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说崇祯八年是明朝灾难性的一年，但其实，自从崇祯皇帝继位，乃至继位之前的几年，明朝就几乎年年都是灾难，是天灾与人祸并起。

　　我和谢宏维教授这些年研究明代灾荒史，对相关材料做了整理和统计。崇祯时期是有明一代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时期，尤以旱灾、疫灾为甚。

　　气象学者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崇祯时期的大旱，是近500年来持续时间最长、范围最广、灾情最重的特大旱灾期。特别是从崇祯十年(1637)到十六年(1643)，受灾区域遍及西北、华北、华中、华东23个省(区)。旱的结果是江河断流、泉井涸竭，颗粒无收。其中，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山东的许多地区，连续干旱五年甚至更长。据文献记载推测，黄河、海河流域从崇祯十年开始，降水量急剧下落，崇祯十三年(1640)到达最低点，年降雨量不足300毫米，五月至九月不足200毫米。史料的记载，则是“赤地千里”，岂止是千里，是赤地万里。北旱的同时，南方更多是水涝。崇祯十三年以后，北方降雨增多，而南方干旱，成了北涝南旱。瘟疫也开始流行，蝗灾更加严重。

　　和崇祯十年的重大旱灾同步，疫灾在崇祯十年前后开始严重，北方更甚于南方，到崇祯十三四年，蔓延到全国各地。

　　仅以北京及周边为例。北直隶的瘟疫从崇祯十年零星出现，卢龙、昌黎、迁安、乐亭等县开始有瘟疫记载。十一、十二年，宣府怀安、邱县开始出现瘟疫。根据记载，这些瘟疫是伴随着饥荒而发生的。到了十三年，瘟疫范围扩张，邢台、大名、唐山、内丘和广宗等县发生瘟疫。如唐山县，“大旱，人饥，瘟疫流行，死者无算”；肥乡县，“大疫，岁饥，树皮草粒皆尽，人相食，村无烟火”；大名县，“瘟疫传染，人死八九”；交河县，“大饥，民相食，甚至食子，妻妾食夫，大疫”。崇祯十四年，北直有三十多个州、县，大瘟疫伴随着大旱灾、大饥荒而至。如深州，“大旱，斗米千钱，人相食，邻舍不敢往来，道路不敢单行，甚至有骨肉相食者，有发新冢食者，又兼瘟疫大作，十死八九”；清河县，“春大疫，奇荒之余，疫疠流行，沿门遍户，至有一室之内积尸枕藉，殷盛之家孑遗靡留者”；鸡泽县，“疫大作，死者十损六七，村落几绝烟火”。最南端的大名府长垣县大旱，飞蝗食麦。瘟疫饿殍，人死七八，互相杀食。清丰、滑县、内黄、南乐等县的情况与长垣相似，也是“人死八九”或“人死大半”。到了十五六年，保定、宣府等地“瘟疫大行，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均据各地县志)可以说，从崇祯十三年至十六年，瘟疫几乎横扫了整个北直隶。

　　每当读到这些材料，加之东北的女真、西北的民变，总不免同情在紫禁城里的崇祯皇帝。崇祯帝是万历皇帝的“皇长子”朱常洛的第五个儿子，父子两代可谓十分凄惨。父亲朱常洛由于是宫女所生，而且是万历皇帝“少不更事”的无意作品，所以不被喜欢。万历皇帝和郑贵妃情投意合，一心想把郑贵妃的儿子、三子常洵立为太子，遭到母亲李太后和文官们的坚决反对，延续十多年之久的“国本之争”也因此而起。之后，朱常洛好不容易被立为太子，好不容易等到万历皇帝去世，继承了皇位，不到一个月就病死了。常洛死后，长子朱由校继承了皇帝，这就是明熹宗天启皇帝，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和所谓“东林党”的斗争几乎贯穿着整个天启时期。朱由校做了七年皇帝，去世了，终年23岁，遗命让五弟信王朱由检继位，这就是崇祯皇帝，时年仅17岁。

　　由于后来成了亡国之君，历史研究者以成败论英雄，指责朱由检用人不专、求治过切、刚愎自用、过于严苛。但是，一个17岁的少年，相当于今日高中二年级的学生，从来没有实践经验，从来没有接触过社会，接手的是一个疮痍满目、从里烂到外的破摊子，你让他怎么办？朱由检自己也时时感慨：“朕非亡国之君，事事皆亡国之象。”(《明史·李建泰传》)

