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建立以后，注重总结秦亡的历史教训，在国家政策上一改秦朝暴虐的统治方式，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措施。汉初黄老无为政治的实行，为民间学术活动的恢复与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环境。特别是公元前191年正式废除秦代“挟书律”后，民间儒家经学传授活动日趋活跃，私学兴盛。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有识之士提出官办教育。高祖时陆贾主张设辟雍庠序之教，以明人伦；文帝时贾山建议定明堂、造太学，修先王之道。贾谊、晁错等也都提出类似的建议。但由于当时国力尚未恢复，统治秩序亦未稳定，这些建议均未能付诸实施。

　　汉武帝即位后，放弃黄老政治，尊崇儒家，并设立五经博士，官方兴学由此开始。纵观汉代学校教育的发生发展，前后各有不同，也没有什么固定的制度，但从学校教育的类型上，仍可分为官学和私学两大类。

　　一、官学的设立

　　汉代官学的设立，得之于董仲舒的建议。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诏举贤良，董仲舒上对策三篇，向武帝提出三大文教政策，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兴太学，置明师；重选举，广取士。董仲舒重视礼乐教化在政治治理中的作用，强调古圣王的长治久安，均有赖于此。他认为，王者应该“任德教而不任刑”，“以教化为大务”[10]，而要推行教化，就必须求贤养士，养士最重要的办法就是由政府设立学校，“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故而必须“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士”[11]。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于公元前124年为五经博士配置弟子50名，汉代官方办学正式开始，并由此逐渐发展起来。汉代的官学，如果细分的话，可分为中央政府直接主办的太学以及比较特殊的宫邸学、鸿都门学等和地方政府主办的郡国学校等。

　　（一）太学

　　汉代太学的设立与博士制度紧密相连。其建立以公元前124年汉武帝置博士弟子为标志。博士即太学教师，博士弟子即太学生。太学设立之初，规模较小，只有弟子50人，各自随师专经学习。之后规模渐大，太学生名额年有增加，昭帝时增至100人，宣帝时增至200人，成帝时更效仿孔子弟子三千制，将博士弟子定员为3000人。王莽秉政，一切摹仿古制，扩大太学，筑舍万区。东汉迁都洛阳，光武帝刘秀于建武五年（29年）重建太学，太学生人数继续增加。汉和帝刘肇为表示对太学教育的重视，于永元十二年（100年）赐博士弟子在太学者布人三匹，一时京师名儒云集，四方学者，咸来听讲，甚至远及边疆地区，匈奴亦派遣弟子前来就学。[12]汉顺帝时，将毁坏的太学房舍修缮一新，并拓建房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13]，前来就学的太学生愈来愈多，到质帝时竟达到3万余人，可谓盛极一时。

　　太学有博士舍、内外讲堂、学生住宅区，还有商业区和治安管理机构，堪称当时世界上规模空前的高等学府。在管理上，太学由居九卿首位的太常总负责，皇帝亦不断亲临太学视学，特别是东汉的皇帝，视学更为频繁，经常召集师生讲论经术，观看太学的礼仪活动。这种皇帝视学的传统被后来历代统治者所继承。

　　汉代太学的教授，都由博士担任。博士乃博学之士，战国时魏、齐等国已有博士之职。秦统一后，朝廷中设博士数十人，汉承秦制，仍沿用其名。博士的重要职责是“掌教弟子”[14]，除此之外，应对朝廷、巡视吏治民情，也是分内中事。博士在汉代官制中品阶不高，汉初秩为四百石，宣帝时增为比六百石，品阶只相当于县令。但博士极受尊崇，其地位远优于同级或级别更高的官员。据《汉官仪》所载冠冕之制，博士与卿、大夫、尚书及二千石级高官享有同等待遇。其升迁之途也很优越，“高为尚书，次为刺史。其不通政事，以久次补诸侯太傅”[15]，丞相也多有博士出身者。由此可以看出汉代尊师重教的广泛社会影响。

　　汉代太学择师极严，博士选拔相当严格。他们或由征聘，或由荐举，或由选试，或由诸科始进，或由他官迁升，来源不一，但都必须兼顾德行、学识、才干、身世以及身体等诸方面的条件，并有限年50岁以上的惯例。经过一番严格的挑选，在汉代太学执教的博士，一般来说质量较高，其中不乏一代名儒。“严于择师”对保证太学的教学质量，起了重要作用。

