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格拉特利(Robert Gellately)

　　第三帝国是什么时候开始衰落的？当然不是在1940年5月和6月，当时国防军轻易就打败了法国，并把英军赶出了欧洲大陆。伴随着这些胜利，德国看起来像是一个重新崛起的举足轻重的军事大国，已完全从上一场战争的灾难中恢复过来。此外，这场战胜宿敌的胜利还在许多德国人中树起一种意识，即他们的国家已经恢复了在欧洲的“合法地位”。一个官方的帝国安全(安全部)报告显示，这个国家所感知到的命运变化是如此势不可当，甚至“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圈内有组织的抵抗”都已不复存在。尽管这一观点可能有些夸张，但1940年夏天，当希特勒从法国回到柏林时，沿街人群表现出的对他的追捧远超此前。

　　一年后的1941年6月22日，随着针对苏联的巴巴罗萨行动的展开，帝国甚至显得更加强大。如果说德国的国内阵线最初是谨慎的，那么随着国防军成功的消息从东线传回，民众的情绪便很快高涨。帝国以其横扫一切的气势取得了一场又一场的胜利，并俘虏了数十万苏联红军士兵。陆军参谋长弗兰兹·哈尔德(Franz Halder)将军起初比许多同事更加谨慎，直到被俘虏的红军将领向他证实，在德维纳河(Dnieper Rivers)和第聂伯河(Dvina)的对岸，或者在白俄罗斯明斯克(Minsk)和乌克兰基辅(Kiev)以外，没有苏联军队“强大到足以阻碍德国的作战计划”。因此，曾经持怀疑态度的哈尔德在7月3日的日记中透露：“说俄罗斯战役仅仅在两周内就赢得了胜利，这可能不为过。”不仅他自己确信如此，而且据了解，社会主义狂热分子和国际舆论也都把苏联看作“泥足巨人”。那个夏天和初秋，最大的问题是，德国及其盟国要多久才能彻底打败红军，才能永远铲除共产党员在莫斯科的大本营。

　　战争是什么时候变得不可取胜的

　　在东部战役中，费希尔(Führer)常常和周围的人一样乐观。尽管如此，他也陷入了一轮又一轮的悲观和怀疑之中，因为尽管他占领了大片领土，但取得的最终胜利却比计划和预期准备工作更耗时。接着是秋雨，将尘土飞扬的道路变得泥泞，使人和机器陷入泥沼。1941年10月25日，在前线，步兵将军戈特哈德·海因里希(Gotthard Heinrici)在日记中写下了问题的实质：他的士兵占了上风，几乎可以看到莫斯科，最终以4∶1的比例赞成德对俄的分裂。然而，他不得不承认，由于道路不畅，“我们被困在了路上”，公路“连日拥堵”，行军变得异常困难。

　　希特勒自然领会了其含义，在11月8日的慕尼黑演讲中，他把自己和赢得闪电战的必要性撇开干系，并带着反感地说他从未使用过这个“完全荒谬的”词。事实上，弗里德里希·弗洛姆(Friedrich Fromm)将军作为军队军备工作的负责人，非但没有迅速取得胜利，反而在11月24日带来了军事生产不足的消息。他对哈尔德将军坦率的建议是，他们应立即寻求和平。他也不是唯一一个轻轻敲响警钟的人，因为在5天后由武器和弹药部长弗里茨·托德安排的一次会议上，坦克专家沃尔特·罗赫兰(Walter Rohland)警示了苏联在坦克生产和冬季准备上的优势。此外，根据他对美国军事潜力的了解，他推测，如果美国参战，德国就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当时，托德部长本人惊讶地告诉希特勒，击败红军的任务超出了德国的能力。他简单地补充道：“这场战争再也不能在军事上取胜了。”对此，这位坚定不移的领袖随后冷静地问道：“那么，我该如何结束这场战争呢？”当托德回答说，唯一的选择是寻求政治解决方案时，元首忠实地回答说：“我几乎还看不到一种政治终结的方式。”

　　现在，这位备受欢迎的元首在这场演讲中能说些什么呢？这场演讲，他原本打算展示他的军队在十字军东征般的伟大功绩。就在他讲话之前的12月7日，德国的日本盟友袭击了珍珠港，这让他有些吃惊。与希特勒在一起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博士说，这一消息的到来“简直是天上掉馅饼”。两天后，他在日记中提到了日美在远东开战对德国国内的巨大影响，“整个国家都松了一口气，对美国和德国间可能爆发战争的心理恐惧消除了”。

　　希特勒相信，在美日对战的情况下，美国将无法继续援助英国，因此将不得不减少他们在北大西洋的海军部署。现在，他可以指着由日本引发的东亚冲突向他的人民保证，他们不是独自在与世界战斗。12月11日，当他最终发表讲话时，他自信地说出了令人震惊的胜利清单，俘虏了380万红军士兵，以及大量的战争物资。但即便如此，一些德国人听到他报告说他们自己的部队在战斗中遭受了162 314人死亡，571 767人受伤，33 334人失踪时还是感到震惊。

　　在此背景下，他们的领导人带来了日本袭击美国的“好消息”，现在德国不必对美国宣战。通过这一步，希特勒为发动当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做了最后的努力。他声称美国一直在资助和唆使英国和苏联，因此他坚持认为德国必须击沉所有前往这两个国家的船只。然后，就如他每在战争关键时刻的做法一样，进一步把敌人的行为归到犹太人身上。他说，我们知道罗斯福背后的力量，因为“就是这些生生不息的犹太人，相信他的时代已经到来，给我们带来了同样的命运，即我们在苏俄看到和经历过的惨状”。

　　第二天，他会见了他信任的纳粹党地方长官——那些他将在战争后期依赖的地区领导人。尽管我们没有那篇演讲的副本，但我们有戈培尔关于演讲内容的翔实报告。会见中，希特勒拒绝预测战争会持续多久，尽管他怀疑美国的参战会延长战争。他宣布他已经坚定地决定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征服苏联”，至少到乌拉尔山脉(Ural)——莫斯科以东约2000英里的地方。他把该地区视为德国“未来的印度”，一个“我们将要在那里定居的殖民地”。他竟还认为仅仅设定一个这样的目标就能实现吗？残酷的现实是，12月5日，红军已经开始把希特勒的军队从莫斯科的城门赶回去。

　　在场的海因里希将军在给妻子的一张便笺中写道：

　　写信的此刻，我非常关切这里发生的事情。苏俄人在几个地方刺穿了我们薄弱战线上的大缺口，迫使我们撤退。我们经历了与1812年(拿破仑时代)一样的状况，厚厚的积雪、几乎无法通行的道路、飘雪、暴风雨和严寒。我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只希望我们最终能成功地阻止敌人。但我们谁也不知道怎么做。

