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俄国的教育得到了发展。特别是斯拉夫—希腊—拉丁语学院（1687）、科学院附属大学（1726）、莫斯科大学（1755）的先后创办，留学教育的发展，为18世纪中、后期俄国知识分子阶层的成长创造了条件。而在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阶层中，不少人对加速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要性又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其中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罗蒙诺索夫、伊万·伊万诺维奇·别茨科伊、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诺维科夫（Н. И. Новиков，1744—1818）和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拉季舍夫（А. Н. Радищев，1749—1802）的教育活动与思想对俄国文化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一、罗蒙诺索夫的教育思想

　　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罗蒙诺索夫出身于俄国北方阿尔汉格尔斯克省霍尔莫戈尔斯克区的杰尼索夫卡村的渔民家庭，因而被19世纪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称为“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庄稼汉”。如前所述，阿尔汉格尔斯克自16世纪中叶以后就成了俄国对外通商的海港，开始是英国，后来又有荷兰商船来往。因此这里文化的发展早于俄国的其他地方，村里也不乏识字的人。罗蒙诺索夫少年时跟从邻人学会了识字，读了由“西俄”教会活动家和作家西梅翁·波洛茨基（Симеон Полоцкий）编的《圣诗集》、梅·斯莫特里茨基（М. Смотрицкий）的《斯拉夫语语法》和列·菲·马格尼茨基（Л. Ф. Магницкий）的《算术，即数的科学》。他把《斯拉夫语语法》和《算术，即数的科学》称为自己的启蒙读物。同时，罗蒙诺索夫的父亲经常带着儿子出海捕鱼。与风浪的搏斗，锻炼了他的性格，使他具有了“高贵的倔强精神”（罗蒙诺索夫自认为这是他所具有的特性）；紧张和繁重的劳动使他习惯于生活与学习的劳苦；北方自然界的宏伟景色开阔了他的视野。这一切造就了罗蒙诺索夫这位俄国第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勇往直前、坚韧不拔的品质。

　　1730年，罗蒙诺索夫离开家乡，来到莫斯科。他隐瞒了自己的家庭出身，以神甫之子的身份（一说冒充贵族子弟）[66]进入斯拉夫—希腊—拉丁语学院学习，因为这时候该学院只收贵族和神职人员子弟。罗蒙诺索夫忍受着生活上的贫困、同学的嘲笑和各方面的压力，用五年时间完成了学院的全部课业，1736年初作为最优秀的学生被推荐到彼得堡科学院附属大学学习。同年秋天，他又被送到德国马尔堡大学深造。当时，曾任彼得一世科学顾问的德国哲学家、数学家和科学家，在德国很有影响的启蒙学者沃尔夫正在该校执教。罗蒙诺索夫在他的指导下研究了西欧一些思想家和科学家的著作，其中包括笛卡尔和牛顿的著作。这些学习与研究对罗蒙诺索夫的哲学与科学观点的形成产生了影响。在德国留学期间，除了在马尔堡大学深入学习数学、物理等课程外，他还在弗赖堡学习了采矿、冶金和玻璃制造技术，为以后的科学研究与教学奠定了坚实基础。

　　罗蒙诺索夫于1741年回到彼得堡科学院。1742年，他任院士助理，教物理课，1745年被任命为化学教授，成为彼得堡科学院第一位本国出生的院士。“这期间，他发表了《冷热的原因》、《空气的弹力》和《电学理论》等重要论文。到1748年，在他获得实验室（化学实验室——本书作者注）后的三年中，进行了4000多次实验，结果建成了一座有色玻璃厂并生产出镶嵌贴面。1752年写出物理、化学讲义。1756年在所发表的《光和色的起源》一文中对自然现象的同一性和物质构造理论做了讨论。1760年提出‘固体和流体的反射’这一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即物质及能量守恒定律）。”[67]此外，他还发表了“很多重要论文：如《精确的航道》（1759）、《北冰洋冰山形成的精确过程》、《地层学》（1760）等。对发展科学、商业和采矿业作出了重要贡献”[68]。

　　罗蒙诺索夫不仅在自然科学的许多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他对俄国史学和文学语言学的发展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出于树立俄国民族自尊心和宣扬彼得一世改革以来的成就的考虑，罗蒙诺索夫努力研究了各种史料，写成了《俄国简明编年史》（1760）和《俄国古代史》（2卷，1766年才出版，这时他已去世）。在文学语言方面，他“著有《修辞学》（1748）、《俄语语法》（1755作，1757发表）和《论俄文宗教书籍的裨益》（1758）。他主张不同文体应使用不同范围的词汇，为克服当时俄语的混杂现象、创造规范的文学语言奠定了基础。他经过细心研究，将音节体诗改为音节和重音并重体诗。在《论俄文诗律书》（1739年作，1778年出版）中从理论上深刻阐明了格律问题，并以自己的诗歌创作为新的诗律提供范例，促进了俄国诗歌的发展”[69]。

　　罗蒙诺索夫由于其渊博的学识和在许多学术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而被俄国诗人普希金誉为俄国的第一大学者。尤其可贵的是，罗蒙诺索夫毕生从事科学探索和一切活动的目的，都是要使自己的国家摆脱落后于西方国家的状况和俄罗斯民族获得独立自主的发展。1842年，《莫斯科人》杂志在发表他的文章《论俄罗斯》时，在按语中写道：“伟大的学者和文学家没有放过任何一个国家及民族问题而不予以注意！他在一切问题上都用过心思，在一切问题上都有自己的主张和建议。”[70]发展教育并使本国学术力量迅速成长，可以说是罗蒙诺索夫注意最多、心力花费最大的问题。

　　作为出身农民的一位学者，罗蒙诺索夫切身体会到劳动人民子弟入学受教之难，而他又有幸出国留学，得知西方国家已不存在在教育方面的森严壁垒。因此，他坚决反对俄国教育的等级性，要求给予劳动人民子弟享受教育的权利。1747年，在分析科学院章程的有关规定时，他指出了俄国在这方面与西方国家存在的明显差距：“在其他西欧国家中充满了各种身份的学者，但无一人被禁止在大学学习，无论他是什么人。在大学里，学习最好的便是最受尊敬的学生。至于他是何人子弟，那是不需要考虑的。而在俄国，学者很少。贵族没有勇气去打乱官阶，规定交纳人头税的人们禁止进入学院学习。”[71]罗蒙诺索夫并反问道：“那些交纳人头税，财力充足的人们想自费将其子弟送去学习，那有什么过错呢？”[72]在以后的岁月中，他为缩小俄国与西方国家在这个方面的差距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在1755年前后筹建莫斯科大学的过程中，他力争为莫斯科大学附设两所文科中学。其中一所是专为除农奴以外的平民设立的，这就为一部分平民子弟进入大学学习创造了可能性。十分有趣的是，《关于创建莫斯科大学的章程草案》还包含为具有特殊才能的农奴子弟争取进入大学及其附属文科中学学习的机会的专门条款。其中指出，如果发现某位农奴的儿子表现出特殊的聪明才智，而其主人又愿意让他学习科学，那么，这位贵族主人就应该宣布年轻人是自由的，并出具解除其依附关系的书面证明和提供其学习所需要的经费以保证其能够完成学业。在这样的条件下，大学及其附属中学是应该接受这位具有特殊才能的原农奴的儿子入学的。[73]显然，在当时的俄国，要找到这样的贵族简直是不可能的。这里既说明了罗蒙诺索夫面对俄国最尖锐的社会矛盾所表现的软弱和天真，也表现了他惜才、爱才和渴望扩大俄国人民受教育权利的苦心。

