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安定。一丝风都没有。空气静止……

　　克利斯朵夫神闲意适，心中一片和平。他因为挣到了和平很得意，暗中又有些懊丧，觉得这种静默很奇怪。情欲睡着了；他一心以为它们不会再醒的了。

　　他那股偏于暴烈的巨大的力，没有了目的，无所事事，入于朦胧半睡的状态。实际是内心有点儿空虚的感觉，“看破一切”的怅惘，也许是不懂得抓握幸福的遗憾。他对自己，对别人，都不再需要多大的斗争，甚至在工作方面也不再有多大困难。他到了一个阶段的终点，以前的努力都有了收获；要汲取先前开发的水源真是太容易了；他的旧作才被那般天然落后的群众发现而赞赏的时候，他早已把它们置之脑后，可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还会更向前进。他每次创作都感到同样的愉快。在他一生的这一时期，艺术只是一种他演奏得极巧妙的乐器。他不胜羞愧地觉得自己变了一个以艺术为游戏的人。

　　易卜生说过：“在艺术中应当坚守勿失的，不只是天生的才气，还有充实人生而使人生富有意义的热情与痛苦。否则你就不能创造，只能写些书罢了。”

　　克利斯朵夫就是在写书。那他可是不习惯的。书固然写得很美；他却宁愿它们减少一些美而多一些生气。好比一个休息时期的运动家，不知怎么对付他的筋骨，只像一头无聊的野兽一般打着呵欠，以为将来的岁月都是平静无事的岁月，可以让他消消停停的工作。加上他那种日耳曼人的乐观脾气，他确信一切都安排得挺好，结局大概就是这么回事；他私自庆幸逃过了大风暴，做了自己的主宰。而这点成绩也不能说少了……啊！一个人终于把自己的一切控制住了，保住了本来面目……他自以为到了彼岸。

　　两位朋友并不住在一起。雅葛丽纳出走以后，克利斯朵夫以为奥里维会搬回到他家里来的。可是奥里维不能这样做。虽然他需要接近克利斯朵夫，却不能跟克利斯朵夫再过从前的生活。和雅葛丽纳同居了几年，他觉得再把另外一个人引进他的私生活是受不了的，简直是亵渎的，——即使这另一个人比雅葛丽纳更爱他，而他爱这另一个人也甚于爱雅葛丽纳。——那是没有理由可说的。

　　克利斯朵夫很不了解，老是提到这问题，又惊异，又伤心，又气恼……随后，比他的智慧更高明的本能把他点醒了，他便突然不作声了，认为奥里维的办法是对的。

　　可是他们每天见面，比任何时期都更密切。也许他们谈话之间并不交换最亲切的思想，同时也没有这个需要。精神的沟通用不着语言，只要是两颗充满着爱的心就行了。

　　两人很少说话，一个耽溺在他的艺术里，一个耽溺在他的回忆里。奥里维的苦恼渐渐减轻了；但他并没为此有所努力，倒还差不多以苦恼为乐事：有个长久的时期，苦恼竟是他生命的唯一的意义。他爱他的孩子；但一个只会哭喊的小娃娃不能在他生活中占据多大的地位。世界上有些男人，对爱人的感情远过于对儿子的感情。我们不必对这种情形大惊小怪。天性并不是一律的；要把同样的感情的规律加在每个人身上是荒谬的。固然，谁也没权利把自己的责任为了感情而牺牲。但至少得承认一个人可以尽了责任而不觉得幸福。奥里维在孩子身上最爱的一点，还是这孩子的血肉所从来的母亲。

　　至此为止，他不大关心旁人的疾苦。他是一个与世隔绝的知识分子。但与世隔绝不是自私，而是爱梦想的病态的习惯。雅葛丽纳把他周围的空虚更扩大了；她的爱情在奥里维与别人之间划出了一道鸿沟；爱情消灭了，鸿沟依旧存在。而且他气质上是个贵族。从幼年起，他虽然心很温柔，但身体和精神极其敏感，素来是远离大众的。他们的思想和气息都使他厌恶。——但自从他亲眼看见了一桩平凡的琐事以后，情形就不同了。

　　他在蒙罗区的高岗上租着一个很朴素的公寓，离开克利斯朵夫与赛西尔的住处很近。那是个平民区，住在一幢屋子里的不是靠少数存款过活的人，便是雇员和工人的家庭。在别的时期，他对于这个气味不相投的环境一定会感到痛苦；但这时候他完全不以为意；这儿也好，那儿也好：他到处是外人。他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邻居是些什么人。工作回来——（他在一家出版公司里有一个差事），——他便关在屋里怀念往事，只为了探望孩子和克利斯朵夫才出去。他的住处不能算一个家，只是一间充满着过去的形象的黑房，而房间越黑越空，形象就越显得清楚。他不大注意在楼梯上遇到的人。但不知不觉已经有些面貌印入他的心里。有些人对于事物要过后才看得清楚。那时什么都逃不掉了，最微小的枝节也像是用刀子刻下来的。奥里维就是这样：他心中装满了活人的影子，感情一激动，那些影子便浮起来；跟它们素昧平生的奥里维居然认出了它们；有时他伸出手去抓……可是它们已经消灭了！……

　　有一天出去的时候，他看到屋子前面有一堆人，围着咭咭呱呱的女门房。他素来不管闲事，差不多要不加问讯的走过去了；但那个想多拉一个听众的看门女人把他拦住了，问他有没有知道可怜的罗赛一家出了事。奥里维根本不知道谁是那些“可怜的罗赛”，只漫不经意的，有礼地听着。等到知道屋子里有个工人的家庭，夫妇俩和五个孩子一齐自杀了的时候，他像旁人一样一边听着女门房反复不厌的唠叨，一边抬起头来望望墙壁。在她说话的时间，他渐渐的想起那些人是见过的；他问了几句……不错，是他们：男的——（他常常听见他在楼梯上呼哩呼噜的喘气）——是面包师傅，皮色苍白，炉灶的热气把他的血都吸干了，腮帮陷了下去，胡子老是没刮好；他初冬时害了肺炎，没完全好就去上工，变成复病；三星期以来，他又是失业又没有一点儿气力。女的永远大着肚子，被关节炎把身子搅坏了，还得拼命忙着家里的事，整天在外边跑，向救济机关求一些姗姗来迟的微薄的资助。而这期间，一个又一个的孩子生下来了：十一岁，七岁，三岁，中间还死过两个；最后又是一对双生儿在上个月下了地，真是挑了一个最好的时期！一个邻居的女人说：

　　“他们出生那天，五个孩子中最大的一个，十一岁的小姑娘于斯丁纳，——可怜的丫头！——哭着说，要她同时抱一对双生兄弟，怎么吃得消呢……”

　　奥里维听了，脑海中立刻现出那个小姑娘的模样，——挺大的额角，毫无光泽的头发往后梳着，一双惊惶不定的灰色眼睛，部位长得很高。人家不是看到她捧着食物，就是看到她抱着小妹子，再不然手里牵着一个七岁的兄弟；——那是个娇弱的孩子，相貌很细气，一只眼睛已经瞎了。奥里维在楼梯上碰到她，总是心不在焉的，有礼地说一声：“对不起，小姐。”

