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代辞赋兴盛的原因

　　辞赋是中国古代独具一格的文学样式，它产生于先秦，成熟于两汉，并在两汉达到了昌盛的顶点。两汉文人喜爱赋作，名家辈出，名作众多，以致人们往往把辞赋看作是两汉文学的代表。

　　汉代辞赋来源于《楚辞》。两汉文人袭用楚辞的体裁和夸饰铺陈的手法来叙事写物，仿效荀子以“赋”名篇，将散文与韵文结合起来，形成汉代辞赋。它具有“铺采摛文，体物写志”的特点[6]，它多用问答体式，极力铺张，尽力夸饰，且好用生僻字句，有很强的形式主义倾向。

　　这种极力铺张、语言恣肆汪洋的辞赋文学之所以在两汉达到兴盛的顶点，是有客观原因的。

　　其一，统一的帝国，多元文化的交汇，特别是楚文化的北上，是汉代辞赋兴盛的前提。汉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鼎盛皇朝，在文化上具有海纳百川的气势。尤其是在文学艺术领域，楚文化、齐鲁文化交融一起，写出了浓墨重彩的一页。汉初君臣，以楚人为主干，这样就使先秦时期局限于荆楚之地的具有浪漫主义色彩、具有丰富想象力的楚文化在中原地区广为流传。这些，都极大影响了文人们的创作。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清楚地指出了汉代辞赋与楚文化的联系：“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从文体源流上来说，也是“兴楚而盛汉”。贾谊《吊屈原赋》，形式上一仿骚体，精神上也是同屈原相通的。及至枚乘《七发》，方完成了散体大赋的体制，与《楚辞》分歧异派而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可以看出，汉代辞赋在内容和形式上和楚文化有着明显的传承性和连续性。楚文化所具有的神秘诡谲、绮靡华彩的风韵，投射到赋体文学中，就具有了想象丰富、雄肆恢弘、铺张扬厉的特点。

　　其二，强大的国力，进取的精神，为汉代辞赋的繁盛提供了条件。汉自建国之始，就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经过70余年的发展，到武帝时代，国力达到鼎盛，疆域也大大扩展，汉帝国雄踞东方，如日中天。中华文化，广泛四布，中外交流日益加强，这种高昂的民族精神与时代气质，是需要一种文学样式将其形象地显现出来的。那种言志抒情的诗歌以及忧思悲慨的骚体，已不能完全满足时代的需要了，而恢弘恣肆的散体大赋正切合了时代的需要，这也是散体大赋会在武帝时勃兴的主要原因。散体大赋中不少篇章极力铺陈皇宫的豪华、皇帝的威仪，尽力向人们展现帝国的物产之富、田猎之盛，正反映了上升时期帝国的豪华奢靡。

　　其三，统治者的极力提倡，也是汉赋发展的重要原因。汉初的一些王侯贵族都奖励提倡作赋，招揽四方名士，在其门下写作，如“吴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邹）阳与吴严忌、枚乘等俱仕吴”[7]。淮南王刘安也“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8]。梁孝王刘武则“使诸游士各为赋：枚乘作《河柳赋》，公孙诡作《鹿赋》，邹阳作《酒赋》，公孙乘作《月赋》，韩安国作赋不成，邹阳代作”[9]。汉武帝爱好文学，更加重视文人，身边聚集大批文人为之歌功颂德。一些辞赋家也因此步入仕途。武帝还经常以奖励的方式鼓励人们作赋，相传枚乘赋《柳》，赐绢五匹；相如赋《长门》，得黄金百斤。上有所好，下必从之，于是群臣鼎沸于下，献赋、考赋也出现了。至东汉，考赋取士还成为一种制度。统治者的提倡促进了辞赋的兴盛，同时也使辞赋成了颂圣的工具，“劝百而讽一”，直接为统治者服务。

