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4月，思想已转向反清革命的戴季陶再度因文字罹祸，辗转于日本、国内间，后亡走南洋，加入同盟会，参与《光华日报》。由于迄今已见1911年8月以前的《光华日报》未署撰稿者姓名，无法确认其间戴季陶有关日本问题的文字。武昌起义后，戴由南洋归国，先是密谋东北反清起义，继而积极参与政事。虽然自1912年3月起主持《民权报》笔政，关注重心集中在瞬息万变的内政方面，较少对国际局势、特别是日本问题发表评论，直到1912年6月，日本问题才再度为其笔锋所向。到1913年访日止，先后在《民权报》上发表了《今日之外交界》（1912年6月5～7日）、《公道与人道》（6月19日）、《瓜分之实现》（7月25日）、《机会均等之结果》（7月30日）、《四十五年之日本》（7月31日）、《日本政治方针之误》（8月4～5日）、《日俄与内外蒙古》（8月9日）、《中国之军事问题》（8月15～16日）、《征蒙与拒俄》（10月29日～11月3日）、《日本内阁辞职观》（12月5日）、《内阁辞职后之日本政局》（12月12日）等一系列重要文章以及大量短评。

　　与辛亥前相比，戴季陶这一时期对日本问题的评论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视日本为中国的头号外敌，二是加重对军事问题的关注。当时最严重的主权危机为俄国挑唆外蒙独立，在举国一片抗俄声中，他反复强调：“吾人在今日，所急宜以全力预防者，非止外蒙与俄国。彼东方之日本，正吾人当头之第一大敌也。”[31]还进一步从一般国家原理、东亚局势、日本近代历史及政府方针等几方面加以论证。就一般原理言，“盖扩张者，国家之自然发展也”。明治以来，日本人口迅速增长，内部秩序整齐，军事力足以维持国势，“则其向外之侵略，非其政治家之野心也，国民之自然殖民性使之然耳”。[32]从东亚局势看，中国的外敌为英、法、俄、德、日五国，“今日在中国利害关系之最深者为日、英、俄，而日、俄之进行尤急”。[33]由于德国在巴尔干半岛加紧扩张，“诸国关系皆受欧洲国际间之牵制，而不能专事东方”。“由此观之，则可知今日与中国存亡关系最切者，厥为日本。日本者，东方之德意志也，其国力既足以自给而有余，而以人口增殖，地方限制之故，绝不能不为对外之扩张也。”[34]

　　近代日本发展史也表明了这一点。明治维新以来的半个世纪，“东亚之国，灭亡者凡四，而其二并于日；大战者二，皆归日本胜利。是此半世纪中，中国以世界第三位之大国，而陷于无可立足之悲运，东海岛国，一跃而升世界头等之强国”。[35]日本既已吞琉球，占台湾，并高丽，“则其势力之所趋，必进而侵略中国内部”。加上日本政府目光短浅，不能审时度势，实行南进海上扩张方针，而图北进的大陆侵略政策，而“亚洲大陆，日本可着手者，除中国之外，盖全无之”。[36]因此，“日本与吾国，以今日日本之政治方针观之，决无丝毫可不冲突者”。[37]“是中国与日本，无论何时，皆立于一极反对之地位也，中国与日本之利益冲突，绝无时可以了也。”断言中日间必将爆发“大冲突”。[38]而且这一趋势不会因为日皇之死或内阁更替等偶然事件而改变。

