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吉里奥的教育思想在当时的意大利上层社会获得广泛回应，被越来越多地付诸实践，1420年弗吉里奥离世时，很多贵族家庭都聘请了家庭教师对其子弟进行新式的人文主义教育。在教育理论的发展方面，弗吉里奥也非后继无人，不少学者紧跟其后在教育理论探索方面继续前行，克里索罗拉的两个学生波齐奥和布鲁尼是其中最优秀者。在15世纪的整个前半叶，波齐奥和布鲁尼是当时人文主义的代表人物。波齐奥对教育思想的主要贡献是发现了昆体良《雄辩术原理》的全本，进一步促进了古典教育思想的复兴。布鲁尼对教育思想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他第一个论述了如何对女子实施人文主义教育的问题。

　　一、波齐奥发现《雄辩术原理》全本

　　西方教育史家波温认为，在弗吉里奥的《论绅士教育》之后，没有比波齐奥于1415年发现《雄辩术原理》全本更能促进人文主义前行的事件了。[45]

　　波齐奥（Poggio Bracciolini，1386—1459年）出生于佛罗伦萨的一个药商之家，曾参加萨留塔蒂领导的人文主义团体，努力搜集古典作家的文稿，并加以整理注释以利时人阅读。从1403年起他在罗马教廷担任书记员和秘书，在罗马期间，他搜集了大量古罗马铭刻，记录了古罗马的文物建筑遗迹，写了《时运无常》一书，开辟了对文物古迹进行考古学和历史研究的先例。波齐奥文风尖锐，将典雅与滑稽融为一体，对当时的一些社会问题进行揭露和讽刺，对教会和贵族多有不恭之词。他的《论贪婪》以对话的形式讨论发财致富问题，认为人们忙忙碌碌皆为求利，教士关于禁欲的说教含欺骗成分，实际也是为掩盖其追求财富的行为。他认为财富是国家繁荣的基础。《论高尚》则认为人之高贵与否在于是否拥有美德，他嘲笑贵族身份是靠祖先从事强盗事业得来的，贵族不务正业如同野兽无所事事。《反对伪善者》则攻击僧侣游手好闲，靠伪善达到贪财好色的目的。这些观点都具有典型的人文主义色彩。1453年波齐奥回到佛罗伦萨担任文书长，并写了《佛罗伦萨史》，高度评价佛罗伦萨的政治和文化成就。1459年他逝世于佛罗伦萨。

　　波齐奥是15世纪意大利最伟大的古代手稿发现者，他搜集、整理、抄写古典文献的活动对佛罗伦萨和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运动起了重大的作用。他的最有名的一次发现活动是他在康斯坦茨宗教会议期间完成的。

　　1414年到1418年，在瑞士的康斯坦茨召开了著名的康斯坦茨宗教会议，会议的目的是解决教皇皇位之争，从当时的三位教皇中，选出一位能被世人普遍接受的教皇，结束教廷分立的局面。革新教会管理也是这次大会的议程。前一个目的得以实现，而后一个目的则没有实现，致使教会继续腐败，并最后导致了宗教改革运动。波齐奥当时是教廷的秘书官，因职务关系而参加这次会议。他对会议本身没有什么值得一书的作为，令他名垂青史的发现古代文稿一事是他在休会期间完成的。瑞士的圣高卢（St Gall）附近有一座本尼狄克教派的修道院，建于8世纪，因其图书馆的藏书而一直享有盛誉。波齐奥亦闻其名，故从康斯坦茨启程赴此，道路崎岖难行，历尽艰辛，然不虚此行，收获颇丰，其中最主要的收获就是发现了昆体良《雄辩术原理》的全本。波齐奥在给布鲁尼和尼可洛的信中，毫不掩饰其狂喜之情：

