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满族贵族、大清的统治阶层面临的最直接、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辽东半岛——《马关条约》规定了辽东半岛永久割让。谈判完、签完字的第二天，李鸿章回国。李鸿章上船的时候，回头冷冷一笑，日本人捕捉到了这个信息，他们就觉得中间有诈。第二天，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法国、俄国、德国三个国家的外交部门，同时向日本发出了一个照会：别的不说，你们要把辽东半岛还给清朝。

　　辽东半岛对于满洲贵族和大清帝国来讲，意义重大。因为这是清朝的老祖宗发祥、起源的地方，具有圣地的性质。这时候把这个起源地割让给日本，那等于是把大清的根给割掉了，这对于清政府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我们在留存至今的档案中，也可以找到三国干涉还辽的蛛丝马迹。我们看到，李鸿章在准备出发去日本前，在和军机处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及中国的政治高层会商准备预案的时候，也密集地和各国驻华大使、驻华公使协商，这里边就有个相互关照的意思。而且我也提到，在日本的条件提出来之后，清政府代表团的顾问科士达建议李鸿章把日本的条件告诉这几个国家，从这就可以看到，清政府方面和日本谈判的时候，就希望列强能够出于国际公道，帮帮中国。

　　从这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有一个多轨外交在运转着。《马关条约》一签字，德法俄三个国家立刻向日本提出抗议。日本收到抗议之后，马上就指示外交官，要了解这些国家究竟是什么意思。日本的外交官接到日本外务省的指示后，很快就开始打探。但是这三国的外交官什么也不说。就这样交涉了一段时间之后，在日本的极力追问下，这三个外交当局就讲：什么事也没有，不还就打。这三个国家已经准备把军队拉到台湾海峡了。如果日本不把辽东半岛还给中国，日本就要面临和德国、法国、俄国三国同时开战的局面。那么这个威胁是真实的。日本尽管进行了多番的外交打探，但始终没弄明白这些国家的底牌究竟是什么。

　　在这样一种压力下，日本同意把辽东半岛还给中国。日本跟三个国家的外交官讲：割让辽东半岛都写到《马关条约》里边了，已经是煮熟的鸭子了，你现在硬是让它飞走了，是不是得给点补偿？这三个国家讲：我没有任何补偿给你，你们如果有什么条件想跟中国谈，那和我无关。后来中日之间有一个关于辽东半岛的后续谈判，日本试探性地讲：辽东半岛原先是割让给我的，结果我什么也没拿到，你得赔我3000万两，这笔钱叫作赎辽费。

　　后来我们很多历史书讲，这个赎辽费很荒唐，因为辽东半岛本来就是中国的土地，割让给日本之后，日本在三国的干涉下不得不归还，竟然还要求中国花3000万两银子买回来。这虽然荒唐，但却是事实。那么这个事实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其实这三个国家之所以让日本交还辽东半岛，并不是在针对日本，完全是清朝政府在背后推动。而清政府之所以要求日本返还辽东半岛，又完全是出于中国的内部政治原因。因为它是大清帝国的发祥地，所以大清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它要回来。

　　法国、俄国、德国这三个国家这样强制性地干涉日本还辽，当时没有人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最早其实还有英国，英国跟李鸿章关系是很好的。英国觉得这事涉及中国的尊严，愿意担起这个责任，说给日本递个话。但后来英国退出了，就只剩下这三个国家。

　　1895年马关谈判的时候，这三个国家对中国的诉求是什么呢？尤其是德国，它的想法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在19世纪中期，国际资本有一个东移运动。在欧洲，部分国际资本已经充分饱和，那么国际资本转移的方向就是亚太地区。中国成为一个国际资本的洼地。德国就是最急切要到中国来的国家。清史委员会早几年出版过一个德国水利工程师写的《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1871年他就在中国的沿海，勘察哪个地方的水温条件最好，气候最适合德国人生活，适合做港口。

　　就在1871年的这次考察中，德国人基本认定，中国沿海最接近德国气候环境的，可能就是胶州。这样一来，德国就开始逐步加大对中国的投资。之后就一直在和清政府交涉，试图索取一个和香港一样的基地、一个外岛。等到马关谈判的时候，德国这几个国家觉得这可能是获取港口的一个契机。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理解德国人、俄国人、法国人为什么这么积极。

　　1895年《马关条约》签字后，三个国家干涉把辽东要回来了。但是德国、俄国和法国要求得到一个小港口的事情，清政府只是拖延，一直不愿意兑现，一直含含糊糊地说：这事在研究，在讨论，肯定办。就在这个时候，中国驻德国的公使许景澄被德国人反复的催问搞得很烦，喝酒聊天的时候就讲：“跟朝廷打交道，如果你老是按照你们的规则去要求他，他就会一直含含糊糊地应付你，你再拖个十年都这样子，你先斩后奏就简单了。”

　　在这一背景下，1897年11月1日万圣节发生了一件事，两个德国传教士在山东曹州府被杀了。传教士因底层摩擦而被杀，这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这两个传教士被杀，一下子使德国找到了先斩后奏的理由。德国皇帝获得这个消息之后，如获至宝，欣喜若狂。他心说：皇天不负有心人啊，终于找到借口了!于是，立马下命令，让驻远东的德国舰队出兵占领胶州。驻胶州的中国将领章高元很快就给山东巡抚衙门、总理衙门打电报请示：德国人来了，我们是把他打出去，还是不管？总理衙门的电报说：别打，我们撤。之后从1897年11月起，中德就开始秘密谈判，清政府和德国讲：传教士的意外丧生，咱们一定按照规定赔偿，所有的抚恤，我们都从优给，你们撤走吧。德国人拒绝。

　　到了1898年3月，在漫长的中德谈判过程中，德国起初是想参照香港模式，让清政府把胶州永久割让，但是清政府始终存在心理障碍，觉得政府会背上卖国、背叛祖宗的骂名。最后，也不知道谁出的主意，既然割让不行的话，那不能租吗？

　　于是德国公使马上给德国政府发电报，说只要我们承担每年的租金，就可以得到一块土地了。后来清政府觉得，这思路倒很好，你可以租100年，你负责投资开发，我们负责税收，还提供劳动力、连带的市场以及周边的开发。之后，我们能获得很好的综合性效益。清政府就主动提出不要租金。

　　由于中德之间通过几个月的磨合，达成了彼此都可以接受的条件，一个星期不到，中法就按照中德合同模仿、改写、签订了关于广州湾租借的协议。租期100年，由法国进行投资，100年之后原封不动地还给中国。又过了一个星期，中俄关于旅顺大连湾的租借协议也签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