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3]那些最初的石器及类似的工具，除了作为生产资料之外，也是最早地被视为具有艺术因素的东西。可以说，从那时起，已经孕育着艺术萌芽，而且在那时由于生存是最主要的目标，劳动资料更能显示出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正是人的活动，使自然之物发生的形态变化构成艺术的外在景观，人在对象中所注入的目的性因素构成艺术的品质。经过人的对象化实践，艺术成了人的创造活动和自由精神的结晶，对自然的认识转化为对哲理的升华。“在原始社会的蒙昧时期，人类就缓慢地、几乎是觉察不出来地向前发展着：由手势语言和不完善的语言进步到音节清晰的语言；由棍棒这种最初的武器进步到带有燧石尖的矛，进步到弓箭，最后出现制陶术。在最进步的一部分蒙昧人中，他们的粗陋的精力和更为粗陋的主要用于生存的技术，已经蕴藏着巨大的‘潜在’的进步，——有语言、管理、家庭、宗教、建筑术、财产等基本要素，也包括生活必需品的生产的主要萌芽。”[4]这是说，语言、艺术、技术的进化和发展大体上是一致的，当社会实践达到一定水平时，代表这一水平的生产力和艺术成果也会相应地发展起来，代表艺术水平的符号也变得复杂化。

　　因此，“艺术起源于劳动”，又在劳动中显示出自身的魅力和创造性。在劳动和分化的基础上，“它才能仿佛凭着魔力似地产生了拉斐尔的绘画、托尔瓦德森的雕刻以及帕格尼尼的音乐”[5]。但是，在早期的思想认识中，劳动对艺术的推动作用和艺术的影响力并没有被充分认定，唯心主义世界观支配着人的意识，“甚至达尔文学派的最富有唯物精神的自然科学家们还弄不清人类是怎样产生的，因为他们在唯心主义的影响下，没有认识到劳动在这中间所起的作用”[6]。艺术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重要体现方式，“随着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来说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对他来说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这就是说，对象成为他自身。对象如何对他来说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因为正是这种关系的规定性形成一种特殊的、现实的肯定方式”[7]。这种情况下的艺术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是主体创造能力的表现。

　　在劳动生产率比较低下的时候，文艺力量的体现是靠分工来实现的，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文学艺术等上层建筑才发展起来，这意味着物质力量和艺术力量的相互影响是不同步的，“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因此，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8]。很明显，希腊神话的土壤，与电报、纺织机、铁路等难以并存，阿里斯基时代与火药和弹丸难以并存，《伊利亚特》的出现环境同活字盘及印刷机时代难以并存，“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9]。但是，时代就是这样，希腊人的艺术所产生的魅力，同他在其中生长的那个时代并不矛盾。希腊艺术的初始形式是希腊神话，是以不自觉的形式加工的自然现象和社会形态，但埃及的神话不能成为希腊神话的土壤和语境，而神话和艺术也不能等同起来，社会发展会排斥神话对待自然的态度以及把自然神话的态度，要求艺术家具备一些与神话无关的幻想。“埃及神话决不能成为希腊艺术的土壤或母胎。但是无论如何总得是一种神话。因此，决不是这样一种社会发展，这种发展排斥一切对自然的神话态度，一切把自然神话化的态度；因而要求艺术家具备一种与神话无关的幻想。”[10]神话生成的重要条件是技术的落后和想象的无拘无束，当技术发展能对神话所涉及的内容进行科学解释时，当无羁绊的想象或无稽之谈被认为是疯话时，神话生成的技术条件和思维条件就被打破了，代之而起的将是科幻作品，于是《亨利亚特》代替了《伊利亚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