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一般学术研究同样，研究人物的起点，也是总结前人成果和搜集整理史料。

　　戴季陶当年是有名的才子，运笔如风，文思泉涌。《民权报》时期，有时一天要写几篇报道评论，常常是边采访边写作。他又经过较为系统的西学和国学教育，钻研过佛学、法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学等，在上述领域发表过不少长篇专论，因而一生著述极为丰富。其文字除随时刊诸报纸杂志外，很早就结集出版。有关其文集的编辑出版情况，以1949年为界，大体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从1912年的《天仇文集》开始，可查实的至少有专集和专著21种，与他人合集2种，详如下列：

　　1.《天仇文集》，上海，《民权报》发行部，1912年11月。

　　2.《中华民国与联邦组织》，上海，中国图书公司，1914年7月。

　　3.《中国独立运动的基点》，广州，民智书局，1925年8月。

　　4.《季陶小文集》，广州，民智书局，1925年8月。

　　5.《季陶论文集》，广州，民智书局，1925年8月。

　　6.《日本革命的过去现在与将来》，广州，民智书局，1925年8月。

　　7.《商会制度之改革》，广州，民智书局，1925年8月。

　　8.《孙文主义哲学的基础》，广州，民智书局，1925年8月。

　　9.《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1925年7月。

　　10.《戴季陶先生最近讲演集》第1编，何思源整理，林霖等笔记，国立中山大学事务管理处出版部，1927年1月。

　　11.《青年之路》，上海，民智书局，1928年2月。

　　12.《日本论》，上海，民智书局，1928年4月。

　　13.《戴季陶讲演集》，上海，新生书局，1928年5月。

　　14.《党国要人戴季陶最近言论集》上下编，上海，大东书局，1928年11月。

　　15.《戴季陶言行录》，时希圣编，上海，广益书局，1929年6月。

　　16.《戴季陶集》上下卷，上海，三民公司，1929年11月。

　　17.《关于西北农林教育之所见》，《孝园丛书》之一，南京，新亚细亚学会，1934年7月。

　　18.《戴季陶最近言论》，广州，国立中山大学政治训育部宣传部编印，1927年。

　　19.《戴先生三民主义讲演集》，王贻非选编，南昌，江西省三民主义文化运动会，1941年。

　　20.《学礼录》，重庆，正中书局，1945年5月。

　　21.《戴季陶先生的文存》，中国革命书店发行。

　　22.《西北》，中国边疆丛书之一，南京新亚细亚学会，1931年10月，收戴季陶的文章5篇。

　　23.《孙文主义讨论集》，陆友白编，收戴季陶文章3篇。

　　以上各书篇幅一般不大，字数较多的是：《季陶论文集》20万字，《天仇文集》20万字，《戴季陶集》27万字，《青年之路》15万字。有些文章系重复收录。编辑出版的目的，主要是政治宣传和思想教育。

　　1949年后，中国大陆几乎没有开展对戴季陶的研究，也未注意搜集整理和出版有关资料。目前所见，只有1983年1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戴季陶主义资料选编》，封面题由该校中共党史系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教研室编，书中的“说明”指出由林茂生、林章惠编辑，是从1949年以前出版的13种文集、专著以及《星期评论》中选录48篇与戴季陶主义有关的文章，共27万字。注明为校内用书，目的在于批判，印数仅850册。

　　台湾方面，长期担任戴季陶秘书的陈天锡从1954年至1962年，以九年之功从事搜讨，先后编辑出版了《戴季陶先生文存》（1959年3月版）、《戴季陶先生文存续编》（1967年5月版），共277万字。其中后者本来有127万字，适逢孙中山诞辰百年庆典，将大部分分别编入《革命先烈先进阐扬国父思想论文集》和《革命先烈先进诗文选集》，余下的才单独成书。次年又出《戴季陶先生文存再续编》。1970年戴季陶八秩初度冥诞，陈天锡在钟贡勋等人协助下，搜得佚文共12万字，连同纪念文字辑为《戴季陶先生文存三续编》（1971年10月版）。后来党史会还出版过《戴季陶先生墨迹》一册。