　　其四，文体自身的发展，也是辞赋兴盛的原因之一。从文学史的发展规律看，一种文体在某一时期特别发达，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是起一定作用的，同时也受其他文体的制约。两汉时期，《诗经》体式的四言诗已经衰落，五、七言诗以及乐府民歌正在民间酝酿，还没有进入文人的创作领域。论说文和文学已逐渐分家，史传自司马迁之后，也向着与文学分家的方向发展，而其他的一些文体更不能充分满足皇朝统治的需要和作者表达思想感情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于战国时期而尚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辞赋就自然成了文人注目的焦点。再者，从学术思想的统治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的文学宗旨是宗经明道。汉代辞赋以歌颂为主，间以讽喻，完全符合儒家学术思想的要求，从而在两汉文坛上占有重要地位。

　　二、汉代前期的骚体赋

　　自汉高祖刘邦建汉至武帝初年，约有六七十年时间，这一时期的辞赋创作，仍继续着楚辞的余绪，以骚体赋为主流，并在逐步发展的过程中向散体大赋过渡和分流。

　　汉初辞赋，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有陆贾赋3篇、朱建赋2篇、赵幽王刘友赋1篇、贾谊赋7篇、庄忌赋24篇、枚乘赋9篇、淮南王刘安赋82篇以及淮南王群臣赋44篇。其中陆贾、朱建、刘友、刘安之赋已全部亡佚，不能具论。所余4家，以贾谊和枚乘之赋最为著名。

　　（一）贾谊

　　贾谊少年聪慧，18岁就以能诵诗书、善属文闻名于郡中。后以廷尉吴公之荐，被召为博士，时间不长，即被超迁为大中大夫。贾谊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思想家，对秦及汉初的政治经济均有过深入的研究，他从巩固汉朝的统治出发，提出过诸如削弱诸侯势力、积贮粮食、抵抗匈奴以及建立封建等级秩序等一系列主张，其中有的为文帝所采用，有的则为后来的武帝所实施，极有功于西汉皇朝。然而，正当他以过人的才学识量深受皇帝器重，功业发展如日中天之时，却遭到权贵忌害。文帝以贾谊才能过人，准备任以公卿之位，朝中大臣周勃、灌婴等百般阻拦，间以谗言，于是文帝开始疏远他，贬为长沙王太傅，后迁梁怀王太傅。文帝十一年（前169年），梁怀王堕马死，贾谊自伤“为傅无状”，郁愤而死，年仅33岁。

　　《吊屈原赋》就是他被贬长沙，路经汨罗屈原自沉之所时有感而作。楚国先贤屈原忠耿忧民，无端受佞臣谗忌而不见信于楚王，被流放沅湘，最后自沉汨罗。贾谊漫步江边，望着呜咽的江水，深深怀念屈原，感慨自己的身世竟同屈原如此相似，尽忠而不见信于人主。他临水凭吊，热泪滂沱：

　　恭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极兮，乃殒厥身。呜呼哀哉！时逢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

　　全赋抒发了自己对屈原身世遭遇的同情和悼惜，同时又以反复的譬喻寄寓着自己的身世感慨，表示了对这个“方正倒植”的社会的强烈抗议。该赋在句式上与楚辞相同，在手法上运用比兴，以鸾凤比忠贞之士，以鸱枭比奸佞小人，有明显地模拟楚辞的痕迹。但该赋连用许多铺排句，又多用反诘句和感叹句，形成一种铺张扬厉的风格，同《过秦论》相似，具有战国策士说辞那种雄辩的余风。

　　（二）枚乘

　　贾谊以政治家兼文学家，故所作辞赋主情志而不尚藻饰。其后游士兼文学家枚乘出现，所作辞赋才充分显现了极事铺张、藻饰华丽的散体大赋的特点。

　　枚乘（前？—前140年），字叔，淮阴（今江苏淮阴）人。曾为吴王刘濞郎中，因上书谏阻吴王谋反，吴王不纳，遂去吴至梁，从游于梁孝王刘武。景帝即位，召为弘农都尉，因不乐郡职，称病而辞，复游梁。武帝时，以安车蒲轮征召，此时枚乘已老，死于途中。