　　如此烂摊子，让他依靠谁？依靠正派的士大夫？不错，朱由检继位不久，就铲除“阉党”，重用“东林党人”。朱由检继位不久，就召回了在各地的镇守中官，让文官、武官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但是，言官和武官都不争气，这一代的“东林党人”已经没有当年顾宪成、邹元标等人的正气和原则，没有了李三才等人的办事能力，更加暴戾、更加党同伐异，一句话：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文官里面也有能办事的，如袁崇焕、杨嗣昌、洪承畴、孙传庭等，但是，能干的少、迂腐的多，廉洁的少、贪腐的多。武将里面也有能打仗的，如祖大寿、满桂、曹腾蛟等，但同样是能打的少、会跑的多，敢战的少、怕死的多。而且到了这个时候，廉洁的往往只知认死理却办不了事，能打仗的又打着算盘保存实力，你让皇帝怎么办？杀？确实杀了不少，但杀得尽吗？前面的杀了，后面的就一定行吗？有记载说，崇祯皇帝除了说“朕非亡国之君，事事皆亡国之象”外，还有一句话：“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尔。”

　　这个时候，宦官曹化淳倒是想起了一个人，又有权威又能办事，那就是阉党领袖、明朝最臭名昭著的宦官魏忠贤。一代名臣倪元璐也想起了一个人，那就是学问和名望兼备的“山人”陈继儒，但陈继儒此时已经去世了。无论是荒诞的曹化淳还是迂腐的倪元璐，都在企盼有这样一个人，既有权威，又有威望，还众望所归并令人生畏，但是，举目望去，大明朝哪里有这样的人？不要说魏忠贤、陈继儒，就是朱元璋、张居正重生，又能怎么样？到了这个份上，明朝气数已尽，崇祯皇帝干了他能够干的所有事情，但无力回天。

　　崇祯十七年初，李自成的“大顺”军挥师东进，一路上势如破竹。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兵临北京，破外城，京军溃散。三月十九日(4月25日)黎明时分，崇祯帝来到前殿，鸣钟集百官，通知官员该上朝了，但人影也没有。无奈之下，崇祯帝仓皇出了神武门，来到万岁山即今北京故宫北边的景山，天下着小雪，有点微风，身边只跟随着太监王承恩。君臣二人面面相觑，双双吊死在景山的寿皇亭。

　　死前，崇祯皇帝在衣襟上写了一段话：“朕自登极十七年，上邀天罪，致虏薄城三次，逆贼直逼京师，是皆诸臣误朕也。朕无颜见祖宗于地下，将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可将文武尽皆杀死，勿坏陵寝，毋伤我百姓一人!”这段话出自张岱的《石匮书后集》，但我一直对其有所怀疑，仓促之间，哪里来的笔和墨？

　　《明史·庄烈帝本纪》所载大抵相似，但没有“可将文武尽皆杀死”之句，但最后做了一个评价：

　　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场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祚讫运移，身罹祸变，岂非气数使然哉。

　　我一直认为，明朝的灭亡是不能由崇祯帝一人背锅的。它的灭亡，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而最为根本的原因，乃是作为一个国家政权，组成这个国家政权的皇帝及文官、武官、宦官的“精英”们，越来越把“国家”视为谋求个人和家族利益的工具，越来越漠视民众的利益和生死。万历时代的国内开矿课税、海外淘金寻衅，开启一场对“有产者”的剥夺；以“辽饷”开始的多种摊派，则是对乡村“有产者”的剥夺，其结果是，一切作为这个政权的基石的有恒产、有恒心者，都对明朝朝廷失去了“恒心”。但是，上上下下的统治者不肯放弃自身的任何利益，用陈继儒的话，“拔一毛而助天下”的事也不干，宁可亡国，也不损家。我在百家讲坛《万历兴亡录》的最后一集说了这样一段话：

　　不仅仅是广大民众需要社会保障，国家政权同样也需要社会保障。民众需要的社会保障是生老病死，政权的社会保障同样也是民众的生老病死。因为只有民众的生老病死得到保障，他们才有可能对这个国家、对这个政权的生老病死承担负责。否则，你可以不管我的生老病死，我们也可以不管你的生老病死。

　　衰败的明朝灭亡了，繁荣的明代也随之结束，其中的教训极其惨痛。随着李自成迅速败亡和清朝入主，中国进入新一轮的再破坏、再恢复之中，距离“大航海时代”、距离世界发展的潮流，也就更加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