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这个比喻，也许标志着欧洲国家普遍进入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全新阶段，暗示着与中世纪时期相比认知更全面、能力更自由地发挥。

　　——约翰·阿丁顿·西蒙兹

　　宣称文艺复兴将人类从盲目地依赖权威中解放的说法，是典型的“中世纪”思维。赞赏这种谬论的人本身就很依赖历史学家的权威，盲目地无视最普通的思考过程。

　　——詹姆斯·T. 肖特维尔

　　几年前，J. P. 摩根先生买下一份中世纪手稿，花费的钱足以让那位不知名的抄写员和不著名的作者一夜暴富。当与但丁同时代的乔万尼·薄伽丘来到一座著名修道院的图书馆里时，他发现那里收藏的手稿残缺不全，部分页面被修道士撕走，当作魔法符咒卖给了迷信者。世界一直都很无情，但它也许从未像现在一样残忍地毁坏着一切。幸而，我们20世纪的人对学问，或者说对代表学问的象征物和文档资料都心怀敬意，因此我们与10世纪的人们不一样。有一种光芒，一种持续增强的光芒，确实照亮了十四五世纪欧洲人的面庞。那道光首先来自意大利，所以文艺复兴确实源于意大利，尽管它是在法国发展成型的。而那道光，部分源于类似薄伽丘对那些修道院手稿的兴趣，因此，文艺复兴确实是学问的复兴或者重生。而且，碰巧有许多天赋异禀的人发现了那道光，并且增强了它的光亮，指引了它的方向。

　　其中一位是彼特拉克，比但丁晚了一代。他在自己的时代以及随后的两百年间，名声都超过了但丁。他是在罗马加冕的桂冠诗人，享受过同时代的人们给予他的所有荣耀。他活在他的抒情诗作里，尤其是他的十四行诗最为优美，以至于英语里的十四行诗被称为彼特拉克体。他不只是诗人，还是一位文化传道者，一位“人文主义者”，四处宣扬文明——希腊和拉丁文明。

　　与他相比，薄伽丘不算是热心的人文主义者，但更具有人性。很多批评家认为，薄伽丘是意大利首位叙事散文巨匠，在短篇故事方面至今无人能及。他与彼特拉克是朋友，也是一位充满热情的学者，喜欢收集、抄写手稿，鼓励大家学习希腊文化。他比大多数同辈更知晓但丁的伟大之处，并且为之写了一部传记。他还是一位多产的诗人。但是，他所有的其他成就都无法与《十日谈》的风光相匹敌。这部作品收集了一百个故事，17世纪时的一个英文译本写了一个副标题，对它们进行了出色的总结：“欢笑、机智、雄辩与谈话的模范。”这些故事内容的跨度十分大，从插科打诨到细腻悲悯都有。有些故事十分琐碎，有些故事则不适合登上现代家庭杂志的版面。但是，没有一个故事犯有文学上最大的罪行：无聊。整部《十日谈》和其他伟大的文学作品一样，任何一个理智正常、明辨是非的人都可以安心愉快地读完它。有些故事是薄伽丘原创的，有些是经过他改编的当代奇闻逸事，还有一些则取自古老的法国寓言。《十日谈》成为整个欧洲文学的一部分，从乔叟到济慈，很多英语诗人都曾经借鉴过它。可惜它有强烈的时代和地域色彩，是14世纪意大利的一系列写照。