　　《汉书·艺文志》著录枚乘赋9篇，但流传至今，确信为枚乘所作的辞赋只有《七发》一篇。

　　《七发》假设楚太子有疾，吴客前去问候，指出其病因在于生活过于安逸，非药石针灸可治，然后便描写了音乐、饮食、车马、游乐、田猎、观涛6件事，最后以“要言妙道”启发太子，使其改变生活方式，故称为“七发”。其目的是“戒膏粱之子也”[10]，也即讽喻那些诸侯子弟，引导他们摆脱腐化享乐的生活而归于正道。《七发》篇制弘阔，长达两千余言，是汉初骚体赋转变为散体大赋的重要标志。

　　在写作方法上，《七发》采用主客问答的方式，层层展开，铺张扬厉，辞采绚丽。极为细致地描绘了许多贵族生活富丽堂皇的场面和情景，同时又寓明显的讽喻和劝诫。通篇以散句为主，间有骚句，比喻得当，描摹精彩。其中第七段“观涛”描写了广陵长江大潮的奇观，历来被称为最精彩的一段美文：

　　这一连串精妙的比喻，从不同角度状写了江涛的壮观景象，令人心**神驰。刘勰称“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11]，很准确地概括了它的艺术成就。

　　《七发》的出现，标志着散体大赋的定型，其主要特征就是辞藻华美，篇幅宏阔，完全是叙事写物且离开诗歌而接近散文，并采用反复的主客问答方式演绎成一段故事。《七发》问世以后，仿作的很多，诸如《七激》《七兴》《七启》《七命》《七依》等，但在艺术成就上都不如《七发》。

　　除贾谊、枚乘外，汉初赋坛沿楚辞余绪创作骚体赋并有作品传世的，还有庄忌及淮南王刘安诸宾客淮南小山。

　　庄忌，吴地人，约与枚乘同时，曾先后游于吴王刘濞和梁孝王刘武，世称庄夫子。《汉书·艺文志》著录有赋24篇，而今只在《楚辞》中收有《哀时命》一篇。

　　《哀时命》哀伤自己生不逢时，颠沛流离，一直沉于下僚，无由施展才能，白白虚度时光的人生际遇。此赋纯为骚体，作者在篇中把自己身处浊世、进退维谷的内心矛盾写得比较细致，不失为一篇较好的抒情赋，但在艺术上缺少特色。

　　淮南小山为淮南王刘安诸宾客的集体笔名。据《汉书·艺文志》载，淮南王诸宾客有赋44篇。但今天流传的只有收在《楚辞》中的《招隐士》1篇了。该赋在艺术上成就较高，尤其是在描写荒山溪谷的凄凉幽险方面，后世很少有人超过它。该赋亦为骚体。

　　三、散体大赋的兴盛和衰落

　　自武帝开始，汉代辞赋的创作出现了繁荣局面。尤其是武帝至宣帝90余年间，更是汉代辞赋的鼎盛期。这一时期，由于封建国家的实力空前强大，统治者富于进取而又好大喜功，文人的视野和胸襟也得以扩大。这些都为辞赋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极其丰厚的土壤。加之统治者喜好这种文学形式，不惜安车蒲轮，迎纳创作成就卓著者，这些都促使文人们殚思竭虑，驰骋才华，在辞赋创作上一展身手。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下，以抒发个人政见和感慨身世之忧的骚体赋已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遂逐渐退居支流。而那种洋洋大观、极尽夸饰，以展示皇朝富饶繁华、歌颂国家强盛统一的散体大赋一跃而成为汉代赋坛的主流。枚乘的《七发》拉开了散体大赋创作的序幕，之后，辞赋文学才真正开始了极尽夸饰的“铺采摛文”的时代。

　　据《汉书》所载，武、宣间辞赋家众多，赋坛异常活跃。如司马相如、董仲舒、司马迁、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主父偃、枚皋、东方朔、刘德、儿宽、刘辟疆、眭弘、张子侨、王褒等，都是当时善于辞赋者，只是他们的作品绝大部分都没有流传至今。流传至今而又颇有影响的只有司马相如、东方朔、王褒等数人而已。