　　汉代太学的学生，起初称博士弟子，东汉时称“太学生”或“诸生”。西汉时太学生的来源，最常见的有两种形式：一是由太常直接选送，“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皆有补选的资格；二是由郡国县道邑选送，凡“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皆可入选。[16]汉代选任博士弟子的规定也相当严格，凡选送不实，负责长官要受处罚。降至东汉，似无定制，或以“父任”入学，如伏湛“以父任为博士弟子”[17]；或公卿子弟，或试明经下第者补弟子员额，《文献通考》记载顺帝“阳嘉元年，以太学新成，试明经下第者补弟子……左雄又奏召海内名儒为博士，使公卿子弟为诸生”[18]，就是此类情况。博士弟子的成分十分复杂，有家累千金的达官显宦之子，也有来自门卒，甚或有一些家贫如洗的寒家子弟。太学中不收学费，但生活费用需要自理，因此贫寒学生不得不靠劳动谋生来维持学业。如翟方进靠母亲随京为人编织草鞋提供生活费用，儿宽承担给同学做饭的事务，自己得以果腹，东汉公沙穆、桓荣、庾乘等人，靠为人做佣工以维持学业。

　　汉代太学的教学内容，主要是五经。博士专精一经，太学生分经受业，从事研习。由于汉代经学中存在着今古文的问题，教育领域亦受此影响严重。今文经学偏重于阐述经书“微言大义”，旨在从经书中寻求治国安邦之道，并在儒学中渗入了阴阳五行思想，宣传灾异迷信，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故而一直受到统治者重视，被立为“官学”，所以汉代太学博士所传儒经皆今文经。为保证师师相传的经说不致走样，汉代博士传经有所谓“家法”和“师法”。“前汉重师法，后汉重家法。……师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19]也就是说，“师法”重传授，明本源，“家法”重立说，争派别。由于“师法”和“家法”的存在，汉代学生与教师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无论是官学中还是私学中，学生对师长都恭敬尽礼，在师长殁后，门徒常自动制三年的丧服。“这种师弟关系的密切，与经学家法的笃守，乃是封建制度在中国特有的一种知识基尔特所表现出来的现象，是封建制度在中国特有的一种官僚系统所表现出来的现象。”[20]并一直沿袭于整个封建时代。

　　汉代太学除博士定期说经、互相问难、讨论经义外，主要靠学生自学，其学习期限没有限定，以考试成绩如何决定是否可以为官，故而汉代太学特别重视考试，以之作为管理学生的一个重要手段。汉武帝初设博士弟子员时，规定“一岁皆课”，能通一艺以上者，即可为官。东汉桓帝永寿二年（156年）后，又定“二岁一试”制，要求通二经以上，按名次高低补充官员的缺额。考试的方法有三种：“口试”、“策试”和“射策”。“口试”主要测试太学生的诵读及口头表达能力。“策试”主要是根据皇上或学官提出的重大政治理论问题，撰文以对。“射策”则类似于后来的抽签考试，内容侧重于对经义的解释、阐发。博士将儒经中较难懂的问题书之于策，加以密封，由学生投射抽取，进行解答。太学设立之初，岁试分甲乙两科，到平帝时，王莽改为甲、乙、丙三科，甲科40人，为郎中；乙科20人，为太子舍人；丙科40人，补文学掌故。东汉初年，仍复甲乙两科之制，旧时射策制度已不复存在。由于太学考试极为严格，而且补官越来越难，因考试不合格而滞留太学的人数也越来越多，甚至有年逾60岁而仍滞留太学者。东汉时期，由于政治的腐败和出仕的艰难，使得太学生爆发过几次政治斗争，尤其是汉末的两次“党锢之祸”，涉及统治者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多数太学生在斗争中都表现了不畏强暴、砥砺名节、激浊扬清的精神，谱写了古代学生运动史的光辉篇章。

　　通过考察，我们可以看到，汉代太学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所制度完备、史实翔实可考的学校。自此，历代最高学府多泛称太学，影响之深，可见一斑。其次，汉代太学还是统治者利用学校教育来强化官方意识形态的开始。兴建太学善待天下之士，建构一个由“孝悌”、读书出身或经由推荐、考核而组成“士—官僚”文官行政制度，作为大一统帝国的重要支柱，对封建社会制度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起了重要作用。

