气息；街头巷尾，呈现的是人们慌乱而恐怖的匆匆行色，这样的时光足有数十天！是四月？是五月初？是五月中？

　　北京经历着像“泰坦尼克号”沉没前的那般景况，这种说法丝毫不夸张。所有经历这场瘟疫的人们，都会这样感叹北京的那些痛苦日子。

　　5月29日，新闻播出了当天的全国疫情，北京第一次出现了新发病例“零”的记录。那一天夜晚，我看到自己居住的楼下有人竟然放了一挂鞭炮，以示庆贺。虽然放鞭炮是违禁，但久抑痛楚的市民们还是对放炮者以笑助威。

　　“太不容易了！北京从最初的非典发病例‘零’数，到日发病例最高纪录的343例，现在终于又回到‘零’纪录！真是多亏了党和政府的好领导啊！”一位70多岁的老婆婆，以其特有的虔诚，跪下双膝，面朝天安门方向深深地顶礼膜拜。

　　在场的人都在感叹：真不容易，好像这一阵过了几年似的。

　　这一天，北京的很多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在庆贺“零”纪录。那喜形于色的神情相互告示着一个已是不可逆转的事实：北京战胜非典的日子已为期不远。

　　5月31日，全国疫情仅为一例临床确诊非典病例，是北京的，而这也是由疑似转为确诊的。

　　北京在5月胜利实现两个“零”确诊病例。

　　其实百姓并不知道，本来这个“零”纪录应该早在几天前就能实现的。

　　5月26日晚，当我走进北京“抗非”最高指挥部——“北京防治非典型性肺炎联合工作小组”会场时，才了解到这一“内幕”：25日清早的暮色中，一辆载有五人的桑塔纳轿车，从山西经北京延庆山区公路进入北京市区，车上的一位男子是个艾滋病患者，他的病症又起，且发着高烧，同车4人送他进京看病。哪知到佑安医院一查，确诊是非典。而这一天如果不是这位山西来的“不速之客”，北京的日新发病例正是“零”纪录。

　　指挥部会议室内，领导和专家们听完市疾病防预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情况后，轻轻地发出一阵欷歔：真是想不到啊！我当时有意看了一下指挥部“最高长官”市委书记刘淇同志的脸色，那是一张严肃而冷静的脸。我看到他的目光盯在那块介绍《新发病例情况分析》的屏幕上，至少停留了两分钟。

　　虽然我无法判断这位北京“抗非典”最高指挥官此刻心里在想什么，但似乎能从其凝重的目光中看出他同样在期待着什么。

　　第二天，市民们从电视新闻中看到刘淇同志带着市委秘书长在北京与山西交界的延庆张山营交通路口，检查工作，并且跟那些检查过往车辆的工作人员们一一交代和示范着。自“抗非典”战斗全面展开后，北京的百姓看到市委领导到第一线的镜头太多了，人们似乎并不在意这一天刘淇书记的又一个“巡视”。可我看了却非常感动，因为我知道这是他为前一天那个本该早来的“零”纪录的失之交臂而专程来到延庆关卡上的。

　　26号晚上的“联合小组”会议结束时已近十时，我看到刘淇书记离开会场后是回办公楼了，虽然不知道他当夜办公到什么时候，可我却不曾想到当晚发现“防非典”新问题后，这位日理万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在第二天一早就出现在距市区110多公里的山区要塞上，检查督促工作。从27日到31号的5天日子里，我特意留意《北京新闻》，惊喜地看到了每一天都有刘淇书记到车站、到街道、到社区、到民工工地、到郊区农村的报道。而正是这样一组组百姓并不了解内情的镜头背后，北京创造了自3月份以来非典新发病例的两个“零”纪录。