　　尽管陈天锡编辑的文存各编多达290万言，限于条件，仍有不少缺漏，尤其是早期文字。

　　关于戴季陶文件的自藏情况，1947年2月26日，他曾致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答复其要求借展史料一事，函谓：

　　贤所藏史料，约可分为三期，最初因辛亥春江督张人骏名捕，曾尽焚之，只身走槟榔屿。厥后关于往来奉、鲁、沪、宁间筹划关外军事，及民元任国父机要秘书时所藏之函札，因五年五月英士先生被刺，在沪同志，均各自警戒，亦付诸火。自是而后，直至二十六年，经整理收藏有关党国大事之函札文献，不下数百万言，因西迁时未曾携出，复与汤山之望云书屋同烬。[3]

　　陈天锡在文存序言中也说：“先生述作，民国二十年前，除已出版者外，鲜有存稿。二十年后所作，始嘱裒录，原名孝园文稿。前乎此者，多付缺如。”由于戴季陶本人生前“亦嘱勿搜辑”，所以编辑文存时“前乎此者，有文则录，不及搜求”。[4]只是增补了“得自劫灰之余”的1928年至1930年间的演讲稿30余篇。[5]前此出版的各书及考试院批牍，因经费关系及搜求需时，均未编入。

　　文存出版后，引起两方面的批评，一谓：

　　先生早年文字，风动一时，虽至今日，实有存在价值，且由此既可以窥见先生当年之思想识解，即其时社会国家世界之情况，往往有所论列。抚今追昔，亦有以知其变迁递嬗，当为有志研究近代史者所不能忽视。

　　一谓：

　　先生在民国十四五六年间，印行之《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日本论》《青年之路》等名著，本书悉未收入。虽因曾经出版之故，而历时已久，觅取不易，亦实有汇集于一，藉便阅览之需要。

　　为此，陈天锡于退休之后，专心事于穷搜，从《民权报》《民国》杂志、《建设》杂志、以及各种书刊、档案、存稿中收得76万6千余言，加上已出单行本的5种著述共51万言，再出续编。“然则先生所作已尽于此乎？但民国七年主办之《星期评论》，迄无发现，所遗者当不在少；又况在先生著述中，明知有篇目而未见其文字者，尚有多篇。此外在民前上海《中外日报》《天铎报》《民呼报》，民六以后《民国日报》等之写作，篇幅颇为不少，亦概无所见，自不得谓为已竟其事。然在此时此地，亦既竭其心力，不再有得。伺候赓续之役，其有待于收复大陆乎？”[6]这种缺憾，到文存三续编时，亦无根本改观。

　　海峡彼岸的局限，既有资料的限制，也有认识的偏颇。以《天仇文集》为例，该文集辑录了戴季陶1912年3月至10月发表于《民权报》的文章，于1912年12月出版，而戴季陶任《民权报》笔政，直到1913年7月，总共发表各类长短文章364篇，《天仇文集》仅收录了其中的162篇。不仅1912年11月以后发表的完全付诸阙如，在此之前的文字也大量失收。陈天锡从1912年7月至11月的《民权报》即已查出10篇佚文。据他说：党史会所有的《民权报》“并非全幅，集中收入诸篇，多数不在存幅之内”。所以，对《天仇文集》所收录的162篇，能够确定日期的只有26篇。其中丙篇“单刀直入”所录115篇短评，均发表于7月以前，因而皆不能定其日月。

　　陈天锡称此类文字“一望而知其为一时激昂愤慨作品，先生中年时期，即尝憬悟此类著述，于国家社会，不能有良好影响，屡见于语言文字，表示忏悔。为体先生之意，所有丙篇之名及其附属短评，概不编列”。[7]其实，后人编集，不必完全遵从集主意志。否则，以戴季陶本人之见，《孝园文稿》之外，不必另行搜集，文存的续编、三续编已经违背其意旨了。从研究的角度考虑，文集应当力求完备。

