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不抵抗”酿恶果

　　自从1927年4月12日，建立南京国民政府时起，蒋介石就一面宣布把所谓“平定内乱”作为“头等职责”，一面与日本帝国主义达成默契，对日本的侵略行径采取妥协退让政策。

　　1927年10月，蒋介石由张群陪同访日，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参谋次长南次郎分别举行密谈，并与之达成“圆满的谅解”，其中包括“中国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和权益”。回国后，蒋介石在会见新闻记者团时表示：“我们不能无视日本在满洲的政治及经济利益。”

　　1928年日本为保住其在中国东北的“特殊权益”，阻止北伐军继续北上，悍然出兵山东。自5月3日起对济南城和济南人民进行了大肆劫掠和残酷屠杀，被杀害的军民达千人以上。一时间，繁华的商埠顿成一片瓦砾。然而，为了完成“北伐大业”的蒋介石却置济南人民生命财产于不顾，命令大部分国民军撤出济南城，绕道北上，并令留下的两个团“约束士兵，不准开枪还击”。

　　与此同时，蒋介石南京政府对于“剿共”则不遗余力。1930年12月，蒋介石在南昌召开会议，对红军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又于1931年2月和6月连续发动两次“围剿”。

　　从1931年夏开始，日本关东军不断挑衅，制造发动战争的借口。万宝山事件发生后，蒋介石于7月11日电训张学良：日本非常狡猾阴险，但是现在并非抗日之时，希望你能督饬东北军，不要使民众发生“轨外行动”。所谓“轨外行动”不过就是拿起枪炮同侵略者抗争的意思而已。

　　紧接着蒋介石又于7月23日在南昌发表“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书，声称“攘外应先安内”，仍然要以“剿共”为第一要务。

　　8月，日本又以中村事件大做文章。蒋介石给张学良发出电报，内称：“无论日本军队次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望兄勿逞一时之情，置国家民族于不顾。万望遵照执行。”8月22日，蒋介石又宣称：“我们亡于帝国主义，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为奴隶，也不可能。”

　　9月1日，就在日本帝国主义磨刀霍霍，积极部署武力侵占中国东北事宜时，蒋介石还在公开宣布：中正（蒋介石的字）不改初衷，仍将全力剿共，不计其他。

　　9月12日，蒋介石特意赶赴石家庄，面谕张学良：“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明明是日军先开衅的，他们可以硬说是我们先打他的，他们的嘴大，我们的嘴小，到那时就分辨不清了。”及至事变爆发，蒋介石在9月21日发表的“告全国军民书”中仍然强调“沉着冷静，信任国联之公理处理。希望全国军民避免对日冲突”，继续“攘外必先安内”和“不抵抗”政策，寄希望于国联。

　　蒋介石之所以推行“不抵抗”政策，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认为对于中国而言，帝国主义无非是争夺一些“权益”而已，而共产党则要推翻他的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所以只有他们才是主要的、可怕的敌人，是不可以容忍丝毫的，必须置之于死地。此外，蒋介石不相信中国具备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他总认为：“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人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结果，东三省就这样陷于日本之手。

　　◎九一八之夜的张学良

　　1930年3月，阎锡山、冯玉祥组成讨蒋联军，向蒋介石发动军事进攻，上演了中国现代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新军阀混战——中原大战。

　　中原大战爆发后，东北军张学良的立场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若从阎、冯反蒋，则倒蒋更易；若从蒋反阎、冯，则后者失势加速。9月18日，张学良发出“拥护中央，呼吁和平”的通电，率东北军向关内进发，助蒋介石一臂之力，中原局势因此发生急剧变化。10月，阎、冯发出停战通电，中原大战结束，讨蒋联军以失败告终，张学良以陆海空军副司令之职坐镇北平。

　　1931年7月，军阀石友三在日本策动下，发动反对张学良的叛乱。为了平息这次叛乱，张学良又调东北军四个旅的应援部队入关，大批武器弹药及其他军用物资也自东北源源不断地运往关内。当时，东北军二十四个步兵旅中的十六个装备精良而富有战斗力的旅已有十二个旅调入关内，骑兵五个旅调两个入关，炮兵三个旅则全部移驻北平和天津。无怪乎东北军将领对于抽调如此多的兵力打石友三作了这样的评价：“东北军为了讨伐石友三，不但把棍子拿了出来，而且连笤帚疙瘩都拿出来了。”其结果造成东北边防空虚，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提供了可乘之机。