　　曾几何时，北京市民们为对疫情的不知情而埋怨情绪有多严重，这也导致了上任才几个月的新市长的辞职。然而如今的北京，市民们对政府又是怎样的评价呢？

　　市委副书记杜德印给了我一个数字：满意率达到90%以上！我相信这个数字没有水分。因为经历了生与死岁月的北京市民才不卖当政者的面子，他们挑剔着呢！每天都盯着自己这个城市的一点一滴的疫情变化，也每天盯着自己身边的疫情和防治措施，稍不满意准会投你反对票。

　　有件事很能说明问题：5月6日，北京安华西里的一个居民看到自己楼里的垃圾道堵了，也没有人来处理。一个电话打到“市长热线”。5月7日上午，这位居民下楼买菜，见自己的楼道里来了一群人，打头的竟然是王岐山代市长，说是来看这个楼道的垃圾处理情况的。那居民听了很激动，说我昨天虽然电话打到市政府，但心里想也就打打而已。谁知您市长真的来了，而且来得这么快呀！王岐山说：“现在都是什么年月啊，垃圾问题可是大问题，我这个市长如果连垃圾问题都处理不了，还做什么市长嘛！”90%的满意率，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有人说，“抗非典”的日子使政府和民众的关系获得空前融洽。这话一点不假。

　　北京市委办公楼，这是首都“抗非典”的总指挥部。在这之前的十来天中，我因采访需要时常不分夜昼地进出这儿。每每走进大楼，感受最深刻的是：所有在这儿工作的人，他们都是那么的忙碌，即使在就餐时也常见他们一手拿着盒饭，一边拿着电话在工作。“唉，简直像打仗！”公务员们总用这样的话回答我的询问。

　　其实他们就是在打仗！打一场无硝烟的残酷战争。

　　从4月20号前后开始，指挥部里的每一个房间，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成了战斗单位，不分日夜，没有间隙，从市长、市委书记到打字员、材料员，他们被要求和自觉地执行着“随叫随到”的24小时工作制。听宣传部的一位同志讲，某处长的家属为给丈夫送几套换洗的衣服，竟然在市政府大楼门口等了整半天——她的爱人在指挥部就没有断过电话。

　　梁万年，一个多月前走马上任的市卫生局副局长，现在北京认识他的人大概超过七成以上。

　　作为政府疫情发言人，如今他成了“抗非典战时电视明星”了。在市防控中心接受我采访时，这位大学副校长出身的学者非常感慨地说了一句话令我深思。他说：“过去我当学者，是出了名的政府批判派。可自从我4月22日被一纸任命当了政府一名公务员并参与了整个“抗非典”战役的战斗后，现在我最想说的一句话是：我对我们的政府工作人员有了全新的认识。他们真的是好样的！”梁万年的感叹没有丝毫夸张。他自己就是一个例证。从一个多月前任命当卫生局副局长后，主持全市疫情信息，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上厕所都得带上手机，躺下身子却不敢脱衣服。

　　“市长半夜叫我到他办公室，书记一早找我谈疫情，这已经是我每天的例行公事和习惯了。市领导们都这个样，我敢有一分钟的怠慢？你看看我办公室的复印机！最多时一天收发一千多份文件，那纸放在手里是烫的！”年轻的副局长第一天上班就有一个强烈的“榜样力量”：4月20日是北京“抗非典”战役的一个分水岭。刘淇书记和新上任的王岐山代市长在头天一连开了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和全市干部大会。第二天一早，两位“司令员”便到了市疾病防控中心。当他们得知中心的网络系统资源不足时，就在现场办公。这个后来被人称之为“北京抗非战役生命线”的网络仅用了几天时间便开通，成为北京疫区24小时防控非典的一个畅通无阻的强大信息网络，为扭转前期疫情不明而造成疫情失控的被动局面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疫情的控制，体现在每天的发病数字上。北京人如今最关心的不是自己的钱袋、米袋和居室，而是从他梁万年每天嘴里说出的那个疫情数字。“知道这数字是怎么来的吗？”梁万年说起这话题，眼睛就发亮：光我说一个人的工作的量，早晨八点半听CDC（疾病防控）各部门负责人的交班汇报，他们要将之前的24小时情况汇总并作出书面分析材料；当我收到这些材料后，就要再与全市另外几个防治小组通报情况，并收集他们的反馈信息，然后再充实自己的信息。期间动态的变化随时发生。我们每天对外公布的主要为三个数据——临床新发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死亡数字。其实我们要收集和汇总的各种数据多达十几种。而每一种数据本身又是24小时在不断变化的。尽管现在我们建立了数字化的网络平台，可以在几十分钟内将全市疫情的各种数据汇集到指挥部，但对负责疫情信息工作的战斗员来说，我们所掌握的不仅仅是简单的那几个对外公布的几个数据，而是这些数据背后的大量需要供政府决策的第一手材料。比如进入5月下旬后，全市疫情得到明显控制后，大家都在期盼‘零’发病，可事实上总有那么几例新发病在扰乱我们的心境。这些新发病是怎么出来的，我们的工作范围就大了。