　　薄伽丘的散文轻松灵活，是承载愉快艺术的媒介。而下一个世纪里的马基雅弗利则将意大利散文打造成阐述与分析的锐利工具。他是一位政治家、活动家，也是文字的艺术家。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各种文艺活动并不相互冲突，一个人可以同时做诗人和政客，雕刻家也可以写诗、上战场、列席议会。佛罗伦萨的暴君洛伦佐·德·美第奇比马基雅弗利年长几岁，既是一个艺术赞助商，又是一个文学家。马基雅弗利作为派驻异国宫廷的大使，见过世面，仔细审视过自己服务的政府，研究过洛伦佐的生平，于是他开始动手为国家的问题寻求解决方案。在《君主论》中，他首创切实可行的检验政治社会的理论，依据事实说明一个成功的君主需要做些什么事情。从那以后，“马基雅弗利”这个名字就成了政治上不择手段的权谋的代名词。因为马基雅弗利毫不虚伪地揭穿事实，他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相信政府有存在的必要。他追寻的并非理想社会，而是强有力的国家制度。《君主论》是一部原创的思想杰作，虽然有一些地域性的、过时的细节，但主导思想仍然新潮。政治作家，尤其是那些奉承君主、鼓吹国家荣耀的人也许会曲解这本书。但务实的政治家和外交家，那些最近把世界搞得一团糟的人，内心深处都明白，马基雅弗利准确可靠地阐述了政府运作的方式。他的著作中的各种暗喻诚挚到了危险的程度。所以，虽然马基雅弗利是一个保守派，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暴政，并且帮助统治者制定了法律，但是将他的名字指代政治权谋，就像拿医生的名字给他发现的疾病命名一样。

　　我们这场匆忙的调查针对的是文学，但文学仅仅是艺术的一种，而艺术仅仅是生命的一部分。在文艺复兴时期，正如我前面提到过的，知识大融合的程度是我们这些局限在思想小隔间里的人无法想象的。当马基雅弗利为国谋划时，他可能会在佛罗伦萨的大街上，或者在美第奇的宫中遇到最具天赋的一位艺术家：米开朗琪罗。这位雕刻家和画家被列入作家的行列，并非因为他用凿子和刷子做出来的作品，而是因为他也写诗。他在六十岁高龄时，仍然将部分余热用来创作十四行诗。几年后，另一位雕刻家切利尼携着他那引人入胜的《切利尼自传》，为意大利的散文和民族的欢乐做出贡献。这部作品是一个浪漫、神气、自负的男人的自画像，他那优美的珀尔修斯青铜雕像如今仍屹立于佛罗伦萨的佣兵凉廊上，证明他有资格自负。

　　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和艺术家，个个兼具浪漫气息与古典气息。但这两种气质之间的差异并不明显。有一部作品，将骑士传奇和类似古典叙事的模式结合得美妙绝伦，它就是阿里奥斯托的传奇史诗《疯狂的罗兰》。这部作品成为十五六世纪众多传奇故事当中最受欢迎的一个，并且为它的作者赢得了“神圣的鲁多维科[1]”的称号。由于这部作品没有适合的英译本，我们只能相信它是一部杰作。约翰·哈灵顿曾在16世纪末期出版过一个译本，和很多法国、意大利传奇一样，为伊丽莎白时代的诗人所熟知。至于奥兰多，当然就是法国故事里面的那位查理曼大帝的大将军罗兰了。

　　16世纪最有才华的意大利诗人是托尔夸多·塔索。他的《被解放的耶路撒冷》讲的是十字军东征时，戈特弗里德·布留尼夺取圣墓的故事。这首诗的长度近乎史诗，其主题对于塔索及其同时代人的那种崇高的宗教意义是我们现在无法感受到的。对我们来说，《被解放的耶路撒冷》的价值似乎就在于，说明塔索的作品能与司各特的小说《魔符》相提并论。但我们必须同意19世纪的意大利诗人兼批评家卡尔杜齐的说法：塔索是但丁的继承人。塔索在年轻时创作了这首长诗和许多其他作品。年近中年时，他变成了一个半疯子。他就这样凄凄惨惨地代表了他那个时代的历史。在他之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进入了黄昏时期。这个比喻很美，但并不太符合逻辑，因为文艺复兴永远不会消逝。它活在那些作品中，活在那些大理石、青铜、画像与文字里。它还扩展到了其他国家。在意大利，虽然诗歌式微了，思想却流传了下来，并且它因为政治上的黑暗而变得更加活跃，这体现在乔尔丹诺·布鲁诺和伽利略·伽利雷的哲学散文中。这两位都不只是单纯的哲学家：从他们的散文风格上来说，他们也是文学家。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教会的权威逼迫伽利略否认地球围绕太阳转动，本来跪地忏悔的他立刻站起来高呼：“但它确实在转！”这个故事也许并不真实，但这句话成了完美的座右铭。当你想到天文学、人生或者文学的时候，你都应该想起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