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鲁迅先生，只不过占其全生涯的五分之一强，比较起许多他的老朋友，还是知道得不算多，写起来未必能周到。不过承好些朋友的督促，以为研究这时代的中国思想者，就是一饮一食，也可资参考的。为了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拿起笔来了。然而每回谈到关于他的一切，却使我伤恸，时常眼睛被水蒸气蒙住了，以致搁起笔来。我愿意追述他，又怕追述他，更怕追述得歪曲了，丧失了我对于他的敬意。我诚然做过他的门徒，但离了学生生活之后，还是一样敬重的我的导师，我将能怎样描写我心中所愿意说的话？

　　“囚首垢面而谈诗书”，这是古人的一句成语，拿来转赠给鲁迅先生，是很恰当的。我推测他的所以“囚首垢面”，不是故意惊世骇俗，老实说，还是浮奢之风不期引起他的不重皮相，不以外貌评衡一般事态，对人如此，对自己也一样。

　　做学生的时候，我曾正如一般顽童，边听讲边把这位满身补钉，不，满天星斗，一团漆黑，长发直竖的先生速写起来。我更很快就研究他的为什么。后来比较熟识了，我问他是不是特意做成这样的“保护色”，使人家不注意？他好像默认地笑了，这时我以为探寻到什么似的喜悦，给我猜中了罢。

　　其实，沉迷于自己的理想生活的人们，对于物质的注意是很相反的。有谁见过那些发明家在沉浸于学问的研求时，还时刻想到他的生活。拿表当作鸡蛋煮，和为了医学上的研究，甚至把有害生命的细菌也吞到自己肚子里做实际试验的精神贯注、不顾一切的人，不是也听到过的吗？所以鲁迅的一种寒伧之状，正不足为奇的。

　　另外的原因，他对于衣服极不讲究，也许是一种反感使然。据他自己说，小的时候，家人叫他穿新衣，又怕新衣弄污，势必时常监视警告，于是坐立都不自由了，是一件最不舒服的事。因此他宁可穿得坏些，布制的更好。方便的时候，譬如吃完点心糖果之类，他手边如果没有揩布，也可以很随便地往身上一揩。初到上海的时候，穿久了的蓝布夹袄破了，我买到蓝色的毛葛换做一件，做好之后，他无论如何不肯穿上身，说是滑溜溜不舒服的。没有法子，这件衣服转赠别人，从此不敢做这一类质地的衣料。直到他最后的一年，身体痩弱得很，经不起重压，特做一件丝绵的棕色湖绉长袍，但是穿不到几次，就变成临终穿在身上的尸衣，这恐怕是成人以后最讲究的一件了。

　　他对于幼年穿新衣的不自由给予深刻的印象，所以对于海婴的衣着，穿了之后，是不愿意叫他当心的。如果他的小手也揩在身上，那算是和父亲学样，满不在乎的，可怜就是我在旁边看到的不舒服，也不好干涉，这时完全孤立了。

　　孔子的“栖栖遑遑”，是为的周游列国，想做官，来达到他改革社会的理想。而鲁迅也终日“栖栖遑遑”地“席不暇暖”，却为的是人手少，要急着做的事情正多，他以一当百还嫌不够，时常说：“中国多几个像我一样的傻子就好了。”“有一百个，中国不是这样了。”所以一面自己加紧工作，一面寻求精神的战士。

　　有些青年是那么热切地登门求教。在北京，我所见到的他的寓所，是时常川流不息地一批去了又来一批，甚至错过了吃饭的时间来陪客的。自然这其中也许有些不过是来听听他的幽默谈话，博得轻松的一笑而去。这当然对于他是一种损害，但更不乏至诚至正地来求教。他绝不忍为了宝爱自己的光阴而拒却过，有时谈兴正浓，他反而会留你多坐一会，诚挚而又沉潜，久之意气相投，和他共鸣的精神战士，以他做轴心，而放散到四面八方的不知凡几。

　　因为工作繁忙和来客的不限制，鲁迅生活是起居无时的。大概在北京时平均每天到夜里十至十二时始客散。之后，如果没有什么急待准备的工作，稍稍休息，看看书，二时左右就入睡了。他并不以睡眠而以工作做主体，譬如倦了，倒在**睡两三小时，衣裳不脱，甚至盖被不用。就这样，像兵士伏在战壕休息一下一样，又像北京话的“打一个盹”，翻个身醒了，抽一支烟，起来泡杯浓清茶，有糖果点心呢，也许多少吃些，又写作了。《野草》，大部分是在这个时候产生出来的。

