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下达拒绝二次请愿的上谕后，军机大臣即要民政部饬内外城巡警总厅禁止各报馆刊登关于国会请愿各事，并不得妄加訾议；派巡警随时密探代表举动，授意尚书善耆劝代表迅速出京。北京国会请愿同志会成立以来，一直没有立案，善耆为保护这个团体，命外城巡警总厅传谕代表，再不立案，即应解散。7月3日，代表团开会讨论，公推康士铎为临时会长，主持会议。讨论多时，议决将请愿同志会附于代表团之内，由同志会推举两人掌理一切职务，由代表出名呈报立案，待批准以后再公举干事，作为正式成立。第二天便到外城巡警总厅立案。巡警总厅呈报民政部。民政部侍郎和各丞意见不一，多主应转商军机大臣决定。善耆不以为然，对他们说：“凡人民结社立会能不违背法律者，本部即有保护之责。查国会请愿一事，多系志士热心爱国，以和平主义力求进行，现在预备第三次请求，以冀挽回上心，该会既无强挟之要求，即为不背法律之明证，应即允准立案，何必请商政府，致多周折。”当即批准。[15]

　　7月上旬，国会请愿代表团发出公启说：“吾国人民对于政界所抱宗旨，显分两派，一有政府，一无政府；无政府主不请愿，有政府主必请愿。而请愿一途，又分两派，一主激烈，一主和平。激烈则必经祸乱而始有效，和平则不酿祸乱而亦未始无效。夫无政府之说，同人等与诸君子绝对不能附和，无待词费。即主张请愿，或以出于激烈之故，上下交哄，中外纷乘，吾国现象如何，岂宜有此经历？本以国利民福悬为正鹄，毫厘千里，差谬悬殊，求果择因，不敢不慎。是以同人议决之案，一以和平进行为宗旨，而其作用亦即伏于康庄坦**之中，以冀收真力弥满之效。议决案内谓必各府厅州县皆设一同志分会为体，而于请愿时各属皆以万数签名，一二代表为用，诚能如是，则合举国之人平时皆耳国会而口国会，届时请愿惨怛呼号，一如寒之欲衣，饥之欲食，真宰上诉，皇天亦泣，诚之所至，金石为开，而谓政府终不睹不闻，誓必绝民而立，抑亦轻量政府之甚”。“故同人显以真诚启朝廷固崇邦本之心，即隐以实力动政府顾畏民碞之念。此固同人等仰体先皇帝颁布立宪之公与今上继志述事之善，始终冀以君民一德，不惊不扰，促令安全成立，以垂为特色之改革历史，而不惮委曲繁重以期其域之必赴，谅亦诸君子志同道合，舍是则无万全之谋者也”。“同人等今日所窃窃顾虑者，不患不动于上，患不动于下；而下之不动，不患在无应，而患在无呼。夫欲各省府厅州县皆有请愿准备，挈领而振，登高一呼，惟诸君子是赖”。并说，关于农历九月的间接请愿，待咨议局联合会决定后再行报告。[16]

　　各省人民得知国会请愿代表团决定进行第三次请愿，都热烈拥护，积极行动起来。

　　直隶请愿同志会研究了办法，遂拟出公启和简章，派人前往各府联合绅商学警等界人士组织分会，再由府会联合各县，从上到下进行发动。

　　陕西咨议局选出了赴京代表。

　　福建请愿同志会于7月10日在府学明伦堂开会，事先邀集各团体代表议定组织方法，散发广告、白话演说稿、签名册和会章等，到会二千余人，均签名入会。先由刘崇佑报告成立该会的宗旨和速开国会的必要，前两次请愿时政府大员和在京代表的举动；咨议局议长高登鲤等人发表了演说。而后又将速开国会血书分发到会之人，得到血书的均以为宝。13日，又恐上次开会难以普及，在南门外天安堂再次开会，与会者三千余人，刘崇佑、高登鲤等人均发表了演说。后刘崇佑与各团体代表约定，24日选举出同志会职员文牍部、庶务部各八人，交际部一百人，演说部五十人，再由职员中选出部长各一人，待开职员会再行通过。后来咨议局又公推刘崇佑和椿安为第三次请愿的代表。

　　湖北的举动更为热烈而引人注目。请愿同志会干事长虽为武昌总商会总理吕逵先，但实际上的负责人则是当选为书记员的汤化龙和张国溶。

　　汤化龙字济武，湖北蕲水县（今浠水县）人，三十多岁。其先世经营商业致富，咸丰、同治年间遭遇兵祸，家道衰落，至其出生，始稍复苏。张国溶字海若，湖北蒲圻县城关（今属赤壁）人，比汤化龙小三四岁。他们都是1902年中举人，1904年中进士，汤化龙授职刑部主事，张国溶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然而他们都没有在国内做官，相继到日本法政大学留学。在留学期间，他们受到立宪思潮的影响，赞成君宪救国的主张。1908年，张国溶回国，参加学部进士馆留学毕业人员考试，授职翰林院编修。旋回湖北，任汉口商业学堂学监，参与发起国会请愿，被推为代表。同年秋，汤化龙也回到国内，任民政部主事。不久，被湖广总督陈夔龙奏调筹办自治事宜。但陈夔龙筹办咨议局不遵守朝廷官绅共同创办的指示，引起士绅极端不满，群起斗争，要求加派议绅。陈夔龙见众怒难犯，遂派汤化龙和张国溶一起任咨议局筹办处参事。1909年，湖北宪政筹备会成立，二人同时被选为书记。同年咨议局成立，汤化龙当选为副议长，张国溶当选为常驻议员。1910年，咨议局议长吴庆焘私自辞退局中的书记，任用私人，遭到议员强烈反对，并将其掌管的咨议局大印收回，他羞愧万状，被迫辞职。经常驻议员议决，汤化龙递补为正议长，补选张国溶为副议长。其后，发起成立汉口宪政同志会，汤化龙当选为会长，并兼宪政讲习所所长；张国溶当选为副会长，兼《宪政白话报》社长，后来又被推为汉口国会请愿同志会干事长。

