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是混杂的。一方面，他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引入了新的问题和新的复杂性层次；另一方面，它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本性的过分追求又不能被他的总问题证实，这迫使他的很多最忠实的追随者要么放弃马克思主义，要么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风光不再。更重要的是他固执地反黑格尔主义，这在受他的观点影响的一代学人的心中注入了对黑格尔的非常消极的解释，而且由此使得这些人不可能理解黑格尔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深刻的、科学的重要性。他的反黑格尔主义被他的学生(福柯)以及他的朋友(德里达)——在他们把他的结构主义转变为后结构主义的时候——推进得更远。

　　在这一章，我已经使用了资本的辩证法理论来矫正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的某些过头的东西，我还奠定了一个基础，它使得我们能够给阿尔都塞提出的很多问题做出更强有力的解答。阿尔都塞没有充分理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经济学理论以及它和黑格尔的《逻辑学》之间密切的一致性。因而，他阅读《资本论》的结构主义方法不仅没有把握住资本独特的本体论，而且也没有提升马克思留下的经济学理论。他没能理解资本的本体论，所以他才有可能把经济、政治以及意识形态仅视为他的“生产方式”概念中的三个在本体论上相同却又相对独立的实践。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其他生产方式在本体论上是相似的，把研究它的理论还原为“历史唯物主义”这门一般科学中的一个领域的理论。最后，尽管他断定每一门科学都有一个认识论，这个认识论对于它的知识对象来说是独特的，但是他也断定，相对于这些认识论要取而代之和与之断裂的意识形态来说，所有科学都要发展出对其对象的充分认识。在《资本论》这个例子中，他确实注意到它和之前的政治经济学发生了断裂，因而说出了它不是什么,但是他并没有细致地关注资本的逻辑是什么——并没有关注它的本体论、认识论以及方法论。因而他的理论是一种“理论主义”,正如德里达断定的，正是因为这些认识论充满了如此多的理论姿态，这才导致它完全没有给出任何东西，而它本来让我们期待这些东西会出现。

　　如果从宇野弘藏—关根友彦的方法来批判阿尔都塞的话，不难发现，参考黑格尔的思想或许会帮助我们超出阿尔都塞的总问题的限制。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即恰恰在他反对黑格尔的行动中，黑格尔的影响渗透了他的思想。第一，在反对黑格尔的总体时，他建构或者说刻画了一个单一的马克思主义的总体，他似乎是被迫这么做的，不过因而他也没能认识到，总体这个概念在马克思主义中或许有非常不同的含义。第二，“被多重决定的矛盾”这个模型是对俄国革命的一种权宜分析，他接下来就把俄国革命投射到了最抽象的分析层次上，就像在“生产方式”中那样，对于把握经济实践及其与政治实践和意识形态实践之间的关系来说，这是一种不充分的框架。第三，他把结构这个概念普遍化、物化了，这个概念最适于按照辩证逻辑研究纯粹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种社会。哪里有完全的物化，哪里就有结构对行动能力的完全支配，但是在没有完全物化的地方，情形却并不必然如此。

　　在第2章中，我对阿尔都塞区别开反思和知识生产理论有一个批评，这个批评说的是，资本的辩证法在非常独特的意义上既是“被反思到的”,又是“被生产出来的”。这意味着，提出这种区别本身就是成问题的。同时，这也表明了，阿尔都塞的总问题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这一章讨论阿尔都塞，接下来合适的做法就是讨论德里达，因为阿尔都塞的这个朋友把他的很多观点都推得更远。德里达借助于复仇避免了只是摆出姿势而没有兑现的理论主义。解构避免了抽象的理论，并且它承诺会落实的东西非常少，因此即使它只落实了一丁点儿东西，也会有人愿意把这点东西看作一座金山。德里达只对这样的礼物感兴趣，这个礼物要么非常小，要么非常隐蔽，总之，我们不能看出它是一个礼物，因为只有以这种方式，送礼物的人才是真正慷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