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指出，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基本特点是“鼓励所有人把消费活动置于他们日常关注的中心位置，同时在每一个已获得的消费水平上加强不满足的体验”[12]。而消费主义价值观的盛行根源于“被大工业生产和更广泛的商品交换推动当今市场经济的总体趋势是把形成人类需求的特性的符号媒介网络仅仅固定于物质目标（或更精确地说，让需要完全导向于商品）之中”[13]。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由此从如下三个方面分析了消费主义价值观盛行的社会后果和生态后果。

　　首先，消费主义盛行使人们无法正确处理需要、商品和消费三者之间的关系。这是因为，当代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体系呈现出不断扩张和膨胀的趋势，与之相对应的是商品的种类和数量的不断增加，而这一切又是与下列假定相联系的，即消费者需要不断地进行新的刺激以维系其消费行为的兴奋感，因此生产体系的扩张、商品种类和数量的增长正是为了满足人们不断产生的消费和欲望。但是问题在于，人们如何才能在不断增长的商品中进行选择，并且建立这种选择与他的需要的内在联系却是一个难题。正如鲍德里亚指出的：“由消费产生的基本问题是：生活是否根据其生存，或根据所赋予个人或集体的生命意义组织起来的呢？……极大丰盛是否在浪费中才有实际意义呢？”[14]对此，莱斯在《满足的极限》一书中明确指出，上述问题恰恰是当代西方人无法解决的难题。具体来说，

　　第一，虽然当代西方社会鼓励人们在追求不断的满足中来确定自身的需求，而且这些需求往往被确定为各种商品，但事实上人们却并不能够断定这种立足于对商品占有的满足同自身需要之间的内在一致性。因为要判定商品同人的需求的内在一致性，就必须对商品的特性和质量有所了解，但是问题在于当代西方社会的商品是由装备精密和日益智能化的工业体系所提供的，无论是这些产品的原材料，还是产品的生产过程和方法，都需要专业化的知识而不是单纯靠人们的感觉所能做到的。这实际上意味着“消费者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熟悉商品的有关信息和对当下所相信的进行随意选择的过程”[15]。人们不仅无法判断对商品的选择同人的内在需要之间是否一致，所谓对商品的选择不过是市场暗示的结果，而且使人们对于商品消费中所耗费的时间和资源越来越漠不关心。“对越来越大数量的事物的单纯需要意味着个人必然相应地对每个需要和每个事物自身的特殊质量关注得越来越少。换句话说，个人必然对需要和在寻求满足的过程中追求的商品的形状和细微差别相应地关注得越来越少。”[16]

　　第二，由于对日益增多的商品的特性和质量缺乏足够的了解，特别是缺乏消费行为对身体造成的可能危害的知识，这意味着人们在消费商品过程中可能会受到生理和心理双重危害的风险。这是因为，一方面由科技进步运用于资本主义工业体系生产出大量复杂的化合物，虽然它们在投放市场之前已在动物身上测试过，但是这些化合物对人类和环境的副作用仍然处于未知状态，它们对于人类健康的影响目前无法衡量，因此这些化合物的使用蕴含着对人的生理损害的潜在风险。另一方面高消费的生活方式还会对人产生心理上的损害。这是由于当代西方社会把人的欲望分成越来越细小的组成部分，人的需要的分裂实际上也就是一种人格的分裂，如何把“这些部分连贯成一个完整的需要结构和连贯的人格结构变得越来越困难”[17]。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本身已经变成一个柔软的模具，每天被市场混杂的信息重新定型，人们要把自己的身份同个人整体联系起来需要花费艰苦的努力。这一过程既意味着对人的心理的损害，也意味着人们在消费活动中必须花费更多的时间。

　　第三，与通常认为工业化和产值增加会使人们的休闲时间增多的观念相反，在高消费经济中时间的不足越来越明显，休闲时间也相应地减少，休闲时间中的生活质量也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这是因为一方面商品的不断增加使人们需要在消费商品上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从而使时间变得越来越昂贵和有限，另一方面沉溺于商品消费使得人们贬低所有不依赖于物质消费的其他各种欲望，从而导致休闲时间中生活质量的下降。