　　她一声不出，只直僵僵的走过，也不闪避一下，但对于奥里维的虚礼暗中很高兴。上一天傍晚六点钟，他下楼还最后看到她一次：提着一桶炭上去，东西似乎很重。但在一般穷苦的孩子，那是极平常的事。奥里维照例招呼了一声，并没瞧她一眼。他往下走了几级，无意中抬起头来，看见她靠在栏杆上，伸着那张小小的抽搐的脸瞧他下楼。接着她转身上去了。她知道不知道自己上哪儿去呢？奥里维认为她是有预感的。他想着这可怜的孩子手里提着炭等于提着死亡，而死亡便是解放。对于可怜的孩子们，不再生存就是不再受罪！想到这儿，他没法再去散步了，便回到房里。但明知道死者就在近旁，只隔着几堵壁，自己就生活在这些惨事旁边：怎么还能安安静静的待在家里呢？

　　于是他去找克利斯朵夫，心里非常难受，觉得世界上多少人受着千百倍于自己的，可以挽救的苦难，他却为了失恋而成天的自嗟自叹，不是太没有心肝了吗？当时他非常激动，把别人也感染了。克利斯朵夫因之大为动心。他听着奥里维的叙述，把才写的一页乐谱撕了，认为自己搅这些儿童的玩意简直是自私自利……但过后他又把撕破的纸张捡起来。他完全被音乐抓住了，而且心里感觉到，世界上减少一件艺术品并不能多添一个快乐的人。饥寒交迫的悲剧对他也不是新鲜的事；他从小就在这一类的深渊边上走惯而不让自己掉下去的。甚至他对自杀还抱着严厉的态度，因为他这时期精力充沛，想不到一个人为了某一种痛苦竟会放弃斗争的。痛苦与战斗，不是挺平常的吗？这是宇宙的支柱。

　　奥里维也经历过相仿的磨难，但从来不肯逆来顺受，为自己为别人都是这样。他一向痛恨贫穷，因为那是把他心爱的安多纳德磨折死的。自从娶了雅葛丽纳，让财富和爱情把他志气消磨完了以后，他就急于丢开那些悲惨年代的回忆，把跟姊姊两人每天都得毫无把握的挣取下一天的面包的事赶快忘掉。现在爱情完了，这些形象便重新浮现了。他非但不躲避痛苦，反而去找它。那是不必走多少路就能找到的。以他当时的心境，他觉得痛苦在社会上触目皆是。社会简直是一所医院……遍体鳞伤，活活腐烂的磨折！忧伤侵蚀，摧残心灵的酷刑！没有温情抚慰的孩子，没有前途可望的女儿，遭受欺凌的妇女，在友谊、爱情与信仰中失望的男子，满眼都是被人生斲伤的可怜虫！而最惨的还不是贫穷与疾病，而是人与人间的残忍。奥里维才揭开人间地狱的盖子，所有被压迫的人的呼号已经震动他的耳鼓了：受人剥削的无产阶级，被人虐害的民族，被屠杀的亚尔美尼，被窒息的芬兰，四分五裂的波兰，殉道的俄罗斯，被欧洲的群狼争食的亚非利加，以及所有的受难者。奥里维为之气都喘不过来了；他到处听见他们的哀号，不懂一个人怎么还能想到旁的事。他不住的和克利斯朵夫说着。克利斯朵夫心绪被扰乱了，回答说：“别烦了！让我工作。”但他不容易平静下来，便气恼了，咒着说：“该死！我这一天完全给糟掉了！你算是有进步了，嗯？”于是奥里维赶紧道歉。

　　“孩子，”克利斯朵夫说，“别老望着窟窿。你要活不下去的。”

　　“可是我们应当把那些掉在窟窿里的人救出来呀。”

　　“当然。可是怎么救呢？是不是我们也跟着跳下去？你就是这个办法。你有一种倾向，只看见人生可悲的事。不用说，这种悲观主义是慈悲的；可是教人泄气的。想使人家快活，你自己先得快活！”

　　“快活！看到这么多的苦难之后，还会有这种心肠吗？只有努力去减少人家的苦难，你才会快活。”

　　“对。可是乱打乱杀一阵就能帮助不幸的人吗？多一个不中用的兵是无济于事的。我能够用我的艺术去安慰他们，给他们力量，给他们快乐。你知道不知道，一支美丽的歌能够使多少的可怜虫在苦难中得到支持？应当各人干各人的事！你们法国人，真是好心糊涂虫。只知道抢着替一切的不平叫屈，不管是为了西班牙还是为了俄罗斯，也没弄清是怎么回事。我喜欢你们这个脾气。可是你们以为这样就能把事情搅好吗？你们乱哄哄的投入漩涡，结果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瞧，你们的艺术家自命为参与着世界上所有的运动，可是你们的艺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黯淡。奇怪的是，多少玩票的小名家跟坏蛋，居然自称为救世的圣徒！嘿，他们不能少灌一些坏酒给群众喝吗？——我的责任，第一在于做好我的事，替你们制作一种健全的音乐，恢复你们新鲜的血液，让太阳照到你们心里去。”

　　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先得自己心里有阳光。而奥里维就感缺少。像今日一般最优秀的人一样，他不能独自发挥他的力量，只有跟别人联合起来才能够。可是跟谁联合呢？思想是自由的，心可是虔诚的，他被一切的政治党派与宗教党派摒诸门外。他们因为胸襟狭小，不能容忍而互相排挤。一朝有了权力，他们又加以滥用。所以只有被压迫的人才吸引奥里维。在这方面，他至少是和克利斯朵夫同意的，认为在反抗远地方的不平之前，先得反抗近处的不平，反抗那些在我们周围而且是我们多少负有责任的。攻击别人的罪恶而忘掉自己所犯的罪恶的人，真是太多了。

　　于是他先从帮助穷人入手。亚诺太太因为参加着一个慈善组织，便介绍奥里维入了会。一开始他就遇到好几桩失意的事：他负责照顾的穷人并不都值得关切；或者是他的同情没有得到好的反应，他们提防他，对他深闭固拒。并且一个知识分子根本难于在单纯的慈善事业上面获得满足：在灾祸的国土中，这种办法所灌溉到的园地太小了！它的行动几乎老是支离破碎的，零星的；它似乎毫无计划，发现什么伤口就随时裹扎一下。以一般而论，它的志愿太小，行动太匆忙，不能一针见血的对付病源。而探讨苦难的根源正是奥里维不肯放过的工作。

　　他开始研究社会的灾难。在这一方面，向导绝不愁缺少。当时社会问题已经成为上流社会的一个问题。在交际场中，在小说或剧本中间，大家都谈着。每个人都自命为很熟悉。一部分的青年为此消耗了他们最优秀的力量。

　　每一代的人都得有一种美妙的理想让他们风魔。即使青年中最自私的一批也有一股洋溢的生命力，充沛的元气，不愿意毫无生产；他们想法要把它消耗在一件行动上面，或者——（更谨慎的）——消耗在一宗理论上面。或是搅航空，或是搅革命；或是作肌肉的活动，或是作思想的活动。一个人年轻的时候需要有个幻象，觉得自己参与着人间伟大的活动，在那里革新世界。他的感官会跟着宇宙间所有的气息而震动，觉得那么自由，那么轻松！他还没有家室之累，一无所有，一无所惧。因为一无所有，所以能非常慷慨的舍弃一切。妙的是能爱，能憎，以为空想一番，呐喊几声，就改造了世界；青年人好比那些窥伺待发的狗，常常捕风捉影的狂吠。只要天涯地角出了一桩违反正义的事，他们就疯起来了……