　　希特勒12月的讲话避开了这种逆转的暗示，转而提出了更安抚人心的设想，例如，他告诉帝国领导人，鉴于德国防空防御系统的进展，敌人的轰炸几乎没有什么可怕的，他错误地预测这会降低轰炸的效力。不可避免地，他提及犹太人问题，并冷冷地提醒他的党内同志，他早先“预言”的如果犹太人将带来另一场世界大战，会发生什么，因为他宣称，他们在1914年已经这么做了。希特勒第一次发出这种威胁是在1939年1月30日，也就是他被任命为德国总理的周年纪念日。现在，戈培尔记录了这些话，他暗自遵守着这一预言：“这不仅仅是一句说辞。世界大战就在眼下，消灭犹太人肯定是不可避免的结局，对这个问题不能心慈手软。”如果德国人在东部战役中遭受了如此多的伤亡，那么“这场血腥冲突的策划者必须用他们的生命来偿还”。

　　总之，到1941年底，第三帝国表面上仍处于上升趋势，但与其敌人——即世界三大强国的综合实力相比，却存在潜在的严重经济弱点，同时又面临一场军事危机。希特勒的反应，不是听取明智的建议，更不是寻求政治出路，而是变得更加好战。他坚定地向美国宣战，在他的帝国日程上增加更多征服目标，并下定决心消灭所有犹太人。事实上，自1941年6月以来，党卫军特遣部队及其当地合作者已经处决了数十万犹太男女、儿童。1941年10月，在瓦尔特高的切姆诺(Chelmno in the Warthegau)，第一个秘密的死亡营地开始建设，11月贝尔泽克开工，这是莱茵哈德行动(Operation Reinhard)的第一个场所，其令人惊愕的任务是屠杀前波兰的数百万犹太人。

　　希特勒将未能消灭苏联的失败归咎于他的将军们。12月19日，他解除了德军总司令瓦尔特·冯·勃劳希契(Alther von Brauchitsch)的职务，并亲自担起这个角色。在红军的反击下，国防军的防线并没有完全崩溃，因而令希特勒感到宽慰的是，在1941年至1942年冬天，他的军队并没有被逼重复拿破仑1812年那次可耻的撤退，然而仅仅建设和维持防御阵地意味着放弃一些艰苦作战的成果：有价值的武器，甚至食物。

　　德军迫切需要的是更多的人，为此他们必须与祖国的工厂和农场竞争。为了弥补劳动力短缺，帝国开始在欧洲各地招募、征召或强迫外国人到德国工作，特别是波兰、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的外国人。纳粹种族理论将这些男人、女人和青少年定义为“种族异类”，当局强迫他们在衣服上戴上“P”(代表波兰)或“Ost”(代表东方工人)标号。然而，即便是算上就位的数百万人，各经济部门和军队中仍然存在人员短缺。

　　尽管在初夏，国防军以迅捷积极的步骤开始了一项新的重大行动，但到1942年春天，他们又陷入艰难跋涉。希特勒在4月5日对蓝色行动(Fall Blau)的指示中大胆指出，其目的是“一劳永逸地摧毁敌人残余的军事力量”，同时消灭苏联战争经济的核心资源，并将资源收归德国所有。这次进攻于6月28日发动，比前一年的进攻要弱，这次在他的坚持下，并没有开往莫斯科，因为斯大林已经在莫斯科集结红军编队等候。相反，德国国防军将在北部坚守阵地，尽可能阻断列宁格勒，而德国的主力军“动用一切可及力量”向南攻占高加索油田，继而攻占斯大林格勒的苏联武器中心。尽管到现在为止，敌方已经学会撤退的谨慎性，因而基本上避免了被大规模包围和俘虏，但国防军还是再次走了弯路。

　　希特勒把进攻分为两翼，较弱的北翼指向斯大林格勒，随着较为强大的先遣部队开始攻入高加索地区，首先抢夺了迈科普油田(Maikop oilfields)的战利品，其他的则一路跑到遥远的巴库(Baku)。希特勒早在1942年或最迟在1943年就指望入侵西方，因此他认为蓝色行动对取得战争胜利至关重要。当然，正如预料的那样，8月8日至9日，当德国人攻占迈科普(Maikop)时，红军已经废掉其炼油厂。我们可以通过回忆来感受到国防军此时的不自量力：从迈科普到列宁格勒(也是蓝色行动的一个目标)的距离是1134英里，几乎是从波士顿到迈阿密的整个美国东海岸的长度。

　　第三帝国达到顶峰

　　如果我们把德国较强盛时期的势力范围包括在内，第三帝国在1942年夏天取得了它最大的领土，因为在当时，德军占领的领土从英吉利海峡延伸到北非的一部分，几乎覆盖了当今欧洲的所有地区。在苏联的国防军向北越过列宁格勒，然后向南到达莫斯科，继而到达斯大林格勒，再进一步进入高加索山脉，8月21日，一些孤军在险峻的地形上行进，并具有象征意义地在该地区的最高峰厄尔布鲁斯山(Mt Elbrus)插上一面旗帜。此后，第三帝国开始收缩。

　　如我们现在从俄罗斯档案馆最近公开的德国文件中所了解到的，1942年9月18日希特勒会见国防军高级指挥官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Wilhelm Keitel)时，他们知道蓝色行动已经失败。此外，他们在希特勒位于乌克兰文尼西亚(Vinnytsia， Ukraine)总部的会晤中揭示了一场领导人危机。希特勒对陆军总参谋长弗兰兹·哈尔德将军感到特别不安，认为他和许多年长的将军们都“枯竭了”。他们应该被“狂热地相信”国家社会主义的“鲜活的”军官所取代。尽管他在9月24日解除了哈尔德的职务，但这一决定不足以改进德军面临的关键问题。负责军队军事补给的弗里德里希·弗洛姆将军向希特勒报告说，该系统正在崩溃，他重复了他一年前发出的可怕警告——即避免彻底灾难的唯一办法是寻求和平谈判。哈尔德被解职了，但他明智地建议过不要去攻打险恶的高加索地区，并提出说到达里海巴库油田是绝对不可能的。他还得出结论说，德国不可能赢得东部的战争，也因此，不可能再赢得整个战争。现在，即使对他和弗洛姆压制，摆脱像他们这样麻烦的军事专家，对解决国防军面临的结构问题也无济于事——特别是运输系统的严重不足，无法跨越的广袤领域，以及缺乏训练有素的军队替补兵源和充足的补给。

　　随后，北非局势恶化的消息传到希特勒总部，10月23日，英国驻阿拉曼第八军开始迫使“沙漠之狐”——陆军元帅埃尔温·隆美尔(Erwin Rommel)撤退。元首对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提出的向苏联伸出和平触角的建议置若罔闻。事实上，他在11月8日对党内忠诚人士的年度讲话中就明确而毫不含糊地排除了任何通过谈判取得和平的可能性。

　　他的信条之一是，国家应避免在衰弱的时候进行谈判，这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个理性的论断，尽管在这种情况下，它排除了在没有取得军事突破或最终惨败之前结束战争的可能性。同样，西方盟国和苏联已经达成一致，他们不会考虑与德国进行任何单独的谈判。随后在1943年1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议(Casablanca Conference)上，罗斯福和丘吉尔要求必须“无条件投降”。希特勒无视这样的谈话，直到他和戈培尔开始意识到，他们可以利用盟军的口号，在自己的国内战线进行宣传。