　　在罗蒙诺索夫所处的时代，“俄国只是在不久以前才走上西欧教育的道路。政府邀请了一些外国学者来到俄国。但是请来的学者并不都是无私地爱好科学，而且也并不都是真正的学者。他们鄙视俄国人，力图使俄国人屈从他们，把教育变成他们的垄断事业。像波索什科夫一样，罗蒙诺索夫看到了外国商人的这种剥削意图，而且也像波索什科夫一样，力图使俄国人摆脱对外国的屈服”[74]。如果说波索什科夫更多的是从经济学的角度，从工商业政策方面提出克服外商控制俄国经济发展的主张；罗蒙诺索夫则更多的是从如何使俄国的科学与教育事业摆脱外国控制的角度来提出问题和建议的。在1742年他为叶丽萨维塔·彼得罗夫娜女皇即位周年所写的颂词中，用女皇的名义号召俄罗斯青年为俄国的利益而学习。他写道：“我愿见俄罗斯学院由俄罗斯的子弟组成；尽快在科学上臻于完善吧！这是祖国的利益与光荣，这是我们父母的意愿，这是我的意愿与要求”；“我们祖先的事业尚无记述，彼得的伟大光荣尚无应有的歌颂。努力丰富你们的智能，美化俄罗斯的语言吧”；“在我的广阔大国中，蕴藏着不可估价的宝藏，它们是自然的赐予，但迄未开发，只是等待着技术人才。你们应该以极大的努力去认识自然的事物。”[75]在1747年献给女皇的颂诗中，他又号召俄国人学会自力更生，在科学和技术上成为能够独立的工作者，并期待着俄国出现自己的柏拉图和牛顿。他还在给自己的保护人И. И. 舒瓦洛夫（И. И. Шувалов）写的信中说：“我的惟一愿望就是要使大学成为我们所热望的潮流，从这里能够产生无数罗蒙诺索夫。”[76]И. И. 舒瓦洛夫是当朝女皇的宠臣、俄国当时实际上的执政者П. И. 舒瓦洛夫的堂弟。罗蒙诺索夫关于创办莫斯科大学的建议就是通过他呈交给女皇并获得批准的。

　　罗蒙诺索夫不仅对俄罗斯青年提出了为国学习的号召，指出了当时亟待解决的科学课题，而且为培养年轻的俄国学者和发展俄国的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制订了具体方案。在他1754年写给И. И. 舒瓦洛夫的信中和《关于创建莫斯科大学的章程草案》中，他认为莫斯科大学只设法学、医学和哲学三系而不设神学系，以培养国家所急需的各种专门人才。为了保证大学生源，他建议设两所大学附属文科中学。每所文科中学包含各有三个年级的四所学校，即俄语学校、拉丁语学校、科学初步基础学校和欧洲语言学校（主要学习德语和法语）。1758—1765年，罗蒙诺索夫负责领导彼得堡科学院附属大学和文科中学。他对它们的教学组织与工作也进行了改革。原来科学院附属大学只有数学、物理学和人文科学三个教研室，没有设系。罗蒙诺索夫领导期间，这所大学也设哲学、法律学和医学三系，学制三年，低年级设普通教育课程，高年级设专业课程。罗蒙诺索夫曾试图将这所大学从科学院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高等教育机构，他的这一努力没有得到沙皇政府的支持。科学院附属文科中学的教学原来以语言科目为主，但主要学习拉丁语、希腊语、德语、法语而不设俄语。在罗蒙诺索夫的主持下，增设了俄语，加强了数学和科学基础知识的教学。

　　罗蒙诺索夫对科学院附属文科中学课程设置的改变体现了他对忽视俄语的不可容忍态度。罗蒙诺索夫是俄罗斯第一位撰写科学著作的学者。他从1746年起就用俄语上公开课，并在“美化俄罗斯语言”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根据自己的体验指出：“在俄文里有西班牙文的华丽、法文的生动、德文的严谨、意大利文的温柔，此外，还有希腊文和拉丁文的丰富和表达上的简洁……最精微的哲学想象和判断，宇宙结构及人类交往中的多种多样的自然特性和变迁，都在俄文中有适当表达的词汇。如果对某事未能准确表达，则其责任不在于俄国文字，而在于对俄文没有掌握充分的技巧。”[77]他强调，俄国文学语言的发展将促进人们对自然和人类过去与现在生活的认识，有助于俄国科学与文化的进步。因此，他认为俄语应是俄国学校教学的基础。他的《修辞学》和《俄语语法》等著作在以后的很长时间里被用作莫斯科大学附属文科中学及其他学校的教材，对提高年轻学者的俄语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莫斯科大学及其附属文科中学建校方案和罗蒙诺索夫对科学院附属大学及文科中学所做的改革中可以看出，他虽然热爱俄语和重视俄语教学，但是他也重视古典语和外语的教学，因为这些语言是掌握古典文明和当时先进科学技术的工具。为了使俄国青年掌握科学技术，罗蒙诺索夫还做了许多具体工作。他译自拉丁文的《沃尔费安实验物理学》是第一本用俄文出版的物理学教科书。该书于1746年出第一版，1760年再版。后来，他自己又为学生编写了物理、化学讲义，其中包括1752年撰写的《物理、化学概论》和1752—1753年撰写的《物理、化学实验》。罗蒙诺索夫对大学毕业生出国深造的问题也极为关心。

　　二、别茨科伊的教育活动与思想

　　伊万·伊万诺维奇·别茨科伊是俄国元帅特鲁别茨科伊之子。他出生在斯德哥尔摩，曾就学于哥本哈根的陆军学校。18世纪40年代，他曾在彼得堡外交事务委员会工作。1747年辞职后直至1762年，他大部分时间在法国度过，与狄德罗、卢梭等人有过交往，受到他们思想的影响。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位前期实行“开明专制”政策，其学校改革活动便是通过别茨科伊推动的。