　　黑夜里到处是狗叫。在大森林中间，从这一个农庄到那一个农庄，此呼彼应。夜里一切都**得很。在这个时代，睡觉是不容易的！空中的风带来多少违反正义的回声！而违反正义的事是没有穷尽的；为了补救一桩不义，你很可能做出另外一些不义。而且什么叫作不义，什么叫作暴行呢？——有的说是可耻的和平，残破的国家。有的说是战争。这个说是旧制度的被毁，君王的被黜。那个说是教会的被掠。另外一个又说是未来的被窒息，自由的受到威胁。对于平民，不平等是不义：对于上层阶级，平等是不义。不义的种类那么多，每个时代都得特别挑一个，——既要挑一个来加以攻击，又要挑一个来加以庇护。

　　那时大家正在竭力攻击社会的不公道，——同时也在不知不觉的准备新的不公道。

　　当然，自从工人阶级的数量与力量增高，成为国家的主要机轴以来，社会的不公道特别显得不堪忍受，特别令人注目。但不管工人阶级的政客与讴歌者怎样宣传，工人阶级的现状并没变得更坏，反而比从前改善。今昔的变化并非在于现代的工人们更苦，而是在于更有力量。这种力量是资本家的力量造成的，是经济与工业发展的必然的趋势造成的；因为这种发展把劳动者集合在一起，使他们成为可以作战的军队；工业的机械化使武器落到了劳动者手里，使每个工头都变成支配光、支配电、支配力的主宰。近来一般领袖正想加以组织的、这些原动力中间，有一股烈焰飞腾的热度和无数的电浪，流遍了整个社会。

　　有头脑的中产阶级所以被平民问题震动，绝不是——虽然他们自以为是——为了这个问题的合于正义，也不是为了观念的新奇与力量，而是为了它的生命力。

　　以平民问题所牵涉的正义而论，社会上千千万万别的正义被**了，谁也不动心。以观念而论，它只是些零零碎碎的真理，东一处西一处的捡得来，牺牲了旁的阶级而依了一个阶级的身量剪裁过的。那不过是一些跟所有的“原则”同样荒谬的“原则”，——例如君权神圣，教皇无误，无产阶级统治，普及选举，人类平等；——倘使你不从鼓动这些原则的力量方面着眼而单看它们的理由，还不是同样的荒谬？但它们的平庸是没有关系的。无论什么思想，都不是靠它本身去征服人心，而是靠它的力量；不是靠思想的内容，乃是靠那道在历史上某些时期放射出来的生命的光辉。仿佛一股浓烈的肉香，连最迟钝的嗅觉也受到它的刺激。以思想本身来说，最崇高的思想也没有什么作用；直到有一天，思想靠了吸收它的人的价值，（不是靠了它自己的价值），靠了他们灌输给它的血液而有了传染性的时候，那枯萎的植物，奚里谷的玫瑰[1]，才突然之间开花，长大，放出浓郁的香味布满空间。——张着鲜明的旗帜，领导工人阶级去突击布尔乔亚堡垒的那些思想，原来是布尔乔亚梦想家想出来的。只要不出他们的书本，那思想就等于死的，不过是博物馆里的东西，放在玻璃柜中的木乃伊，没有人瞧上一眼的。但一朝被群众抓住了，那思想就变了群众的一部分，感染到他们的狂热而变了模样，有了生气；抽象的理由中间也吹进了如醉如狂的希望像摩罕默德开国时代的那阵热风。这种狂热慢慢扩张开去。大家都感染到了，可不知道那热风是谁带来的，怎么带来的。而且人的问题根本不相干。精神的传染病继续蔓延，从头脑狭窄的人物传达给优秀人物。每个人都无意之间做了传布的使者。

　　这些精神传染病的现象在每个国家每个时代都有的；即使在特权阶级坚壁高垒，竭力撑持的贵族国家也不能免。但在上层阶级与平民之间没有藩篱可守的民主国家，这种现象来势特别猛烈。优秀分子立刻被传染了。他们尽管骄傲，聪明，却抵抗不了疫势；因为他们远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强。智慧是一座岛屿，被人间的波涛侵蚀了，淹没了，只要等大潮退落的时候，才能重新浮现。大家佩服法国贵族在八月四日夜里放弃特权的事[2]。其实他们是不得不这样做。我们不难想象，他们之中一定有不少人回到府里去会对自己说：“哎，我干的什么事啊？简直是醉了……”好一个醉字！那酒真是太好了，酿酒的葡萄也太好了！可是酿成美酒来灌醉老法兰西的特权阶级的葡萄藤，并非是特权阶级栽种的。佳酿已成，只待人家去喝。而你一喝便醉。就是那些绝不沾唇而只在旁边闻到酒香的人也不免头晕目眩。这是大革命酿出来的酒！……一七八九年份的酒，如今在家庭酒库中只剩几瓶泄气的了；可是我们的曾孙玄孙还会记得他们的祖先曾经喝得酩酊大醉的。

　　使奥里维那一代的布尔乔亚青年头昏脑涨的，是一种同样猛烈而更苦涩的酒。他们把自己的阶级作牺牲，去献给新的上帝，无名的上帝，——平民。

　　当然，他们并非每个人都一样的真诚。许多人看不起自己的阶级，为的是要借此显露头角。还有许多是把这种运动作为精神上的消遣，高谈阔论的训练，并不完全当真的。一个人自以为信仰一种主义，为它而奋斗，或者将要奋斗，至少是可能奋斗，的确是愉快的事；甚至觉得冒些危险也不坏，反而有种戏剧意味的刺激。

　　这种心情的确是无邪的，倘使动机天真而没有利害计算的话。——但一批更乖巧的人是胸有成竹的上台的，把平民运动当作猎取权位的手段。好似北欧的海盗一般，他们利用涨潮的时间把船只驶入内地，预备深入上流的大三角洲，等退潮的时候把征略得来的城市久占下去。港口是窄的，潮水是捉摸不定的：非有巧妙的本领不行。但是两三代的愚民政治已经养成了一批精于此道的海盗。他们非常大胆地冲进去，对于一路上覆没的船连瞧都不瞧一眼。

　　每个党派都有这种恶棍，却不能教任何一个党派负责。然而一部分真诚的与坚信的人，看了那些冒险家以后所感到的厌恶，已经对自己的阶级绝望了。奥里维认识一般有钱而博学的布尔乔亚青年，都觉得布尔乔亚的没落与无用。他对他们极表同情。最初，他们相信优秀分子可能使平民有新生的希望，便创立许多平民大学，花了不少时间与金钱，结果那些努力完全失败了。当初的希望是过分的，现在的灰心也是过分的。民众并没响应他们的号召，或竟避之唯恐不及。便是应召而来的时候，他们又把一切都误会了，只学了布尔乔亚的坏习气。另外还有些危险人物溜进布尔乔亚的使徒队伍，把他们的信用给破坏了，把平民与中产阶级一箭双雕，同时利用。于是一般老实人以为布尔乔亚是完了，它只能腐蚀民众，民众应当不顾一切的摆脱它而自个儿走路。因此，中产阶级只是发起了一个运动，结果非但这运动没有他们的份，并且还反对他们。有的人觉得能够这样舍身，能够用牺牲来对人类表示深切而毫无私心的同情是种快乐。只要能爱，能舍身就行。青年人元气那么充足，用不着在感情上得到酬报，不怕自己会变得贫弱。——有的人认为自己的理智和逻辑能够满足便是一种愉快；他们的牺牲不是为了人，而是为了思想。这是最刚强的一批。他们很得意，因为凭着一步一步的推理断定自己的阶级非没落不可。预言不中，要比跟他们的阶级同归于尽使他们更难受。他们为了理想陶醉了，对着外边的人喊道：“打呀，打呀，越重越好！要把我们收拾得干干净净才好！”他们居然做了暴力的理论家。