　　细察文存各编，缺漏最多的是1920年以前的文字，特别是辛亥革命前后，除《天仇文集》以及几封关外军事行动的通信外，完全失载，编辑自应由此入手。其中1914年以后的部分，因《民国》《建设》等杂志的文字陈天锡已收录大部，上海《民国日报》和《星期评论》则有影印本，署名比较明确，已为海内外学人加以利用，辑录并非难事。另外又从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工商之友》和《黑潮》杂志中查到个别佚文。至于1913年以前的部分，则大费周折。

　　1910年以后，戴季陶担任过多家报馆的编辑记者，又在多种报刊上发表文章，查实并找到这些报刊，才能编好文集。由于清末民初的报刊存留有限，而且年代久远，纸质已脆，许多图书馆概不借阅。大陆收藏清末民初报纸较多的上海徐家汇藏书楼和北京报库，均不提供原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则每周只对所外人员开放两个半天。一些原来使用较为方便的地方图书馆，近年来也规定民初以前的报刊不予借阅，个别即使准借，复制时也要加收数倍磨损费，而且时限不断下移，费用不断增加，研究者难以承受。几家大图书馆正联合将一些借阅率较高或保存价值较大，而一时又无法影印出版的报刊制成缩微胶卷，可是进度缓慢，阅读器又不足，使用极为不便。查阅《民权报》时，北京图书馆报库虽已将全报制成缩微，无奈阅读机只有四台，读者众多，只好每天清早赶往轮候。幸而北图可将胶卷影印还原，只需记下篇目，即可获取全文，收费也还相宜。《天铎报》因为正在赶制缩微，原报已不外借，多次交涉，最终达成协议，由编者查阅篇目，由该馆工作人员代为抄录。

　　难度最大者属《中外日报》，几家收藏的大图书馆均残缺不全，连续查找数处，不巧都缺戴季陶任笔政的那一段。后来得知某大学图书馆藏有那一时期的《中外日报》，前往接洽，馆方却拒绝查阅。辗转请托，才达成协议，编者提供戴季陶可能使用的各种笔名，由该馆人员代查抄录，共收得长短文47篇（其中残稿2篇）。不过，该馆所藏《中外日报》始于1910年8月，而戴季陶离开苏州到上海在是年春间，则8月以前仍有缺漏。希望高明指点，使遗珠来归。另外，戴季陶1909年从日本归国后，一度任教于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1910年春，因撰文评论清廷宪法大纲，遭藩司嫉视，避走沪上。这是戴季陶投身政治的开端，也是其思想转变的重要契机。但该文的内容如何，刊于何报，一直知之不详。编辑时在苏州图书馆所藏《江苏自治公报》第8期至15期发现戴季陶的连载文章《宪法纲要》，了此公案。

　　戴季陶一生使用过许多笔名别号，一些为人们熟悉，一些则鲜为人知。如果不能确定，即使找到有关报刊，也无从判断其中哪些文章出自戴的手笔。例如其留日同学谢键回忆，戴季陶在日本期间常以“散红生”的笔名发表小说，也有人说戴在《中外日报》使用过“散魂”的笔名。据查，戴季陶在《江苏自治公报》《中外日报》《天铎报》均用过“散红”，同时，从《中外日报》时起，开始用“天仇”的笔名，直到《民权报》时期，才专用“天仇”。尚未发现署名“散魂”的作品。

　　许多人称戴季陶在“前三民”即《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上发表过文章，究竟系哪一家，发表何文，则语焉不详。陈天锡等人在文存续编、三续编中指为《民呼》《民吁》，但两报分别刊行于1909年5月15日至8月14日和10月3日至11月19日，当时戴季陶还在苏州任教，可能发表文章的应是1910年10月创刊的《民立报》。然而遍查该报，找不到已知各种署名的文章。仔细阅读之下，发现一篇署名“泣民”的《病禅记》，所记恰与戴季陶的经历心境相吻合，从而推断“泣民”也是戴的笔名，进而找出《人道主义论》《世界国民论》《中国之资本问题与劳动问题》《托尔斯泰先生传》《葡萄牙共和始末记》《社会主义之大活动》等六篇佚文。同时证实，戴季陶信佛由来已久，对社会主义也早予关注。

　　1917年，戴季陶奉孙中山之命东渡，探询日本朝野各方对护法的态度，归国后写成《最近之日本政局及其对华政策》一文，于1917年12月13日至1918年1月24日连载于《民国日报》上，署名“商孙漫记，云巢道士增删”，“云巢道士”所志按语称：