　　7月12日，汉口国会请愿同志会在满春戏园召开发起第三次请愿签名大会，戏园门口高悬龙旗。可是天公并不作美，从清晨就下起了滂沱大雨，积水横流，直到十一点钟方才放晴。尽管如此，仍有许多人冒雨前来。天晴以后，来的人更多，签名入会者络绎不绝，大有人满为患之势。中午一点，宣布开会。

　　张国溶风流儒雅，极为善谈，时常在各处演讲宪政的优点，词锋犀利，颇受一般士大夫的欢迎。今天他为大会主席，首先宣布开会宗旨和继续请愿的理由，大致谓：“恭读上谕，总以筹备完善为言。近年筹备诸要端，如清理财政，如地方警察，如审判厅，如咨议局，大都敷衍其事，有名无实，种种怪状，不一而足。倘九年未能筹备完善，则永无开国会之一日。所以筹备未完善，皆因无国会为之监督，苟有国会，无须筹备九年。东西各国所以强者，有国会也；印度、朝鲜所以亡者，无国会也。虽然，借镜以观中国前途，可不危哉！如谓人民程度不齐，他不具论，即以请愿速开国会而言，各省云合响应，足见民智日见开通，似可不必虑也。本年九月资政院开幕，不过加几许总裁、副总裁种种名目，仍属专制性质，于事无补。”

　　继而胡瑞霖上台演说。此人足智多谋，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先任劝业道商业科长，后来当选为咨议局常驻议员，兼任局中会计，也是发起组织汉口宪政同志会的重要人物之一。他说：“开国会一举，小而言之，如有限公司之股东会。比如有一公司营业不振，经理不得其人，一股东能力绵薄，不能干预，必联合全体股东商议整顿，如何撙节；各资本不充，外欠日迫，则调查账目，再行集股佽助，以图恢复，利如何兴，弊如何除，否则不可救药也。”讲完躬身一礼，转身退下。

　　他的比喻连贩夫走卒都能领会，一时鼓掌如雷，震耳欲聋。

　　陈登山报告了在京请愿的情形。

　　汤化龙又上台说道：“两次请愿均未能达到目的者，皆各部院大老所阻挠。皇上冲龄，摄政王贤明，无不以民生为念。并追论拳匪之乱，亦是各部院大老所误。”

　　大家听了，无不动容。

　　后来戴仲华演说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道理，应该速开国会的理由，语极沉痛。

　　接着，议决了几件事情：第一，分电各省，发起第三次请愿，以北京代表团为总机关；第二，联合各省咨议局，今年开局，呈请督抚代奏速开国会；第三，不开国会，人民只照旧章完纳正税，不承认新抽之捐。第四，通告本省各府厅州县发起组织同志会。

　　最后，张国溶又激昂慷慨地说：“国会一日不成立，请愿一日不休！”[17]

　　在海外的留学生和华侨也积极响应，留日学生一千余人在东京开会，议定了联合全国各界进行第三次请愿；美洲华侨公举帝国宪政会会员伍庄为代表，赴京请愿；澳洲华侨致电陆乃翔务须竭诚尽力，继续请愿。

　　康有为在海外也上书政府，指出：“立宪、专制，政体相反。专制主之君，立宪公之民；专制家天下，立宪公天下。”筹备宪政，最主要的是召开国会，现在所搞的自治、警察、学校、审判等等，都是万国通行的国政，不能用来冒充宪政。请“立下明诏，定以宣统三年开国会。”[18]还致书山东巡抚孙宝琦，指出“吾国日言立宪而未离乎专制”，请其联合各省督抚，要求“立开国会”。[19]

　　为了支持请愿，回击政府，人民再也不愿自动担当义务，筹还国债之声倏然寂灭。他们说：“国会不开，则财政不能监督；财政不能监督，则吾民朝以还，政府夕以借，吾民一面还，政府一面借，又谁得而知之？谁得而阻之？徒然使吾民于租税捐派之外，多一代官还债之义务，吾民虽愚，又谁愿以有限之脂膏，填无底之债窟乎！”[20]南洋华侨倡议的海军捐在载洵出洋时已有成议，二次请愿被拒后宣布取消。人民与侨胞火一样炽烈的爱国**完全为当权者的冷酷峻拒所熄灭。

　　自国会请愿运动开始后，在文坛上一度沉寂的舆论骄子梁启超又精神勃发，殚精竭虑，写下诸如《国会期限问题》、《为国会期限问题敬告国人》、《论请愿国会当与请愿政府并行》、《国会与义务》、《立宪九年筹备案恭跋》、《政治与人民》、《责任内阁释义》等重要著作，在思想理论上对请愿运动加以指导；驳斥政府的谬论，批评九年筹备方案“卤莽灭裂，不成片断”[21]，“涂饰迁延，本末倒置”[22]；指出政府“假立宪之名，以行专制之实”[23]，中国百业萧条，民不聊生，胥吏婪索，盗贼充斥，政治不良，受外国宰割，都是政府造成的，号召人民把国会请愿当作“今日人生第一大事”[24]看待，积极投入到运动中去。此时他又撰写了名文《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以犀利的笔锋批驳了拒开国会的上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