　　有时写兴正浓，放不下笔，直至东方发白，是常有的事。在《彷徨》中的《伤逝》，他是一口气写成功的。劝他休息，他就说：“写小说是不能够休息的，过了一夜，那个创造的人脾气也许会两样，写出来就不像预料的一样，甚至会相反的了。”又说：“写文章的人，生活是无法调整的，我真佩服外国作家的定出时间来，到时候了，立刻停笔做别的事，我却没有这本领。”

　　但是他的脾气也并非一成不变。在上海，头发也不那么长了，衣服也不一定补钉了，差不多的时候也肯抽出时间做清洁运动了。他并不过分孤行己意，有时也体谅到和他一同生活的别人。尤其留心的是不要因为他而使别人多受苦。所以，他很能觉察到我的疲倦，会催促快去休息，更抱歉他的不断工作的匆忙没有多聚谈的机会，每每赎罪似的在我睡前陪几分钟。临到我要睡下了，他总是说：“我陪你抽一支烟好吗？”“好的。”那么他会躺在旁边，很从容地谈些国家大事或友朋往来，或小孩子与家务，或文坛情形，谈得起劲，他就要求说：“我再抽一支烟好吗？”同意了他会谈得更高兴，但不争气的多是我，没有振作精神领受他的谈话，有时当作是催眠歌般不到一支烟完了，立刻睡熟了，他这时会轻轻地走开，自己去做他急待动笔的译作。

　　偶然也会例外，那是因为我不加检点地不知什么时候说了话，使他听到不以为然了，或者恰巧他自己有什么不痛快，在白天，人事纷繁，和友朋来往，是毫不觉得，但到夜里，两人相对的时候，他就沉默，沉默到要死。最厉害的时候，会茶烟也不吃，像大病一样，一切不闻不应，那时候我真痛苦万状。为了我的过失吗？打我骂我都可以，为什么弄到无言！如果真是轻蔑之极了，那我们可以走开，不是谁都没有勉强过谁吗？我不是伤痛我自己的遭遇，而是焦急他的自弃。他不高兴时，会半夜里喝许多酒，在我看不到的时候。更会像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莱谟斯一样（用何凝先生的譬语），跑到空地去躺下。至少或者正如他自己所说，像受伤了的羊，跑到草地去舔干自己的伤口，走到没有人的空地方蹲着或睡倒。这些情形，我见过不止一次，我能这时候把他丢下不理吗？有一次夜饭之后，睡到黑黑的凉台地上，给三四岁的海婴寻到了，也一声不响地并排睡下，我不禁转悲为笑，而他这时倒爬起身来了。他决不是故意和我过不去，他时常说：“我们的感情算好的。”我明白他的天真。他对一切人可以不在意，但对爱人或者会更苛求。后来看到海婴的对我时常多方刁难，更懂得了为什么对最关切的人如此相待。受到社会上许多磨难的他，一有感触，会千百倍于常人的看法的。我同情他，但不知此时如何自处，向他发怒吗？那不是我所能够。向他讨饶吗？有时实在莫名其妙，而且自尊心是每个人都有的，我不知道要饶什么。抑郁，怅惘，彷徨，真想痛哭一场，然而这是弱者的行径，不愿意。就这样，沉默对沉默，至多不过一天半天，慢慢雨散云消，阳光出来了。他会解释似的说：“我这个人脾气真不好。”“因为你是先生，我多少让你些，如果是年龄相仿的对手，我不会这样的。”这是我的答话。但他马上会说：“这我知道。”

　　他处理他的书籍文具，似乎是比生命还着重，看看他的衣身，是不会想到这样一个相反的对照的。比如书龌龊了，急起来他会把衣袖去揩拭，手不干净，也一定洗好才翻看。书架的书，是非常之整齐，一切的文具用品，是他经手的，都有一定的位置，不许放乱。他常说：“东西要有一定的位置，拿起来便当，譬如医药瓶子，换了地方，药剂师是会犯配错药的危险的。”他处理用品，就像药房的整然有序，无论怎样忙，写完字之后，一定把桌面收理好，然后才做别的事。他的抽屉，也一样地有秩序，是不愿意人搬弄的。在北京时，他小小的寝室，经常也是会客室，怕人家随手翻乱他的书，所以爱好欣赏些的，总是藏在较不注意的地方。他更不愿意借书给人，除非万不得已，遇到来借，倒不如另买一本赠送较妥。有时送给他的丛书，为了急于把同类的包藏起来，就是我预备看时也会嫌等得太久而包起的。曹禺先生的《日出》，我就没有看完，给划然中止，好像电影正开到一半停止住了的不舒服。但是如果海婴来抢他看开的书，或翻弄他的图画书，他却从未阻止过，至多叫我在旁边帮忙照料，让他看完才收好。他对于幼小者的同情，不肯拂逆他的意志，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一样，甚至对于他酷爱的书也如此。