　　自宣帝之后直到东汉中叶，散体大赋仍然是辞赋文学的主要样式，但已明显地表现出衰落的迹象，在艺术上已无法逾越武、宣间大赋的形式和格调，且模拟之作居多，鲜有独创者。这也是由这一时期社会状况所决定的。宣帝之后，国力日颓，政局日益混乱。两汉交替，虽有光武帝刘秀的中兴，但国力始终未能达到汉武帝时的高峰。这样的形势深深地影响了文坛。作为汉赋主体的散体大赋，其创作精神主要是“润色鸿业”，颓废的国力，暗弱的政府，使得人们既无“鸿业”可供“润色”，又无“上德”可供“宣扬”，散体大赋的颂圣性失去了依托。再加上本身结构庞大臃肿，极事铺排的外表掩盖了主体的情志，因而不可避免地开始走下坡路。当然，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两汉散体大赋在这一时期较有才华的文人学者的推动下，依然投射出最后的光芒。与此同时，汉初那种以表现忧思悲慨为主的骚体赋，也在自身的变革中呈现继续发展的态势，只是影响仍不如散体大赋之大而已。

　　这一时期的辞赋家，见于记载的有扬雄、刘向、刘歆、班彪、班固、杜笃、傅毅、张衡等。他们的创作风格有所不同，模拟先贤的迹象也较严重。但扬雄、班固、张衡三人的辞赋之作仍粲然可观，且在某些方面颇见创新。

　　（一）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前179—前118年），字长卿，蜀郡成都人。少时喜读书，有文才。初名犬子，因追慕战国时蔺相如之为人而更名相如。曾纳赀为郎，景帝时任武骑常侍。因景帝不好辞赋，遂称病去职，客游于梁，作《子虚赋》。梁孝王死后，相如归家。武帝即位，喜其《子虚赋》之华美，征召入京。又作《上林赋》以续《子虚赋》，被任命为郎。曾奉使巴蜀，对安定西南有一定贡献。他曾上书讽谏人主，提出对政事的看法，有一定的政治眼光，但颇不得志，常称病赋闲，后卒于家。

　　《汉书·艺文志》著录司马相如的赋有29篇，但多数今已不存。流传至今而又最能代表其风格的有《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哀二世赋》等。这其中又尤以《子虚》《上林》二赋最能代表汉代散体大赋的特点。

　　《子虚》《上林》两篇作品前后衔接，被人们视为一篇。赋中假设了“子虚”和“乌有”两位先生，他们互相夸耀，借此分别描绘了齐、楚两国的物产之富、田猎之盛；然后由“亡是公”出来述说天子宫苑的壮观和游猎的盛况，以压倒齐、楚，说明诸侯之事不足道，极力歌颂了朝廷的强盛和天子的尊严，宣扬了大一统中央皇朝的无可比拟的气魄和声威。同时也对诸侯、天子侈靡享乐、耽于游猎提出了规劝讽喻，是标准的“劝百讽一”之作。

　　从艺术特点上看，司马相如的辞赋之作具有：其一，对称整齐、堆砌繁富。如《子虚赋》中写云梦泽，分别取东、西、南、北、中为视点，以山、蕙圃、平原广泽、涌泉清池、阴林为描写中心。句式整齐，辞采华丽。将云梦的山川河湖、树木森林、奇异物产渲染得淋漓尽致。其二，重铺排，重夸饰，追求声音美和字形的排列美，韵散相间，极为和谐。在进行穷形尽相的铺陈描写时，又能通过夸张、排比、渲染等手法，造成波澜壮阔的气势。如《上林赋》中关于歌舞的一段描写：

　　于是乎游戏懈怠，置酒乎颢天之台，张乐乎胶葛之宇；撞千石之钟，立万石之虡，建翠华之旗，树灵鼍之鼓；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倡，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波；巴、俞、宋、蔡，淮南干遮，文成颠歌。族居递奏，金鼓迭起，铿锵铛鼓，洞心骇耳。