　　而且所提倡的是别人的暴力。因为宣传暴力的使徒差不多永远是一般文弱而高雅的人。有些是声言要推翻政府的公务员，勤勉、认真、驯良的公务员。他们在理论上宣扬暴力，其实是对自己的文弱、遗憾、生活的压迫的报复，尤其是在他们周围怒吼的雷雨的征兆。理论家好比气象学家，他们用科学名词所报告的天气并非是将来的，而是现在的。他们是定风针，指出风从哪儿吹来。他们被风吹动的时候，几乎自以为在操纵风向。

　　然而风向的确转变了。

　　思想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是消耗得很快的，特别因为它流行得快。法国多少的共和党人，不到五十年就厌恶共和，厌恶普选，厌恶当年如醉若狂争取得来的自由。以前大家相信“多数”是神圣的，能促进人类的进步，现在可是暴力思想风靡一时了。“多数”的不能自治，贪赃枉法，萎靡不振，妒贤害能，引起了反抗；强有力的“少数”——所有的“少数”——便诉之于武力了。法兰西行动派的保王党和劳工总会的工团主义者居然接近了，这是可笑的，但是必然的。巴尔扎克说他那个时代的人“心里想做贵族，但为了怨望而做了共和党人，唯一的目的是能够在同辈中找到许多不如他的人”……这样的乐趣也可怜透了！而且要强迫那些低下的人自认低下才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建立一种威权，使优秀分子（不论是工人阶级的或中产阶级的）拿他们的优越把压迫他们的“多数”屈服。年轻的知识阶级，骄傲的小布尔乔亚，是为了自尊心受了伤害，为了痛恨民主政治的平等，才去投入保王党或革命党的。至于无所为而为的理论家，宣扬暴力的哲学家，却高高的站在上面，像准确的定风针似的，发出暴风雨的讯号。

　　最后还有一批探求灵感的文人，——能写作而不知道写什么的，好比困在奥利港口的希腊水手[3]，因为风平浪静而没法前进，不胜焦灼的等待好风吹满他们的帆。——其中也有些名流，被特莱弗斯事件出其不意的从他们字斟句酌的工作中拉了出来，投入公共集会。在先驱者看来，仿效这种榜样的人太多了。现在多数的文人都参加政治，以左右国家大事自命。只要有一点儿借口，他们马上组织联盟，发表宣言，救护宗庙。有前锋的知识分子，有后方的知识分子，都是难兄难弟。但两派都把对方看作唱高调的清客而自命为聪明人。凡是侥幸有些平民血统的人自认为光荣之极，笔下老是提到这一点。——他们全是牢骚满腹的布尔乔亚，竭力想把布尔乔亚因为自私自利而断送完了的权势恢复过来。但很少使徒能够把热心支持长久的。最初那运动使他们成了名，——恐怕还不是得力于他们的口才，——大为得意。以后他们继续干着，可没有先前的成功了，暗中又怕自己显得可笑。久而久之，这种顾虑渐渐占了上风，何况他们原是趣味高雅，遇事怀疑的人，自然要觉得他们的角色不容易扮演而感到厌倦了。他们等待风色和跟班们的颜色，以便抽身引退；因为他们受着这双重的束缚。新时代的服尔德与约瑟·特·曼德尔[4]，虽然文字写得大胆，实际是畏首畏尾，非常胆小，唯恐得罪了青年人，竭力要博取他们的欢心，把自己装得很年轻。不管在文学上是革命者或反革命者，他们总是战战兢兢的跟着他们早先倡导的文学潮流亦步亦趋。

　　在这个布尔乔亚的先锋队中间，奥里维所遇到的最奇怪的典型是一个因为胆怯而变成革命分子的人。

　　那标本名叫比哀尔·加奈。出身是有钱的布尔乔亚，保守派的家庭，跟新思想完全无缘的；家里的人尽是些法官和公务员，以怨恨当局，跟政府闹别扭而丢官出名的；这批中间派的布尔乔亚，想讨好教会，很少思想，可是很会用思想。加奈莫名其妙地娶了一个有贵族姓氏的女人，思想不比他差，也不比他多。顽固，狭窄，落伍，老是苦闷而发牢骚的社会，终于使加奈气恼之极，——尤其因为太太又丑又可厌。他资质中等，头脑相当开通，倾向于自由思想，却不大明白它的内容：那在他的环境里是无法懂得的。他只知道周围没有自由，以为只要跑出去就可以找到了。但他不能独自走路：在外边才走了几步，就很高兴的和中学时代的朋友混在一起，其中颇有些醉心于工团主义的人。在这个社会里，他觉得比在自己的社会里更不得劲，但不愿意承认：他总得有个地方混混，可惜找不到像他那种色彩（就是说没有色彩）的人。这一类的家伙在法兰西有的是。他们自惭形秽：不是躲起来，就是染上一种流行的政治色彩，或者同时染上好几种。

　　依着一般的习惯，加奈尤其和那些跟他差别最厉害的朋友接近。这个法国人，十足的布尔乔亚，十足的内地人气质，居然形影不离的跟一个青年犹太医生做伴。他叫作玛奴斯·埃曼，是个亡命的俄国人。像他许多同胞一样，他有双重的天才，一方面能够在别的国家像在本国一样的安居，一方面又觉得无论什么革命都配他的胃口：人家竟弄不清他对革命感到兴趣的，究竟是革命的手段呢还是革命的宗旨。他自己经历的和旁人经历的考验，为他都是一种消遣。他是真诚的革命党人，同时他的科学头脑使他把革命党人（连自己在内）看作一种精神病者。他一边观察，一边培养这精神病。由于兴高采烈的玩票作风和朝三暮四的思想，他专门找那些与自己对立的人来往。他和当权的要人，甚至和警察厅都有关系；东钻钻，西混混，那种令人起疑的好奇心使许多俄国革命家都像是骑墙派，有时他们弄假成真，的确变了骑墙派。那并不是欺骗而是轻浮，往往是没有利害计算的。不少干实际行动的人都把行动当作演戏，尽量施展他们的戏剧天才，像认真的演员一样，但随时预备改换角色。玛奴斯尽可能的忠于革命党人的角色；因为他天生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又喜欢破坏他所侨居的国家的法律，所以这个角色对他最合式。可是归根结底，那不过是一个角色而已。人家从来分不清他的说话中间哪些是实在的，哪些是虚构的；结果连他自己也不大明白了。