　　从1942年9月前两个星期进入斯大林格勒的第六军的命运可以看出，实际情况更难让人忽视。11月19日红军反击时，几天之内就包围了侵略者。然而，希特勒毫不动摇地拒绝了(新晋升的)陆军元帅弗里德里希·保卢斯试图突围的请求。1943年2月2日，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伤亡惨重，难以估计，至今仍有争议。历史学家通常会给出300 000作为被包围德国士兵的数目(最近修改得更低)，其中大约100 000人被杀。红军俘虏90 000多人，其中仅6000人幸存。在这一连串的数字中，我们往往忽略了德国的盟国(罗马尼亚、意大利和匈牙利)军队也在这里作战，并遭受了惨重的损失。

　　这场灾难不仅仅是轴心国判断失误的问题，因为形势之所以逆转，一方面是苏联做出了牺牲，另一方面是苏联的军事武器制造超过了德国。因此，早在1942年，尽管失去了许多工厂，不得不将其他工厂迁往乌拉尔山以东，苏联仍以2∶1的比例在战机生产上，3∶1的比例在小型武器及大炮制造上，4∶1的比例在坦克建造上超过了德国。

　　当战争的命运无情逆转至不利于第三帝国时，东部战线上仍有许多士兵，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奥古斯特·托佩尔维恩博士(Dr. August Tópperwien，教师，坚定的基督徒，从来不是纳粹党员)却决心坚持这条道路。他在1943年1月下旬的日记中指出：“说到人，其他国家(美国!)超出我们，正如他们总共生产的武器超过我们。我们的信心只能建立在对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信念上。”因此，逆境、前期的重大失败和前途渺茫，反而使希特勒的一部分军队更加坚定地继续战斗，并越来越服膺于纳粹主义。

　　2月7日，这位德国的最高统帅在他的总部，对斯大林格勒刚刚所发生的事做出了一番神话般的解释。当他对召集来的帝国领导人发表讲话时，首先指责他的盟友罗马尼亚人、意大利人和匈牙利人，然后将矛头指向犹太人。后者被认为是“在所有敌国发挥作用的一种推动力，我们没有任何可与之抗衡的力量。这意味着，我们不仅必须从帝国领土上，而且必须从整个欧洲消灭犹太人”。事实证明，从1942年3月中旬以来，到此时他谈及犹太人，仅仅一年多的时间，约75%～80%的犹太人已经在一波超乎寻常的大规模集体屠杀中丧生。

　　所有这些杀戮，如同把失败归咎于其他国家一样，不能改变这无法避免的军事结论，这一点甚至在国内战线上也开始显露出来。斯大林格勒的国防军战败的消息，至少根据戈培尔的说法“对德国人民有一种震惊的影响”。使得这一消息感觉更糟糕的是，在过去的三个月里，宣传人员引导全国人民相信胜利在望。现在有一种沮丧的感觉，三天的官方哀悼企图将天降的惨败渲染为神话。戈培尔意识到，人们无法正视这样的挫折，但为时已晚。因此，此后，甚至有关紧急军事逆转的新闻报道，都采取了低调、实事求是的基调。

　　为在部分程度上抵消公众对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负面反应，戈培尔最终获得希特勒的许可，于1943年2月18日就全面战争发表了一次重要讲话。讲话中，这位宣传部长指出了犹太人所代表的“紧迫危险”，并声称“无论如何，德国绝不会屈服于这种威胁，而是要及时地、必要时以最残酷的手段反击这种威胁”。然后，他几乎是在恳求“国内战线表现出与军队的团结”，并“肩负起同样沉重的战争负担”。事实上，戈培尔早就相信，普通公民会愿意牺牲更多来赢得胜利，尽管希特勒的保留意见仍然占上风。

　　戈培尔讲话时，另一条战线上更多的坏消息在酝酿，因为远在北非的斗争一直在残酷的煎熬中。到1943年5月，德军最终以彻底失败告终。盟军俘虏了约25万名德国和意大利俘虏，其中包括著名的非洲军团的残余人员。就被俘和阵亡人数而言，这一损失比斯大林格勒还要严重。同样在5月，由于缺乏资源，柏林不得不压缩在北大西洋的潜艇战。

　　尽管经历了这些挫折，希特勒在1943年4月15日说，他已经“决定”对苏联发动第三次战略进攻——7月5日展开“城堡”行动(Operation Citadel)。然而，这一次敌方设计了一个防御工事消耗进攻者的资源，之后红军又进行了反击——后来一直拖到8月23日的库尔斯克战役。据俄方消息，红军伤亡863 303人，其中死亡和失踪254 470人。德国在7月5日至8月23日期间的人员损失约为17万人，其中46 500人死亡或失踪。尽管德国国防军损失较小，但它能用以补充的人员却少得多。

　　希特勒别无选择，只能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停止“城堡”行动。这有点讽刺，因为他在战役开始前曾宣布，“库尔斯克的胜利必将是向世界发出的信号”，展示出德国能战胜一切困难。现在国防军失利了，世界应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其目的原是通过向斯大林展示苏联轻松取胜的时代已经结束，从而迫使克里姆林宫的头头寻求单独的和平，以加速瓦解敌人的“非自然”政治联盟。但这一努力彻底失败了，更糟糕的是，据沃尔特·瓦利蒙特将军(General Walter Warlimont)在费勒的战地指挥部(Fiihrer’s field headquarters)报告，经过艰难集结的德国军队是现存“最重要的后备力量”，现在他们“多数情况下受创只剩下残余力量”。他补充道，这次失败不仅仅是一场失败的战斗：“它把主动权交给了俄国人，直至战争结束我们也未能将之夺回。”

　　之后，希特勒和他的将军们都没有想出别的宏伟战略。相反，取而代之的是他们用一种狂热的意志，对抗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保卫自己的“大陆要塞”。更为渺茫的希望是，如果战争继续下去，盟国之间明显的政治分歧将无情地导致他们的联盟解体，德国或许能够与一方或另一方合作。

　　战火烧至本土

　　西方盟国军队也更加逼近德国，1943年7月10日，英美军队登陆西西里岛。为阻止状况恶化，7月24日，意大利法西斯大议会解除了希特勒的亲密盟友贝尼托·墨索里尼的职务。9月初，国防军选择入侵意大利，并尽可能深入半岛，尽管这一战略所需的军队数量已经不足。意大利的士兵们不得不在轴心国的行列中继续战争，否则面临被扣押。在这60万左右顽固地拒绝战斗而被德国人奴役的意军当中，“不少于4万人”，更可能是有5万人最终丧生。

　　1943年7月，战场上的重大危机加在一起，标志着第三帝国走向瓦解的又一个阶段。在国内阵线，盟军的轰炸行动主导了普通民众对战争的直接体验。特别是从1943年起，最初几年里急剧增加的20多万吨空投最能说明这一点。与其领导人的含糊预言相反，尽管德国预先加强了空防，但空袭行动变得更加激烈和致命。例如，在“蛾摩拉行动”(Operation Gomorrah)中，对汉堡北海港口的袭击，从1943年7月24日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3日。这些炸弹制造的大火烧毁了整个城市，估计造成了3万到4万人死亡。