　　作为对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有全面了解的政论家，戴季陶敏锐地察觉到欧洲形势变化对东亚的影响。一方面，欧洲列强依据其在欧洲的利益关系重新协调东亚格局，对日本实行妥协，对华政策即由戴氏所谓“夺羊”变为“分羊”。尤其是日、俄两国，对满蒙加紧共同侵略步伐。另一方面，由于欧洲列强无暇东顾，中国对某一具体侵略行动的抵抗，可能不致引起其他列强趁火打劫，这种局部对抗使国力贫弱的中国有机会争取相对主动。当库伦活佛在俄国支持下宣布独立时，戴季陶力主大举征蒙。此举目的不仅在拒俄，更有遏制日本侵略满蒙的意向。因为“日、俄之政治方针，既互相融合，俄甘让步于日本，俄并外蒙，日人必不反对之。日人苟并满洲及内蒙之东四蒙，俄人亦必不反对之”。“蒙古之所以敢于独立者，恃有俄也。俄之所以敢迳以独断之力，夺吾外蒙而去之者，以与日人互为侵略也。”[39]有鉴于此，“征库所以拒俄，保内蒙所以防日也。彼日本以增兵朝鲜为侵略满蒙之预备，而吾人则宜以重兵保内蒙，为防日人侵略满蒙之先声。俄人以侵略外蒙为唆使日本之暗示，而吾人则征库以戢其野心”。可见，“征库保蒙卫满救国”[40]，矛头所向，主要还是日本。

　　早在辛亥前，戴就指出：“此刻吾国与日、俄二国间所以尚无战争者，以中国之战斗力实不足与二国战故也。”“吾民之在今日，虽不能遽言战，然固一刻不能忘战者也。”[41]既然“吾国之势，万不能不用兵”，就必须探讨用兵之道，力求知彼知己。在了解列强的军事力量及其具体配置方面，戴季陶不仅分析列强的军费、战略、陆海军兵力等问题，还广泛收集资料，着重介绍分析日、俄等国在远东，特别是韩国及满蒙的兵力部署，以为用兵参照。

　　不过，对于弱国兴师，戴季陶的确顾虑重重。总体上，他受当时欧美流行的军事战略思想的影响，强调军事力量对比是维持国际均势的要素，而军事力量又取决于以经济为主导的综合国力。在《中国之军事问题》（《民权报》1912年8月15～16日）一文中，戴提出：中国“扩张陆军，必其力足以敌日、俄、英三国陆军之总数，或且驾而上之，然后可以固国防，而维持国际间之均势也”。据此，则中国须常备军150万，战时动员更要达500万人才能开战。要编练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首先必须有独立的武器制造系统，“武器独立之日，即中国兵力充足之日，而后可以言国防，而后可以言交涉。此盖中国军事上之一大关键也”。因此，他虽力主征蒙，却“不敢徒作快心论也”。[42]

　　与日本问题相关联，戴季陶还极为关注韩国的兴灭存亡。在他看来，日本侵略压迫下的韩国的今天，很可能成为满洲乃至整个中国的明日的先兆。

　　戴季陶留学日本时，“识韩人甚多”，与其中不少人来往频繁，如因国事匿日的高僧金永基。据说还与一位韩国公主有过罗曼史。这段缘分使他对韩国人的不幸遭遇倍加同情。归国后，他在报刊上发表的第一篇评论日本问题的文字，就是《日韩合邦与中国之关系》（《中外日报》1910年8月5日）。1910年，日本朝野大造合并舆论，而中国各界对此置若罔闻，“一若他人之事，与我毫无关涉者”。针对这种状况，戴季陶大声疾呼，指出日韩合邦“为满洲生死存亡之一大问题”。[43]由于中韩两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特殊关系，日本在中国内地特别是长江流域各省势力又迅速增长，“是则韩国之存亡问题，即吾国国权之消长问题，亦即吾国实力之增减问题”。“并韩之后，满洲固为其第一着侵略之范围，而在内地各省之实力，亦必依其国力之进步比例。”“是合邦成局之日，即满洲毙命之日，亦即吾国全部大敌接近之日也。”“韩亡则满洲亡，满洲亡则内地之日本势力益盛，大好神州恐将变为岛夷之殖民地矣。”他尖锐地批评中国政府、舆论机关和民众“大敌当前而不知，巨灾横后而无闻”的麻木不仁，慨叹“吾国其真将以麻痹之疾而亡乎？”并正告国民：“苟日本实行并吞韩国后，政府而于满洲之政策仍不加之意，不数年后，地图变色矣。”[44]

