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统治思想经历了由法家、黄老到儒家的变化，文化政策也相应进行了从强制性统制到宽弛放任，再到由禄利之路诱导而趋同的调整。

　　秦孝公时商鞅用法家思想指导变法，秦走上富国强兵之路。此后，秦历代统治者基本尊奉商鞅确定的统治原则，国家大治。秦始皇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重用李斯等法家代表人物，吸收新的法家思想成果，处理内外政务，促进了统一事业的完成。统一六国后，秦始皇继续执行法家路线，实行全面专制统治，把严刑重法视为建立大一统秩序的关键。

　　秦始皇看到了思想文化与社会政治的密切关系，为适应建立、巩固大一统政权的需要，在实施一系列政治经济方面统一举措的同时，也采取了思想文化上的统制措施，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强行统一文字、度量衡和货币，甚至对人们的伦理行为也作出强制性规定，要求做到“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7]，使人们的文化和思想行为在法家路线下统一起来。

　　发生于公元前213年的“焚书”事件，标志着秦皇朝的文化专制政策推行到了极致。当博士淳于越以古非今，对时政提出批评时，李斯起来反驳，提出禁锢文化，以彻底扫清新政障碍的建议：“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这个建议得到秦始皇的批准，并在全国实行。韩非子为使弱国强盛起来而提出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设想，在这里变成了现实。次年，秦始皇又制造了与“焚书”异曲同工的“坑儒”事件，让人们领教了文化专制主义是何等可怕。秦始皇御用的方士卢生、侯生等人，因不满意秦始皇的专制主义政策而逃亡。秦始皇大发**威，他以为“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读书人实在不可信任。“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8]

　　“焚书坑儒”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不但消灭了大量具有异己倾向的士人，直接毁坏了大量传世典籍，而且首开思想禁锢之例，用强制力量消弭反抗意识，将思想学术限制在政府圈定的范围之内，扼制了中华民族的创造精神。倒行逆施者总会饱尝自己酿造的苦果，高压超过了人们所能承受的限度，便会形成更大的反弹。不久，陈胜登高一呼，天下豪杰蜂起，二世亡秦的悲剧给暴戾恣睢者上了生动的一课：“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不从改善政治入手以安定民心，想以愚弄、镇压百姓的办法来维护统治，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

　　西汉开国之初，面对的是秦朝暴政和长期战乱造成的社会残破、民生凋敝的严酷现实。要想巩固统治，建立正常的社会秩序，必须安定民心，休养民力。秦因横征暴敛、严刑峻法导致灭亡的历史也给了新的统治者以深刻教训，促使他们寻求稳妥的统治方略。汉统治集团继承了大一统的政权体制，建立的是以帝王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度，在统治方针上却采取了以黄老思想为指导的休养生息，无为而治政策。

　　黄老之学属于道家，但与先秦时期老子创立的道家有所不同。它托始于黄帝，在老子学说基础上兼采儒墨名法等学说中的有益成分，形成以政治学说为中心内容的哲学思想。它在政治上主张宽弛放松，无为而治，反映了民众久罹战乱之苦，要求政治宽缓、生活安定的强烈要求，因而在战国末期萌生后，到汉初流行一时。司马谈《论六家要指》中之言：“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9]是对黄老之学要点的概括。

　　从汉高祖到文帝、景帝，都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休养民力方面，在文化领域，实行的是与黄老之学相适应的宽弛政策，其中惠帝之时除挟书之律，准许民间藏书，是重大的拨乱反正之举。

　　从汉开国到武帝即位之初，休养生息，无为而治政策实行几十年，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社会经济逐渐步出“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的窘况，出现了“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的繁荣景象。经济状况的好转及新文化政策的实行，又引起了“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10]，“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等社会秩序安定、道德情操向善，以及刑法由密而疏这一系列良性连锁反应。遵用黄老之术导致的文景之治得到了“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11]的高度历史评价。此时的文化建设，也出现了复兴的势头，学术事业重新受到重视，传习学术渐成风气。到景帝之时，以儒生为主体的知识分子群体已形成很强的势力，有很大的社会影响。

　　武帝即位后，政府有了足够的经济实力去兴造功业，民众经多年休养生息，也具备了承担国家责任的能力。此时，因循守成的黄老之学已不再适合社会需要，开创历史新局面的时代要求，呼唤着新的统治思想。黄老之学中的积极成分主要来自儒家学说，当社会需要更张振作之时，儒家思想便代之而起，把中国历史引向了一个辉煌的新时期。