　　戈培尔写道，汉堡袭击发生后，一种恐慌席卷了这个国家，使其抵抗的意志瘫痪，而不是加强。从汉堡和其他这样的城市撤离的人把这个国家卷入了轰炸战斗，他们还散布谣言，放大恐慌和夸大死亡人数。例如，在南德，散布谣言者将死者数量增加了一倍，继而两倍；而在东部的西里西亚，截至当时基本上还没有受到轰炸战斗的影响，在汉堡死亡人数却被夸大到35万。一份官方报告称，在该市受伤而被疏散到边远的巴伐利亚州贝勒乌特(Bayreuth in Bavaria)的妇女，散播恐惧感，据报道，她们随身带着她们死去的孩子的头。然而，就在袭击发生后的汉堡，纳粹党官员、大工业家和党卫军非但没有在灾难的重压下崩溃，反而重新集结，进行重建，增加军备生产。

　　另一方面，在东欧，1943年中期“城堡行动”之后，国防军开始撤退。8月12日，希特勒下令修建一道“东墙”，以对应大西洋沿岸的西墙。在这里，战斗的重点将转移。他相信“东部的危险将继续存在”，该地区广大的地理面积使得我们能够在丧失大片占领区的情况下依然不对本土构成威胁。相比之下，在西方，任何突破都将很快侵蚀德国。

　　当希特勒的军队离开东部部分地区时，在他1943年2月14日的命令下，士兵们实施了“焦土”战术：焚烧、摧毁、杀戮或驱赶人们到西部。年轻的步兵威利·彼得·里斯(Willy Peter Reese)曾经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人，现在他记下来在这场大旋涡中，他是如何“陷入精神真空。我最后的价值观崩溃了，善良、高贵、美丽都消失了，我的高昂情绪离开了我”。当他的部队向下一个城镇前进时，他能看到地平线上的烟云，“俄罗斯正在变成一个人口减少，烟雾、战火、残骸遍地的沙漠，前线后方的战争更让我感到不安，因为受影响的是非战斗人员。”

　　希特勒的军队似乎缺乏动力。1943年12月22日，他们的领导人采取措施，更大力度地向他们灌输纳粹意识形态。因此，他在国防军总部成立了国家社会主义领导小组。在那里，他雇用经验丰富的军官(NSFO)，仿效他曾经鄙视并下令消灭的红军政委。在新年的1月7日，他说他们在师级的工作是建立国家领导层和军官团之间的完全一致，因为他希望整个国防军接受国家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当月晚些时候，他打电话给许多前线指挥官，要求在波森(Posen)进行为期两天的“教育课程”。1月27日，他在总部与他们交谈了两个小时，其目的是让他们达到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标准，并使他们为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做好准备，甚至可能是同苏联订立某种协定。

　　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希特勒避免在大众面前讲话。整个1944年，为了适应阴郁的日子和他日渐衰落的领袖力量，元首甚至一次也没有在公众面前露面——尽管他在纳粹党的一次集会上发表了讲话，通过无线广播做过两次讲话。相反，他把自己深埋在地下指挥部的军事事务中，现在他的目光再次转向西方。事实上，早在1941年12月14日，他就已经下令开创一条从法国到挪威的防线，以防从大西洋沿岸的进击。次年8月，他将这一范围扩大到大西洋墙——到1944年6月，最终沿海岸线的防线达2685公里。戈培尔不久前会见希特勒时，元首向他保证，无论进击何时发生，其都将失败。失败一旦发生，就会“加速”英国可能发生的危机，而这反过来又会在那里造成某种情节——比如德国在1918年革命中经历的情景。此外，这一事态的转变可能会使斯大林接受某种形式的和平。

　　希特勒让他最好的手下隆美尔负责保卫西部海岸线，他们选择了一个稳妥的战略，重点是大力加固那似乎无法穿透的大西洋墙。这项计划期望在海滨阻止敌人，消除那里的威胁。然后，如1915年在加利波利(Gallipoli)的西方盟国所经历的一样。然而，1944年6月6日，西方军队的进攻点出人意料，大西洋墙终究没有阻挡盟军多长时间。盟军建成一个滩头阵地，一个月之内，远征军最高指挥官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Dwight Eisenhower)就拥有100万士兵可调遣，其中包括13个美国师和11个英国师，以及1个加拿大师，盟军很快就突破德军的海岸防御进入内陆地区。

　　德国领导人未能预料到敌人会如此迅速地突破“隆美尔带”(Rommel belt)，因此没有备选计划，也没有足够的海岸外储备。更糟糕的是，他们的战略估算没有考虑到，到1944年中期，盟军空军掌握了制空权——正如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早在1943年向国会发表的讲话中所指出的，“欧洲堡垒”没有屋顶。然而，一旦盟军在诺曼底站稳脚跟，希特勒就绝不仅仅是投降的问题了。他于6月17日访问了在法国被贬抑的隆美尔，欲重新激励他，并轻松地做到了这一点。然后他们制定了另一项防御战略，拖住盟军数周甚至数月。

　　德军，如希特勒一样，一直防备着盟军登陆。希特勒现在想象着一场迅速“消灭战”的场景，一场新的敦刻尔克战役，就像1940年一样，在那之后，国防军的全部武装力量将部署在东部的一个新的巴巴罗萨，重复1941年的成功。如果他的计划成功了，他们将把一场不可能的双线战争变成两场战争，每一场战争只有一条战线。至少，通过把西方盟国钉在海滩上而击败他们，可能会为与斯大林单独和平谈判的提供机会。与这一思路一脉相承的是，早在1944年3月8日，希特勒就下令沿东线建立一列“堡垒阵地”(Feste Pl?tze)，从列宁格勒附近的塔林(Reval)向南一直延伸到黑海敖德萨(Odessa)以西。他的指示指出，每一支军队都“允许自己被包围，从而压制尽可能多的敌军”，就像城堡和堡垒在遥远的过去所做到的那样。

　　就在盟军登陆诺曼底的同时，红军动员了一场名为“巴格拉季昂行动”(Operation Bargration)的夏季攻势。即使是初始阶段的白俄罗斯，也至少有120万红军(不包括游击队员)，巴格拉季昂行动的人数也以3∶1的比例超过了德国国防军，更严重的是，坦克兵力比例为23∶1。该行动最终于6月22日启动，恰逢德国进攻苏联三周年。因此，苏联军队从国防军那里吸取了教训，并为了扩大其在数量上的优势，把重点放在了敌人防线的狭窄部分上。此外，由于德国空军的大部分剩余力量都被西方国家所牵制，苏联空军控制了东部的上空。