　　日本并韩之际，戴季陶针对日本朝野遍开祝贺会的情形，提出：“唇亡齿寒，宜举行一国民大追悼会以吊之。”[45]1911年年初，他回顾庚戌天下大事，称朝鲜亡国、安重根遇难为五大惨事中的两项，而李完用（韩国亲日的一进会会长）被刺则为五大快事之一。[46]并且认为从甲午到庚戌日本侵吞朝鲜的全过程，“实吾国外交之第一大失败史也”。[47]

　　此后，戴季陶一面揭露和谴责日本对韩国殖民统治的残暴专制，一面关注声援韩国的抗日斗争。针对日本当局所谓“治文明地必取自治政治，治野蛮地必取专制政治，治无反抗之地必取自治政治，治有反抗之地必取专制政治”的谬论，戴季陶指出：“日本近数十年来，亦以文明自炫矣。然文明者，非仅物质之进步而已也，惟能为人类谋真正之幸福，保世界永久之和平者，斯乃可谓为文明之真者也。”[48]他谴责日本殖民当局精神上剥夺朝鲜人的言论权，“不特国内之言论界，即外国之出版物，其内容稍涉文明者，日人亦禁之不允输入”[49]，肉体上以“残酷无人道之肉刑”虐待朝鲜人，“**人权”，“为世界史中增一怪事，为日本文明史中留一污点，为朝鲜亡国史中多一恨事”。[50]日本在韩国大修铁路，目的也是“交通日便，而其种族日殆矣”。[51]对日本访华议员所谓“并韩为防俄人之侵略”的狡辩，戴季陶坚决予以驳斥，指出：“日本侵韩之历史，几与日本之历史相并存。”[52]

　　在抨击揭露日本殖民主义的同时，戴季陶对朝鲜的抗日斗争予以声援支持。1910年安重根刺死伊藤博文后被绞杀，消息传来，戴欲重九“一登最高峰，吊重根之雄魂归来”，以缅怀这位“为朝鲜树最后之独立纪念碑”的“真豪杰”、“爱国好男儿”。[53]1912年，以尹致昊为首的新民会120人因密谋武力反日被殖民当局逮捕起诉，戴氏称为世界二惨剧之一，认为这是日本不能以人道待异族所致，宣称：“尹致昊等之被绁缧，以公理论，实韩国最爱国之士无疑也。”[54]1912年8月，中国警察应日本领事之请，在京津逮捕9名密谋刺杀桂太郎的朝鲜志士（含中国人1名），递解日本。戴季陶依据国际法，指责日本越权违法，痛斥民国政府“丧失国权”、“违背人道”，断送“中华民国开幕之国际上价值”。[55]他告诫日本政府，歧视虐待韩国人，“是自杀政策而已”[56]，要“使韩人心悦诚服”，“不与为敌”，最好是“仍朝鲜自主，永永远远不干涉他半点”。[57]

　　在日本并韩前后，出于对中国存亡的忧虑，为了警醒国民，戴季陶对朝鲜民众的态度一度有所偏激。他说：“吾敢一言以蔽之曰：朝鲜之亡也，以其国民无能故。”“朝鲜虽为日人势力所及，然苟乘当时名义未改，主权自揽之时，奋力自图，以弹丸之国，二千余万之人民，非至易治者乎。乃事事倚日人之命，其蹈今日之亡固宜也。”[58]这番话也包含他个人的体验。据他回忆，旅日韩人虽“亦有勇于为义，奔走国事，毫不计及一身之利害者。惟气慨颓唐，且多以效日人之起居动作为荣者。予常谓朝鲜之属日不远矣”。[59]

　　随着朝鲜反日独立运动的展开，戴季陶的看法有所改变，认为：“日本并吞朝鲜以来……韩人之革命思潮，固日见增加也。其以革命事件而幽囚于绁缧者，若柳东说，若梁起铎，若安泰国，其死者若安重根等，皆一时爱国之士也。此次又以隐谋之事而拘留之者百二十二人，其首领则尹致昊也。”“吾观韩人之暗杀案屡起，及日本对韩之方针，吾盖知革命之风潮渐渐趋于激烈矣。”[60]视朝鲜抗日斗争为阻遏日本侵略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