　　他人很聪明，喜欢讥讽，有的是犹太人与俄国人的细腻的心理，能一针见血的看出自己的跟别人的弱点而加以利用，所以他毫不费力就把加奈控制了。他觉得拿这个山差·邦沙拉入堂·吉诃德式的队伍挺好玩[5]。他老实不客气支配他，支配他的意志，时间，金钱，——并不是放在自己口袋里（那他不需要，谁也不知道他靠什么过活的，）——而是用来对他的主义作最不利的宣传。加奈听人摆布，硬要相信自己和玛奴斯一般思想。他明知道实际并不如此：那些思想是不合情理，使自己害怕的。他不喜欢平民。并且他不是勇敢的人。这个又高又大，身体魁梧，肥肥胖胖的汉子，小娃娃式的脸，胡子剃得精光，呼吸急促，说话甜蜜，浮夸，孩子气十足，长着一身大力士式的肌肉，还是很高明的拳击家，骨子里却是个最胆小的人。他在家属中间因为被认为捣乱分子而很得意，但看着朋友们的大胆暗中直打哆嗦。没有问题，这种寒战的感觉并不讨厌，只要是闹着玩儿的。可是玩意儿变得危险了。那些混蛋居然张牙舞爪的凶起来，野心越来越大，使加奈的自私心理，根深蒂固的地主观念，和布尔乔亚的怕事的脾气，都发急了。他不敢问：“你们要把我拉到哪儿去呢？”但他暗暗诅咒那般不管死活的人，一味要跟人家打得头破血流，也不问同时会不会砸破别人的脑袋。——可是谁强迫他跟他们走呢？他不是可以引退的吗？但他没有勇气，他怕孤独，好比一个落在大人后面哭哭啼啼的孩子。他跟大多数人一样：没有一点儿意见，除非是不赞成一切过激的意见。一个人要独立，就非孤独不可；但有几个人熬得住孤独？便是在那些最有眼光的人里头，能有胆量排斥偏见，丢开同辈的人没法摆脱的某些假定的，又有几个？要那么办，等于在自己与别人之间筑起一道城墙。墙的这一边是孤零零的住在沙漠里的自由，墙的那一边是大批的群众。看到这情形，谁会迟疑呢？大家当然更喜欢挤在人堆里，像一群羊似的。气味虽然恶劣，可是很暖和。所以他们尽管心里有某种思想，也装作有某种思想（那对他们并不很难），其实根本不大知道自己想些什么！……希腊人有句古谚：“一个人先要了解自己”，但这般几乎没有什么“自己”的人怎么办呢？在所有的集体信仰中，不问是宗教方面的或社会方面的，真正相信的人太少了，因为可称为“人”的人就不多。信仰是一种力，唯大智大勇的人才有。假定信仰是火种，人类是燃料；那么这火种所能燃烧的火把，一向不过是寥寥几根，而往往还是摇晃不定的。使徒，先知，耶稣，都怀疑过来的。其余的更只是些反光了，——除非精神上遇到某些亢旱的时节，从大火把上掉下来的火星才会把整个平原烧起来；随后大火熄灭了，残灰余烬底下只剩一些炭火的光。真正信仰基督的基督徒不过寥寥数百人。其余的都自以为信仰或者是愿意信仰。

　　那些革命家中间，许多便是这样的人。老实无用的加奈愿意相信自己是个革命家，所以就相信了。但他对着自己的大胆吃惊。

　　所有这些布尔乔亚都标榜种种不同的原则：有的是从感情出发的，有的是从理智出发的，有的是从利益出发的；这一批把自己的思想依附《福音书》，那一批依附柏格森，另外一批又依附马克思，蒲鲁东，约瑟·特·曼德尔，尼采，或是乔治·索兰尔。有的革命家是为了趋附时髦，有的是为了生性孤僻；有的是为了需要行动，抱着牺牲的热情；有的是为了奴性特别强，像绵羊一般驯良。可是全部都莫名其妙地被狂风卷着。你可以远远的看到明晃晃的大路上灰尘滚滚，表示大风暴快来了。

　　奥里维和克利斯朵夫望着这阵风卷过来。两人眼力都很好，但看法不同。奥里维明察秋毫的目光，看透了一般人的用意，对他们的平庸觉得受不了；但他也窥见暗中鼓动他们的力量。他所注意的特别是悲壮的面目。克利斯朵夫却更注意可笑的地方。使他发生兴趣的是人，不是主义或思想。他对这些故意装作不关心，讥笑改造社会的梦想。他素来喜欢跟人别扭，再加对于风靡一时的病态的人道主义有种本能的反抗，所以表面上做得特别自私。他因为是靠自修成功的，不免以自己的体力和意志骄人，把一切没有他那种力量的人看作贪吃懒做。他既是从穷苦与孤独中间挣扎出来的，别人为什么不照样的做？……喝！社会问题！什么叫作社会问题？是指吃不饱穿不暖吗？

　　“那个味道我是尝过的，”他说，“我的父亲，母亲，我自己，都是过来人。只要你跳出来就是了。”

　　“这不是每个人办得到的，”奥里维说，“有病人，有倒霉的人……”

　　“那么大家去帮助他们呀，不是挺简单吗？可是像现在这样去捧他们绝不是帮助。从前人们拥护强者的权利固然要不得，我可不知道拥护弱者的权利是不是更要不得：它扰乱现代的思想，虐待强者，剥削强者。今日之下，一个人病弱，穷苦，愚蠢，潦倒，差不多是美德了，——而坚强，健康，克服环境等等反变了缺点。最可笑的，倒是那些强者最先相信这种观点……这不是一个挺好的喜剧题材吗？奥里维，你说！”

　　“我宁可让人家取笑，可不愿意教别人哭。”

　　“好孩子！”克利斯朵夫回答。“哎！谁不跟你一样想呢？看到一个驼子，我的脊梁就觉得不舒服。我们不能不演喜剧，可不应当由我们去写喜剧。”

　　有人相信将来会有个公平合理的社会，克利斯朵夫可绝不为这种梦想着迷。他的平民式的头脑，认为将来仍旧逃不出过去的一套。奥里维指摘他说：

　　“倘若人家关于艺术问题跟你说这种话，你不要跳起来吗？”

　　“也许。总之我只懂得艺术。你也是的。我素来不信那般谈外行事情的人。”

　　奥里维也同样不信任这等人。两位朋友甚至过于怀疑，老是跟政治离得远远的。奥里维不免有点儿惭愧的承认他从来没使用过选举权，十年以来没有向市政府领过选民登记表。他说：

　　“干吗要去参加一出我明知毫无意义的喜剧呢？选举吗？选谁？那些候选人对我全是陌生的，我也说不上看中哪一个。而且我敢断定，他们一朝被选出了，都立刻会背弃他们的主张。监督他们吗？逼他们尽责吗？那不过是白白糟蹋我的生活。我既没时间，也没精力；既没有辩才，也没有不择手段的勇气和不讨厌行动的心情。所以还不如放弃权利。我可以受罪，至少我没有参加罪行！”

　　但他尽管把事情看得这样清楚，尽管厌恶政治上一切应有的手法，仍旧对革命抱着虚幻的希望。他明知道虚幻，可并不放弃希望。这个神秘的现象是从种族来的。奥里维的民族是西方最爱破坏的民族，为了建设而破坏，也为了破坏而建设的民族，——它跟思想赌博，跟人生赌博，老是推翻一切，预备从头做起，拿自己的血作赌注。