　　在那次夏季攻势中，苏联的进攻一直持续到8月，在此期间，红军和德国国防军的角色与三年前发生了逆转。斯大林的军队现在进行了一场移动战争，就像德国人在1941年所做的那样，而希特勒的军队在1944年不得不仿效当时红军的简单防御态势。1944年8月，一些苏联将军和今天的几位军事专家认为，红军本可以直驱柏林，从而提早结束战争。而它停在华沙前的维斯图拉河(Vistula River)，在那里等了几个月，而德国军队随后在华沙暴动失败中无情地摧毁了波兰抵抗军，这是战争晚期许多悲惨和有争议的事件中的又一起。

　　历史学家仍在争论“巴格拉季昂行动”中的伤亡数字，但算上它的四条战线和红军250万战斗人员，苏联遭受了惊人的180 040人死亡和失踪，另有590 848人受伤。尽管国防军集团中心的伤亡人数较少，但它无法替补399 102人的损失(26 397人死亡，262 929人失踪)， 109 776的伤员。

　　在这场大屠杀中，1944年7月，一群德国军官企图暗杀希特勒而结束战争。这些尝试中的**是7月20日，克劳斯·申克·格拉夫·冯·施陶芬伯格(Claus Schenk Graf von Stauffenberg)在东普鲁士的元首总部——狼穴安放了炸弹。元首在爆炸中幸免于难，为了证明这一点，他通过全国广播电台上报道，这是1944年截至那时的第一次，报道说：一个野心勃勃、肆无忌惮、罪恶的官员组成的“小集团”试图杀害他和他的工作人员。他几乎是条件反射般地把这一阴谋与1918年底战争结束时在德国发生的情况做了比较。一些共谋者在意识到希特勒没有死之后自杀了，因为他们知道，只要希特勒活着，军事精英们永远不会背叛他们对他的忠诚誓言。盖世太保追查到其他人，并将他们送交人民法院进行羞辱性的公示审判。

　　对德国舆论的研究普遍认为，刺杀希特勒的企图不受全国60%～70%的人欢迎，其中包括主要教堂的成员。甚至美国当时对德国战俘的调查也得出类似结果。当然，一些前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活动家对政变失败表示失望。但另一方面，也有市民说希特勒从来不够激进，没有触及“反动”的贵族和军官集团，本应该做更多的工作来创建一个真正的“人民团体”。

　　即使第三帝国处于明显的困境，它仍然是危险的。早在1944年6月13日拂晓前，它的飞行炸弹第一次瞄准了伦敦。戈培尔说服希特勒称它们为V-1(意为“报复”)火箭，从而暗示他们只是一系列复仇导弹中的第一批。更大的V-2，虽然开发得更早，于1944年9月8日在伦敦首次爆炸。然而，在虚张声势的背后，戈培尔认识到德国局势的严重性。

　　不断变化的独裁政权

　　在暗杀发生后的几天内，希特勒决定通过赋予四位领导人“更多的实权”来重振他的独裁政权，他们每一位都主张采取更激进的战争路线。首先是宣传部长和大众启蒙运动部长戈培尔，戈培尔于1944年7月23日访问了希特勒的总部，不由自主地注意到元首已经“老了”。尽管他没有获得他所希望的全面干涉社会的权力，但这位部长还是很满意于获得了希特勒的一项法令。两天后，他成为全面战争的帝国全权代表，希特勒不情愿地很快同意戈培尔的愿望，关闭所有的剧院、管弦乐队、歌舞厅和其他文化机构。然而元首不愿意听到要停止出售糖果和啤酒，据说是因为士兵们在前往前线的路上需要糖果，而如果国家切断他们的啤酒，巴伐利亚人会感到愤怒。

　　这前四大领导人中，位居其次的是海因里希·希姆莱，任德国议会党卫军和德国警察局长以及内政部长。自斯大林格勒战役以来，秘密警察(盖世太保)也在希姆莱的指挥下，一直在更积极地追查“长期抱怨者”，收听被禁止的外国电台广播的人，以及那些涉嫌“颠覆军事士气”的人。这些警察官员，其中许多人是从东部凶残的部门调回来的，他们已不像以前那样倾向于对这些疑犯做无罪推定了。从1944年中期开始，盖世太保在科隆或杜塞尔多夫等被炸毁的城市，对那些被视为“激进政敌”的人使用残暴的审讯手段，不顾一切地试图避免类似1918年11月的骚乱。

　　最高领导层中的另一位是希特勒的副手，阴郁的马丁·鲍曼(Martin Bormann)。他根据需要将自己的理想激进主义注入纳粹党机构，从而加剧了全国各地对激进分子的抵制。希特勒把地区纳粹党头目视为他最忠实的追随者，并越来越多地指派他们在自己的地盘上领导斗争。在鲍曼的领导下，他们从1944年9月1日起成立帝国国防委员会(RVK)，不久即负责动员人民冲锋队。

　　这支根据9月25日的法律新成立的平民部队称，16岁至60岁能够携带武器的男性，可以被征召到新的人民冲锋队中服役。这是一支父亲军，最终也包括了刚满16岁的男孩，尽管大多数男性都在55岁至60岁之间。这一新的阵形体现了希特勒心目中全民武装的理念。根据他9月颁布的法律，该政权于10月18日宣布了这一消息，这一天正值1813年莱比锡国际战争(Battle of the Nations at Leipzig)纪念日——当年包括普鲁士在内的几个国家联合起来击败了拿破仑。然而，尽管宣传鼓吹发动人民冲锋队(Volkssturm)，但它的存在成为走向绝望的另一迹象。尽管有数十万男子和男童被征，但其装备简陋，是一个不堪一击的军事队伍。毫无疑问，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对这些人的动员使控制他们变得更加容易。不只这样，因为许多人迎来了拿起武器对抗侵略者的机会，满怀热情地参与进来。一些队伍参与了看守集中营囚犯和外国工人，以及在爆炸袭击和其他导致他们“使用武器”的任务中保障安全。

　　阿尔伯特·斯佩尔是四大权力拥有者中的最后一个，通常被称为维持战争机器运转的人。从19世纪30年代中期起，他任希特勒的建筑师。1942年2月，弗里茨·托德(Fritz Todt)意外死亡后，他成为帝国的军备和战争生产部长。在9月20日至22日与希特勒和希姆莱会晤时，他们达成了一项决议，之前斯佩尔和其他人主张将集中营囚犯转移到工业区，而希姆莱此前希望将更多工厂迁往集中营。

　　斯佩尔赢得了这场辩论，不久，德国各地的军械工厂和其他企业开始在现有工业设施的基础上准备集中营的“分营”，那里的工程师和专家可以利用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这项安排是让党卫军提供基本的衣服、食物和哨兵任务，而公司则负责监督囚犯的工作，并支付他们每天的“工资”——给党卫军的少量津贴。此外，党卫军也有自己的事情，最有名的是采石场，如在弗洛森堡(Flossenbürg)和毛瑟森(Mauthausen)。这一体系是广泛和大众的，例如汉堡附近的新加姆(Neuengamme)营地，在1944年12月顶峰时，控制着分布在86个分营地的46 984人，其中24个是妇女营地。在那一时期，主要营地的人口约计11 000人。尽管盟军轰炸不断增加，斯佩尔仍缔造了种种“军备奇迹”——至少根据他自己的宣传。然而，亚当·图泽(Adam Tooz)在最近的一次重要评论中指出，虽然1942年至1944年期间所有形式的武器生产都有所增加，但这种激增可能并不是一个奇迹，因为这是斯佩尔被任命前经济中释放的力量所致。尽管如此，到1945年初，盟军的轰炸粉碎了这一“奇迹”，因为袭击者可以随意行动，摧毁德国剩下的交通和工业系统。