　　张学良因患重伤寒病，自1931年5月28日起入住北平协和医院治疗，直到9月上旬，病始痊愈。但因身体过于虚弱，仍在协和医院疗养。在此期间，日本企图发动事变、武力侵占东北的阴谋已日有显露，如增兵朝鲜、改置东北日军的常驻师团、更换朝鲜总督等。中村事件后，面对东北岌岌可危的局势，张学良也曾发电报给蒋介石，希望他能做抗日军事准备。电文称：“东北之安全，非武力无以确保，日本即一意对外，我方亦应有所自省。”又电：“日本开始其大陆政策，有急侵满蒙之意，已无疑问；无论对手为中国亦或苏联，事即关系满蒙存亡，吾人应早为计。”

　　但蒋介石所奉行的“不抵抗”方针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使他一再以“剿共”为先，声称“剿匪戡乱就是抗日御侮的初步”。数次电告张学良“力避冲突”，“暂不抵抗”。就这样，张学良在蒋介石的一再督促和申令下，改变抗日初衷，成为蒋介石“不抵抗”命令的忠实执行者。

　　1931年8月，沈阳局势紧张，驻扎在北大营的第7旅旅长王以哲请示张学良调回布防在关内的部分东北军，以防日人图谋不轨。张学良向他传达了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要他遇事退让，在军事上要避免冲突。

　　9月6日，张学良又根据蒋介石的指示，电令辽宁省代主席臧式毅和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9月15日，张学良又向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副处长李济川再次重申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东北外交总的方针是和平解决，不能酿成军事行动。我们能解决的就解决，不能解决的由中央负责。”

　　9月18日晚，身体渐佳的张学良偕夫人于凤至和赵媞小姐来到北平中和戏院，观看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主演的精彩剧目《宇宙锋》。演出正酣，张学良的随从副官忽然跑过来报告说，沈阳有长途电话过来，甚为紧急，需张学良亲自去接。张学良听罢，立即返回协和医院，接通参谋长荣臻的电话，只听荣臻报告说：“驻沈阳南满站的日本联队，突于今晚10时许，袭击我北大营，诬称我方炸毁其柳河沟铁路路轨，现已向省城进攻，我方已遵照蒋主席的指示，不予抵抗。”张学良令其随时报告沈阳方面的情况。但后来因日军攻占沈阳，切断电话线路，沈阳与外界通信中断，张学良与荣臻的联系也从此中断。

　　18日午夜，张学良立即召集东北军重要将领戢翼翘、于学忠、万福麟、鲍文越等，召开紧急会议。在东北情况如此紧急的时刻，张学良仍然专心致志地奉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方针，他在会上说：“日人图谋东北，由来已久，这次挑衅的举动，来势很大，可能要兴起大的战争。我们军人的天职，守土有责，本应和他们一拼，不过日军不仅一个联队，它全国的兵力可以源源而来，绝非我一人及我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现在我们既已听命于中央，所有军事、外交全国整个问题，我们只应速报中央，听候指示。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这次日本军队挑衅，又在柳条沟（湖）制造炸毁路轨事件，诬称系我方的军队所为，我们避免冲突，不予抵抗，如此可证明我军对他们的进攻，都未予以还击，更无由我方炸坏柳条沟（湖）路轨之理。总之这次的事件，勿使事态扩大，以免兵连祸结，波及全国。”各将领亦以张学良主张为然。

　　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张学良就在接受天津《大公报》采访时公开说明：“我早已命令东北军的军官，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

　　20日，张学良又向外国记者宣称自己对此次事变的主张，即中国军警对日军进攻不得抗拒，须将子弹存入库房，不作报复行动。

　　以后两三日，张学良又连续召集东北外交委员会、东北高级官员及平津各界名流召开紧急会议，咨询、磋商东北问题。出席会议的诸位仁人也均以依靠国联、听命中央为是。

　　其间，蒋介石再密电张学良，指示：“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可也。”