　　商孙者，久居彼邦，详究其各界之内幕，回国后常以之为留心时局者谈。闻者随意，而谈者太苦，予因劝其笔之于篇，以供国人之参考。文既成，予详阅之余，复为之类次标题，加以评点，请于予友楚伧发表之。

　　此文作者，应为戴季陶，后来他写《我的日本观》时，曾明确记到：“前年在《民国日报》的上面，登过一篇连载四十天的文章，也不过是略略批评一点日本最近的证据和他们十年来的‘亲善政策’，离‘日本’这个题目还是很远。”[8]“商孙”即戴季陶或为其虚拟。“云巢道士”有二解，一谓戴本人假托，实即自作。云巢山位于戴季陶的老家湖州，《天铎报》笔祸起，他曾一度避居于此，与山中道士为伍。据称当地道观实为湖州绅士阶级的养老院。[9]一则另有其人。戴季陶师友中有号“云巢先生”者，1920年戴季陶三十初度时，曾赐以“本乾”之名，又赠以序，或即此人。[10]

　　编辑过程中，先后查找了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资料室、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苏州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中山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资料室、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等，力所能及地将掌握的线索一一落实，并设法发现新线索。《戴季陶辛亥文集》中，除《民权报》部分《天仇文集》已收录的20万字外，其余614篇共80万字为首次结集出版。鉴于有关报刊的利用日益困难，当时的编辑工作尚能顺利进行，实属万幸。

　　1909年至1920年，是戴季陶政治生涯中最具影响的20年的前半，两部文集的出版，可以为清末民初的政治风潮、民主政体建设、“二次革命”、中华革命党及中国国民党的活动、社会思潮与社会状况、传播媒介等一系列问题的研究提供重要史料。由于戴季陶长期跟随孙中山，许多文字还可以直接间接地反映孙中山及其他相关人物的思想言行。如孙中山任铁路督办时，戴季陶担任其党政机要秘书，每天早上8时即到孙中山的寓所，“敬聆讲授建国之道，并奉命记之，百余日间，成《民国政治纲领》及《钱币改革要义》两书，凡数万言”。[11]前者以《民权报》增刊的形式发表，题为《民国政治论》，实际上全面表述了孙中山的政治观念和主张。可惜《钱币改革要义》一文虽多方查找，迄未发现。戴季陶一再强调此文的重要，希望识者有以指教。

　　限于条件和学力，文集仍留有一些缺憾。其一，日本方面的资料。戴季陶留学日本期间，喜欢写小品文和小说，并将小说以“散红生”的笔名发表于日本的报刊。[12]以后他又多次访问日本，与许多日本人士保持密切联系，有不少文章或谈话刊登在日文的报刊上，还留下许多函札。此外，日本政府的有关档案存有戴季陶在日活动的监视记录。上述资料虽经努力搜集，难以如愿以偿。其二，戴季陶曾在槟榔屿《光华日报》担任数月笔政，理应留下不少文字。虽然查找到该报，可惜所存只到1911年8月，而且所有文章均无署名，无法判断作者，只好空缺。其三，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有戴季陶的个人档案，包括日记、函札等，因暂不外借，无可奈何。至于1920年以后的文字，文存各编之外，仍有大量遗漏，如《亚细亚》杂志所刊，文存收录仅及其半，将来可以继续搜集补充。

　　除了戴季陶本人的著述，关于他生平活动的各种记载对于研究也至关重要。台湾出版的一套戴季陶生平传记资料，收集了大量回忆录，文存三续编中有一半的篇幅是纪念专文。大陆出版的各种文史资料和若干专题资料中，多有涉及戴季陶的活动，还有一些极具史料价值的未刊稿。其内容有所重复，人事时空均有紊乱，须与其他资料相互印证。戴季陶对待社会主义的态度，与三民主义的关系等，涉及国共双方许多人，事后回忆出入很大，难以征为信史。弄清人物的活动，是理解其思想的必要前提。从戴季陶的日本观入手，可以进一步分析探讨有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