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阿尔都塞的观点，从抽象到具体的运动在黑格尔的辩证法看来只不过是“概念的自动发生”①,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断定：“‘条件’对于黑格尔来说并不是真正存在的，因为，在简单性发展为复杂性的掩盖下，他处理的总是纯粹的内在性，这种内在性的外在性只不过是内在性的现象。”②

　　用资本的辩证法——它只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分析层次——来检验上述论断(用黑格尔的《逻辑学》也一样),就会发现它们都不很精确。“概念的自动发生”并没有把握住概念的所作所为，它的所作所为和资本的狡计有着密切联系，通过资本辩证法从“思维—抽象”到“思维一具体”的运动，资本的狡计克服了使用价值的障碍，而且在从纯粹资本主义理论这个抽象层次进入资本主义历史轨迹理论这个具体层次的运动中，“概念的自动发生”也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换句话说，概念从来就不能把握历史的复杂性，因此概念的纯粹内在性从来都不能把外在性还原为它的现象。如果把外在性还原为内在性的现象，就会产生最臭名昭著的、片面的经济决定论。举例来说，在一个纯粹资本主义的社会中，资本对一般差异(使用价值)漠不关心。因此，在抽象中，资本只是在剥削同质的人类劳动力，而对其肤色、性别、宗教、政治、年龄、种族或性取向都是不闻不问的。同时，我们知道，举例来说，在历史中，资本对待女性和男性一般而言是非常不同的，但是严格说来，这里的原因并不能仅仅归于资本的逻辑。因此，如果我们在理解历史的时候把历史还原为资本逻辑的直接功能，我们就不能充分理解资本的父权制。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最为根本的问题是，如何从纯粹资本主义理论的严密逻辑(纯粹内在性)进入混沌的资本主义历史，或者换句话说是，如何使用这个逻辑说明我们理解了那段历史，而又不会夸大或贬低资本的逻辑在特定历史结果中的作用。因为资本的物化力量还不足够强大，依靠其自身并不足以在历史这个层次上确立起透明的纯粹内在性，因此，假定历史这个层次上的外在性只是纯粹内在性的现象就是愚蠢的。简言之，为了发展资本逻辑的理论，我们假定了一个纯粹资本主义社会，它完全被商品经济的逻辑支配，或者换句话说，是被自我规范的市场支配的，这市场包含着商品、货币和资本的循环。然而，这个假定并不是任意的，因为它得到了在历史中发生的“真实的抽象”的支持，这历史是交换过程和劳动过程扩大的结果，而交换过程和劳动过程越来越服从纯粹量的考虑，它是自我抽象的。①

　　按照阿尔都塞的观点，黑格尔的辩证法“完全依赖于简单的最初统一体这个极端的预设，这个简单的最初统一体通过它的否定性在自身之内发展着，而它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只是在每一个更加‘具体的’总体中恢复了那个最初的单纯性和统一体”②。换句话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个“表达的总体”,因为部分并非相对独立的，而只不过是一个目的论的表达，这个目的就是要达到最初的简单统一体。在辩证法中，并不存在真实的外在性，因为最初的简单统一体通过内在化的否定性总是会恢复的。①

　　在资本的辩证法中，“最初的简单统一体”是“商品”。商品首先是一个在特定历史阶段上的社会关系集合，这些社会关系已经融入一个物之中了。在历史上，这种融入表现为一个向来无法完成的趋势，但它却有助于指引思想获得完满的理论。因而为了把“商品”理解为“最初的简单统一体”——尽管它也许并不是最初的、简单的、统一的——就需要一种理论生产工作。

　　如果说资本辩证法起源于商品形式，那也只是因为它是资本逻辑的细胞形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就像某种历史上首要的推动力那样必然是资本在历史上的起源力量。事实上，在理论中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商品形式并不是历史意义上的起源，而是结果。它不仅是长期以来持续存在的历史经济实践的结果，而且是长时期的理论实践的结果。因而，如果说商品形式是“最初的”,这也只是因为它落实了资本的辩证法。当然，这并没有说出什么大道理，因为任何理论都必须有一个第一范畴，或者说有一个起点。辩证法本身，正如第3章所论证的，开始于“价值”这个范畴。

　　更重要的是，“价值”的物质性意味着它从来不能简单地待在历史之中，因为作为一种物质力量，它总是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反抗。然而，在理论中我们能够允许价值的运动吸收所有的使用价值障碍，通过它自身的自我增殖，价值能够动态地增殖并再生产纯粹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生活。尽管资本自我抽象的特征对我们建构理论是有帮助的，但我们还是必须用理论实践的工作来完成资本的工作，因为资本自我抽象的特征一方面揭示了它的运作方式的诸多方面，另一方面也隐藏了很多方面。

　　“价值”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统一体，但或许更精确的说法是，它是一种主动统一、同化其他东西的力量。它能够在资本的辩证法中保持自身的统一性，因为商品一经济的逻辑能够靠其自身，而不依赖于任何外部援助就能控制纯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生活。但是我们知道，在历史中，并不存在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且商品一经济的逻辑总是受到别的力量的支撑，同时也总是受到反抗，它始终只能吸收部分经济生活。但是如果我们知道历史中的社会生活总是蔓延到资本的逻辑之外，那么毫无疑问，我们就不能把历史看作资本逻辑的具体化。

　　“商品”或“价值”是“简单的”,这只是说它们是资本的最抽象的范畴；它们是“最初的”,这只是说它们是理论的起点；它们是“统一的”,这里的意思很复杂，说的是它们能够把商品—经济逻辑之下相对独立的经济变量统一起来。资本的辩证法通过否定从“思想—抽象”进入“思想一具体”。但是总体而言，宇野弘藏的政治经济学绝对不是阿尔都塞所说的，因为为了说明更加抽象和更加具体的分析层次之间的关系，我们至少需要三个相对独立的分析层次。①

　　资本的辩证法带有一种目的论，但并不是阿尔都塞讨论的那种目的论。它不是那种必然会向某个历史结局前进的目的论。在资本的辩证法中，时间性的形式是逻辑时间，而非历史时间；因此，资本辩证法的“结局”只是把一切主要的经济变量都吸收进自我增殖的价值或商品形式的逻辑之中。这种理论试图说明纯粹资本主义社会在原则上的逻辑可能性——这个纯粹资本主义社会能够在逻辑时间中再生产自身——同时，它还揭示了资本的内在逻辑。如果资本在历史中不是一种非常真实的力量，那么就绝对不可能有资本的辩证法，但是严格说来，资本的内在逻辑理论并没有告诉我们资本的运动法则在历史特殊性这个层次上的明确效应，只不过表明了现实的历史社会和纯粹资本主义越是相似，资本的运动法则就越可能占据优势。

　　尽管在资本的辩证法中并不存在历史目的论，它至少还是表明了：在逻辑时间中，由于利润率的下降，资本不可能再生产自身，资本主义必定会终结。当然会有人从这里演绎出，历史上的社会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它们的资本主义特征都必定会终结。现实历史中的社会在多大程度上是资本主义社会，这当然是一个开放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