　　像某一天突然增加了四五例民工患者，我得到这个数字后就要立即将情况报告市长、书记，市长、书记得到这个情况后他们的紧张程度可是老百姓不了解的。他们一得知这个情况，脑子里立即想到的是几十万返京回城的民工疫情控制。因为如果这一环节抓不住，弄不好疫情再度大规模复燃。市长、书记要决策，我就得给他们准备各种有关民工患者的一系列相关数据，甚至连这些患者是从哪个地方来的，他们现在在哪些工地施工，这些施工工地的控制防预情况又怎么样，全市有民工的工地情况又是个什么情况？如果一旦施工工地出现疫情蔓延又该采取什么办法……总之一个简单的病疫数字，就会带出几十个甚至几百个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得到有效处理和控制。工作量和工作难度就这样产生了。在这种情况下，你想少干和偷懒是根本不可能的。再说，市长书记现在都成了防控专家，你哪个地方有偷工减料，可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你只有准备三百五百个答案，才可以在他们面前回答好一百道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一个指挥机构分分秒秒地忙碌战斗的缘故。

　　梁万年仅是整个北京保卫战中一个师长或团长的角色，他哪知道作为全市防控大战的市长书记这些司令员们的肩头担子有多重！王岐山，北京市代市长，人称“抗非典市长”，从海南省省委书记调任北京代市长，仅一个多月，认识他的和不认识他的人都说北京来了位好市长，他的个人魅力在于他“平民化”：

　　一张平民化的脸，一腔平民化的语言，一颗装着百姓安危的火热之心。

　　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一天，“出巡”的王岐山路过一所刚恢复上课的学校门口，见几个穿着防护衣的人把守在校门口，便立即下车上前询问。那几个穿防护服的人告诉市长，说他们是学校的老师，正在对进入校门的学生进行体温测试。王岐山大呼：你们这副样子怎么行？孩子们还小，见了你们这个样还不吓出毛病来呀！防护是需要的，可也得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呀！学校觉得王市长说得对，很快纠正了。这小细节，可见市长的拳拳爱民心。

　　我第一次面对面地听他讲的第一番话是这样的：我这个人也爱发烧呀，一上火，扁桃体就发炎。到北京来上任，那是非典疫情直线往上升的时候啊！我能不上火吗？可我不能发高烧呀！真要烧了，人家把我拉去一“隔离”，我还怎么个与市委、市政府的同志们带领大家“抗非典”呀！我有办法，就是吃素，天天吃素，不让火上来。

　　“我现在越来越有信心。可我的信心不在于数字上，而是全市的人民都参与了“抗非典”的战斗，现在的北京啊，到处可见看到村自为战，巷自为战，楼自为战，校自为战，家自为战，那情景能不让人感动吗？人民战争的威力啊！市民自身防范疫情的成熟、对政府的理解和信赖，多好啊！正是他们的行动才为我们解决医疗资源的不足和紧张，彻底赢得了时间。我的信心还在于中央的正确领导。看看中央的‘抗非典’方针，从一开始就没有变过，这说明中央决策的英明和坚定。所以说，战胜非典的战役是既定的！”市长的声音一直在我耳边回**。

