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学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医学理论著作，并涌现了以扁鹊为代表的一大批卓有成就的医学大师，初步建立了中国的医学体系。到秦汉时期，中国的医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在药物学、内科与外科诸领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从而基本形成了中国古代中医体系。当然，这一时期的医学发展本身也经历了一个由恢复到创新的过程。大约成书于西汉时期的《难经》，可以说是对先秦时期遗留下来的丰富而又零散的医疗经验的概括、总结与发展。《难经》旧称秦越人（扁鹊）撰，但显系伪托。这是一本释难之作，书中以问答的形式，讨论了81个医学中的疑难问题，对于脉学、经络、脏腑、针法、病证等均有涉及。书中发展了《黄帝内经》的寸口脉法，提出了对中医经络脏腑理论具有重要意义的“奇经八脉”和“右肾命门”学说，并探讨了人体的结构，提出了“七冲门”和“三焦无形”说，可以说是西汉时期中医理论方面的代表作。同时，西汉初期还出现了一位杰出的、有影响的名医，即淳于意。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载，淳于意是临菑（今山东临淄）人，因曾做过齐国太仓长，所以被称为“太仓公”。他曾受过汉文帝的召见，并对文帝提出的医学问题作了详细的回答，其答辞载于《史记》一书。这也是中国现存的最早的病案资料。由于其“诊籍”详细地记载了患者的姓名、性别、职业、里居、病因、病机、症状、治疗和预后等内容，并且涉及内、外、妇产、口齿等科，因而成为我们了解和研究西汉初年医学发展水平的十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不过，一般认为，西汉时期的医学主要还是对于先秦医学的继承，属于医学发展的恢复和积蓄阶段；到了东汉时期，才有了实质性的发展。其主要表现是：在中医著作方面，出现了中医药专著《神农本草经》，它与战国时期《黄帝内经》并称为中医两大医典。此后，历代医学虽都有自己独特的创造，但都未能摆脱这时奠定的中医基本理论与方法。

　　一、《神农本草经》

　　中医理论体系的发展与成熟，离不开药物学的进步；事实上，后者本身就是古代中医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的先民们在长期的医疗和生活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药物学知识，成为中医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如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就记载了126种药物的名称，并对一些药物的产地和效用作了记述。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淳于意以药物治病，他从公乘阳庆那里继承了诸种医学书籍，其中就有《药论》一书，说明在西汉初年已经有了药物学专著。《汉书·游侠传》记载楼护能“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说明这时的“本草”（即药物学著作）已经颇具规模。而从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一些医学书籍看，西汉时期人们的药物学知识已经相当丰富。汉代药物学的发展，除了汉族人民自己的不断积累之外，还得益于与周边少数民族地区与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

　　中国现存的最早的药物学专著是《神农本草经》。因为大部分中药是植物药，所以古代径称药物为“本草”，这部药物学专著也被冠以“本草经”之名。之所以托名“神农”，大概是因为古代有神农尝百草而发现药物的传说。关于此书的作者及成书年代，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般认为它与《黄帝内经》一样，也不是出自一时一人之手，而是经过秦汉时期很多医学家的总结、搜集、整理，最后在东汉早期编辑成书的。《神农本草经》对战国以来的药学知识和用药经验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总结，反映了汉代药物学的发展水平。

　　《神农本草经》全书三卷（或作四卷），共收录药物365种，其中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书中根据药物的不同性能和使用目的，将药物分成上、中、下三品，这是中国药物学早期的一种分类法。上品大都是补养药物，一般说是没有毒或毒性较小的，共120种。中品多是兼有攻治某些疾病和滋补作用的药物，有些是有毒的，也有120种。下品多是有毒而专门用以攻治疾病的药物，共125种。对于每一种药物，书中都作了比较详细的说明，包括药物的性能功效、主治病症、出产地域、采集时节、入药部位、炮制和贮藏方法以及异名等内容。其中提到的主治病症名称达170多种，涉及内科、外科、妇科、五官科等方面的疾病。