　　克利斯朵夫并没这种遗传的救世精神。他的浓厚的日耳曼气息不相信革命的作用。他认为世界是没法改造的，大家只是搬弄一些理论，说一大套空话罢了。他说：

　　“我用不着掀起革命——或是长篇大论的讨论革命——来证明我的力量。我更用不着像那些青年一样，推翻政府来拥立一个君王，或是立什么救国委员会来保卫我。这算证明一个人的力量吗？那才怪了！我会保卫自己的。我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我喜欢必不可少的秩序，也尊重统治宇宙的规律。可是我跟这个规律之间用不到中间人。我的意志会发号施令，同时也知道服从。你们满嘴都是先哲的至理名言，那么该记得你们的高乃依说过：‘只要我一个人就够了！’你们希望有一个主宰，就表示你们软弱无用。力是和光明一样的，只有瞎子才会否认！你们得做个强者，心平气和的，不用理论，不用暴行；那时候，所有的弱者都会像植物向着太阳一般的向着你们……”

　　他尽管说不能为了讨论政治而浪费时间，实际上并不真的那样不关心。在艺术家立场上，他也受到社会**的影响。因为一时没有热情鼓动他，他便彷徨四顾，问自己究竟是为谁工作。看到现代艺术的那般可怜的顾客，身心交惫的优秀分子，存着玩票心理的布尔乔亚，他不由得想道：“为这些人工作有什么意思呢？”

　　当然，思想高雅，博学多闻，懂得个中甘苦，能够赏识新奇，赏识古拙的情趣——（那跟新奇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的人，并非没有。但他们厌倦一切，灵智的成分太多而生命力太少，以为艺术是虚空的；他们只对音响的或思想的游戏感到兴趣；而多数还得为世俗的事分心，为无数不必要的事耗费精神。要他们接触到艺术的核心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认为艺术不是血肉构成的，只是舞文弄墨的玩意儿。他们的批评家造成了一种理论，证明他们的没有能力摆脱玩票作风是对的。即使有几个人还有相当的弹性，对于强烈的和弦能够发生共鸣，可没有力量消受；他们在人生舞台上已经残废了：不是神经病就是瘫痪。艺术在这个病院中间又能做些什么呢？——可是在现代社会里，艺术根本没法摆脱这些变态的人：他们有的是金钱和报纸；唯有他们才能使一个艺术家活下去。所以艺术家非受羞辱不可，不得不在交际晚会中拿出他披露肝胆的艺术，充满了内心生活的秘密的音乐，给一般趋时的群众和厌倦不堪的知识分子作娱乐，——更确切的说，是给他们解闷，或者是让他们有些新的烦闷。

　　克利斯朵夫寻访真正的群众，相信人生的情绪和艺术的情绪都是真实的、能够以新鲜的心情来接受的群众。他暗中受着大家所预告的新社会——平民——吸引。因为想起了童年的事，想起了高脱弗烈特和一般微贱的人，启示他深邃的生命的，或是和他一同享受神圣的音乐的人，他便相信真正的朋友是在这方面。像多少天真的青年一样，他想着一些大众艺术的计划，什么平民音乐会，平民剧院，内容他也不大说得清。他希望革命可能让艺术有个更新的机会，以为社会运动使他感到兴趣的就只有这一点。其实他是骗骗自己：像他那么元气充足的人，绝不能不受当时最有活力的行动吸引。

　　他最瞧不上眼的是布尔乔亚的理论家。这一类的树所生的果实往往是干瘪的；所有生命的精华都冻结了，变了空洞的观念。克利斯朵夫对这些观念是不加区别的。他无所偏好，便是他自己的主张一朝凝结为一种学说之后，他也不再爱好。他存着瞧不起的心理，既不理会那些拥护强权的理论家，也不理会奉承弱者的理论家。在无论什么喜剧里，爱发议论的角色是最不讨好的。观众不但更喜欢值得同情的人，甚至觉得串反派的角儿也不像他那么可厌。在这一点上，克利斯朵夫跟群众的心理完全相同，认为呶呶不休的谈论社会问题只能教人起腻。但他很好玩的打量着别人，打量着那些相信的人和愿意相信的人，受骗的和但求受骗的人，以劫掠为业的海贼，和生来给人剪毛的绵羊。对于像胖子加奈一般有些可笑的老实人，他很宽容。他们的庸俗不至于使他感到像奥里维那样的难堪。他对无论什么角色都用一种亲热而含讥带讽的心情看着，自以为跟他们所演的戏毫不相干，并没觉得他慢慢地已经参加进去。他自以为只是一个旁观者，看着狂风吹过。殊不知狂风已经吹到他的身上，把他带着走了。

　　这出社会剧可以说戏中有戏。知识分子演的那一部分是穿插在喜剧中的喜剧，民众不爱看的。正戏乃是民众演的。旁人既不容易看清情节，连民众自己也不大明白。出乎意外的变化在那个戏里只有更多。

　　说白当然多于行动。不论是布尔乔亚还是平民，所有的法国人都是尽多尽少的话吞得下的，正如尽多尽少的面包都吃得下。但大家吃的不是同样的面包。有为细巧的味觉用的高级的语言，也有为塞饱饿鬼的肚子用的更富滋养的语言。即使字面相同，捏造的方式确不一样；味道，香气，意义，都各各不同。

　　奥里维第一次参加一个民众集会的时候，尝到这一类的面包，觉得毫无胃口；食物梗在喉头咽不下去。思想的平凡，措辞的单调和野蛮，空洞的滥调，幼稚的逻辑，抽象的理论和乱七八糟的事实，好比做坏了的芥末酱，只能使奥里维作呕。一方面是用字不恰当，另一方面还没有平民谈吐中那点儿生动的趣味。那完全是一批报纸上的字汇，褪色的服装，从布尔乔亚的修辞学旧货店中捡得来的。说话的烦琐尤其使奥里维骇怪。他可忘了文字的简洁不是天然的，而是修炼出来的，由上层阶级琢磨出来的。大都市里的平民绝不能单纯，老是喜欢寻找纤巧而复杂的辞藻。奥里维不懂这些浮夸的话对听众所能发生的影响。在这方面，他完全不得其门而入。我们把别个种族的语言叫作外国语。殊不知在同一个种族里，语言的种类几乎跟社会的阶层一样的多。唯有为人数有限的上层阶级，语言才是几世纪的经验的结晶；为其余的人，它只代表他们自身的和他们的集团的经验。那些被优秀分子用旧了、摒弃了的字，仿佛是一所空屋子，从优秀分子迁出以后，又搬进了新人物。你要愿意认识主人，就得走进屋子。