　　真可谓气势宏阔，雄伟壮观，撼人心弦！后来赋家虽极力模仿这种铺张扬厉的写法，但在气势上却略逊一筹。

　　司马相如的辞赋之作，一般篇幅较长，散文的意味浓厚，极有文采且富有想象力，语汇丰富，用字新奇，是标准的汉代散体大赋的形制。但由于他过分讲究铺张扬厉，在写景状物时无论什么珍禽异兽、奇花异草，只要脑子里所想到的，全部排列出来，专事夸张而缺乏真实性，外表华艳夺目、富丽堂皇，而思想内容却比较贫乏。加之他喜用奇文僻字，令人难读，也削弱了感人的艺术力量。

　　（二）东方朔

　　东方朔（前154—前93年），字曼倩，平原厌次（今山东惠民）人。他为人诙谐，善讽刺，放言不羁。因滑稽笑谑，受武帝爱幸。他关心政事，热衷仕进，常直言切谏，但武帝只将他当作俳优之类来对待，不予重用，使他越发玩世不恭，嬉笑怒骂，被称为“狂人”。

　　《汉书·东方朔传》记载他有《答客难》、《非有先生论》、《皇太子生赋》等辞赋作品约六七篇。保存下来的只有《答客难》和《非有先生论》。

　　《答客难》是东方朔自抒其牢落之辞，赋中揭露了封建专制制度下文士被皇帝任意摆布的悲哀命运，“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12]。针砭深刻，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

　　《答客难》，既不同于司马相如《子虚赋》为代表的“劝百讽一”的散体赋，也不同于正面抒发遭世不遇的骚体赋，而是用散文笔法表示了自己的尖锐嘲讽，名为难己，实为难皇帝。丰富了汉赋的艺术表现力，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以至于扬雄、班固、张衡、蔡邕等人群相仿效，写出了诸如《解嘲》《答宾戏》《应间》《释海》等作品。

　　（三）王褒

　　王褒，生卒年不详，字子渊，蜀资中（今四川资阳）人。宣帝时为谏大夫。

　　（四）扬雄

　　扬雄是西汉末年的著名思想家，他学识渊博，在经学、小学、辞章方面均有精深的造诣。就辞赋来讲，他是继司马相如之后又一位汉赋大家，在文学史上并称“马、扬”。如果说司马相如的成就主要在于通过创作，使汉代散体大赋从体式结构、描写手段到语言表现等方面都完成了定型法式，而将其推上显赫的顶峰，那么扬雄的成就则在于一方面绍续司马相如的写作方法，继续在辞赋创作中屡创佳绩，另一方面就是从理论上对散体大赋进行了总结，指出这种辞赋文学的特点及缺陷。由于扬雄生活在西汉末年皇朝衰弊的时代，经济凋弊、生民饥馑，使朝野正直之士开始反思自武帝以来的种种举措，并出现了缅怀文、景之治的思潮。在这种思想浸润下，扬雄的辞赋创作带有极大的模拟痕迹。他推崇司马相如，史载“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扬）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13]这也恰好反映了散体大赋发展至此，已处于停滞状态，衰落势所难免。

　　但是，也应看到，扬雄所处的时代毕竟与司马相如不同，辞赋创作中所表达的情志也有不同，再加上扬雄又是才气横溢的大手笔，因此他的大赋之作于模拟之中仍能表现出属于自己的个性和特色。

　　在至今所存扬雄的11篇赋作中，《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是公认的扬雄大赋的代表作。这四篇赋都是对皇帝的奢侈腐化生活进行讽喻的，且都有模拟司马相如《子虚》《上林》二赋之处。但如仔细对照，就会发现扬雄与司马相如的不同之处。相如之赋，尚有战国纵横家风格，意气风发，词多雄肆。扬雄之赋则用意婉曲，词多蕴藉。《甘泉赋》尤为突出，作者极力把甘泉宫写成仙境一般，“登椽栾而羾天门兮，驰阊阖而入凌竞”，“列宿乃施于上荣兮，日月才经于柍桭”，连仙人至此，也“仿佛其若梦”。将甘泉宫夸饰到如此地步，实际上是暗喻其过分奢侈，但如不细绎，则很难窥测此意。《羽猎》《长杨》讽喻之意稍明显，然借古立言，文辞亦极婉曲，不如《子虚》《上林》二赋明朗。这大概也是体现了他“诗人之赋丽以则”的美学观点。