　　我确切相信，如果我们不来营救，他（昆体良）一定会很快地被毁掉；因为不可想象一个伟大、无瑕、优美、文雅和智慧的人，能够如此长期地忍受监牢的悲惨景况，忍受监狱看守的残暴和这种凄凉而污秽的地方。在那里我发现了他。他看来的确非常哀伤而且愤怒，好像一个定了罪的囚犯，长着蓬乱的胡须和粗糙的头发，他的面部表情和装饰表示着对给予他的不公平的判决的抗议。他似乎是在伸出双手，向古罗马人呼吁，要求把他从不应有的判决中拯救出来。他不堪忍受的是，他曾经用他的雄辩术维护了许多人的生命，但是现在却无一人来给他的冤屈平反，没一个人出面把他从不公正的惩罚中营救出来。用特仁斯的话来讲，你不敢希望得到一个机会，对于他是如此幸运，对我们更为幸运的时机偶然到来了，我们在康斯坦茨的闲暇时间想到要去访问监禁他的监狱。圣高卢修道院距康斯坦茨大约有20英里[46]路。到那里去，一方面为了消遣，一方面为了搜寻图书。我们听说，在那里的女修道院有一所大的图书收藏所，我们便直接出发到那里去。在一所连现在的图书目录也不能包罗无遗的藏书丰富的图书馆里我们发现了昆体良，虽然由于疏忽和年久而积满了灰尘和污垢，但却还算完整。但是你要知道这些书并非按照他们的价值保存着的，而是放在极其污秽和黑暗的城堡主楼的底部，这种地方，纵然是定了罪的犯人也很难勉强进到里面。我坚信，任何人只要察访一下囚禁此种罪犯的那些野蛮人的监牢，我们就会发现，他们比那些很久以前曾空谈过他们的悼词的人来说，还要幸运些。[47]

　　从此可看出人文主义者对古代作家的崇敬之情，对古典文化的敬仰之心。昆体良辞世时，念悼词者还在，但是一千多年之后的现在，念悼词者已早被人忘却，但昆体良还活着。故此波齐奥说，昆体良较之昆体良的念悼词者更幸运。布鲁尼在给波齐奥的复信中，对波齐奥的发现惊喜不已。

　　这是你的荣耀，由于你的努力，这些著名学者的著作才得以重见天日。我们的子孙将不会忘记，当叹息那些失散而无法找到的手稿，却又重新被发现时，他们将多么感激你……由于你，我们全部占有了昆体良，过去我们只能说占有他的一半，而且他的原文不全并有讹误。啊，珍贵的获得，啊，意外的享有，我将真的能够读到昆体良全部著作吗？这些著作，在它被发现以前遭到破坏并被删改得支离破碎，现在却成了我的安慰品。我祈求你立即把它送来至少在我死前能够看到它。[48]

　　在教育理论匮乏的时代，《雄辩术原理》全本的发现无异于雪中送炭，尽管只是复兴古人思想，但其意义不亚于教育思想的创新，甚至比创新还重要，因为当时敬仰古人远胜于敬仰活人。昆体良教育思想在人文主义者中间的传播，为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营养，“当时的人文主义者坚信，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已找到了这个失传甚久的圣杯，在这个圣杯之中，盛放着古代的教育智慧”[49]。

　　以崇尚古典作家及其作品、复兴古典文化为特征的人文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早在15世纪初就有反对的声音。异声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学者，他们出于维护民族语言（俗话）的考虑而反对人文主义。他们在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之后想使民族语言成为一种有价值的文学语言，而人文主义强调复兴古典文化，关注拉丁语、希腊语及其文学，他们认为推崇古典语言将会窒息民族语言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宗教人士，他们出于宗教的目的而反对人文主义。一位多明尼克派教士基于其宗教保守主义观念，认为人文主义颂扬异教文化而忽视了教会的教化之天职，有离经叛道之嫌。

　　这两种指责对人文主义的发展并无大碍，因为并未击中要害。首先，人文主义者并不反对俗语，彼特拉克、薄伽丘等人如此，即使是布鲁尼，他于1436年也为佛罗伦萨的俗语辩护，夸赞其完美。一些学者认为人文主义的古典色彩与俗语的发展相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不理解人文主义的真实意图，他们只看到皮毛，未及人文主义之精髓。其次，人文主义者并不反对天主教。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批判天主教会是实，但批判教会与否定天主教是两回事，人文主义者往往都有虔诚的宗教信仰。一个天主教人士因人文主义者复兴古典世俗文化而指责他们离经叛道，会使人文主义者自己也感到冤枉。事实上，人文主义者都不否认宗教的意义和价值。布鲁尼在其著作《学习和文学》中就非常强调宗教科目的重要性。