　　长期临床实践和科学研究证明，书里所记载的药物绝大部分是正确的。如《神农本草经》记载黄连“治肠澼，腹痛下利”，历代医家皆遵其说，把黄连当作治痢要药，并取得明显疗效。现代化学研究表明，黄连中所含的小檗碱对伤寒杆菌、大肠杆菌、链球菌，特别是各种痢疾杆菌，都有较强的抑制作用，现在临**仍把黄连或小檗碱广泛用于菌痢、肠炎、肠伤寒等感染性疾病。又如书中记载麻黄“治中风伤寒、头痛，发表出汗，止咳逆上气，除寒热”，这些功效都被古今医学家的医疗实践和现代科学实验所证实。书中指出，水银可以“治疥瘙痂痒白秃，杀皮肤中虫虱”，临床证实，用水银治疗皮肤疾患确有良好疗效。这是世界医药史上用汞剂治疗皮肤病的较早记载。此外，书中还有许多被实践或实验所证实了的科学记载，如常山截疟、大黄泻下、人参补虚、甘草解毒、海藻疗瘿、雷丸杀虫，等等，不胜枚举。在1977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其中就收入了《神农本草经》所记载的药物158种。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神农本草经》在古代乃至今天不失为一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医药学工具书。

　　《神农本草经》还对一些药物学理论作了有益的探讨，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在《神农本草经》的序文中，就简要地记述了当时关于药物配伍的原则，并首次提出了医方里主药和辅助药之间“君臣佐使”的方剂理论，指出“合和宜用一君、二臣、三佐，又可一君、三臣、九佐”。这种“君臣佐使”的概念，一直为后世方剂学所沿用。书中还把药物的配伍情况归纳为“单行”“相须”“相使”“相畏”“相恶”“相反”“相杀”七种，称为“七情”，并指出，使用复方时，“当用相须相使者良，勿用相恶相反者。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杀者，不尔勿用也”。这就是说，并不是所有药物都可以随便拿来配合使用，而应当根据药物的不同性能采用不同的剂型。书中还指出药物的剂型会影响疗效，有的宜制成丸剂，有的宜制成散剂，有的宜水煮，有的宜酒渍，有的宜膏煎。总之，应当根据病情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法，以取得最佳的治疗效果。所有这些，都足以说明《神农本草经》的药物学知识确已达到比较高的水平。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神农本草经》也存在某些缺点和不足。如汉代流行的天人合一思想、神仙不死的观念在书中也有所反映；书中记载的某些药物性能有误或不够全面，药物的种类比起后来的药学著作也显得有限等。尽管《神农本草经》在许多方面存在不足之处，它仍不失为我国东汉以前药学知识的集大成之作，包含了许多具有科学价值的内容，因而被历代医家尊为药物学的经典著作。《神农本草经》原书在唐代已失传，但其内容由梁代《本草经集注》、唐代《新修本草》、宋代《证类本草》、明代《本草纲目》等书保存了下来。其辑佚本有明代卢复辑本、清代孙星衍、顾观光辑本及日人森立之的辑本。

　　二、张仲景与《伤寒杂病论》

　　中国古代一般把疾病分为外感病和内伤杂病两类。所谓外感病，是指外界邪气侵入体内导致的急性病症，多表现为发热症状，其病因以“伤寒”为主，故又称“伤寒”；所谓杂病，则指外感病之外的其他内伤病症，包括内科、外科、妇科等多种疾病。对于这两类疾病，中国古代许多医家都作过不同程度的探讨，并提出过许多精辟的见解。但是，直到东汉以前，一直没有人对此进行系统的理论概括，提出能适合于各科疾病治疗的指导性原则。这项工作，是由东汉末年中国著名的医学大师张仲景所完成的。他所著的《伤寒杂病论》，正是这样一部能指导各中医学科发展的集大成的理论著作。