　　他对于书的看重，我没有见过第二个人像他这样。比如人家送他的《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等的定期刊物，他看完了之后，总是每五六册做一包，扎好，写上书名和第几期至第几期，以便检查。凡是他包过的书，那方正紧凑，拆开之后，我是再也不能照样包好的。他不但包得好，对于扎的绳子也很留意，如果是好些的书，或线装本，扎时一定拣那些有浆质棉线做的绳子，免得扎的地方日久留一条线痕。就是这扁平的棉绳，扎时也要摊平，线头的结，一定要打在书的边缘，省得将来压着一个结的痕迹。有时人们送给他的定期刊物如《文学》之类，偶然收到一本装订不大齐正的，他一定另外托人再买一本较好的换过。自己印好的书，也首先拣出两部，包好起来。这爱惜的书，我很对不起，自他死后，未能好好地整理妥存起来，不免有些污损的了。

　　对于线装书，他也能够拆散修理，装订完好。像《北平笺谱》的线装之外，更布包角头，遇有缺页时，都是他自己拆添完善，和原来一样齐正。而且订的双线也一定使它平行，绝不肯让其绞缠一起。有时对于太旧的古书，两头都被尘埃染黑了，他也会一手紧压，一手用浮水石把它磨干净，使之焕然一新。

　　洋装书如果是时常用到的，他就先包一张书皮，省得龌龊。送给我的好些新书，他更欢喜把蜡光纸给包一张封面。在北京，有时到他那里，他会把四五本自己写作和别人的著作，每本都用雪白的纸包好见赠，接到手真不知如何从心底感谢呢。

　　他不但书包装得好，信封也做得好，大约一些老朋友还记得收到过他亲手做的信封的。在北京时，常常看见他把寄来的比较大而质厚的信封翻转面，更有时是把一张长方纸做成一只信封，非常之齐整匀称，绝不歪斜，大小异形，用一定的方法、技巧，纯熟而又敏捷，一下子做出一批来了。既能把包裹纸改成信封，真所谓化无用为有用，更于他那时的经济条件适合。但我还不了解他的苦心，反而向他恶作剧似的讽刺，把见到的纸张都叠起来请他做信封。然而他何必多作辩解呢，只笑一笑就是了。想起来都难过，我太肤浅，类似这样的捣乱真可恶。

　　说到废纸做信封，我更忆起他日常生活之一的惜物。每于包裹的东西拆开之后，不但纸张摊平，放好，留待应用，而且更把绳子卷好，集在一起，预备要用的时候，可以选择其长短粗细，适当地用。自然这些无关大体的琐屑细微之极的枝叶问题，或者是毫不足道的。在一些大人先生们或洋博士之流，何尝会把这戋戋放在眼里。而他则正唯其如此，日积月累地，随时随地可省则省，留有用的金钱，做些于人于社会有益的事，不然，不管他如何大心助人，以区区收入，再不处之俭省，怎能做到他当时所愿做的呢。