　　二、布鲁尼的教育思想

　　人文主义在发展过程中既有友声，亦有异音。在15世纪的第二个25年里，布鲁尼（Leonardo Bruni，1370—1444年）是人文主义最杰出的捍卫者。布鲁尼出生于阿雷佐一个粮商家庭。1390年或稍后来到佛罗伦萨学习法律，后参加了萨留塔蒂的人文主义团体并师从克里索罗拉学习希腊文，还担任过美第奇家族的家庭教师。1405年到罗马教廷担任教皇秘书，1415年返回佛罗伦萨担任公职，1427年起任佛罗伦萨文书长，直到1444年去世。布鲁尼是市民人文主义的新一代代表人物，围绕市民人文主义这一主题他写了大量著作，其中最重要者是他用拉丁文写的《佛罗伦萨人民史》（Historiae Florentini Populi）。他把佛罗伦萨从古罗马时代一直写到当代，把佛罗伦萨的历史写成佛罗伦萨人民继承和发扬古罗马共和传统，在各方面不断取得成就的历史，打破了中世纪史学家把历史看作按神意而活动的结果，强调共和制度在保障公民自由和激发爱国主义热情方面的优越性，强调共和制度与古典文化传统对城市繁荣发展的贡献。布鲁尼开创了从世俗角度和以政治观点为指导撰写历史的近代史学之风，在伦理观上他较前人更进一步，认为学者应积极投身于社会，不应与世隔绝，过隐居和闲散的生活。他鼓励对财富的占有，认为占有物质财富利于行善，穷困将会限制德行的发展。布鲁尼本人就曾投资于保险业、商业、银行业，置有多处地产，他是佛罗伦萨最富有的人之一。

　　布鲁尼精通希腊文，他用拉丁文重译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政治学》，还翻译了柏拉图的几部著作。这样，布鲁尼的知识背景就与彼特拉克等人有了显著的不同。这种不同在其教育思想中也有较明显的反应。在教育方面，布鲁尼认为非凡的才华只能从渊博的知识中产生，一个人应广涉时事，博览群书，使思想丰富多彩；要首先学习最重要的最有用的东西，要成为对未来充满智慧的人。

　　布鲁尼关于教育的论述，集中体现在他的一封题为《学习与文学》（De studiis et literis，英文为 On Study and Literature）的信中。这封信是写给一位名叫巴普蒂斯塔（Baptista di Montefeltro，1383—1450年）的女士的。

　　巴普蒂斯塔是乌尔比诺伯爵的幼女，她22岁时嫁给了皮卡诺（Pecaro）城的一位贵族。这是一粧不幸的婚姻，1429—1431年其夫执政，因无能而受人憎恨并被驱逐出该城。巴普蒂斯塔遂返回乌尔比诺，寡居和隐居近20年直至去世。婚前，巴普蒂斯塔就爱好诗歌，心醉神迷于古典文学。婚后，她对文学的热情丝毫未减，寡居期间更是专心于文学。巴普蒂斯塔不仅善写，而且擅长于演说，是当时深受人文主义影响的具有较高人文修养的优秀女性。

　　布鲁尼给她写这封信的具体时间不好判定，一说是在她1405年婚后不久[50]，一说是在1423—1426年[51]。从信的内容看，后者似更可信。因为信的开头就说：“杰出的女士，您在知识界享有的较高声誉促使我给您写这封信，一是向您已获得的成就表达敬意，二是鼓励您继续努力。”[52]巴普蒂斯塔结婚时才20出头，享誉知识界的可能性不大，而在信中，布鲁尼对她褒扬有加，因此，此信大约写于1423—1426年。

　　在信中，布鲁尼对女性受教育，对女性潜心求知并无偏见，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由于收信人是一位女性，他在提出其人文主义教育方案时必定要考虑到女性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他没有提及修辞学和体育，“因为修辞学是为直接的公共活动做准备的，而体育是承担军事义务的基础”[53]，公共活动和军事离女性较远，故布鲁尼未予讨论。如同信的标题所表明的，布鲁尼讨论的是文学的学习问题，这个问题是人文主义教育问题的核心。

　　布鲁尼所理解的文学是非常宽泛的，包括历史、古典文学作品，甚至还包括基督教作家如奥古斯丁、哲罗姆等人的作品等。

　　布鲁尼认为，一个人要赢得声誉，要进入卓绝之境，要更好地享受生活，需学习广泛而多样的知识。然而，不同知识的重要性是不同的，故在时间和精力分配上也应相应有差异。布鲁尼认为历史最重要，忽视历史的人谈不上有真正的教养。了解我们的历史的渊源及其发展、了解过去所取得的成就是我们的责任。历史的价值不在于回首过去更在于它能助益于现在，历史能使人洞察现在，能给人提供有益的借鉴。历史有道德教化之效，它为道德规则提供了具体的事例。对于君王而言，历史是一面镜子，益于其确定治国方略。布鲁尼认为，在流传至今的有永恒价值的古代文学作品中，历史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古人的历史著作文风清新优雅，让人油然而生敬意。布鲁尼认为，勤勉的女士是完全能领会这些作家的作品的。布鲁尼指出，历史是对史实最简洁的描述，其内容并不错综复杂，因而易于学习。而一旦我们掌握了这些史实，它们就会存留于我们的记忆之中。