　　张仲景，名机，南阳郡（今河南南阳）人，生活年代约在2世纪中叶至3世纪初。据《名医录》记载，他曾做过长沙太守，故被人称为“张长沙。”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张仲景曾对他所处的时代和其著述的缘由作过一定的叙述。在他所处的东汉末年，由于封建中央政府的腐败无能，天灾人祸连年不断，社会动乱，战火频仍，经济凋敝，疫病流行，人民伤亡不计其数。仅以张仲景一家为例，其家族原有二百余人，自建安元年（196年）之后，不到十年时间就死去了三分之二，其中百分之七十死于伤寒。在这样的时代，人们除了需要政治上的安定与经济的恢复之外，也迫切需要提高对疾病的防治水平。然而，当时的士大夫大多是利禄之徒，忙于攀附权贵，追名逐利，而不肯用心医学；一帮庸医们则安于“各承家技，终始顺旧”，不肯认真钻研医术，马虎从事，贻害民众。百姓的疾苦，家族的灾难，以及当时的医界现状，这些都促使张仲景精研医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努力学习和继承前人的医药学成果，并力求创新。在刻苦钻研古代医典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亲身实践，广泛吸取民间有益的医学经验，张仲景完成了他的划时代的医学巨著——《伤寒杂病论》。

　　《伤寒杂病论》原书为十六卷，但成书后很快散失于战乱之中。西晋名医王叔和重新搜集、整理编次，才使此书内容得以保存下来。不过，此书在宋代之前流传并不广泛。北宋林亿等人对其作了校订，并将其整理成《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前者专论伤寒，后者专论杂病。两书虽不是张仲景的原著，但其中多数仍是张氏的遗文。从两书的内容看，张仲景确实对传统的中医理论有许多重大的突破，代表了汉代医学的最高水平。

　　在《伤寒论》一书中，张仲景明确提出了“六经辨证”的原则。所谓“六经”，即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六经。关于六经辨证的方法，始见于《黄帝内经》。《内经》指出伤寒一曰太阳受病，二曰阳明受病，三曰少阳受病，四曰太阴受病，五曰少阴受病，六曰厥阴受病；并根据热病出现与经络循行部位的临床症状，来确定病在何经。《伤寒论》继承了《内经》的理论，但在具体的六经辨证方法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其三阳三阴不再单指六条经络，而且还包含了与经络连属的脏腑。首先，张仲景根据急性热病共有的和特殊的、初期的和晚期的、治疗有效的和误治恶化的等各种不同情况所反映出来的不同症状和体征，将各种病情归纳成为六大症候群，即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前三种称为三阳病，后三种称为三阴病。每一症候群又用一组突出的临床症状、体征和脉象作为辨证的主要依据，还探究了具体的病症转变过程，来正确地辨认病理变化。在这方面，张仲景突破了《内经》中的有关论述，不再机械地强调日传一经，提出了传经不拘时日，传受既可以顺经传，也可以越经传、逆经传，还可以两经合病、并病，或者直中阴经而成阴证，判断证属何经，必须以临床表现为依据。这一论断，为准确地掌握病候实质，分清疾病的主次、轻重、缓急和作出比较切合实际的诊断提出了客观的依据。所以直到现在，《伤寒论》的六经辨证原则仍被广泛应用于临床医学。

　　在提出六经辨证原则的基础上，张仲景还根据临**出现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征候，概括成为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类，并以此来判别病症的属性、病位的深浅、人体的抗病能力及病情的不同表现，使病情的诊治有一个纲领性的认识。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八纲。”他把脉分为阴阳两类，浮、数、洪、大、滑、灵等属于阳，沉、退、细、微、涩、弱等属于阴。“证”也分为阴阳两类，如“发热恶寒”为阳，“无热恶寒”为阴等。“治”法也分为阴阳两类以确定处方，如病在三阳多现阳脉，病机向上向表，属热属实，表者以麻黄汤发汗，上者以瓜蒂散催吐，热者以白虎汤清理，实者以承气汤发泻。反之，病在三阴，多为阴证，病机向下向里，属寒属虚，应用区别于三阳病的不同处方治理。“八纲”的提出，为人们准确地确定疾病的部位，决定疾病的性质，并进而达到有效的治疗效果提供了科学的保障。