　　伟大的军事家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要取得一场战争的全面胜利，最终将取决于你是否真正地全面地发动了全体民众参与了战争的程度。王市长现在如此响亮地说出上面这番话，我想是他和他的同仁们已经非常满意了自己前期在发动全市民众参与“抗非典”战斗的那种程度。王岐山向我们透露过一件事：有一天他陪温家宝总理到郊区看农民们防预情况。

　　有个身体很硬朗的老太太见了温家宝，总理问她你认识不认识我？老太太摇头，说不认识。总理又问她：你知道不知道非典？老太太马上回答说：知道知道，非典是天灾，是瘟疫，发烧了就可能是非典，得马上到医院去瞅，得了这病就不能再跟别人亲近了。温家宝事后很激动地对王岐山说：你瞧瞧，现在抗非典多深入人心，人家老太太不认识我这个总理，可对啥是非典，怎样预防说得一清二楚。不简单啊！有百姓这么支持，我对抗非典胜利是更加充满信心了。

　　那一天我见到王市长，是下午三点，“北京地区医院院长联席会议”一直开到晚饭前，王市长的讲话激起了会场上阵阵掌声和笑声。要知道参加会议的都是处在一线的“战地指挥员”，能在“抗非典”硝烟依旧的激战时刻，看到他们与市长一起有说有笑，还有谁怀疑这场艰苦的战役不胜利呢？

　　那一天，与王岐山市长在一起六七个小时，而且其中还有一段单独的短暂谈话，我强烈的感受是：北京的“抗非典”最高指挥官们，他们为了人民的生命和北京这个城市的安危，可以用“呕心沥血”四个字来形容。

　　没有人知道他们在这些日子里是怎样地忘我工作，其工作强度有多大！但从他们一张张黝黑而明显带着疲倦的脸上可以看出，我见过的刘淇书记、王岐山代市长，还有龙新民副书记、强卫副书记、杜德印副书记……无一例外。

　　年轻的副市长陆昊，只有35岁。说实话，当第一次听说北京市出了全国最年轻的一个直辖市副市长时，我可以作出某种判断的联想是：此人是否又是位某某老前辈的公子？陆昊那天在“抗非典”物资小组的指挥部里的开场白，不仅彻底否定了我先前的错误联想，更被他的坦诚和睿智及工作能力所打动。

　　1300多万人口的城市，谁扛得起这么重的担子？而且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突发疫情，每一分钟的延误，都有可能造成整个城市的溃败和无数生灵涂炭。“凭良心。只有一个想拯救百姓生命的良心来驱使自己！”这是陆昊的开场白。朴实、真切，不带一丝官腔。

　　良心是什么？良心是对得起别人，对得起市民，对得起自己所干的工作。突如其来的灾难谁都没有经历过，也谁都没有想到一个政府在短时间内要承受那么大的压力。靠什么？能力？

　　能力可能是有限的；但只要凭良心去做了就行。办法？办法可能在某一时间是错误的，但凭良心去做了市民也会理解和能原谅的。有了这两点，我还有什么怕的？干吧！有中央决策在，有全市和全国人民的支持，我怕什么？陆昊说。