　　在国家层面，即使将决策权下放给四大集团——斯佩尔、希姆莱、鲍曼和戈培尔，希特勒仍保留着置于他们所有人之上的最终权力，包括军事统领权。他坚持他的计划，要在西部重拳出击。1944年12月16日，他在阿登山脉(Ardennes)发动了一场出人意料的反攻。如果说它早期成功的消息短暂地在国内战线上激起了希望的话，那么地面上的盟军，很快就在压倒性的空中优势的支持下，继续“膨胀之战”(Battle of the Bulge)。甚至在圣诞节之前，德国的进攻就开始动摇。不到一周，进攻就停滞或失败了，而这一短暂的冒险承受了惊人的高昂成本。虽然西方盟国伤亡惨重，而国防军的数字仅略低，但最大的不同是德国无法派出替补兵力。这一失败表明，将西方盟国赶出欧洲大陆是不可能的，因此，一支日益衰弱的国防军将不得不在西方和东方同时进行防御战斗。

　　为提升士气，希特勒在全国广播中发表了备受期待的新年讲话，这是他在1944年全年第二次利用无线电武器。他发誓绝不投降，绝不重蹈1918年11月被神话化的“背叛”的覆辙。他在1945年1月1日向德国国防军发表的公告中说，军人们知道他们是在“为生存或死亡而斗争!因为我们面对的犹太国际阴谋的目的是消灭我们”。

　　希特勒的空军副官尼古拉斯·冯·贝洛(Nicolaus von Below)回忆说，1945年1月1日，德国空军司令戈林把他剩下的1000架飞机集合起来，对西部边境的各种目标发动了一次大规模进攻，试图用自己的奇迹来开启一个“成功的”新年。然而，飞机遭遇了顽强的抵抗，更糟糕的是，在返回的途中，德国阵地的“友军炮火”击落了许多不可替代的机器，这是由于他们任务的“绝密”性质造成友军的误判。就在一个月后，德国空军绝望地创造了自己的“神风”(kamikaze)飞机——撞击式战斗机(Ramming Fighters)，它可以攻击敌人的发电站或关键桥梁，以阻止入侵部队，飞行员则可在最后时刻跳伞逃出。在4月7日，当第一次使用时，大量载有美国轰炸机的盟军战斗护卫舰击落了180架投入战斗的德国飞机中的大部分。不甘心的戈培尔博士坚持认为，在对这些撞击式战斗机进行了首次试验后，“试验还不能被认为是失败的”。值得注意的是，这项计划的志愿者(据报道有2000人)比机器还多，而且无论如何，第三帝国像这样的计划已经没有时间实施了。

　　普通德国市民最担心即将到来的红军。1945年1月12日，在另一次大规模行动中，苏军动用了225万人组成的9个军团，开始了针对整个战线的维斯图拉-奥德(Vistula-Oder)进攻。虽然他们绕过了希特勒的“要塞阵地”，但这些阵地仍然中断了他们的通信，减缓了苏军的推进速度。然后，在2月15日，苏联军队暂停了一段时间，部分原因是德国不顾一切地反攻和如此长时间的长途战斗的压力。红军曾横跨波兰和东普鲁士作战近300英里，现在停在离柏林不到50英里的奥德河边。

　　一些苏联将领在回忆录中说，当他们返回莫斯科进行磋商时，斯大林告诉他们，德国尝试与美国和英国寻求单独的和平。因此，苏联夺取柏林的目标不可以失败，否则西方列强将估算其价值并夺取这一终极战利品。诚然，在意大利曾有过一些与西方盟国的地区性谈判，但他们绝不会同意与德国单独达成协议，尽管斯大林担心最糟的情况发生，尤其是在攻占柏林方面。至于最高统帅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他估计他们不能阻止红军到柏林去，那是愚蠢的尝试，而这一努力可能会使他们有10万人丧生。直到3月初，在雷马根大桥(Remagen Bridge)的一场激烈战斗之后，盟军的兵力才最终越过莱茵河。到4月1日，他们突破了西格弗里德防线(Siegfried line)，包围了莱茵-鲁尔(Rhine-Ruhr)，俘虏了3200名士兵。接下来，艾森豪威尔和他的战略规划者设想了两个推进方式，一个是向北孤立德国在挪威和丹麦的军队，另一个是向南进入柏林，切断德国国防军可能的最后防线。

　　按照既定程序，艾森豪威尔将军于3月28日向斯大林发送了一份这一战略的副本，这一步骤需要系统化沟通，并确定双方怎样能够了解对方在做什么。这一信息通过美国驻莫斯科军事特派团传递，不过在3月31日到斯大林手中时，他召回进行磋商的红军领导人已经抵达。他们从苏联情报部门获悉，号称“蒙哥马利领导下的美英司令部”正准备攻占柏林，以便与他们抢夺胜利的果实。这样的阴谋没有发生，尽管斯大林用它来勒令朱可夫(Marshals Zhukov)、科涅夫(Konev)和罗科索夫斯基(Rokossovsky)元帅，让他们不惜任何代价开动军队先到达那里。

　　3月31日，埃弗里尔·哈里曼(Averill Harriman)大使和英国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大使在莫斯科向克里姆林宫介绍了艾森豪威尔的计划。他们告诉斯大林，艾克(Ike)说柏林“不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目标”，苏联领导人也认为德国首都“失去了以前的战略重要性”。也许斯大林认为美国和英国只是在散布不实信息，尽管他当时说红军只会向柏林派遣“中级部队”时撒了谎。事实上，苏联将发动一场庞大的行动。双方间的猜疑证实了希特勒长期以来对两方政治分歧的预判，尽管东西方分歧只在他和他的政权不复存在之后才浮现出来。

　　祖国一片混乱

　　阿尔伯特·斯佩尔在德国西部做了一次短暂的访问，1945年3月14日，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戈培尔：“从经济角度讲，战争已经失败了。”他说，经济最多还能维持四个星期，之后就会解体。为了应对这一严峻形势，希特勒于3月19日发布了一项“尼禄命令”(Nero Order)，摧毁一切对敌人有用的东西，包括所有“军事、交通、通信、工业和供应设施，以及帝国领土内的物质资源”。斯佩尔不愿遵守这个命令，他与希特勒的分歧导致他们的亲密关系破裂。尽管如此，到当月底，斯佩尔修补了一些东西，并设计了另一个计划来重组德国剩余的武器装备。