　　别茨科伊在1763年回国后即向女皇呈递了一份学校改革计划，该计划在1764年被批准，称之为《男女青少年教育的基本制度》（或译《男女青少年教育总则》）。以后，他又提出了为“弃子孤儿”设立教养院的建议，并为教养院和陆军贵族士官学校制定了规章。他的教育思想便体现在这些文件和其他作品中。

　　按照别茨科伊的观点，教育是一切善的根源，对社会生活的改进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他认为，俄国必须通过建立寄宿制的教育和教养机构从各个阶层培养出“新型的人”，以便在专制国家利益的基础上缓和阶级的对抗性。他所说的“新型的人”包括能以人道态度对待农民并公正地管理国家事务的有教养的贵族和能从事工业、商业、手工业的“第三等级”。[78]他希望这些受到寄宿学校教育的人能把他们养成的观点和习惯传给自己的孩子，而后者又传给下一代人，从而逐渐改变人的道德和行为，使社会获得进步。别茨科伊强调，形成第一代“新型的人”的必要条件是使受教育的学生与社会的不良影响和老一代人的成见、恶行隔离开来。因此，按照他的计划，儿童必须从5～18岁都留在寄宿制教育与教养机构中接受教育。

　　从上述目的出发，在18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别茨科伊在俄国为5～6岁的儿童至18～20岁的青年建立了各种带有等级性质的寄宿制教育机构，其中包括莫斯科教养院和彼得堡教养院、彼得堡艺术研究院附属中等艺术教育学校、斯莫尔尼贵族女子学院和陆军贵族士官学校附属市民学校等。

　　别茨科伊在1763年向叶卡捷琳娜二世提出了关于为“弃子孤儿”设立教养院的建议。莫斯科教养院于1764年成立，由别茨科伊担任院长。教养院收容的儿童在两岁前由保育员照管，两岁以后的教育工作按2～7岁、7～11岁和11～14岁三个年龄组进行。别茨科伊制订了《莫斯科教养院总体计划》，编著了以《从初生到少年期的儿童教育论文选集》为书名的教育指南，以指导教养院的工作。他注重德育和体育，认为劝诫儿童“敬畏上帝”、把儿童与周围环境隔离起来和良好的榜样是道德教育的主要手段；鼓励儿童爱好劳动，注意培养他们不游手好闲的习惯。在体育方面，他认为新鲜空气及无害的游戏和娱乐、劳动都是发展儿童体力并使他们健康成长的手段。在智育方面，他认为学习过程对儿童应该是愉快的，反对强迫儿童学习。在《莫斯科教养院总体计划》中，他强调坚决反对对儿童进行体罚。1773年，他创办了附设于莫斯科教养院的商业学校。这是俄国的第一所中等商业专业教育机构，是由当时俄国最大的企业家兼地主杰米多夫家族成员出资创办的。这一附属专业教育机构的建立为莫斯科教养院学生接受中等专业教育创造了条件。

　　在莫斯科教养院的影响下，1770年彼得堡又开办了一所新的教养院，以后有些省城也开办了教养院。这些教养院的工作也接受别茨科伊的指导。1802年，彼得堡教养院还在彼得堡近郊加特契纳（Гатчина）创办了一所教养院。19世纪前期，一些俄国教育家都曾为改进这所教养院的教育工作尽力。1854年，俄国著名教育家康·德·乌申斯基（К. Д. Ушинский）曾在这里担任教师和学监。

　　从1764年起，别茨科伊开始担任彼得堡艺术研究院的院长。18世纪70年代初，学院中开始形成进行职业训练的学院教育体制并设立了附属于研究院的中等艺术教育学校，招收5～6岁的男孩入学，进行15年的普通教育和艺术专业教育。学习期分为5个年龄段，每段3年。艺术专业教育按3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描摹匠师范品；第二阶段画石膏像；第三阶段学习人像写生。别茨科伊领导艺术研究院直至1794年，第二年他就去世了。他为俄国艺术教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别茨科伊非常重视妇女在儿童教育，特别是幼儿教育事业中的作用。他“谈到必须在社会中形成对作为母亲和养育者的妇女的尊重”[79]。因此，他积极支持在俄国发展妇女教育。根据他的建议，1764年在彼得堡设立了斯莫尔尼贵族女子学院。当时称之为贵族女子教育社，有200名6～18岁的贵族女孩在其中就读；1765年还附设了市民女子分部，招生240人。斯莫尔尼贵族女子学院是俄国第一所中等女子寄宿学校。学生在学院中学习相当广泛的普通教育知识。但是它更加重视的是对学生道德品质和行为规范的培养，宗教教育也是占有重要地位的。

　　由于曾长时间留居国外，别茨科伊清楚地看到了自己国家与先进的西方国家的差距。但是，他对俄国社会与教育落后的根源缺乏应有的了解与认识。因此，抱有通过教育培植第三等级并改造俄国贵族以促使社会取得进步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他的教育思想带有法国启蒙思想家（如卢梭、爱尔维修等）的某些教育观点的性质，缺乏独创性和民族性，其教育活动的范围也是比较狭小的。不过，他的教育思想与活动对俄国文化教育的发展还是起了一定促进作用的。

　　三、诺维科夫的文化教育活动与教育观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诺维科夫出身于贵族家庭，1744年出生在莫斯科近郊的齐赫文斯科耶一阿夫多京诺庄园，曾受教于莫斯科大学附属文科中学（1755—1760），并曾以上士身份在伊斯梅洛夫团服务（1762—1766）。1767—1769年，诺维科夫被任命为叶卡捷琳娜二世召集的新法典编辑委员会的文书，负责编写该委员会“中层人士”科的《日志》，参与编辑《代表大会会刊》，这些工作增进了他对俄国社会的了解。诺维科夫启蒙思想的形成以及他对俄国上流社会所持的批判态度和他的这段经历也是有一定联系的。

　　与别茨科伊代表叶卡捷琳娜二世政权从事的教育活动截然不同，诺维科夫的文化启蒙活动与教育活动带有比较明确的独立于沙皇政权的性质，反映俄国部分知识分子对凭借沙皇权力得以使俄国迈入文明开化的信心开始消失。