　　23日，张学良再次密电东北军政当局：避免冲突，向安全地带退避，以期保全。

　　就这样，由于张学良的三令五申，蒋介石的“不抵抗”方针完全贯彻到东北军的各个部队之中，导致广大官兵思想的极大混乱。事变前，官兵思想麻痹，抗敌御侮意识薄弱，对日军毫不戒备；而在事变之后，则使军队的指挥中枢失灵，东北军成为一盘散沙，大部分的军队溃退不堪，陷于被动挨打的窘困境地。东北沃土一日失地千里，几个月之内即沦入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之中。

　　◎张学良替罪下野

　　从柳条湖狼烟突起，一日之间日军攻陷北大营、占领沈阳，继而攻城略地，无所不为，在不足五个月的时间里，完全占领东北三省。其速度之快，令人瞠目！

　　原因何在？责任归谁？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群情激奋，纷纷谴责“不抵抗”主义，强烈要求张学良抗战救国。12月5日，忠君爱国的张学良致函北平各学校，仍称“学良服从中央，忍辱负重，不求见谅于人，只求无愧于心”，继续遵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12月15日，蒋介石迫于全国人民的舆论压力，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的职务。同日，张学良也辞去陆海空军副司令之职。

　　东北沦陷后，全国舆论哗然，举国上下愤懑已极，强烈要求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忠实地执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张学良被戴上了“不抵抗将军”的头衔，东北军也成了“误国军”。虽然，张学良身为东北当局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守土有责，但是他的忠君思想，对国联不切实际的幻想，以及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缺乏深刻的认识，都使他一味盲目地追随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但是，张学良也有他的难言之隐。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曾公开**过心曲，他说：“自从失掉东北三省，全国人民无论男女老少，无不骂我张学良，我何尝不敢打日本强盗呢？上级不许我打，这种隐痛是一时不能对人说的。”由此可见，张学良虽然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采取了基本执行的态度，但是他抗日的决心并没有泯灭。在日本攻占东北期间，张学良就经常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对坚持抗日的人们给予不同形式的或明或暗的声援和支持。他先后主持建立了东三省抗战政权，支持马占山江桥抗战，固守锦州，并为各抗日团体在财力物力上鼎力相助。

　　“不抵抗”使日本得寸进尺，国联的无能则使日本的侵略不断扩大，东北三省已然陷入虎口。残酷的现实终于使张学良幡然醒悟。1932年2月9日，他给南京政府的通电中称：1931年9月18日危机刚刚爆发之际，因考虑到其他强国能主持公道，维持和平秩序，我忍辱负重，向国联呼吁救援，希望以此能得到公正和正义的结果。结果事实并非如此，日本还在侵犯我们的领土。我们相信正义，可我们越是委曲求全，他们越是得寸进尺。现在我们忍耐力已到了极限，武力是自卫的唯一武器。

　　1933年元旦，日本侵略军急于进攻华北，开始策划攻取华北的屏障热河。张学良抗战心切，当即向南京国民政府报告，并作了积极的抗战部署。不料，热河一战，东北军又溃。张学良不甘失败，旋又组织兵力，准备反攻热河，但被蒋介石阻止。热河失守，华北门户洞开，蒋介石和张学良再次成为众矢之的。

　　1933年3月8日，张学良通电南京政府辞职。第二天，他在保定与宋子文谈话时说：“蒋先生认为热河失守之后，我守土有责，受到全国人民的攻击。中央政府更是责无旁贷，他首当其冲。正如两人同乘一只小船，本应同舟共济，但是目前风浪太大，如先下去一人，以避浪潮，可免同遭沉没；将来风平浪静，下船的人仍可上船。若是互守不舍，势必同归于尽，对自己对国家皆没有好处。”并明确告诉宋子文，“当然我先下去”。张学良希望牺牲自己，平息国怒。

　　求之不得的蒋介石在张学良作了下野表示后，亦赶至保定，与张会晤，同意张学良辞职。

　　3月10日，张学良回到北平，心情极为沉重，他说：“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大家说我不抵抗，我不想辩解，但下野以后，这个罪名要背到哪天呢？”可见其内心苦楚与无奈。

　　1933年3月11日，张学良发表下野真电，表示始终以巩固中央、统一中国为职志。声称此次下野是“效忠党国，巩固中央之最善方法”，以谢国人。

　　1933年4月11日，张学良携妻眷踏上了开赴意大利的游轮。

　　就这样，张学良代人受过，暂避锋芒，开始了漂泊的留洋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