　　第四，高消费使人们对需要的本质和目标产生困惑，并由此导致人们在需要同满足需要的手段之间、需要同需要的目标之间产生矛盾冲突。这是因为，当代西方社会的需要和消费都是被广告所牵引和支配的，满足需要的手段和过程都是事先被人为地规划好的，人的消费活动实际上是一个被社会所训练和复制的过程，消费过程因此成为与人的需求目标本身无内在关联的一种程式化活动，造成了人的需要和满足需要手段之间关系的异化。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以上论述，实际上揭示了在当代西方社会中，人的消费活动是被社会所控制和支配外在于人的过程，它和人的真实需要并无实质的联系。为什么要消费、消费什么以及如何消费这些问题对于当代西方人来讲，是无法解决的难题，自然而然，人们也就无法正确处理需要、商品和消费三者之间的关系。因此，人们在消费活动中实际上不仅并无幸福和自由可言，相反，人们随时可能会遭受生理和心理的双重伤害，随时会产生消费问题上的困惑。

　　其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进一步分析了消费主义价值观和人的异化生存方式之间的内在联系。在他们看来，由于消费主义价值观“通过忽略个人的自我实现的所有其他可能性（例如参与到创造性和令人满足的工作环境中），鼓励它的市民越来越以消费活动为唯一导向获得需要的满足”[18]。这种价值观使得人们不再把创造性的劳动作为自我价值实现和自我价值确证的方式，而把幸福等同于受广告所支配的对物质商品的占有和消费活动，由此造成劳动—闲暇二元论的现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这种由消费主义价值观所支配的生存方式实际上是一种异化的生存方式，他们由此着力从两个方面阐述了上述论断。

　　第一，他们借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人的自由的相关论述，反对这种劳动—闲暇二元论的现象。众所周知，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一方面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的异化性质，揭示了劳动者的劳动同他的劳动产品关系的异化、劳动者同他的劳动活动的异化、劳动者同他的类本质的异化以及人和人关系的异化，强调“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19]，指出自由自觉的劳动是人的类本质，人的自由的实现就在于扬弃异化劳动，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随着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来说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对他来说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这就是说，对象成为他自身。”[20]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根据马克思的上述思想，指出不应该把人的自由和幸福寄托于消费活动中，因为一方面这种自由和幸福实际上是以异化劳动为前提的，并且把异化劳动的存在看作是实现物质丰裕的前提。另一方面这种自由和幸福要受到生态系统有限性的制约，实际上最终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人的自由和幸福不应该归结为闲暇时间的消费活动，而在于“把自我实现的劳动与有益的消费结合起来”[21]。

　　第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借助于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所提出的“真实需要”和“虚假需要”的概念，指出消费主义价值观是建立在虚假需要的基础上的，它所倡导的消费在本质上是和人的真实需要毫无关联的异化消费，这种异化消费既是人们逃避异化劳动的结果，同时又进一步强化了异化劳动和异化的生存方式。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借助科学技术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利用广告等大众媒体制造“虚假需求”，进而控制人的内心世界，实现其总体统治。这里所说的“虚假需求”就是指“那些在个人的压抑中由特殊的社会利益强加给个人的需求：这些需求使艰辛、侵略、不幸和不公平长期存在下去。……最流行的需求包括，按照广告来放松、娱乐、行动和消费，爱或恨别人所爱或恨的东西”[22]。马尔库塞强调，“虚假需求”的内容是由个人所控制不了的社会外部力量所决定的，它在本质上是由资本所操纵和输灌给人们，使人们丧失自主意识，其目的在于控制人们的内心世界，引导人们走向物质商品消费，而忘却对自由和解放等真实需求的追求。