　　除以上四赋外，扬雄赋作值得注意的还有《解嘲》、《解难》、《逐贫赋》、《酒赋》等。这几篇赋是作者内心世界及人生观的直接表露，而侧重点有所不同。《解嘲》模仿东方朔的《答客难》，也从遭时不遭时着眼，对比古今之士的不同遭遇，重在揭露当时上层统治者的腐朽及内部斗争的剧烈，并悄然表达了自己能保身全生的欣慰之情。《逐贫赋》则将“贫”拟人化，由作者“扬子”“呼贫与语”，表现了生活贫困的窘境以及极想摆脱而又摆脱不掉的无奈心态，于谐谑中寓悲愤辛酸，最后以“贫”作答，赞颂清俭治世，谴责奢富乱政，抨击了皇朝末世的堕落与黑暗。所谓“昔我乃祖，宣其明德。克佐帝尧，誓为典则。土阶茅茨，匪雕匪饰。爰及季世，纵其昏惑。饕餮之群，贪富苟得”。这种立意不俗，寓庄于谐，揭露深刻的作品，不能不说是赋体的一种创新。《解难》则表达了作者对自著《太玄经》的自负，认为“声之眇者，不可同于众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于世俗之目”，以与世俗见解相对抗。《酒赋》采用借物喻人的手法，以汲水之器比喻高洁之士，以盛酒的皮囊比喻得势小人，表达了自己的愤世嫉俗之思。

　　在写作手法上，扬雄的不少大赋都打破了他以前大赋创作的客主问答的体式，如《甘泉》《河东》二赋皆以简洁叙述开头，不设客主问答，显得别致而不落俗套。再者，扬雄的一些赋虽有艰深之弊，但绝大多数很少用僻词奇字，且善于运用长句，使气势遒劲。又善于炼字，极尽刻画形容之致，这些，较之司马相如的赋在艺术上都是一种进步。

　　扬雄对赋体文学的另一个贡献就是对风靡一时的散体大赋进行理论上的批判总结，概括了大赋的特点及缺陷。这个问题我们将在本章第五节讨论，此不赘述。

　　（五）班固和张衡

　　作为生活在东汉经济最繁荣的明帝、章帝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班固对“润色鸿业”的散体大赋是极力提倡的。他还身体力行地创作了著名的《两都赋》。

　　《两都赋》在结构与手法上完全仿效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极尽铺排地描写了西京长安和东京洛阳的繁盛景象，虽不时流露出委婉的讽刺，但以替朝廷说教的成分为多。和司马相如的《子虚赋》相比，班固《两都赋》自有特点。其一，他所描写的内容，已不再像司马相如那样重在选择宫苑、游猎进行描写，而是以东、西都的山河形势、制度文物为中心，着力渲染，所包括的内容要广阔得多。其二，真实的成分增多，虚夸的成分减少，夸大渲染之中不失真实，保存了许多较有价值的史实资料和现实内容。其三，对偶句增加，散文句减少，形成了一种典雅和丽的风格，且于典雅中又不失刚劲之气。大约正是如此，班固被人们与司马相如、扬雄、张衡并称为汉代四大赋家。

　　《两都赋》所开创的京都大赋体制，直接影响了后来张衡《二京赋》及西晋左思《三都赋》的创作。

　　张衡（78—139年），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人，是东汉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和文学家。他生活在政治腐败的东汉中叶，创作过很多赋体作品，有模拟前人者，有及时创新者，而《二京赋》则代表了他大赋创作的思想倾向和水平。面对统治者骄奢**逸的腐朽生活，秉性正直、不逐名利的张衡内心充满了激愤，于是作《二京赋》进行抨谏。“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精思傅会，十年乃成。”[14]