　　当北京的疫情处在最疯狂的时刻，防护服几乎成了唯一可以抵御一下非典袭击的武器时，陆昊带领的物资保障队伍不仅以最快的速度调集并送到处在与非典肉搏厮杀的一线医务战士手里，而且没有多花一分国家的钱，相反还以最便宜的价格送到了北京指挥部。在此次“抗非典”一线被称其为“救命服”的杜邦防护服，平时的市场价为40元一件，陆昊要到的价是每件27元。这是这位学经济做市场出身的年轻市长在“抗非典”战役中最得意的一笔。几百万套世界顶级防护服，仅以小时和天数来完成的啊！而更令我感动的是这些被北京人称之为“救命服”的几百万防护服发放中，陆昊向我们保证地说：“虽然都是经我一人之手批准发放的，但每一件防护服到了个地方，给了谁，我都经得起任何人的查证！在所有这些防护服的发放中，没有任何的后门与交易存在，只有与患者和医务工作者的生命连在一起。”铿锵有力，落地有声。这就是“抗非典”时期人民公仆的风范！它不由使我想起胡锦涛总书记深情地在广东街头与市民们亲切握手交谈的情景。

　　它不由使我想起温家宝总理在北大学子面前热泪盈眶地说“在这些日子里我常常泪流满面”的真情流露。

　　是的，任何一场战争的成败，没有最高指挥员的正确决策，是不可能胜利的。而一场人民战争的胜利，必定是我们人民信赖的领导者站在人民的最高利益面前，将其智慧和能力发挥到最佳水平的结果。

　　人民的信赖，来自于最直接的真切感受。

　　北京市教工委负责人在谈到指挥部领导抢救大学生患者时，泣不成声。“在高发疫情时，医院的床位关系着患者的生命。那天，北方交大的一名学生被确诊为新发病例，与他同一时段确诊的还有两名患者，一名是电影学院的谢飞导演，还有一名是北京医务系统的患者，当时全市所能腾出的床位只有两张，谢飞是教授，年岁又大了，又是革命老前辈的后代，应该迅速转入非典医院。剩下的是一位大学生与医务专家之间的选择了。指挥部有关部门为这几乎绞尽脑汁反复权衡，最后还是把床位让给了北方交大的这名普通大学生。后来这位大学生和谢飞导演都得救和康复了，可那位医务系统的患者却永远离开了人间……”段杰，北京SARS医疗救助中心负责转运的女调度。从4月22日进入指挥部后，没有一天睡觉超过三小时的。她手中的表格和电话，掌控着全市各个医院的病床资源和调度，用她的话说，“我打电话的快慢和做计划的速度，连着的是一个个患者的生命。在值班时我不敢耽误一个电话，可看着桌子上铃声四起的电话时我又害怕去接，因为一接我就得给人家解决问题，那可是一条条命啊！”段杰有个儿子，快两个月没有见到妈妈了，想通过电话跟妈妈说几句话。有一次儿子听到那边妈妈的声音，刚说了句：“妈你还好吗？”段杰就把电话狠狠地一搁：“这孩子捣什么乱！”连轴转过三天最紧张的时刻后，深夜段杰被同事拉到房间休息，这时她想起了前两天儿子要跟她说话的事，便拿起电话打到家里，睡梦中的儿子听到妈妈的声音后，竟说不出一句话，委屈地不停哭泣着。母子情的催发，使在指挥部说话像扫机枪的段杰此时哽咽着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却跟着儿子哭了好一阵。

　　而就在此时，指挥部又打电话叫她赶快去处理一件应急事。原来有个女患者确诊为非典，医生们随即对她才生出八个月的孩子进行诊断，发现小孩也有明显的非典症状。有人建议一起随母送入定点医院。在送不送八个月的婴儿到非典定点医院问题上，指挥部里的工作人员为难了，于是他们叫来段杰。“孩子这么小就送非典医院？不行不行，我们一定得再想想办法，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对不能这么做！”段杰快言快语。“那又能怎么办呢？”同事们问。段杰迅速作了一番思考，当即决定：“我马上调救护车到儿童医院，带上专家前往那儿给孩子会诊。只要有一线希望，就把孩子留下作疑似观察。如果不行，再立即用救护车把孩子送到定点医院。马上行动！”之后的数小时里，段杰亲自出马，四处奔波，最后终于在专家们的共同努力下，对这位最小的患者作了疑似病患者处理，如今这婴儿已经恢复健康。