　　克利斯朵夫便是这么办了。

　　他和工人们发生关系是由一个在国家铁路上办事的邻居介绍的。那邻居四十五岁，个子矮小，未老先衰，头发都秃了，眼睛陷得很深，腮帮瘪缩，弯弯的鼻子挺大，嘴巴的长相显得人很聪明，畸形的耳朵，边上的肉裂成了几片：他浑身上下都是衰败的模样。他叫作阿西特·高蒂哀，不是平民出身，而是中等的、清白的布尔乔亚，家里为了教育这个独子，把一份薄产花光了还没有能完成他的学业。很年轻的时候，他谋到了一个国家机关的差事，那在贫穷的中产阶级眼里是救星，其实是死亡，——是活埋。一朝进去之后，再也出不来了。他又犯了一桩错误——（那是现代社会的许多错误之一），——爱上一个美丽的女工，结了婚，不久她就露出鄙俗不堪的本性。她替他生了三个孩子。当然他得养活这一家几口。这个聪明而一心想进修的男人被贫穷困住了，觉得心中有些潜伏的力量被生活的艰难窒息了，却又不甘屈服。他从来不得清静：当着会计处的职员，整天消磨在机械的工作里；一起办公的都是又俗气又饶舌的同事，讲些废话，骂骂上司，算做对无聊的生活出气，同时也嘲笑他，因为他不懂得把求知欲在他们面前藏起去。回到家里，他只看到一个气味难闻的，丑恶的寓所，和一个吵吵嚷嚷，庸碌之极的女人。她不了解他，把他当作懒虫或疯子。孩子们一点不像他而像母亲。为什么他得过这种生活呢？这算是公道的吗？牢骚，痛苦，穷困，无聊的职业，使他从早到晚找不到一小时的光阴来修心养气，找不到一小时的静默，他给折磨得力倦神疲，烦躁不堪。为了想忘掉这些，他最近又去接近杯中物，结果更把他断送完了。——克利斯朵夫看到这个悲剧大为震动：残缺不全的个性，没有充分的修养，没有艺术趣味，但生来是为作些大事业的，现在可是被不幸的遭遇压倒了。高蒂哀立刻抓住了克利斯朵夫，好似快淹死的弱者碰到了一个游泳健将的手臂。他又喜欢又羡慕克利斯朵夫，带他去参加群众集会，见到革命党里的某些领袖，那是他为了怨恨社会而结交的。因为想做贵族而没做成，所以他跟平民混在一起极感痛苦。

　　克利斯朵夫却比他平民化得多，——尤其因为他并不需要做平民，——对这些集会很感兴味。会场上的演说使他觉得好玩。他不像奥里维那样感到厌恶，对语言的可笑也并不敏感，认为所有多嘴的家伙都是半斤八两。他素来瞧不起高谈阔论。但他虽没费心去了解那套辞令，却在演说家与听讲者的心里咂摸到说话的音乐。演说家的力量一朝引起了听讲的人的共鸣，立刻增加了百倍。克利斯朵夫先是只注意到前者；他为了好奇，居然结识了几个演说家。

　　对群众最有影响的一个是加齐米·育西哀，——深色头发，脸很苍白，年纪在三十与三十五之间，相貌像蒙古人，个子清瘦，病病歪歪的，眼睛的神气又热烈又冷静，头发很少，胡子尖尖的。他的力量不在于他那种空泛、急促、跟语气不调和的姿势，也不在于他的失音的，常带嘶嘶声的浮夸的说话，而是在于他这个人本身，在于他深信不疑的态度。他似乎不允许人家跟他有不同的思想；而既然他的思想就是群众愿意想的，所以群众和他很投机。他把大家期待的话三遍、四遍、十遍的告诉他们，像发疯般拼命在同一只钉子上尽敲；他的群众也学着他的样尽敲，尽敲，直把那只钉嵌入肉里。——除了这种本领以外，他过去犯的许多政治案子也增加他的声望。他表面上有股百折不回的毅力；但明眼人可以看出他骨子里给多年的辛苦和努力磨得疲倦死了，厌烦死了，愤愤不平的恨着命运。他每天消耗的精力都入不敷出：从小就被工作和贫穷把身子磨坏了，做过玻璃匠，白铁匠，印刷工人；又害着肺病，使他对他的主义，对自己，常常心灰意懒，有时又兴奋若狂。他的暴烈一方面是有意的，一方面是病态的；就是说一半是为了政治作用，一半是为了冲动。他的学问是乱七八糟自修来的：有些事懂得很透彻，例如科学，社会学，以及他干过的各种手艺；对许多别的事他只是一知半解；但真懂的也好，不懂的也好，他都很有把握。他有理想世界，有准确的观念，有愚昧无知的地方，有非常实际的头脑，有偏见，有经验，有对布尔乔亚的猜忌和仇恨。可是他照旧对克利斯朵夫很好，因为看到一个知名的艺术家来交结他，心里很得意。他那等人是生来当领袖的，无论做什么事，对工人们都很不客气。他虽然真心要平等，但事实上对高级的人比对低级的人更容易平等。

　　克利斯朵夫还遇到工人运动的别的几个领袖。他们之间没有多少好感。共同的斗争好容易促成了一致的行动，可是没有把大家的心联合起来。可见所谓阶级的分野完全是浮表的，暂时的。许多年深月久的敌对状态不过是被延缓了一下，掩饰了一下，实际是始终存在。在工人领袖中间，我们照旧看到南方人与北方人的对立，彼此存着根深蒂固的轻蔑的心理。干这一行的嫉妒另外一行的工资，而每行又自以为比别行高卓。但人与人间最大的区别还不在于这些而在于气质。狐狸，狼，绵羊，天生吃人的野兽，和天生被人吃的野兽，因为阶级相同，利害相同而集合在一起，但大家伸着鼻子嗅着，彼此都认了出来，毛都竖起来了。

　　克利斯朵夫有时在一家兼卖牛奶的小饭店里吃饭，那是高蒂哀的老同事，为罢工而被撤职的铁路职员西蒙开的；常客都是一般工团主义者。他们总共是五六个人，聚在尽里头一间屋子里，靠着又小又黑的天井，两只挂在亮处的金丝雀老是叫得很有劲。和育西哀同来的是他的情妇，美丽的贝德，个子结实而**的姑娘，没血色的皮肤，戴着大红便帽，眼睛迷迷糊糊的带着笑意。一个年轻的小白脸像跟班一样盯着她，那是聪明而装腔作势的机器匠雷沃博·格拉伊沃，这一帮中间的“雅人”。他自命为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布尔乔亚最激烈的一个，但气质上是个最要不得的布尔乔亚。多少年来，他每天早上都要买些一个铜子一份的文学报，把上面的黄色小说吞下去。这些读物把他变成一个头重脚轻的怪物：脑子里想着精益求精的寻欢作乐的玩意，身体却肮脏到极点，日常生活也鄙俗到极点。他最喜欢病态的富翁们作兴奋剂用的“奢侈”。因为肉体享受不到这奢侈，他就在精神上享受。那当然是浑身难过的。但这样一来，他跟有钱的人并肩了，而且他还恨他们。

　　克利斯朵夫受不了这种人，更喜欢电气匠赛白斯蒂安·高加。那是和育西哀俩最受听众欢迎的演说家，可没有满嘴的理论。他有时不大清楚自己要往哪儿去，只知道勇往直前，可以说是十足地道的法国人。个子很结实，年纪四十上下，血色很好的大胖脸，圆圆的脑袋，红红的头发，留着一大簇胡子，脖子跟嗓子都像牛一样。他和育西哀同样是能干的工人，可是嘻嘻哈哈，喜欢吃喝。虚弱的育西哀看着这么健旺的身体非常妒羡；他们俩虽是朋友，暗中却抱着敌意。

　　饭店的主妇奥兰丽，四十五岁，当年大概长得很美，现在经过了时间的侵蚀还颇有风韵，她拿着件活儿坐在旁边听他们谈话，脸上挂着一副亲切的笑容，嘴唇跟着他们的话扯动：随时也穿插一两句，一边工作一边颠头耸脑的替自己的话打拍子。她有一个已经出嫁的女儿，和两个从七岁到十岁的孩子，一男一女，——他们伏在一张满着污点的桌上做功课，吐着舌头，不时把一两句他们不应该听的话听在耳里。