　　《二京赋》结构宏大，长达7600多字，为汉代赋作所仅见。在形式上，仍没有突破散体大赋的程式。值得人们宝重的，一是对统治者腐朽生活的揭露更为具体、激切，警告统治者不要“剿民以媮乐，忘民怨之为仇”，表现了进步的思想观点。二是更为广泛地描写了汉代的城市生活、风俗民情，尤其比较详尽地描写了东、西京的文物制度，如西京的“百戏”，东京的“大傩”，给后人研究汉代文化史留下了宝贵资料。

　　通过以上考察可知，自扬雄以后，散体大赋的创作一直处在模拟状态，尽管人们也取得了这样那样的成就，但大赋呆板滞涩的形式主义倾向始终没有得到克服，相反却越来越严重，从而日益削减了它的活力和艺术感染力，从而慢慢衰落下去。到东汉中后期，一种短小灵活的抒情小赋在赋作的变革中兴起，散体大赋也就随着时代的推移退出了文坛。

　　就在散体大赋处于发展的停滞状态时，汉初的骚体赋经过文人的改造，已开始向缘情转化。刘向、刘歆父子在这方面有不小贡献，如刘歆的《遂初赋》，就开启了后世述行赋的先河，尽管这种变革了的骚体赋在当时尚不能完全与散体大赋抗衡，影响也不大，但对魏晋以后赋的创作，意义深远。

　　尽管散体大赋因有各种各样的缺点——诸如过分讲究形式影响了内容的表达；铺张过分，夸张失实；层层排比，呆板少变；喜用奇字僻句，难读费解等——而不能发展下去，最终被其他赋体所取代，但它在文学史上仍占有重要地位。作为两汉文学的代表，它们描写了中华民族大发展时期的社会生活，歌颂了帝国的强盛和统一，反映了富有进取精神的中华民族勇于开拓和进取的业绩，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它具有讽谏意味，尽管这很微弱，但仍然反映出作者的进步倾向。散体大赋描写了辽阔的疆域、富饶的山川、繁华的都市、巍峨的宫殿，以及田猎、歌舞、音乐、杂技、车马、服饰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扩大了文学的题材。在艺术技巧方面，大赋讲究形式美，对于古代文学观念的形成，及文学脱离学术走向独立，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四、抒情小赋的兴起

　　东汉中后期以后，宦官、外戚交替专权，政治极其黑暗腐败，豪强势力恶性膨胀，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昔日皇朝的辉煌如今黯然失色。政治上的倾轧和黑暗使得以“润色鸿业”为主旨的散体大赋失去了存在的条件。文人们已无心再去颂圣了，他们经常陷于忧思感慨之中，而力图在作品中注入自己的情绪、思索。体制呆板的散体大赋开始被人们冷落，赋的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变革。抒情小赋开始成为创作的主流。这种赋样式短小灵活，不再采用主客问答的形式，而是开门见山，直抒胸臆，风格明快，情感真挚，并有较多的批判现实的内容。迎合这种转变机运而在创作上卓有成效的作家有张衡、赵壹、蔡邕等。

　　前面已经讲过，在大赋的创作上，《二京赋》是张衡的代表作。除此之外，张衡还创作了不少篇幅短小的抒情小赋，如《思玄赋》《归田赋》等，成为抒情小赋创作中较早的作品。这些赋作篇幅不大，字句平浅，内容上描写自己的胸怀、田园的情趣、人生的理想、道家的哲理等。一扫汉代大赋的形式主义的积习，脱离了铺陈繁重的陈规旧矩，也反映了政治混乱的背景下知识分子无力回天、看破红尘的内心款曲。

　　《归田赋》是张衡抒情小赋的代表作。该赋作于张衡任河间相时。当时顺帝幼弱无能，朝政腐败。张衡因多次上书，指斥宦官，预感到自己处境危险，于是奏请罢职还乡。同时写下该赋以抒归田之志，表示对现实的不满。赋中先讲述自己与世不合，愿意离开都邑以归隐田园。接着以清新明丽的笔墨描述了仲春时节乡间野外风物的优美和田居吟啸之乐：

　　于时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鸧鹒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嘤嘤。于焉逍遥，聊以娱情。