　　1945年1月至4月，在戈培尔记录的与希特勒的对话中，元首继续摇摆不定，不确定是否尝试与东方或西方展开对话会更好。他不可避免地得出结论，正如他自1941年底以来所做的那样，要使政治解决方案成为可能，他自己的军队必须在某个地方取得有限的军事胜利。戈培尔对这种犹豫不决稍感担忧，而英美盟军则在几乎没有遭遇反抗的情况下向首都挺进。正当他继续试图让希特勒有兴趣试探和平时，元首坚持认为敌人联盟必须解体。这位宣传部长连日来试图说服这名男子至少在电台讲话，以鼓舞低落的军民士气。然而，即使是最好的宣传也有局限性。其无法在当炸弹每晚都在降落，敌机几乎找不到对手时，还说服人们他们正在赢得战争。希特勒也许认识到了这一局限性，因此对戈培尔认为“不可理解的”麦克风产生了反感。

　　由于德国境内有770万至790万外国工人(截至1945年)，德国的人文面貌也发生了变化。显然，一方面，从波兰和苏联西部引进这些被官方视为“劣等种族”的男人和女人，与建立一个基于种族的“人民社区”的方案相矛盾；另一方面，这些在工厂、农场或家庭中从事苦力工作的外来者的存在和被污名化，每天都在提醒“优等民族”其自身的特权地位。但无论如何，劳动工人是急需的。

　　随着解放大军的日益逼近，其中一些外国工人敢于对雇主表现出轻微的“不尊重”。自称纳粹主义意识形态领袖的阿尔弗雷德·罗森博格(Alfred Rosenberg)于1944年7月撤至柏林郊外的一处避难所，他感到忧虑，来自东方的女性“十分坦然地四处走动，有些面色忧郁，有些开怀大笑”。“想想，”他在日记中写道，“如果东线崩溃，这些人可能会野蛮地对待我们。”这种担忧普遍蔓延，并在11月1日达到顶峰，当时柏林盖世太保总部授权其地区中心进行“特别处理”(处决)。很快，数百名外国工人因为最轻微的罪行被枪杀或处以绞刑，比如，当他们被发现手里拿着附近一列火车残骸上的一块脏面包时，便被定“抢劫”罪。战争结束时，各种动机驱使当地盖世太保进行狂热活动，尽管他们主要针对外国工人宣泄怨恨。几天后，盟军发现，在新的乱葬岗中留下了(据不同估计)1万到3万名受害者。

　　警察把外国工人——至少是那些不在农场工作的工人——“隔离”在工厂场地的不同营地里，进行不同程度的压制。这些被带刺的铁丝网和卫兵环绕的地方，与战争结束时也出现在德国的每一个角落的成千上万个集中营的外观并无二致。我们需要将后者与纳粹党卫军在1943年和1944年解散的死亡集中营区分开来，死亡集中营在贝尔泽克(Be??ec)、索比堡(Sobibór)和特莱布林卡(Treblinka)的莱因哈德行动(Operation Reinhard)中，纳粹党卫军犯下战争中最大的屠杀案之后解散。这些死亡工厂杀害了170万犹太人，直到党卫军在1943年10月将它们关闭。直到1945年1月，他们才从奥斯维辛-比克瑙撤离——一个后期最大的屠杀场，大约100万人死在那里。

　　除了波兰的秘密死亡集中营外，集中营网络和数以百计的分营——其中大部分关押非犹太囚犯，在战争后期像癌症一样在德国蔓延。而1934年10月，集中营几乎全部消失。1936年，希姆莱和希特勒同意保留其中一些，并给他们新的任务。然而，正是在战争中，这一体系才真正得到扩展。尽管看守每个月都要使数千人工作至死，但集中营的总人数急剧增加，到1942年9月，集中营的人数达到了六位数。1945年1月15日的最后一次人口普查统计出714 211名囚犯现在面临着撤离，这一过程后来转变为死亡迁徙，党卫军命令将虚弱的男人和女人转移到未知的目的地。

　　虽然有些历史学家认为，纳粹党卫军打算杀死所有这些迁徙的犹太人(他们约占所涉人员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较为合理的解释是，在战事不利的情况下，党卫军和希姆莱想保留最多的可用的劳动力储备，以备继续战斗。事实上，在1944年的头几个月，希特勒同意犹太人再次进入德国，并在4月，授权斯佩尔在各种项目中使用10万名匈牙利犹太人。更多的人从东部其他地方来到这里，1944年夏末，其中约4万人最终落脚于慕尼黑郊外的分营地，还有一些人后来到其他地方工作，包括远至汉堡北部。这些举动强烈表明，撤离奥斯维辛集中营等地背后的动机是剥削囚犯的劳动，尽管实际上警卫们不断地使犹太人累死。

　　受到逼近的敌人直接威胁的地区，希特勒下令将其全境人口迁出，在此情形下，难民营也被迫撤离。戈培尔在日记中承认，在一些西部地区，平民拒绝行动，因为没有人听，所以他的领导人的命令是“学术演习”。尽管如此，他在1945年3月26日补充道：“元首是对的，因为我们落入敌人手中的任何人力、物力或经济潜力都将在很短的时间内转变成针对我们的。”与此同时，在斯佩尔与希特勒的谈话中提到的另一个担忧是，当敌军逼近时，释放的或越狱的囚犯可能会引起骚乱。希特勒直言不讳地说，如果供给失败，他们应该“清除营地”；如果没有交通工具，则应该“杀死囚犯并埋葬他们”。

　　当地研究显示，城市官员和高层实业家有他们自己的动机。例如在汉堡，他们主动开始与党卫军谈判，清理城市和工厂的集中营囚犯，以便在盟军部队到达时向他们呈现更干净的形象。不管驱逐囚犯命令的根源是什么，悲剧是，大约7万人在这一痛苦的过程中丧生。这些不幸的人经常分布在有人居住的地区，因此他们的不幸和可怕的死亡也是第三帝国末日的公共象征。

　　走向崩溃的“人民共同体”

　　自1944年以来，祖国早已不再是古老的田园牧歌。1945年2月13日至14日对德累斯顿的轰炸成为所丧失一切的象征，许多人认为这座城市相对安全，因为它本来不是军事目标。估算的死亡人数高达25 000人，这是在盟国之间引起一些讨论的少数事件之一，特别是自从2月18日美国媒体报道了“蓄意恐怖轰炸”以伤害德国士气以来。戈培尔大做文章，将德累斯顿的死亡人数乘以10倍，高达25万人，这一数字随后也在盟军媒体流传开来。最终，温斯顿·丘吉尔提出了温和的抗议，称之为“纯粹的恐怖行为和肆意破坏”。尽管英国首相的保留意见在几年后曝光，历史学家理查德·奥维(Richard Overy)表示，英国对城市的轰炸仍以“明显具有惩罚性质和规模过大”的方式存在。

　　在这场混乱中，希特勒建立人民共同社团的计划——即所宣扬的“人民共同体”——还留下什么？他在战时的演讲中经常提到这个话题。在1944年1月30日他就任财政大臣周年的演讲中，当谈及那些使他能够抵御来自各方的敌人袭击的成就时，他再次提到这个话题。他自豪地指出他和德国人民共同完成的工作，并赞扬德国革命的包容性(或排他性)方面，以及“在规模巨大的国内清洗和建设方面做出的努力”。他声称，在政权建立之初，这项社会工作是必要的，因为德国“当时自身病得很重，由于犹太人感染的蔓延而变得如此虚弱，以至于在德国国内都很难想象克服布尔什维克的危险，更不用说在国外了”。