　　有些地方他却不愿意节省，例如住房子。我们初到上海，不过两个人，平常租一层楼就够用了，而他却要独幢的三层楼，宁可让他空出些地方来，比较舒服，虽然女工倒是不用。吃的东西虽随便，但隔夜的菜是不大欢喜吃的，只有火腿他还爱吃，预备出来不一定一餐用完，那么连用几次也可以。素的菜蔬他是不大吃的，鱼也懒得吃，因为细骨头多、时间不经济，也觉得把时间用在这种地方是可惜的。照例日常以鱼肉菜蔬做主体，但这里已经有一大部分不爱用了。爱用的还有辣椒，说起来也有一段可悲的生活在里面。据他时常说起的是：当他领受他母亲的八块钱到南京求学，到了之后，款就用完了。入学之后，再没有多余的钱可以给他做御寒的棉衣，而冬天来了，砭人肌骨的寒威是那么严酷，没有法子，就开始吃辣椒取热，以至成了习惯，进而变为嗜好，因之更是损害到胃的健康的要素之一。糖也欢喜吃，但是总爱买三四角钱一磅的廉价品。在北京时，东城有一家法国点心铺，算是那时首屈一指的了，很难得的机会，他才从收到的有限的稿费里买两块钱蛋糕来吃，而且也欢喜请我们。有时我怪问他为什么刚才不拿出来请客，他却叹息地说：“你不晓得的，有些少爷真难弄，吃了有时反而会说我阔气，经常吃这样点心，不会相信我是偶然的。”这可见他的随处小心，一面我也疑心到他的过虑。但事实是：有时他知道某一位的艰困，请他们吃便饭，结果会说是他用酒食贿赂的呢，有的人就能够这样出奇，也难怪他的过虑。即使如此过虑，也还不免于谤毁的到来，所以有时他的举动，如果不是在社会上身受到多方的经验，是不大容易了解的，至少我自己觉得越过一天越加深地了解他。

　　人们对于他的饮酒，因为是绍兴人，有些论敌甚至画出很大的酒坛旁边就是他。其实他并不至于像刘伶一样，如果有职务要做，他第一个守时刻，绝不多饮的。他的尊人很爱吃酒，吃后时常会发酒脾气，这个印象给他很深刻，所以饮到差不多的时候，他自己就紧缩起来，无论如何劝进是无效的。但是在不高兴的时候，也会放任多饮些，例如在厦门大学，看到办教育的当局对资本家捧场，甚至认出钱办学校的人好像是父亲，教职员就像儿子的怪论，真使他气愤难平，当场给予打击。同时也豪饮起来，大约有些醉了，回到寝室，靠在躺椅上，抽着烟睡熟了，醒转来觉得热烘烘的，一看眼前一团火，身上腹部的棉袍被香烟头引着了，救熄之后，烧了七八寸直径的一大块。后来我晓得了，就作为一个根据，不放心他一个人独自跑到别的地方。

　　茶饮得很多的，而且一定要清茶。在北京时，他独用一只有盖的旧式茶杯，每饮一次泡一次，很浓，是我们用起来觉得有苦味的，还可以再泡一次。到了上海，改用小壶泡茶，但是稍久之后，茶的香气会失去的，如果不是工作太忙，没有时间细细品茶，他就会要求另换一壶。等到新鲜的茶来了，恰到好处的时候，他一面称赏，一面就劝我也饮一杯，因此也学会吃浓茶了。

　　他更爱吸烟，每天总在五十支左右。工作越忙，越是手不停烟，这时候一半吸掉，一半是烧掉的。在北京和章士钊之流的正人君子斗争，医生曾经通知过他，服药同时吸烟病不会好的，我们几个学生那时就经常做监视的工作，结果仍然未能停止，从此之后，只不过劝告减少而已。他用的烟是廉价品，遇到朋友送些好的，也不肯独用，一定分赠些给别人，共同欣赏。黑猫牌的香烟他最爱好，可惜价钱贵，难得买来吸。还有一种似香烟粗细，用烟叶做成的廉价品，吸起来似雪茄烟气味，他也爱好，但气味不好，我不欢喜，他也就不买了。偶然也吸雪茄烟，似乎并不很爱。烟灰缸却一定要深而且大，放些水，省得灰随风乱飞。烟嘴是在上海以后才经常用的，又俭省，吸到半寸长，手都拿不住才弃掉，如果那些拾香烟头的遇到他，一定没有好处，因为那一部分已经给烟油弄潮湿，不好再用了。

　　记不清有谁说过：鲁迅的生活，是精神胜于物质。的确的，他日常起来迟了，多在十一时许，那么午饭就吃不下了，这样一起床就开始工作，有时直至吃夜饭才用膳，也不过两三种饭菜，半杯薄酒而已。想起来却是我的罪过，不会好好地注意他的营养，到后来，好像灯油耗尽，那火光还能支持吗？

　　我很直白地把他的生活写出来，但并不希望我们的文坛志士因热爱他而全盘模仿。譬如因为我是他的学生，有朋友看到我对于他的一切，恰好他的爱人也是学生，于是很神气地说：“我是你的先生，我应该教你，你应当像某某一样。”又有一位听到我说过鲁迅不肯借书给人，于是他对他的爱人也如此。这未免太“那个”了。我想该大可不必的，写这篇短文的本意毫不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