　　当处理完这个小患者的事后，段杰不由想起了自己的儿子，她的眼泪忍不住又溢出眶中。

　　电话铃又骤然响起……

　　“喂，喂喂，我们这儿又有一个可疑非典患者，说什么他就不住院，现在正满大街上乱跑着呢！你们快想法子呀！”某医院发热门诊打来急电，万分焦虑地说着。

　　“啊？！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段？”指挥部人员犹如闻讯又一个前线阵地的失守，紧张气氛骤然而起。

　　“在雍和宫附近。”“好，我们立即派人处理，请你们协助追盯患者！务必不能让他失踪！”指挥员放下电话，又重新操起话筒，电话直接打到市委副书记强卫那儿。这位主管全市公安政法工作的医疗防控小组组长立即向公安部门下达命令：“派出警力，追踪患者，以最快的速度让其回到非典病房！”几分钟后，雍和宫附近的大街上便演出了一幕“四名警察护送非典患者进医院”的惊心动魄的现场直播：患者是个外地民工，六七十岁，一腔听不清的外地口音。当四名身穿白色防护服的警察，左右前后出现在这位企图逃亡的患者面前时，他就是不走，嘴里还不停地说着“没钱看病”四个字。

　　“大爷，治疗非典国家不用你出一分钱，不用担心，进去就行了。”警察苦口婆心地给老人讲理，可人家哪信，天下哪有瞧病不出钱的理？农民就是这么实诚。

　　老人不信，也就不愿向医院走。警察只好一边跟他讲理，一边暗中引领他向医院方向挪步。

　　这出“现场直播”，全程距离只有100多米——逮住患者的地方到医院病房之间的距离，却整整用了三个小时！……

　　5月31日，北京市“抗非”指挥部新闻发言人宣布：饱受SARS疫情**的北京，至此已取得“抗非”攻坚战的阶段性胜利。他举了一组数据：5月最初的第一周（5月1日至5月7日），其确诊新发病例为666例，而5月底前的最后一周，新发病例仅为65例，两周相比，下降95%。治愈出院人数最后一周则比第一周增加了500%。

　　北京疫情关系着全国疫情。次日，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疫情以来一向脸色严肃的卫生部党组书记高强，首度面带笑容地对中外记者说：中国内地SARS疫情经过全国上下艰苦卓绝的战斗，现已得到控制。

　　啊，那一天从北京“抗非典”指挥部机关走出，看到久已冷清的长安街上车水马龙，大街两边是欢笑喧嚷的人群和盛夏的鲜花，我的心头不由腾起无限感慨：北京，在那过去的几十天里，你承载了太多太多的泪水与痛苦，那一幕实在令人心悸与颤抖……

　　战争状态什么叫战争？战争就是你死我活的战斗与争夺。

　　SARS把过了50多年太平生活的北京人，在一夜之间卷入了全面的战争状态。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那一刻，战争对很多北京人来说，都是那么的突然和那样的慌乱。虽说SARS挑起的这场战争没有硝烟，然而其激烈和紧张程度绝不亚于仍在冒着硝烟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向伊拉克发动的攻击。

　　4月初，惨遭SARS袭击的东直门医院正处于紧急关头，北京市民通过各种渠道惊恐万分地传递着那个叫SARS疫魔“不可治、患则死”的可怕恶兆。

　　有位叫姜良铎的中医专家，开出了一贴后来广为流传的“八味方”，亦称“姜八味”。这“八味”分别是：苍术、藿香、金银花、贯众、黄芪、沙参、防风和白术。到底这“八味”能不能治非典，到目前为止还只有天知道。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中药能抑制一些传染病的传播，同时更能增强人的免疫力。