　　1769—1775年是诺维科夫从事文化启蒙活动的第一阶段。在这一时期，他主要以讽刺性杂志作为对俄国人民进行文化启蒙的手段。在他编辑出版的《雄蜂》（1769—1770）、《画家》（1772—1773）和《钱袋》（1774）等讽刺性杂志中，尖锐地揭露了农奴主的寄生生活，抨击上流社会的崇洋媚外风气，倡导以人道主义态度对待农奴，攻击显贵们的专横行为，要求抑制无限权力，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按照19世纪60年代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杜勃罗留波夫（Н. А. Добролюбов）的说法，诺维科夫是俄国报刊工作者中“善于拿起讽刺武器勇敢而又卓有成效地打击权势罪行”的第一人。[80]

　　在《钱袋》杂志第4和第5印张的一封信中有这样几句话：“小市民在学习，贵族在游手好闲，商人在经营商业增加国富。”[81]这几句话反映了诺维科夫对俄国社会各阶层的基本评价。为适应和满足“中等阶级”（包括小市民和中小贵族）的学习需要，诺维科夫在1775年后组织领导了更大规模的图书出版活动。正是在这一年，他参加了共济会[82]俄国支部。1779年，他与迁居到莫斯科、受聘为莫斯科大学哲学和“小说”讲座的编外教授、共济会会员伊·叶·施瓦茨（1751—1784，德国人）结识，两人成了莫斯科共济会的中心成员。因此，他得以承租莫斯科大学的印刷厂，在1784年还建立了莫斯科印刷公司。从1779年到1789年的10年间，由他领导的莫斯科出版界出版的图书大约有900种，约占18世纪80年代俄国出版图书总数的三分之一。在诺维科夫出版的图书中，包含有数百种译著和原著，其中有许多一流文学作品，在教育方面的译著则有洛克的《教育漫话》（1788）和夸美纽斯的《世界图解》（1788年出两版）。为了提高俄国的民族自觉性，诺维科夫还出版了大量俄国史料，在20卷本的《古俄罗斯文库》中，收有极其珍贵的俄国历史名著。[83]在同一时期，诺维科夫还接手出版《莫斯科新闻》，并出版了包含极为丰富的资料与各种自然和经济知识的增刊。为了给家庭提供教育儿童的帮助，他的报纸经常刊登儿童教育方面的文章或给父母推荐有关的书籍。1785—1789年，作为《莫斯科新闻》的增刊，诺维科夫创办了俄国的第一份儿童杂志《有益心智的儿童读物》（周刊，免费赠送读者）。

　　诺维科夫的出版活动和他的学校教育活动相辅组成。1782年，他和施瓦茨在莫斯科组织了一个有50多人参加的“学术联谊会”。此前，他们在莫斯科大学还建立了一个“翻译研究室”和莫斯科大学的第一个学生组织“大学同学会”。他们甚至以自己募集的经费为大学生提供助学金，派遣学生出国留学。[84]1777年，诺维科夫以举办杂志所得和读者捐赠的经费在彼得堡为贫苦家庭的儿童和孤儿创办了两所初等学校。学生除学习《圣经》初步知识、文法、算术外，还学习德语、地理、几何知识。教学计划还规定，学生将学习某种手工业。他的学校很受欢迎，学生人数迅速增长。但是到1782年，叶卡捷琳娜二世政府下令关闭了这两所学校，因为诺维科夫日益扩展的文化教育启蒙活动引起女皇政府的极大猜疑。法国大革命促进了事态的发展，1792年诺维科夫被逮捕并被关进了施吕瑟尔堡要塞，一直到1796年叶卡捷琳娜女皇逝世以后，他才被释放出来，但被禁止继续从事文教活动。[85]

　　诺维科夫的教育观点比较集中地反映在他刊载于1783—1784年的《莫斯科新闻增刊》的论文《论怎样进行儿童的教育和训导以推广公益知识和普遍幸福》之中。该论文论及体育、德育和智育。在体育方面，他要求正常发展儿童的体格，养成坚忍性，并对营养、服装及其他方面提出了要求。在德育方面，他要求发展人的道德精神，教育儿童尊重劳动者。在智育方面，他强调应注意发展儿童的感觉器官，授以广泛的、多方面的知识，用新知识充实他们的理智，发展其思维能力。但是他力图调和科学和宗教，并且认为，宗教教育是儿童和青年道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他“不是官方的宗教和占统治地位的教会的捍卫者。他是信教自由的支持者，批评东正教，提出反教权扩张的思想，推测世界的发展是按其自然规律进行的”[86]。1784年，诺维科夫在增刊上还发表了《全家人的谈话》《论家庭教师的信》和《论美育》等教育论文。其实，诺维科夫的教育思想也并不是在他从事文化启蒙活动的第二阶段（1775年后）才形成的，虽然他的主要教育论文都发表在18世纪80年代。在诺维科夫出版的讽刺杂志《雄蜂》上便刊载了以下一篇故事：有3个人争取同一职位，这个职位“需要一个聪明、有学问和勤奋的人”。竞争者之一是贵族，天生愚钝，无知，而且道德堕落。他的全部优点在于他有2000个灵魂（农奴）（故事的作者挖苦地说：“但他自己却无灵魂。”），还有许多显贵的亲戚。第二个求职者是一个不富裕的贵族，他虽无多大智慧，却受过教育，而且品行端正。第三个求职者，“按照某些愚蠢贵族的说法”是一个卑贱的人，亦即小市民。他具有很大的天赋才智，长期在俄国和外国学习。他的道德品质是毫无缺点的。他是“真理的卫士，扶贫济困，疾恶如仇，憎恨奢侈，诚实端庄，爱人类，爱科学，爱祖国；而且是一个通情达理的父亲，和睦的邻居，明察无私的法官”。此外，他以前还有过许多职务上的功绩。故事的作者在罗列了这位候选人的大量优点之后，向读者提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得奖的是与大贵族有亲姻关系的蠢汉，还是德行优异的有功绩者呢？”[87]

　　在这个故事中，不仅鞭打了显赫贵族的愚蠢，他们的恣意专横，揭露了农奴主国家对非贵族知识界的排挤，表达了作者对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的同情，还生动地表达了作者的教育理想。

　　四、拉季舍夫的教育思想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拉季舍夫是18世纪后期俄国最先进的思想家和作家，是当时俄国知识分子中最接近法国启蒙思想家水平的人物和俄国为数不多的贵族之一。列宁在论述俄罗斯人民的民族自豪感时曾写道：“而使我们感到自豪的是……在这些人中间产生了拉吉舍夫……”[88]

