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有一句话叫“非袁莫属”，这不是袁世凯和他身边的人吹出来的，事实上在李鸿章之后，真正对世界有充分了解的确实就是袁世凯。因为袁世凯年轻的时候驻过朝鲜，和外国的外交官们直接打过交道，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所以当列强提出让袁世凯接替毓贤到山东去时，清政府就同意了这个建议，把毓贤免职，让他在北京赋闲。

　　袁世凯上任之前对山东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调研和了解，在路上又去找了对山东义和拳有相当研究的一个大知识人——劳乃宣。劳乃宣写过一本《义和拳源流考》，这本书是我们今天研究义和拳的一部经典作品。袁世凯就通过劳乃宣，对义和拳的来龙去脉有了了解。

　　他还带了他的智囊徐世昌——后来在五四期间做过大总统。徐世昌和劳乃宣，包括袁世凯身边的其他幕僚，就给他提了一个政策性的建议，以平定山东这种扰攘不宁的现状。1900年，袁世凯初到山东，就发布了一个告示，大意是：所有的义和拳拳民，你们现在如果放下练武的念头，回家去种地，那既往不咎，什么事都没有；如果你们继续乱来，惹出了事那格杀勿论，没什么好商量的。

　　我们知道袁世凯是带着军队到山东去的，那是随时会动真格的。因此在袁世凯软硬兼施的政策下，一大批义和拳的拳民们都回去了。这事就迅速平定下来了。但是很快就爆发了卜克斯事件。卜克斯是个英国传教士，年龄大概在30岁。他是一个偏执型的疯狂传教士，不怕任何危险。1900年初，他从泰安回他的教区，走到肥城张店村时遇到了十几个中国人。这十几个中国人是义和拳民，他们与卜克斯不期而遇，就想：我们把这卜克斯绑了之后，找个大户去敲诈点钱。如果卜克斯是一个很柔弱的传教士，把他当人质去坑一个大户自然没问题；但卜克斯是一个三十来岁身强力壮、会点功夫，又对宗教十分狂热的人，他觉得这几个中国人违背了上帝的信条，必须接受宗教教育。卜克斯就拉开架势，准备让这几个人受洗礼、入教，试图改造他们。

　　在冲突中，卜克斯说：“袁大人讲了，如果你们乱来，就格杀勿论。”这几个中国人想：你如果去举报的话，我们就肯定死无葬身之地了，一不做二不休，与其你先动手把我们干掉，还不如我们先把你杀了。这几个中国人在这时候理所当然地也带有一种侥幸心理：这么大的山东，袁世凯巡抚哪能知道这个事儿？于是，这几个人就把卜克斯给干掉了。干掉之后，把尸体扔到水沟里面去，觉得自己做得天衣无缝，没事了。

　　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问题，卜克斯是从一个教区到另外一个教区去的，两个教区之间还是有联系的。结果过了几天他还没到，教区就把他失踪的消息传到了北京。英国的教会知道卜克斯失踪后，就要求总理衙门迅速把人找出来。总理衙门跟袁世凯一讲，袁世凯赶紧派人去找。这一找，发现人已经死掉了。这一下就麻烦了。

　　卜克斯的死亡，是后来山东问题和中国问题发生重大转折的一个节点。这就造成了一个结果：中央层面对于如何处理山东的义和团发生了分歧。当时袁世凯在山东采取强硬的措施，已经快要把山东局面平定了。如果总理衙门和朝廷按照袁世凯的这一思路继续执行下去，那整个华北都能平定下来。

　　但是袁世凯惹了一个麻烦，死了一个卜克斯。朝廷里面，很多言官就提出，这种搞法不行，这样搞下去，会破坏中外关系。结果因为这个，袁世凯在山东也缩手缩脚不敢做了。但是他强硬的命令还在那儿，这就导致在山东的义和团，有一拨还没回到田地的人，或者有一拨回去后也没地方去的，在卜克斯事件之后，选择了离开山东。因为山东强硬，其他地方不强硬，在言官的影响下，在朝廷犹豫不决的时候，各地都不敢对义和团采取强硬的措施，直隶也不敢。地方的官员都担心：万一再出现一个卜克斯事件怎么办？在这一过程中，义和团就进入了华北地区(当时的北直隶)。“不到三月遍地红”，义和团从山东出来了。

　　卜克斯事件爆发之后，中外关系变得紧张起来。英国驻中国公使和其他国家的公使都要求清政府严惩那些打死外国人的拳民。当时的清政府之所以释放义和拳，其实也有自己的想法。前面我们提到，对于大阿哥上位，外国人一直不表态，这就造成了当局者的不满。另外，毓贤在其中也发挥了作用。他来到北京后，在与各位王爷的沟通中提出：在和外国打交道的时候，我们要让他们有求于我们，如果在山东和外国人打交道不顺利，那就释放一下义和团，让他们闹一闹。我们近代以来和外国人打交道的时候，就喜欢利用这种民间的排外力量。等到卜克斯事件发生之后，英国公使急匆匆地找到总理衙门和端王，要他们处理一下义和团。但是毓贤和端王所期待的就是利用这种危机，让外国人向大阿哥问好。清政府的目的其实很单纯，就是找个台阶下，表现出两国修好的姿态，使清政府在民间的形象有所改变!但外国人却不这样想，他们觉得端王这是无理取闹，坚持不给端王背书。这样中外之间就僵持住了。

　　卜克斯事件发生，中外交涉复杂化之后，其实台阶是有的，但是外国人一直坚持不妥协。就这样一直拖到了3月，卜克斯事件的后续依然没解决好。义和团从山东进入大直隶地区后，开始不断惹事——做出了拆电线杆子、拆铁路等一连串的破坏性行为。我们知道按清帝国原来的管理方式，对这种刑事犯罪的处理那是非常严格的。但是这个时候，由于处在中外交涉的大背景下，这样一种刑事犯罪也没有能够及时得到处理。所以三个月过去了，中外之间的这样一种紧张不仅没有得到消解，反而越来越厉害。

　　当时各国驻华公使与朝廷、总理衙门的接触交往也非常频繁，但是他们只谈现实当中发生的中外冲突：你又在哪儿打我的传教士，又在哪儿打我的教民。他们根本不去回应大阿哥的问题。

　　清政府方面本来想利用这一事件把原来的疙瘩给解开。只要迈出这一步，中外之间就可以和解，就没有1900年的大国难，但是外国按照什么路径走呢？抗议，联合抗议，四国公使、五国公使联合抗议。抗议到最后发现没用的时候，就在渤海湾举行军事演习。之后通过外交渠道发照会，抗议清政府，要求清政府限期去剿灭大刀会、义和团。

　　当外国只是就事论事地对中国提出要求，却对中国关切的问题完全没回应的时候，这个事情就变得越来越麻烦。清政府在这个过程当中，对究竟该怎么对待义和团和各地民众，越来越犹豫，越来越找不到思路。中外之间的误会和不理解逐渐积累、发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