　　寥寥数笔，即勾勒出春光明媚、鸟语花香、一派欣欣向荣的自然景象以及吟啸弋钓之乐趣。既表达了对归田生活的向往，同时也暗寓对官场龌龊的厌恶。寄情于景，清丽质朴，语言晓畅，历来深受人们爱赏。

　　《归田赋》的出现基本上结束了以大赋为主流的创作时代，开始了灵巧自如的小赋的新时期，在赋体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张衡之后，赵壹的《刺世疾邪赋》、蔡邕的《述行赋》等，都是具有积极思想意义的抒情小赋。

　　赵壹，生卒年不详，字元叔，汉阳西县（今甘肃天水西南）人。他生活在顺、桓、灵帝年间。赵壹恃才傲物，秉性耿直，为世俗所不容。他善赋，以《刺世疾邪赋》最为有名。在这篇赋中，作者暴露了当时政治的黑暗混乱、官吏的腐败无耻、人情风俗的势利与败坏，描写了人民生计的贫困和自己的愤恨心情：

　　原斯瘼之所兴，实执政之匪贤。女谒掩其视听兮，近习秉其威权。所好则钻皮出其毛羽，所恶则洗垢求其瘢痕。虽欲竭诚而尽忠，路绝险而靡缘。九重既不可启，又群吠之狺狺。安危亡于旦夕，肆嗜欲于目前。奚异涉海之失柂，坐积薪而待燃？荣纳由于闪榆，熟知辨其蚩妍？故法禁屈桡于势族，恩泽不逮于单门。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乘理虽死而非亡，违义虽生而匪存。

　　极其愤激而又深刻地揭露了当时朝政之腐败、社会风气之恶劣。对朝中狐假虎威、排斥异己、粉饰太平、贪赃枉法的谄佞小人表示了极端的鄙视和痛恨。同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社会弊端的根源在于“执政之匪贤”，矛头直指包括皇帝在内的封建统治者，表现出作者强烈的爱憎和批判精神。该赋很像一篇精练的政论，文字刚劲质朴，说理尖锐透辟，但作者又寓议论于抒情，并穿插了诸如“钻皮出其毛羽”、“洗垢求其瘢痕”、“涉海之失柂、积薪而待燃”等新鲜浅近的比喻，因而仍有诗的情韵。因此，无论从什么方面讲，此赋都是一篇优秀的作品。

　　蔡邕（132—192年），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少博学，通经史、数术、天文，精辞章、音律、书画，是著名学者、文学家。蔡邕一生所作诗赋文很多，然多散佚，完整流传至今的赋作只有《述行赋》《青衣赋》《短人赋》《释海》4篇而已。

　　蔡邕的赋作绝大多数为小赋，《述行赋》是其中的代表作。该赋作于桓帝延熹二年（159年）他被遣往京师途中。沿途观感触发了他，遂有是作：

　　皇家赫而天居兮，万方徂而星集。贵宠扇以弥炽兮，佥守利而不戢。前车覆而未远兮，后乘驱而竞及。穷变巧于台榭兮，民露处而寝湿。消嘉谷于禽兽兮，下糠粃而无粒。弘宽裕于便辟兮，纠忠谏其骎急。

　　将统治者的穷奢极侈与人民的极端贫苦，奸佞之徒受到纵容与忠贞志士的横遭迫害进行对照，强烈抨击了腐败政治，抒发了皇朝面临末日的悲慨。揭露虽不及赵壹，但精神是一致的。

　　另外，蔡邕还写过表现男女情爱的小赋，《青衣赋》便是其一。赋中大胆表达了对一位出身微贱的美女的爱情，极尽描述，感情真挚，这在封建礼法甚是严格的汉代，可谓惊世骇俗。

　　总之，抒情小赋这种新的辞赋体裁的出现，使辞赋文学得以继续活跃发展。从此以后，特别是经魏晋到唐宋，虽几经演化，但无论是散韵、骚韵、俳体、文体，有成就的作家大多循此路径抒情述志、咏物叙事，丰富了文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