　　拉季舍夫出身于萨拉托夫省的一个富有的地主家庭。像当时俄国富有的贵族家庭一样，他的家里也请有法国教师。由于他母亲的亲戚是莫斯科文化界人士，拉季舍夫7岁时就被送到莫斯科亲戚家接受教育，除很好的法文教师外，还有多位莫斯科大学的教授给他讲课。因此，拉季舍夫在十来岁就掌握了法语，还获得了许多知识。1762—1766年，他在彼得堡贵族武备学校学习，1766年作为该校优秀学生被派往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但拉季舍夫在这里不仅研究了法学，而且研究了自然科学和医学。他的世界观是在法国启蒙思想家和罗蒙诺索夫、诺维科夫的影响下形成的。在学习期间，他和一同在莱比锡大学留学的朋友们还专门学习研究过爱尔维修的《论精神》，“学会了照那本书思考”[89]。

　　1771年11月，拉季舍夫“带着为祖国贡献其全部力量的热烈愿望”回到俄国。[90]这时候叶卡捷琳娜二世召集的新法典编辑委员会早已收场，女皇政府已不需要他所学得的法律或其他任何知识。开始，拉季舍夫只被派到参政院去做记录员，以后他被任命为大尉，在彼得堡军区总司令部干了几年。从1776年到1790年因出版其所著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被捕前，拉季舍夫是在商务委员会任职。

　　拉季舍夫酷爱自由，渴望使自己的国家摆脱专制制度，让农民获得土地与自由。自结识诺维科夫后，他就在诺维科夫主办的报刊上发表文章，鼓吹自由。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起义更促进了拉季舍夫政治思想的成熟，使他开始相信，只有通过人民革命，才能推翻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1773年，在由诺维科夫的“印书业促进会”出版的译作《希腊史概论，或关于希腊人幸福和灾难原因的考察》（法国启蒙学者、空想社会主义者马布里著）中，拉季舍夫对“专制制度”一词做了这样的解释：专制制度是一种最违反人类天性的制度。如果君主利用手中的权力反对人民，人民完全有权把他当作罪犯来审判。在1782年撰写的《致托波尔斯克友人书》中，他肯定彼得一世的功绩，但是他指出，彼得一世并没有给人民以自由。拉季舍夫写道：“如果彼得确立了个人的自由，那他就可能更光荣，就可能更提高自己，也提高他的祖国。”[91]同时，他提示人们，没有一个坐在王位上的国王会自愿放弃他的任何权力。在写于1781—1783年的长诗《自由颂》中，他明确地号召受压迫和受剥削的人民起来斗争，把沙皇送上断头台。[92]拉季舍夫的这首长诗到1905年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后才被全文发表。但是他自己在1790年已将长诗加以删节和处理后纳入到《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一书中。这部书是他最主要的代表作。它以旅行者见闻的形式，愤怒地、具体地揭露贵族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与压榨，贵族地主道德思想的腐败和行为的丑恶；揭示人民无边无际的苦难，歌颂他们道德品质的纯朴、高尚和他们对社会所做的贡献，并在议论中表达了作者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论的思想，肯定农民反抗和起义的合理性与正义性。拉季舍夫写道：“戴着镣铐的人们怒吼起来，他们怀着自由的希望，在不可摧毁的天赋权利的指引下前进……黑暗的基础动摇了，自由发出明亮的光辉。”[93]在这部书中，他还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方案，包括确立法律高于专制权力，人人享有同等的财产权，取消贵族特权，减轻刑法，实现宗教信仰和出版自由，使科学、艺术和手工艺得到繁荣，通过国民教育培养公民和人，等等。

　　教育在拉季舍夫的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他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中以两章的篇幅集中论述了教育问题，其他揭露与批判农奴制和沙皇专制制度的章节也涉及了教育问题。谈论教育问题较多的作品还有《谈谈祖国的儿子是什么样的》（1789）、《乌沙科夫生平》（1789）、《论人、论他的死和永生》（1792—1796），等等。

　　拉季舍夫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热爱祖国的公民和具有善良感情与高尚品德的人。他指出，贵族地主道德的反动腐朽和丑恶言行是专制主义政治制度和封建农奴制的必然结果。拉季舍夫揭示说，君主专横独断和长官权力无限的行为危害着热爱祖国的公民的成长，压制着人们的情感与理智。他认为，真正的爱国者就是那些能为受压迫人民的幸福并与专制制度积极进行斗争的人；公民是为国家服务而不是听命于长官的，必须学会抵制身居高位的暴君，保持自己的独立精神。

　　拉季舍夫谴责当时盛行的让贵族少年服军役的传统教育方式。他写道：“一提起军役这两个字，就使我全身热血沸腾！可以万无一失地说，在服军役的100个贵族少爷中，有98个成为浪**公子，只有两个到老年时，或者更正确地说，在未老先衰之年，成为善良的人。”[94]贵族们把自己的男孩送去服军役，只不过是为了使他们更早地取得官衔，也就是所谓“少年得志，升官晋爵”“嘴上没有毛，便已成了显赫的大贵族”。但是他们在军中什么也没有学到，只是养成了一些上流社会的恶习恶德。拉季舍夫反问道：“要是你的儿子，显赫的大贵族，看不起有功勋有才德的人，因为这些人憎恶阴谋诡计，钻营奉承，因此他们只能在宦途上爬行，对此，你能不痛心吗？你的宝贝儿子笑容可掬地夺取他人的财产、荣誉，毒害并杀死人们，虽然往往不是贵人亲自动手，而是假手于他的心腹爪牙，看到这种情况，你能不放声痛哭吗？”[95]

　　拉季舍夫批评了当时教会讲习所的教育大纲和教育方法。他指出，这些中等教会教育机构是些“几个世纪以前的老古董”，“至今”还被亚里士多德和烦琐哲学“统治着”；盛行死记硬背的方法，但让学生所熟知的只是“原文的评注，而不是使作者流芳百世、至今人们仍爱读的佳作本身”，“只懂得拉丁文并不能满足理智对科学知识的渴求”。[96]拉季舍夫对别茨科伊提倡办的寄宿教育和教养机构也持否定态度。他认为在教育与社会隔离的条件下不可能形成年轻人的社会志向与兴趣。他还批评了当时西欧和俄国共济会在知识分子中传播的神秘主义。如上所述，诺维科夫在其从事文化教育启蒙的第二阶段也曾受到共济会的消极影响。拉季舍夫写道：“你打开最近出版的神秘性著作，就会以为我们正处在烦琐哲学和相互争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们的理智只关心言辞，而不考虑言辞中有无意义；在这个时代里，人们认为哲学的任务是探讨针尖上能容纳多少灵魂，并要真理研究者去解决这种问题。”[97]他强调，既然我们的后代有可能误入迷途，不去研究自然现象，而是去追逐幻想，那就应该有人能写出一部有益的作品，以揭示人们的思想向真理前进和堕入谬误的过程，“从而使某些人免于走上有害的道路，并阻止不学无术之风蔓延滋长”[98]。