　　北京人在获得越来越多的“非典是治不好的瘟疫”信息之后，恐慌心态下已经失去了起码的判断能力，见什么信什么。4月8日，“姜八味”在当日的《北京晚报》刊出，从此燃起了北京百姓心目中的非典战争硝烟……

　　下午2时，首批《北京晚报》刚刚传到市民手中，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济生的办公室内急骤响起一连串电话。这位在医药界饱受考验的“京城女药王”却在那一刻突然惊呆了：

　　“什么，中药方全线告急？”“走，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陈济生顾不得披上外衣，向自己的助手招呼一声后风风火火地走出办公大楼，直奔大街对面的公司所属医保全新大药房安定门药店。

　　“你们是怎么搞的，人都要死了，还不快点儿抓药给我们!”“对啊，你们不是医保药店吗？保谁呀？是保你们自己，还是保我们老百姓呀？”“狗日的，能不能动作麻利一点嘛!我们已经排半天队了!”陈济生人未到药店，却远远看到长长的队伍从药店的门口伸出，直至大街。喧哗吵闹的顾客，说什么的都有。他们高举着报纸，捂着嘴，面容充满焦虑地喊着、嚷着，像是垂死前抢捞着唯一的那根稻草……

　　“老郑，库里还有货吗？”陈济生费力地挤过人群，气喘吁吁地走到柜台前，问正在与职工一起恨不得用六头八臂去抓药的店长郑志新。

　　“哎呀陈总你可来啦!这可怎么是好呀!我们哪受得了这么多人来买药啊……”郑店长一边擦着汗，一边哭丧着脸嚷个不停。

　　陈济生一把将他拉到一边：“其他的你什么都别说，我就问你，库里还有多少货？能供到什么时候？”郑店长一跺脚：“你看这一拨又一拨的人!我看最多能顶到明天。”陈济生：“好，你现在就去告诉排队的人，说我们的药保证能让大家都买得上!”郑店长用胳膊一抹额上的汗，说：“行，我去说!”他绕过柜台，踮起双脚，向排队的顾客大声说：“大家不要着急，保证都能抓上药!”“老板，话可是你们说的啊，要是你们供不上，误了人命就找你们算账，到时可别像乌龟似的缩头缩脑啊!”郑店长的声音一下低了下来：“我们也是尽力嘛。”那双焦虑的目光转向站在一旁的董事长陈济生。

　　“喂，仓库吗？你们给我查一下存货，看看还有多少中药饮片，查清后让物流部门全部立即送到全市所有连锁店。听明白了吗？全部!立即给我送到店面上!”陈济生抄起手机，一连打了七八个电话。

　　几十辆全新大药房货车转眼间出现在北京大街小巷。

　　陈济生和助手本想离开药店，却被眼前一拨更比一拨多的买药人牵住了。于是她将袖子一挽，走进药铺，与忙得满头大汗的店员们一起抓起了药……“别急别急，我们会尽量保证大家都能抓上药的。”她嘴里不停地向抓药的市民说道。

　　“你这位同志说的倒比唱的好听，你看看门口的人有多少嘛!”有人提醒她。

　　陈济生抬头向门外探望了一下，再看看墙上的钟表：午夜12点整。还有那么多买药人啊!她的心头紧揪起来，这可怎么是好啊？!黎明时分，陈济生和店员们已经累得双手和眼皮都抬不起来了，刚想喘一口气，却见店门口排队抓药的人比前一日多出几倍!“我们要订5000服!什么时候可以抓好呀？”“8000，我们要8000服!马上就要!”“给我们订10000服!大学生们都等在那儿呢!必须立即给我们，否则出了事你们负责!”“我们也要10000服!我们是部队，你们不能不给啊!”“我们是中央单位，你们也得保证!”陈济生此刻才意识到自己这个“大药王”也是徒有虚名。在1000多万人口的大都市里，一旦人人都争着想要一样东西，这个世界上不会有哪家企业和哪个政府能够担当得起的。

　　但必须有人出来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