　　接着，布鲁尼又讨论了古代演说家的作品。他说，没有人比古代的伟大演说家更衷心地歌颂美德、更强烈地谴责罪恶。从他们那里，我们还可以学会怎样安慰、鼓励和劝诫他人，学会怎样给他们提建议。如果说是哲学家提供了演说中的一些原理和原则，那么演说家则赋予这些原理和原则以血肉、以情感、以令人信服的感染力，正是从演说家那里我们学习到优雅绝伦、扣人心弦的表达。在演说词中，我们还可发现丰富多样的词汇、清新流畅的风格、蓬勃向上的生机和震撼人心的力量，这些皆可裨益于我们的写作和交谈。

　　布鲁尼非常重视诗歌。在这封信中单讨论诗歌就占了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他认为诗歌是每一位有教养的女士都必须非常熟悉的学科。古代伟大的思想家莫不被诗歌所吸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塞涅卡、哲罗姆、奥古斯丁等人在其著述中常常引述诗句，表明他们对诗人的熟知。诗歌之所以重要，既在于其题材的丰富多样，又在于其形式的优雅动人。古代诗人的诗作涉及面甚广，事物的本质、万物的起源、战争的技巧、和平的艺术、道德的准则、宗教的情感、日常的重要事务莫不在其描述之列，因此，布鲁尼认为，诗歌是知识的重要源泉，布鲁尼要求今人通过诗歌学习古人的智慧以利现世之人生事务。同样重要的，诗歌还具有非凡的感召力，“所有这一切都表达得如此优美，如此高雅，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尊崇”[54]。布鲁尼认为诗歌的节奏、格律与人的情感世界有着特殊的联系，没有什么其他的力量比诗歌更能打动人的精神、影响人的情感。引申开来，可以看到，实际上布鲁尼将诗歌视为一种重要的教育力量，不仅诗歌的内容有教育意义，而且诗歌的形式也具有教育意义。正因为对诗歌有这样的认识，布鲁尼指出，诗歌在知识方面能给人提供有价值的帮助，在表现形式上较之其他形式的文学具有更强的吸引力，在精神方面能给人带来使人高贵的愉悦，若有人对其价值漠然置之或无动于衷，那他就不配称为有教养之人。

　　布鲁尼爱诗如命，然而当时却有一些人反对学习古代作家的诗歌，理由是古诗的题材选自爱情故事和罪恶故事，不利于敦化人之德行。布鲁尼问道：“你们能找到关于永恒和挚爱的更好的范例或者使女性具有最高美德方面更好的题材吗？”[55]布鲁尼也承认在古典诗歌之外也有一些诗歌对人有教育作用，但布鲁尼认为这些诗歌数量较少而且缺乏文学的魅力，对人难以产生强烈的感染。布鲁尼认为忽视古典诗歌之美而仅注意其瑕疵是不公正的。

　　布鲁尼认为，不同的知识的价值是不同的，对有些知识，他极力压制学习者学习的热情，而对另一些知识，他极力激发学习者学习的热情。如前所述，他极力激发人们去学习历史、演说词和诗歌，那么他不愿让人学习哪些知识呢？他认为有些知识适度知道即可，没必要精熟于心，没必要投入过多的时间，算术、几何、占星术就属此类，这些知识具有错综复杂的特性，优雅的大脑被其吸引是不值得的。令人惊异的是，布鲁尼将修辞学也划入此列。原因是布鲁尼认为对妇女进行教育要针对其特点和职责，各式各样的辩论和论战如公众讨论、法庭辩护等皆在妇女的职责之外，与其无关，故没有必要要求妇女学习与辩论和论战密切相关的修辞学。