　　拉季舍夫重视智育。他认为通过智育既要让青年学生掌握知识，又要使他们的心智得以发展。拉季舍夫强调，本族语是任何教养的基础，通晓本国语言对人的精神成长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他写道：“我最关心的是要你们通晓本国的语言，会用祖国的语言以口头和书面的形式阐明自己的思想。在阐述思想时你们能运用自如，而不是抓耳挠腮，汗流浃背。”[99]他还以自己作品中年轻主人公的名义提出这一问题：“如果科学不是只有通晓拉丁文的人才能问津的奥秘，如果用民族语言来讲授科学知识的话，对教学该多么有益啊！”“为什么我国不开设用通用的语言、用俄语讲授科学知识的高等学校呢？若真能如此，则大家都能听懂讲课；教育就能更快地普及，一代之后，就会有200个受教育的人来代替一个懂得拉丁文的人；至少，每个法庭上将会有一个懂得什么是法学和教义的法官。”[100]拉季舍夫强调俄语教学重要性的这些言论，是针对俄国欧化过程中贵族在家庭和学校教育中极度轻视民族语言的畸形现象而发的。但是他深知俄国的科学与文化大大地落后于西欧各国，因此，他也主张年轻人掌握拉丁文和多种外语（法语、德语和英语），以便阅读原著，了解各国的情况和扩展自己的知识领域。他特别指出，“顽强的自由精神”表现在这些语言之中；学习这些语言，“也能使理智习惯于一切政治制度下都必需的正确概念”。[101]拉季舍夫反对机械灌输，强调启发引导。他写道：“在你们是幼年和少年时期，我从未以现成的论断或别人的思想强加于你们的理智，也未以多余的东西加重你们记忆的负担；而是在你们开始感觉到自己理智的力量时，给你们指点获得知识的道路，让你们自己在展现在你们面前的道路上前进。”[102]

　　与智育相比较，拉季舍夫更加重视儿童和青少年的品德教育。他还要求对儿童和青少年进行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遵循卢梭的自由教育思想，拉季舍夫坚决反对强制性的教育。他认为，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应当建立在相互尊重、热爱和合理要求的基础上，并指出，这无论是对社会还是对儿童个性的发展都是有益处的。拉季舍夫强调：“如果父子之间的关系不是建立在内心温柔感情的基础上，那么这种关系当然不会牢固；尽管有一切法制，也是不会牢固的。如果父亲把儿子看作奴隶，从法制中寻求自己的权力，如果儿子为了遗产才尊敬父亲，这对社会有什么好处？不过是在其他众多的奴隶中再加上一个奴隶，或是把蛇抱在怀中而已。”[103]他又说：“你们从幼年起就没有感受过强制。虽然你们的行动由我引导，但你们并不感到我在指点。我对你们的行动总是预先察觉，预为防范；我不希望在我的管教的压力下，你们经常处于战战兢兢或俯首贴耳的状态。正因为如此，你们的性情不能容忍狂妄的命令，而喜欢友谊的忠告。”[104]

　　拉季舍夫十分重视情感教育，而且谈到各育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如说：“你们会绘画，会画动物和植物，会画大自然的主宰者——人的容貌。在绘画中你们能找到真正的乐趣，不仅能找到感情的乐趣，而且能找到理智的乐趣。我教会了你们音乐，为的是让颤动的琴弦使你们精神振奋，心旷神怡；因为音乐能够激动肺腑，使我们养成善良的性格。我还教会了你们击剑这一野蛮的技艺。但愿你们的这一技艺无用武之地，除非人身安全要求使用它。我希望，这一技艺不致使你们蛮不讲理……不要羞对人言，你们会挤牛奶，能做菜汤和稀饭，会烤味美适口的肉。只有自己会做，才能教别人去做；知道行之艰难，才能宽以待人。”[105]又说：“如今你们已经到了热情奔放但尚未完全自觉的时候，一切外界的事物都开始激动你们的感情，在你们的内心里**起危险的涟漪……我一直使你们保持情操的纯洁，不受有害的冲击，但是我并没有以无知之幕向你们隐瞒耽于逸乐的致命后果。你们曾经看见，滥用感情是多么卑劣，你们厌恶这种行为……”[106]为了使年轻人进行自我管束，拉季舍夫认为应该为他们建立个人生活准则和社会生活准则。他所说的个人生活准则，其核心是适当地运用个人的体力与情操，以保持身心健康。为此，必须经常练习自己所掌握的艺术、技术和手艺以便保持自食其力的能力，并使身体健壮、精神振奋；要节制饮食，只进保持健康所必需的食物；要穿戴整洁，注意清洁卫生，但这方面不要做得过分，在需要帮助别人解决困难问题时，不要怕弄脏了手脚和身体，要“到受人鄙视的茅舍去；去慰问贫苦的人们；尝尝他们的饮食，给予哀伤的人以快乐”[107]。拉季舍夫强调，只有通过体力、心灵和智力劳动，才能使知、情、意逐渐趋于平衡，“舍此别无他法”。因此，他劝告年轻人说：“去从事体力劳动吧，你们的热情就不致于如此强烈地波动；去从事心灵的劳动吧；锤炼你们善良的心和丰富的情感，发扬同情、慷慨、宽恕的精神，你们的热情就能达到美好的结果。去从事智力劳动吧，读书、思考、寻求真理或探索事故的原委，理智就能支配你们的意志和热情。”[108]拉季舍夫还告诫人们，当理智占据上风时，不可失去热情，“不要以为你们应该成为完全没有热情的人”[109]。他认为热情会使人产生善良的冲动，并把完全没有热情的人称为“蠢人”和“怪诞的木偶”。[110]拉季舍夫指出，热情要适度，并受经验、心灵和理智的指导，“过度的热情是毁灭；没有**是道德的沦亡……如果经验、理智和心灵把你们的热情导向崇高的目的，那就不要用令人萎顿的过分慎重去限制它，不要制止它展翅飞翔”[111]。他还说：“摒弃坏主意，不做坏事情，这还不是美德。”[112]在论及社会生活准则时，拉季舍夫写道：“社会生活的准则与遵循人民的习俗和风尚、遵守法律或奉行美德有关。如果社会上的习俗风尚与法律没有抵触，如果法律并不阻碍美德的推行，那么，遵守社会生活的准则是容易的。但哪里存在这样的社会呢？在我们所知道的各种社会中，风尚与习俗、法律与美德之间充满各种矛盾，因此履行人的义务和公民的义务就变得困难了。因为它们往往处于完全对立的地位。”[113]那么，年轻人应当怎样行动呢？拉季舍夫指出：“因为美德是人类行为的顶峰，所以履行美德不应受到任何阻碍。如果遵循习俗和风尚、遵守社会奉为神圣之物的法律和宗教法规会使你们背离美德，那你们就对它们置之不理。永远不要以胆怯的慎重为借口掩盖破坏美德的行为。”[114]可见他是将履行美德摆在首要位置的。其次，拉季舍夫认为，当遵循风习而违反法律时，年轻人应守法。但是他强调说：“假使法律或国君或世界上某一个政权怂恿你违背真理，破坏美德，你要坚定不移地维护美德。嘲笑不要怕，折磨不要怕，病痛不要怕，坐牢不要怕，连死也不要怕……如果他们处死你，侮辱你，那你将千秋万代地活在高尚人们的心中。不要把行为中的软弱称之为明智，这是美德的第一个大敌。”[115]拉季舍夫还为年轻人提出了一条重要的生活准则，这就是：“一切行为要能得到自己的尊敬”，要做到在“独自一人扪心自问时能够不仅不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悔恨，而且可以怀着尊敬的心情看待自己”。[116]他要求年轻人保持自尊自爱，“尽可能不做奴才相”；他谴责每逢节日一清早就去拜望达官贵人以猎取功名的鄙俗风尚，指出它既“表现了拜谒者的懦怯灵魂，也表现了受拜谒者的狂妄自大和愚昧无知”，并告诫青年们“切勿超出履行职务的范围而迈进奴颜婢膝的门槛”。[117]拉季舍夫甚至把自杀视为勇敢行为，认为当人们因恶劣环境无法履行美德，当他们被逼到绝境、无处可以逃避压迫时，可以为保住人的尊严而结束自己的生命。