　　随后希特勒把通过“温和而顽强地将以前的阶级状态转变为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有机体”“建立德国人民党”——这一日耳曼社区，视为他的最高成就。他断言，这一步骤“使(新的)德意志帝国能够对布尔什维克的所有感染企图免疫。国家社会革命的一个决定性成就是，在今天的这个国度里，每一个年轻的德国人，不论他的出身、财富、父母的地位、所谓的教育等，都可以凭借自己的优点，成就自己想要的”。

　　他在1945年1月30日的最后一次无线广播中简短地回到了这个话题上，尽管在此前一年，前线的局势明显恶化，但他坚持要寻找某种意义，从他第一次世界大战归来的遥远日子所发生的一切当中寻找。他宣布自由社会秩序和个人主义时代已经衰退，并于1918年结束。他说，人民团体正在取代残余的“资产阶级国家”。更重要的是，正如他现在所回顾的，当他在1933年上台时，一场与“犹太-亚洲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激烈斗争已经在激烈进行，就像一场抗疾病的斗争，如果不是国家社会主义进行了一场“巨大的经济、社会，以及文化重建”，德国早已断送于它。在他试图鼓舞士气并为自己的失败辩解时，他的演讲表明，尽管在当前战争中降临到这个国家的不幸很可怕，但如果财阀布尔什维克(plutocraticBolshevik)阴谋得逞，苦难和混乱将无限恶化。

　　尽管许多早期的历史学家普遍强调，恐怖对保持国内战线不屈服于盟军攻击至关重要。但最近，与此相反，尼古拉斯·斯塔加德特却坚持认为，恐怖从来不是人们坚持下去的唯一的、更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战争仍然是合法的，也许不仅仅是纳粹主义本身。当然，这些平民和士兵在保卫国家的过程中，也确实帮助维持和检验了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专政，并使其继续发挥作用。

　　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国防军军官，奥古斯特·托佩尔维恩博士，一名非纳粹分子，其日记在不久前被发现，日记阐释了坚持战斗的意愿，因为在1944年底，他对自己十几岁的儿子被征召入伍表示乐于接受，他还希望他的妻子以某种方式服役。“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圣诞节，”他在12月22日写道，“防守上，全民武装，男人和女人，年轻的男孩和女孩!到处都是前线，外面还有家里!毋庸同情!”6天后，他指出，一场军事灾难即将来临，德国必将遭受可怕的惩罚。然而，尽管如此，他并没有责怪元首，因为“除了他没有人有勇气采取行动”与正从东方越来越逼近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对阵。

　　尽管许多历史学家坚持认为希特勒未能建立新社会，但盟军在战争期间秘密记录的一些德国战俘的情况似乎反映了不同的状态。英国一位被俘官员这样说：“每个人都为共同事业而工作的原则——实业家的这一想法，实际上是德国劳工所代表的资本和其他资本的受托人，所有这些听起来都很容易，但以前没有人做到。”事实上，历史学家诺伯特·弗雷(Norbert Frei)曾表示，在1933年春天以及用于消除党派和工会的暴力之后，新政权开始认真而系统地努力争取“德国工人”，“不久这些努力就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最近，德国作家马克西姆·里奥(Maxim Leo)在与祖父母交谈，并阅读家庭日记和信件后，用一句话总结了他的家族史：“希特勒让小人物大了，让大人物小了。”

　　社会趋于平等从来没有走那么远，第三帝国在其短暂的存在过程中几乎不可能抹掉以前所有的社会阶级、态度和风俗，更不可能建立一个乌托邦社会。尽管如此，从心理上看，似乎这个国家的许多人还是感觉到新的曙光即将来临，至少在胜利的岁月里是这样。的确，在战争期间，腐败和偏袒已成为惯例，特别是在被占领地区，尽管这种剥削所得的一些收获——如从犹太人那里偷来的货物，已流落到国内的普通人手中。我们应该注意到，新社会从来没有追求完全平等的目标，因为未来的田园牧歌将只面向健康的德国人，而体弱多病的众多的社会局外人将面临无情的淘汰。

　　任何关于家庭阵线如何应对战争后期大规模破坏和死亡的解释，都必须考虑到公民参与多种形式自我救助组织的意愿。虽然盟国希望打击民众的士气并使其与政权疏远，但轰炸促进了民众对自我保护组织和机构的参与，而政权本身认为这些组织和机构是将新社团团结在一起所必需的。事实上，德国学者迪特马尔·苏斯(Dietmar Süss)最近提出假设，防空洞可能有助于将“人民共同体”转变为一个真正的民间(vólkisch)社区，因为它们包括所有的“种族同志”——不分老幼，尽管他们显然拒绝任何犹太人加入——他们可能仍在德国，以黄星为耻辱标记。

　　我们也可以在那个时代的日记中，包括约瑟夫·戈培尔的长篇日记中，在一定程度上追踪这些发展。他写下了军队和人民士气的失落，特别是在1945年3月美国人开始跨越莱茵河之后。源源不断的报道谈及对战争的厌倦，考虑到持续不断的空袭，乃至现在几乎毫无抵抗，他对此深为理解。3月20日，当一名党务官员要求用新的论据来唤起人们对胜利的希望时，戈培尔至少在他的日记中承认，他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几天后，另一位地区领导人向他解释说，人们“被敌人数月和数年的空袭折磨得筋疲力尽，他们宁愿结束这种恐怖，而不要身陷无休止的恐怖”。一些政党领导人不能(或不愿)听从希特勒一再的命令而撤离靠近西部战火地区，因为市民顽固地拒绝离开他们的家园。不管是党内成员还是其他人，他们相信在自己所在的地方而不是在已经受到红军威胁的东部，可以得到更好的待遇。因此，社区与独裁政权之间的团结纽带不可避免地出现裂痕。此外，当敌军士兵出现在一个城市、城镇或村庄前时，当地居民、知名市民和工场主——其中一些是忠诚的纳粹官员或市长，请求国防军撤退，以使他们的家园或企业免遭破坏。当党卫军、盖世太保或军方遇到这样的异议时，他们通常会毫不留情地加以镇压。

　　在地面上，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在一个地方，国防军在无望的胜率下奋力杀戮；在其他地方，有人扔掉武器，不战而降。在战争的最后5个月里，有154万名国防军死亡，也就是说，在最后一次绝望的战斗中，每天大约有11 846名国防军士兵(包括战俘)死亡。此外，在战争的最后17个月里，盟军释放了他们战时炸弹的四分之三，此时的死亡人数占据了总轰炸死亡人数的将近三分之二，最新估计在35万到38万人之间。这些死亡大约80%是德国平民，这意味着战俘、外国工人或集中营囚犯等其他人数也相当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