　　文以载道，布鲁尼所看重的历史、演说词、诗歌等都是由文字来构成的，那么文所载之“道”是什么呢？布鲁尼认为“道”就是其中所蕴含的宗教与伦理精神，他说：“在对一个基督教女士进行教育时，应将宗教和道德置于首位。”[56]前文讨论历史、演说词和诗歌时已涉及此问题。布鲁尼看到了诗歌对培养宗教情感的作用[57]，看到了历史、演说和诗歌的伦理价值。他要求女士学习教会文学，尤其是要研读奧古斯丁的作品。但他同时又认为一位有教养的基督教女士没必要完全沉迷于教会文学，没必要使自己成为一个教会作家。布鲁尼对宗教问题论述甚少。在谈及道德问题时，布鲁尼回溯至古希腊罗马时代，认为禁欲、节制、谦虚、公正、自信、高尚等古希腊罗马留下来的品德，应受到真诚的尊敬。人必须探讨这样一些问题，即有什么样的德行才能使人幸福？如果幸福与否取决于美德，以美德为主要或唯一因素，那么幸福是否会被痛苦、监禁、放逐所破坏？如果承认这些可以阻碍一个人幸福，是否可以进一步说正是它们使人陷入悲惨之境？难道幸福意味着趋乐避痛？抑或意味着对正直的感知？抑或意味着躬行美德？这些问题最值得探讨，对男人对女人皆然。

　　布鲁尼重道亦重载道之“文”。他说：“一个人只有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方能达于教育的高境界。诗人、演说家、历史家和其他贤哲皆各有其长，各自都会令人受益，我们必须潜心研究之，这样我们的知识才会变得丰富、多样、优雅和好用，才能在各个领域对人的言行有所帮助。但是，为了有效地运用我们的知识，我们必须把它们表达得更有力量。学问的两个方面的确是不可分割的，二者相得益彰。擅长于表达，但孤陋寡闻，不熟悉事实和真理，那是无益的；反之，知识面甚广，但不能将其优美地表达出来，就如同把知识放在一个容器中使其难见天日，或者因表述不清而使其显得残缺不全。的确，完全可以问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人拥有艰深且多样的知识，然而如果他不能用适合这个学科的语言去表达它，这种拥有又有何益处？无论如何，若一个人既有渊博的学识又有优雅的表达风格，我们就应让其获得出类拔萃及永恒荣誉之最高称号。”[58]

　　内容和形式是不可分的，布鲁尼二者并重。他要求在研读古典作品时要注意体会其表达形式的优点并要求学习者学习这些表达技巧。为此，他在教育方法方面提出了若干具体的要求。

　　布鲁尼非常强调基础知识的学习，认为如果基础知识掌握不好，是不可能建立起一座知识大厦的，既不能领悟他人作品之妙，也不可能优雅地表达自己。他要求阅读时要细心，留心词汇的使用、词形的变化、修辞和比喻的运用以及所有的写作技巧如格律和反衬等，从此体会文字的风格和韵致。在阅读时应注意作品的选择，应选择一流的古希腊、古罗马和基督教作家的作品来读，格调不高的作品只会给人带来负面影响。在许多名家中，布鲁尼对西塞罗和维吉尔赞佩有加。他说，在古典作家中，西塞罗会给人带来恒久的欢乐，其思想之丰富，语言之多变，风格之有力，无人堪比。维吉尔仅次于西塞罗，维吉尔是我们民族文学的光荣和骄傲。[59]

　　布鲁尼提倡大声朗读，认为用清晰、准确的音调朗读作品，有助于体会作品的节律之美，有助于抓住作品的要旨、把握作品的框架，有助于提高个人的阅读能力。

　　布鲁尼认为每个学生都应有个人的练习本，在他之前，从未有欧洲学者提出通过练习本进行教学的建议，他是提出这种新课堂教学方法的第一人。[60]布鲁尼是从克里索罗拉那里学会使用笔记本的，当时在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笔记本已被使用。布鲁尼必定是从使用中尝到了甜头，故推荐此种方法。笔记本的普遍使用受物质条件的限制，必须有价廉的充足的纸张供应。但由于纸的生产量有限，纸价甚贵，当时纸张的使用是很受客观条件限制的。因此布鲁尼的建议明显是对上层社会而言的，是有所指的。几个世纪之后，大众教育才普遍使用纸张来做练习用。

　　总体而言，布鲁尼的教育思想缺乏广度，这可能与其只是讨论女子教育这一问题有关；同时也缺乏深度，教育思想中有新意之处、独特之处并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