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斯洛对存在性认知的表述的确让我们耳目一新，为之惊叹。可是，不知为什么,马斯洛的认知图景又隐隐地让我们(中国人)萌生一种深深的如归故里的感觉。在说到高峰体验时，老子、庄子和禅宗是中国人的文化境界，存在性认知中的全心身倾注、整合式的彻悟、儿童般的天真和尽善尽美的洞见也全是我们的!我们不由自主地在心底叫道：马斯洛的新视界是在向东方的认知视界复归!?

　　果真如此吗?这不由让人想到那场至今尚未打完的文化官司。20世纪30年代，在李大钊、胡适“打倒孔家店”,鲁迅“不读中国书”的警言之下，五四运动惊醒了一代沉醉于传统东方文化的国人，由此，中国近代历史的车轮开始向前艰难滚动。可是，也是从那时开始，中国人自己的民族文化浸透了一种深深的没落感。一直到今天，这种文化自戮情绪始终缠绕在不少清醒志士的心头，我们想的更多的，是如何用先进的西方文化来激活中国这一曾腾跃天际的东方巨龙。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另一幅图景却是，不少当代西方思想大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向东方走来，其中有作为人学家的海德格尔、怀特海、弗罗姆，也有作为科学家的玻尔、奥本海默、海森堡，还有众多的艺术家、政治家和管理学家大师。西方人似乎同时发现，西方的理性在经过一条漫长的与东方文化尖锐对立的道路之后，开始出现了一种向东方古老智慧的偏斜。对此，汤因比似乎说得更彻底一些：未来世界统一之大同的主轴不在美国、欧洲或苏联，而是东亚!

　　这是一个极大的反差。两种文化(认知视界)的现代逆转仿佛造成了一个无解的迷。有人说，西方人对东方文明的热情不过是洋人老阔们在酒足饭饱后对中国文化古董式的玩味；也有人喊着，中国人杀戮中国文化是“没了宗祖”。也许，这个问题用肚子是想不清的，还是需要理性透视。

　　早年的希腊人和早年的中国人在经过各自的主体图腾泛化以后，所描绘的直观总体世界图景是十分近似的。赫拉克利特的“火”、泰勒士的“水”与王充的“元气”,柏拉图的“理念”与老子的“道”,在人对外部世界的混沌直悟上大有相近之点。可是，西方人后来用实验科学戳破了那种直观的总体幕帘，而再从真实的感性对象经验统觉干起，因而获得自然和世界。而我们的先人呢，则在那种映在主体悟觉纱幕上的影像中大大地操练起来，千百年的悟性运演造就了一个混圆透熟的软性文化体(隐性文化心态圈)。①我们的认知图景之基础是一个独特的功能性文化特质群族：首先，是偏狭的主体人伦特质。这是一种泛化于血缘关系之上，以人性的主体自恋为核心的人格模式。其次，是封闭的操作系统格局。中国文化的主体意识结构更多地是一种主体内耗的运演术，任何中国文化现象的背景都可深化为一种“周易”式的、早熟的整体操作系统，它像一个主观“黑洞”,永远有效吞食(消灭)一切天上人间的对象。最后，是抽象直觉的悟性境界。中国文化精神触角始终是一种从主体发出的内投体验，知情意归一于主体的悟性。中国人的认知活动是一种构境过程。在这一点上，中国文化达到了人类精神境界的最高点，可是，这却是在主体的内投中完成的。这就是一个悲剧。因为，我们一直旋转于一个抽象的极点(封闭终点)文化中。

　　这还是一个不那么准确的比喻。就像黑格尔对人类理性历程的提炼，开始是绝对观念，抽象的起点逻辑地包容了一切；然后是真实的感性对象化，这却是理性本身的实现；最后当认知主体回到起点时，它是带着全部世界复归到绝对观念的。中国人把第一阶段上的理性绝对性全部煮熟了，但始终没能跨出第二步，而西方人已经走到了第三步，因而再回到起点上。人类的文化认知总体是一个整体，西方人不是在走向东方，而是在更高的发展阶段上看起来仿佛是在向起点回复。这是马斯洛认识论的深刻意义。同样重要的是，中国文化作为极点文化是不可超越的，它不需要毁灭，也不可能被毁灭，它实在需要通过感性的实践获得新的有序结构。因为它在抽象的形式中已经达到了文化认知的最高境界，虽然这是一种空洞的无的顶点(“绝对观念”)。如果能有一个新的现实基础，一个新的社会实践功能度，我们也许用不着经过像海德格尔、马斯洛那样无限曲折的道路，达到人类总体认知的最终的具体的完满和实现。

　　马斯洛的认知理论应该是让中国人向上的。

　　马斯洛存在认知理论的这种高点建构，的确使他摆脱了传统西方理论的那种狭隘的实证框架。可重要的是，这种“玄学之境”又通过实证的心理学运演落在科学认识论的基础之上。在他的表述中，不仅东西方认知视界在融合，人学的逻辑与科学的思路也在接近，这的确是一种认识论上的新的接合点。对此，我们也是有所领悟的。

　　最后，是马斯洛在理论建构中显示出的巨大包容性。在他那症候群式的表征中，几乎当代一切认知心理学、哲学、科学认识论的成果统统被包容进他的框架：心理学中的格式塔理论(完形心理闭合)、注意理论、整合理论，哲学中存在主义的主体体验说、波兰尼的意会理论(接合意义的建构与解构)、现象学的非框架还原论、解释学和接受理论的整体结构制约论……马斯洛魔术师般地用各种新的认知理论构件，令人惊异地建构了一个庞大的认识论体系，这是一个认识论思想史上未曾出现过的突现物。马斯洛的确有他杰出的一面。

　　我们不难看到，马斯洛在他的存在认知理论中仍然坚持了科学人本主义的整合原则：一方面，存在性认知较好地集成了传统人学在认识论方面对主体与客体同一、主体自我结构的确证解析等宏观认知环节的精萃之点，并从这个基点上几乎走到了与上帝并列的台阶上；另一方面，存在性认知又将实证科学的微观认知运转机制和方法结构扬弃在自身的内部，这也是一次较成功的尝试。

　　可是，坦率地说，我们也看到马斯洛在方法逻辑上的某种不严整性，因为东西方的交融、人学与科学的接合、不同逻辑的合一在实际的操作中还时常存在着明显的混合状况。特别是在理论表述上还缺乏清晰的透明性和严格的界定。这是令人遗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