　　马尔库塞是立足于政治意识形态来区分“真实需要”和“虚假需要”，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如何实现对人的总体控制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则立足于生态学的视角把马尔库塞的“虚假需求”概念同“异化消费”联系起来，进而揭示异化消费同生态危机的内在联系。在他们看来，马尔库塞关于“真实需要”和“虚假需要”的区分最有价值的贡献在于“它坚持认为需要的形成只能被理解为是个人心理和社会经济利益之间动态的相互作用的结果”[23]。因此，可以根据上述观点把人的需要区分为“客观真实的需要”和被社会所牵引的“主观欲望”，即“想要”，后者在本质上实际上就是“虚假需要”。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看，“虚假需要”实际上既是资本为了追求利润而故意制造出来的，其内容和方向服从和服务于资本追求利润的需要，也是资产阶级维系其统治的需要，故意牵引人们到物质商品消费中去体验自由和幸福，其目的在于弱化人们的政治意识和革命意识。既然如此，建立在这种“虚假需求”上的消费在本质上是由社会强加于人的，被社会所操纵和控制的强制性消费，当然也就是一种外在于人的“异化消费”。因此，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消费主义价值观在当代西方社会实际上具有一种意识形态功能。被消费主义价值观所支配的“异化消费”不仅不可能给人们带来自由和幸福，相反，它必然会进一步强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异化劳动，使人们走向享乐主义，从而造成对自然资源的浪费和巨大破坏，强化业已存在的生态危机。

　　最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分析了消费主义价值观的生态后果，揭示了消费主义价值观同生态危机的内在联系。在他们看来，由于消费主义价值观把物质消费活动作为获得满足的唯一形式，这就使得当代西方社会把如何保证支撑经济发展的物质条件作为关注的中心问题，由此必然带来如下三个后果。

　　第一，资源和能源的缺乏必然会成为当代西方社会的突出问题。应当肯定，“缺乏”是人类的永恒状态，但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缺乏”却具有其独特内涵。因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缺乏”不仅仅是指人类需要和可获得自然资源之间的紧张关系，而主要是“因特殊的生产活动而形成的社会创造的状态”[24]，即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制造出来的一种人为的状态。这是因为，这种“缺乏”是由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把对个人的自我确认和人际间尊重等同于对商品的占有和消费，由此导致社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同自然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可以说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缺乏”的根源一方面是由于消费主义价值观将所有需要都导向物质商品消费，并以此作为实现自我价值的唯一途径，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资本的逻辑所造成的必然结果。因为资本的逻辑就是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这必然导致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而资本为了盈利的需要总是要追求过度生产，要使这种过度生产得以维系，又必须倡导过度消费，因此，“缺乏”和生态危机是资本无法解脱的宿命。

　　第二，当代西方社会高生产、高消费的生存方式决定了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体系不断扩张的趋势，这意味着会产生大量的生产垃圾，超过了自然所能承受的限度，从而使垃圾管理成为难题。对此，莱斯在《满足的限度》一书中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指出，由现代科学技术所支配的资本主义工业体系所生产出的化合物，在其消费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大量的剩余物，社会需要制定各种制度来承担处理这些剩余物的职能。但是问题在于一方面如何实现商品的稳定增长才是当代西方社会关注的中心问题，对废品的有效管理事实上往往难以实现。另一方面部分跨国公司则采取到缺乏严格的环境管理制度的国家进行生产以转嫁环境污染，从而最终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

　　第三，消费主义价值观同现代性价值体系存在着内在的联系，现代性价值体系把人和自然的关系归结为一种支配和被支配、利用和被利用的工具性关系，这种对待自然的功利主义态度使人类把自然看作没有内在目的和自身利益的存在物，使自然沦为满足人类欲望的工具。而在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支配下，现代性价值体系进一步把无法满足的欲望和永恒的缺乏看成是人类行为的本质特征，因此“植根于人类的社会本质之中的不满足的欲望，意味着征服自然也没有一定的目标，也没有内在的终点”[25]。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现代性价值体系导致了人类将兴奋点转向了如何通过不断改进控制自然的手段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从而忽视了自然所能承受的限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由此断定，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现代性价值体系存在着两个方面的无法克服的难题。一是人类能否在借助于科学技术控制和利用自然的同时，避免技术的非理性运用而造成的环境问题是值得怀疑的；二是将自然简单地看作满足人的需要的工具，而不顾及生态系统所能容忍的极限，从而带来无法避免的生态灾难，上述两个难题也决定了消费主义价值观和形成生态危机的内在联系。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通过对消费主义价值观的社会后果和生态后果的分析，指出要避免生态危机，就必须破除把满足和幸福等于对商品占有和消费的消费主义价值观，重建马克思主义的需求理论，弄清人的需要及其本质，理顺需要、商品、消费和幸福之间的关系，克服异化消费，找到解决生态危机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