　　在对具体疾病的治疗上，张仲景也突破了前人的学说，大胆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黄帝内经》认为：“其未满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满三日者，可泄而已。”即是说，初病三日，病在三阳，用汗法治疗；三日之后，病入三阴，转用下法。这在临床实践中是很受局限的。对此，张仲景首先确立了自己的施治原则，即对三阳病以“驱邪”即消除病邪为主，对三阴病以“扶正”即恢复机体的抗病能力为主。而在具体的实践中，又有相当大的灵活性，强调应根据病情的不同及其变化，采用“随症施治”的方法。后人将其多种治疗方法归纳为“八法”，即：邪在肌表用汗法，邪壅于上用吐法，邪实于里用下法，邪在半表半里用和法，寒症用温法，热症用清法，虚症用补法，属于积滞、肿块一类的病症用消法。根据病情的不同，可以单用一法，也可以几法互相配合使用，这就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医的辨证论治思想。此外，张仲景还总结了针刺、灸、烙、温熨、药摩、洗浴、润导、浸足、灌耳、吹耳、舌下含药等具体疗法，根据不同的病症分别选用，从而使中医的治疗手段趋于完备。

　　《金匮要略》本是《伤寒杂病论》的杂病部分，论述了内科、外科、妇科等杂病的辨证论治，其中又以内科病症为主。该书以中医整体观念为指导，以脏腑经络学说为理论依据，认为疾病的产生都是整体功能失调、脏腑经络病理变化的反映，从而提出了脏腑经络病机和阴阳表里虚实寒热“八纲”相结合，病与证相结合的辨证方法。对于疾病的产生原因，他分析说：“千般灾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以此详之，病由都尽。”这是总的原则。但对于某一具体的病症，则又需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如中风病，病因是内因为主，但在临床表现上，又有在经、在络、入腑、入脏等不同症型。由于他采取了比较进步的辨证方法，因而其治疗用药每每取得良好的疗效。在《金匮要略》一书中，记载了245个处方；这些与《伤寒论》所载的113个处方相加，去掉重复部分，共323个，基本上包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被后世称为“经方”，多所引用。

　　在《伤寒杂病论》一书中，我们可以随处见到张仲景辨证施治的成功范例。如在内科疾病方面，他对黄疸、肠痈、肿痈、痢疾等的治疗，直到今天仍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和疗效。如对黄疸病，他根据病因和症候特点，将其分为酒疸、谷疸、女劳疸、黑疸等，认为其病机多与痹胃湿热有关，主张以清热利湿为治疗原则，其偏于热者，以清热为主，用茵陈蒿汤，栀子柏皮汤；偏于湿者，以利尿为主，用五苓散；湿热并重者，则清热利湿，用茵陈五苓散之类。现在中医治黄疸仍沿用上述法则。又如对肠痈（大致相当于现代医学的阑尾炎），他选用的两个代表性方剂是“大黄牡丹皮汤”和“薏苡附子败酱散”，疗效也很明显，至今仍是治疗阑尾炎的基本方法之一。在外科疾病治疗上，张仲景创造了猪胆汁灌汤法，抬高患肢以治疗“大腿肿痛，坚硬如石，痛苦异常”等方法。在妇科疾病治疗上，他对癔病、闭经、漏下、妊娠恶阻、产后病以及瘤肿在内的腹肿块等，都作了详尽的辨证并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另外，在急症救护上，他对抢救自缢初死者的方法也作了详细、生动的记载。

　　总之，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一书，不仅提出了以“六经”、“八纲”、“八法”为主体的包括外感热病和内伤杂病在内的完整的辨证论治理论，而且提供了许多临床医学实践的有效方法与成功范例，从而确立了中医学的辨证论治法则，为中国医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不愧为一代“医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