　　汉武帝渴望建功立业，积极提倡奋发向上的儒家学说。即位之初就改变了“不任儒者”的政策，任命好儒术的窦婴为丞相，田蚡为太尉，赵绾为御史大夫，主持政府重要部门。又礼请著名儒生申培公入朝，认真咨询儒家礼制等方面的问题。建元六年（前135年）尊崇黄老的窦太后病逝，武帝完全掌握执政权，加快了崇儒的步伐。他“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将布衣大儒公孙弘擢为三公，封平津侯，给天下士人树立了由儒术进身的榜样，引得“天下学士靡然乡风”[12]。儒学地位空前提高，改变了学术发展的方向。

　　为了解除人们的思想疑虑，牢固树立起适应大一统政治的权威思想，武帝多次与贤良方正们就治国统治思想问题展开讨论。大儒董仲舒在对策中论述德教是致治的关键：“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他博引古今、有理有力的论证深深打动了踌躇满志，正欲大举更张的汉武帝：“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王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嚚顽，抵冒殊扞，孰烂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夫仁义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在汉武帝认可了他所条陈的“大道之极”和“治乱之端”之后，董仲舒提出了用儒家学说统一全国思想的建议：“《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13]他指出大一统是宇宙的普遍法则，可是没有统一的思想与之适应，统治者就无法保持一统局面；法令、政策、制度经常改变，难以遵循，也会导致社会不稳定。董仲舒对统一思想意义的论证是有力的，选择儒家作为指导思想也是合适的。汉武帝采纳了这个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将儒学正式定为官方政治学说，实现了政治统治思想的转换。中国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基本思想基础由此奠定。

　　武帝“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为开创新的历史局面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14]“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15]，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繁盛景象。其实汉武帝并不单纯倚重儒术，他看中的主要是儒学积极向上的精神和教育民众的特殊效果。

　　昭帝即位时年轻，由霍光秉政。霍光“知时务之要”，于武帝穷奢极弊之后，“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在尊儒的同时，部分吸收黄老之术，收到“匈奴和亲，百姓充实”[16]，内外安堵的治效。其时，贤良文学与御史大夫桑弘羊就官营盐铁酒榷展开的争论，讨论了政权统治思想问题，对当时及以后的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宣帝“励精为治，练群臣，核名实”[17]，在儒术中杂以刑名，取得了号称中兴的历史成就。

　　儒学地位提高后，由于自身学术的发展，及禄利之路的刺激等原因，内部的派别斗争逐渐激烈起来，影响了作用的发挥，满足不了社会对它提出的更高要求。因此，宣帝亲自主持召开了石渠阁经学会议。会议缓解了儒学的内部矛盾，加强了儒学与封建政治的联系。

　　从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开始，西汉政府在广求天下图书的基础上，对国家藏书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理工作。刘向、刘歆父子相继主持此项事业，使许多古代典籍得以保留，不但对以往学术作了系统清理工作，促进了当时学术发展，而且开创了历史文献学的基本规模，在中国文化史上建树了不朽的功绩。

　　西汉末期，在儒学宗教化气氛下，谶纬形成一股社会思潮。它的兴起，固然由于方士化儒生迎风希旨，要世取资，更重要的是没落统治者大力提倡，用作思想武器。王莽篡汉时谶纬发挥了重要作用，光武帝建立东汉政权，也利用了谶纬这一工具。东汉初年，光武帝正式宣布图谶于天下，将之奉为“内学”，尊为“秘经”，一时“儒者争学图谶，兼复附以妖言”[18]，把思想界和政坛搞得乌烟瘴气。

　　经过王莽之乱到光武帝重建大一统政权这一从动**到整合的过程，人们对历史与现实的看法较前更加丰富，统治者对政权建设也有了新认识，于是对官方统治思想——儒家学说理解与阐释的分歧再次突出起来。说到底，经义歧义的根本是对封建政治理解的不同，因此，修补、充实董仲舒的新儒家学说，进一步确立与大一统制度相适应的意识形态，成为东汉初期统治者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汉章帝下诏让政府文化官员及诸儒在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形成一部新的儒家法典——《白虎通义》。它依据儒家经典展开论述，掺杂了大量谶纬神学内容，宗旨是论证现存封建社会的合理性，中心内容是对大一统国家制度的阐述。书中进一步强调君主的独尊地位，把五行学说与封建伦理紧密结合起来，确立三纲六纪的等级秩序，产生了相当大的社会历史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