　　奥里维陪克利斯朵夫去了两三次，觉得混在这般人中间很不自在。那些工人只要不受工场中严格的时间限制，不是被那个顽强的汽笛叫唤得去，就不知道会浪费多少光阴：或是在工作以后，或是在上下班之间，或是在偷懒的时候，或是在失业的时期。克利斯朵夫那时无事可做；在旧作已完，新作还没有端倪的阶段，他也不比他们更忙，很高兴把肘子撑在桌上，抽烟，喝酒，谈天。可是奥里维以他布尔乔亚的本能，以他思想须有纪律、工作须有规则、时间必须经济等等的习惯，大大的看不上眼；他不喜欢这样的糟蹋光阴。并且他既不会说话，又不会喝酒。最后还有那种生理上的不舒服，潜伏在出身不同的人士之间的反感：心灵要求沟通而肉体抱着敌意，仿佛是肉对于灵的反抗。他单独和克利斯朵夫在一起的时候，常常很激动的说应当亲近群众；一朝面对了群众，他可没法亲近了。而嘲笑他那种思想的克利斯朵夫，倒毫不费力的可以和街上随便遇到的工人称兄道弟。奥里维看到自己跟这些人隔离，非常伤心。他勉强学他们，和他们一样思想，一样说话；可是不行。他的嗓子不够响亮，不够清楚，音调跟他们的不一样。他学他们的某些谈吐，但字眼不是梗在喉头，就是声音走腔的。他竭力留神，觉得很窘，同时也教别人发窘。在他们眼里，他是一个形迹可疑的外人，谁也对他没有好感，他一走，大家都会松一口气。这些他都知道。他常常遇到一些冷酷的目光，充满着敌意，跟一般因饥寒交迫而愤懑不平的工人看中产阶级的目光一样。或许这态度同时也是对克利斯朵夫的，但克利斯朵夫完全看不见。

　　那批人中间愿意接近奥里维的只有奥兰丽的两个孩子。他们对布尔乔亚当然没有怨恨。那男孩子还受着布尔乔亚思想的**呢。他的聪明足够他去爱这种思想，却不够去了解。长得挺好看的女孩子，有一回被奥里维带到亚诺太太家里，看着华丽的陈设出神了：坐在漂亮的安乐椅里，用手指摸一下鲜艳的衣衫，她心里快活到极点；她有那种小家碧玉的本能，只希望溜出平民阶级而跳进布尔乔亚的安乐窝。奥里维完全没心思培养她这种倾向；而她对于他的阶级所表示的天真的敬意，也不能补偿别人暗中对他的反感，——那是他深感痛苦的。他抱着一腔热诚想了解他们，事实上也许太了解他们了，把他们观察太仔细了，使他们生了气。但他的观察并非由于冒昧的好奇心，而是由于喜欢分析人家心理的习惯。

　　他不久便发现了隐藏在育西哀生活中的悲剧：第一是那个侵蚀他的病，其次是他的情妇的残忍的游戏。她的确很爱他，觉得有他这样一个情人是值得自傲的，但她生机太旺了；他知道她将来会逃掉，同时也为了嫉妒而心里苦恼。她却以此为乐：挑拨男人，用眼风逗他们，喜欢疯疯癫癫的东拈西惹。也许她在背后和格拉伊沃欺骗育西哀，也许是故意要他这么相信。总而言之，这种事不是今天，便是明天，早晚会发生的。育西哀不敢禁止她爱她喜欢的人。他不是宣传女人和男人同样有权利可以自由吗？有一天他咒骂她。她就又狡猾又放肆的提醒他这一点。他的关于自由的理论和他暴烈的本能，在胸中猛烈交战。他的心还是一个旧时代的人的心：专制，嫉妒；他的理智却是一个新时代的人的理智，理想世界的人的理智。至于她，她就是个女人，昨天的，明天的，千古不变的女人。——奥里维眼看着这场暗斗，凭着自己的经验知道这个斗争的残酷，所以对育西哀极表同情。育西哀猜到奥里维窥破他的心事，但绝对不感激他。

　　另外有个人也用着宽容的目光在那里留神这一场爱与恨的游戏。那是饭店的主妇奥兰丽，不动声色的把一切看在眼里。她是懂得人生甘苦的。这健全，安静，规矩的女人，年轻的时代也胡闹过来：最初在花店里做工，有过一个布尔乔亚的情人，而且还有别的。以后她嫁了个工人，变了贤妻良母。但她懂得一个人在感情方面的荒唐，懂得育西哀的嫉妒，也懂得那个喜欢玩儿的姑娘，常常用几句亲切的话替他们排解：

　　“唉，咱们总得彼此迁就才行。犯不上为这么一点儿小事生气……”

　　“她也并不奇怪她说的话毫无用处……”

　　“那永远是没用的。人总是自寻烦恼……”

　　她有一种平民式的达观，可以使苦难不至于在心中多留痕迹。苦难，她也有过的。三个月以前，她那么疼爱的十五岁的儿子死了……非常悲伤……可是现在她有说有笑，照常办事了。

　　“尽想下去是活不了的。”她说。

　　所以她就不再想了。那并非自私，而是迫不得已：她生命力太强，老注意着“现在”，不能留恋“过去”。她适应既成事实，也适应可能临到的事实。如果革命来了，把一切都颠倒了，她还是会站定脚跟，做她可做的事，不管被放在哪儿，总是得其所哉。骨子里她对革命的信仰不过尔尔。她对什么事都不怎么相信。不消说，她彷徨的时候也会去起课卜卦，看到出丧的行列也从来不忘记画十字。她头脑开通，胸襟宽大，像巴黎的平民阶级一样，怀疑而不悲观。虽是革命党员的妻子，她对丈夫的、丈夫的党派的、别的党派的思想，照旧像母亲看孩子那样，抱着嘲弄的态度，正如她觉得青年人的愚蠢和成年人的愚蠢同样可笑。很少事情能够使她激动；但她对一切都感到兴趣。运气好也罢，坏也罢，她都能够担当。总而言之，她是个乐天派。

　　“愁什么！……只要身体好，一切就有办法……”

　　这样一个女子当然和克利斯朵夫是意气相投的。他们用不着多说话就觉得彼此精神上是一家人：常常相视而笑，听着别人唠唠叨叨，叫叫嚷嚷。但往往她自个儿笑着，眼看克利斯朵夫也卷入了辩论，比别人更兴奋。

　　克利斯朵夫没注意到奥里维的孤独与难堪。他并不去猜那些人的心事，只知道跟他们吃喝，嬉笑，生气。他们也不猜忌他，虽然彼此争论得很激烈。他老实不客气对他们说出心里的话，其实也说不出究竟是赞成他们还是反对他们。他根本没想过这一点。要是有人强迫他选择，他一定会站在工团主义方面[6]，而反对社会主义以及主张建立一个政府的任何主义，——因为政府这个怪物只能制造公务员跟机器人。他的理智赞成同业工会的努力，那柄两面出锋的利斧可以把社会主义政体那种抽象的观念，和贫乏的个人主义同时铲除。个人主义只能分散精力，把群众的力量化为个别的弱点；而这个近代社会的大弊病是应当由法国大革命负一部分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