　　拉季舍夫由于撰写和出版了《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而被捕，开始被判处死刑，后改判流放西伯利亚。死刑的威胁和流放并没有能使他放弃自己的政治信仰和主张。1796年叶卡捷琳娜二世死去后，拉季舍夫得到赦免。由于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又不愿苟且偷生，他于1802年9月24日服毒自杀。

　　拉季舍夫被认为是俄国生活导师队伍中首屈一指的人物。他的社会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对十二月党人[118]和革命民主主义者世界观的形成与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综上所述，古罗斯本是一个欧洲国家，经过两百多年鞑靼蒙古的统治，以莫斯科公国为中心形成的俄国成了带有浓厚东方色彩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农奴制国家。一直到16世纪末17世纪初，俄国社会与教育的发展落后于西欧先进国家近300年。17世纪20年代，俄国在克服内忧外患之后走上了重新欧化的道路。但是在17世纪，俄国主要是引进西欧的军事和工业技术，对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念抱着强烈的抵制态度，其社会与文化教育的发展仍很缓慢。17、18世纪之交，俄国进入彼得一世执政时代。为了改变俄国远远落后于西欧先进国家的状况，彼得一世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大大地密切了俄国与中欧、西欧国家的联系，极大地促进了俄国工商业与文化教育的发展。18世纪中、后期，俄国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城市增多，国力增强，已成欧洲大国之一。但宫廷和一部分贵族家庭的生活与教育欧化到脱离本国人民的地步，且沙皇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继续加强，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18世纪俄国的教育思想是作为社会政治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上述社会历史背景中发展起来的。在彼得一世改革时期，进步的社会活动家和思想家拥护彼得一世的改革措施，强**育的作用并扩大教育的范围，为国家培养有用的人才。在18世纪中、后期，他们强调本民族语言的教学地位和民族文化科学的发展。先进的社会思想家如拉季舍夫、诺维科夫等提出了通过教育培养祖国的儿子和公民的问题。18世纪先进思想家和科学家的教育活动及其思想为19世纪俄国文化教育的繁荣和进步奠定了基础。

　　[1] 爱伦·F. 丘著：《俄国历史地图解说》，郭圣铭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9页。

　　[2] Отвественный редактор：Э. Д. Д нелров，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школы и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народов СССР（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конuа XVII в.），М.：《Педагогика》，1989，СТР. 130～132.

　　[3] 参见戈·瓦·普列汉诺夫著：《俄国社会思想史》第1卷，孙静工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8页。

　　[4] 参见《俄国社会思想史》第1卷，第101页，第88页，第89页。

　　[5] 尼·别尔嘉耶夫著：《俄罗斯思想》，雷永生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3页。

　　[6] 参见В. Д. 格列科夫著：《金帐汗国衰亡史》，余大钧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45页。摩尔人指中世纪迁移至西班牙的阿拉伯人，他们的科学和学者对古希腊哲学的研究对西欧文艺复兴有一定的影响。

　　[7] H. A. 康斯坦丁诺夫等编：《苏联教育史》，吴式颖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85页。

　　[8] 索菲亚是拜占庭末代皇帝君士坦丁的弟弟福马的女儿，拜占庭的末代公主。在拜占庭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灭亡时，她逃到罗马，1472年成了伊凡三世的妻子。

　　[9] 参见苏科院历史所列宁格勒分所编：《俄国文化史纲（从远古至1917年）》，张开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49页。

　　[10] 《俄国社会思想史》第1卷，第308页。

　　[11] 《俄国社会思想史》第1卷，第309页。

　　[12]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下册），吴象婴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47页。

　　[13] 《俄国社会思想史》第2卷，第100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0页。

　　[15]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8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878页。

　　[16]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下册），第548页。

　　[17] 孙成木等主编：《俄国通史简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3页。

　　[18] 参见《俄国社会思想史》第2卷，第102～137页。

　　[19] 参见《俄国通史简编》上册，第277页。

　　[20] 参见《俄国通史简编》上册，第278页。

　　[21] 参见《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下册），第548页。

　　[22] 参见《俄国通史简编》上册，第300～331页。

　　[23]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8卷，第879页。

　　[24] 《俄国文化史纲（从远古至1917年）》，第200页。

　　[25] Б. Б. 卡芬加乌兹等主编：《彼得一世的改革》上册，王忠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94～498页。

　　[26] 参见《俄国社会思想史》第2卷，第47页。

　　[27] 《俄国社会思想史》第2卷，第48页。

　　[28] М. В. СычевМихайлов，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школы и педагогики XVIII века，Издатедъ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пед-наук РСФСР，Москва，1960，СТР. 20.

　　[29] 《俄国社会思想史》第2卷，第26页。

　　[30] 《俄国社会思想史》第2卷，第27页。

　　[31] 《俄国社会思想史》第2卷，第28页。

　　[32] 《俄国社会思想史》第2卷，第28页。

　　[33] 《彼得一世的改革》上册，第446～447页；下册，第253页，273页；M.B. Сычев-Михайлов，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ой школы и педагогики XVIII века，CTP.21.

　　[34] М. В. Сычев-Михайлов，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школы и педагогики XVIII века，СТР. 22.

　　[35] 《俄国社会思想史》第2卷，第41页。

　　[36] 《俄国社会思想史》第2卷，第54页。

　　[37] 《俄国社会思想史》第2卷，第55～56页。

　　[38] 《俄国社会思想史》第2卷，第55～56页。

　　[39] 《俄国社会思想史》第2卷，第55～56页。

　　[40] 《俄国社会思想史》第2卷，第60页。

　　[41] 转引自姚海著：《俄罗斯文化之路》，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7页。

　　[42] 《谈话》，第137～138页，参见戈·瓦·普列汉诺夫著：《俄国社会思想史》第2卷，第63～64页。

　　[43] 《塔季谢夫遗嘱》，参见戈·瓦·普列汉诺夫著：《俄国社会思想史》第2卷，第64页。

　　[44] 《俄国社会思想史》第2卷，第69页。

　　[45] 《俄国社会思想史》第2卷，第65页。

　　[46] 《俄国社会思想史》第2卷，第71页。

　　[47] 参见《彼得一世的改革》下册，第239页；《俄国社会思想史》第2卷，第120页。

　　[48] 《俄国社会思想史》第2卷，第127页。

　　[49] 《俄国社会思想史》第2卷，第122页。

　　[50] 《俄国社会思想史》第2卷，第123页。

　　[51] 《俄国社会思想史》第2卷，第124页。

　　[52] 《彼得一世的改革》下册，第243页。

　　[53] 《俄国社会思想史》第2卷，第118页。

　　[54] 《俄国社会思想史》第2卷，第128页。

　　[55] 《彼得一世的改革》下册，第240～241页；《俄国社会思想史》第2卷，第120页。

　　[56] 《彼得一世的改革》下册，第241页。

　　[57] 《彼得一世的改革》下册，第241页。

　　[58] 《俄国社会思想史》第2卷，第135页。

　　[59] 《俄国社会思想史》第2卷，第131～132页。

　　[60] 《俄国社会思想史》第2卷，第128页。

　　[61] 《俄国社会思想史》第2卷，第128～129页。

　　[62] 《俄国社会思想史》第2卷，第129页。

　　[63] 《彼得一世的改革》下册，第243页。

　　[64] 《俄国社会思想史》第2卷，第123页。

　　[65] М. В. Сычев-Михайлов，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школы и педагогики XVIII веиа，СТР. 14～15.

　　[66] 《俄国社会思想史》第2卷，第139页。

　　[67]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5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495页。

　　[68]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5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495页。

　　[69] 《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2年版，第637页。

　　[70] 《俄国社会思想史》第2卷，第144页。

　　[71] 《俄国社会思想史》第2卷，第143页。

　　[72] 《俄国社会思想史》第2卷，第143页。

　　[73] М. В. Сычев-Михайлов，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 школы и педагогики XVIII века，СТР，148.

　　[74] 《俄国社会思想发展史》第2卷，第154页。

　　[75] 《罗蒙诺索夫文集》第4卷，第269页，转引自戈·瓦·普列汉诺夫著：《俄国社会思想史》第2卷，第155页。

　　[76] 《俄国社会思想史》第2卷，第160页。

　　[77] 《罗蒙诺索夫文集》第4卷，第10页，转引自戈·瓦·普列汉诺夫著：《俄国社会思想史》第2卷，第161页。

　　[78] Главнъй редактор В. В. Давыдов，Российская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ая энчииклопедия в двух томах，Т. ?，Москва，Научноe издателъство “ Болъшая Российская Энчиклопедия”，т. 1993，СТР. 87.

　　[79] 见《苏联教育史》，第207页。

　　[80] 《杜勃罗留波夫文集》第2卷，第306页，转引自凯洛夫等主编：《俄国教育百科全书》第3卷，苏联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66年俄文版，第107页。

　　[81] 《俄国社会思想史》第3卷，第299页。

　　[82] 共济会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秘密团体，旨在传播并执行其秘密互助纲领，起源于英国中世纪的石匠和教堂建筑工匠的行会。它的传播是由英帝国的向外扩张引起的。共济会会员希图建立一个全世界的秘密组织，以达到把全人类联合在宗教兄弟同盟之中的乌托邦目标。俄国共济会的兴起开始与瑞典共济会的活动有关，以后与德国共济会具有更密切的联系。诺维科夫参加共济会是出于借助它的人力与物力以推进其启蒙活动的目的，因为他出版的讽刺杂志在1775年已被叶卡捷琳娜二世政府取缔了。他的思想由于参加共济会的活动也受到它的宗教神秘主义的影响。——参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3卷，第440页；《苏联百科词典》1986年中文版，第458页；戈·瓦·普列汉诺夫著：《俄国社会思想史》第3卷，第247～340页。

　　[83] 《俄国文化史纲（从远古至1917年）》，第221页；《俄国教育百科全书》第2卷，1999年俄文版，第54页。

　　[84] 见《苏联教育百科全书》第3卷，第108页。

　　[85] 《俄国文化史纲（从远古至1917年）》，第221页；《俄国教育百科全书》第2卷，1999年俄文版，第54页。

　　[86] 《苏联教育史》，第211页。

　　[87] 《俄国社会思想史》第3卷，第296页。

　　[88] 《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50页。

　　[89] 《俄国社会思想史》第3卷，第352页。

　　[90] 《俄国社会思想史》第3卷，第353页。

　　[91] 《俄国社会思想史》第3卷，第356页。

　　[92] 见拉吉舍夫著：《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汤毓强等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36页。

　　[93] 《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第186页。

　　[94] 《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第82页。

　　[95] 《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第83页。

　　[96] 《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第47页，第46～47页。

　　[97] 《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第51页。

　　[98] 《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第51页。

　　[99] 《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第90页。

　　[100] 《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第47～48页。

　　[101] 《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第90页。

　　[102] 《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第89页。

　　[103] 《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第99～100页。

　　[104] 《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第88页。

　　[105] 《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第89页。

　　[106] 《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第90～91页。

　　[107] 《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第91～92页。

　　[108] 《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第92页。

　　[109] 《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第92页。

　　[110] 《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第93页。

　　[111] 《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第93页。

　　[112] 《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第93页。

　　[113] 《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第93页。

　　[114] 《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第94页。

　　[115] 《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第95页。

　　[116] 《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第96页。

　　[117] 《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第96页。

　　[118] “十二月党人”是19世纪20年代俄国贵族革命家组织，因1825年12月14日发动试图废除沙皇专制制度和农奴制的起义而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