　　（二）宫邸学与鸿都门学

　　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官学，除太学外，在东汉时，还有两种具有特殊性质的学校：宫邸学和鸿都门学。

　　宫邸学是专门为皇室及贵族子弟创办的贵族学校，东汉明帝永平九年（66年），设立“四姓小侯学”，是为宫邸学的一种。“四姓”指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称其为“小侯”，是由于外戚四姓不是列侯。汉明帝为四氏子弟设立学校，置五经师，聘请名儒讲经。后来，学生对象扩大，凡贵族子弟，不论姓氏，皆可入学受业。

　　汉代宫邸学制度不完备，时兴时废，与执政者的好恶有关。到汉安帝时，邓太后秉政，由于邓太后幼学经书，提倡教育，于是下诏为和帝之弟济北王、河间王的子弟，无论男女，凡年在5岁以上40余人，以及邓氏近亲子孙30余人，开办学校，教授经书，并亲临监试。[21]可见，东汉时这种时兴时废的宫邸学校不止一个。

　　鸿都门学创建于东汉灵帝光和元年（178年），因校址设在洛阳鸿都门而得名。鸿都门学类似于今日的艺术学院，所学以尺牍、小说、辞赋和字画为主，并从事各种创作活动。由于汉灵帝刘宏嗜好文学艺术，故而这些被儒家士大夫所瞧不起的“雕虫小技”，因极受皇帝赏识而兴旺发达，鸿都门学中的学生也多被破格录用，“或出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乃有封侯赐爵者”[22]。与当时太学生出仕艰难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

　　东汉鸿都门学的设立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东汉中后期，宦官专权，遭到儒家士大夫官僚集团的反对，而太学生也站在儒家士大夫官僚集团一边。在复杂尖锐的政治斗争中，宦官虽屡屡得手，但在舆论上一直不占优势，因此他们深深认识到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以与士大夫官僚集团相对抗的重要。于是他们便利用汉灵帝嗜好文学艺术这一点，怂恿灵帝设立鸿都门学。鸿都门学自设立之初，就遭到朝中士大夫的反对，要求废除的呼声很高。鸿都门学只存在十余年，就消失了。鸿都门学虽是当时政治斗争的产物，且存在时间不长，但它冲破了儒家经学对学校教育的垄断，重视文学艺术这些专门艺术的教育，为后世各类专科学校的设立开辟了道路，其积极意义也是不能抹杀的。

　　（三）郡国学校

　　汉代地方官办学校创始于汉景帝末年，当时的蜀郡太守文翁，特别重视教化，为改变巴蜀地区的落后风习，他一面选送当地俊优之士入长安从博士受业，一面在成都市中创设官立学府，谓之“学宫”，招收各县子弟入学，学生免除徭役，卒业依其学习成绩，分派官职。文翁平时治事，喜选高材生在旁视事，出行时则带他们传达教令，“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而求之，由是大化”[23]，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影响。这是我国地方官学的创始。

　　汉武帝时，在兴建太学的同时，下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因资料缺乏，这道诏令实施到什么程度，不得而知。但随着太学的建立，博士弟子员的增加，地方官学在其影响下逐渐发展起来应是无疑的。到宣帝时，郡国学校日渐增加，东郡太守韩延寿在任期间即修治学校，崇礼义，纳谏争，为后人称道。

　　汉平帝时，各郡国普遍设立官学。元始三年（3年），王莽上书，请求立官学，制定中央和地方的学校系统，中央官学为太学，地方学制为四级：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乡曰“庠”，聚曰“序”。今天看来，学、校约相当于中学，庠、序约相当于小学，只不过当时尚无严格划分。与此同时，又在郡国设立宗师，以教授王室子弟。从地方官学学制的建立来看，当时学校已渐有体系，为后代学校制度的建立、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王莽为汉代学校发展所作的贡献，应予肯定。

　　东汉历代皇帝，对地方教育都较重视。光武帝时，无论是中原地区还是边远地区，都有一批地方官学兴起。兴办学校成为循吏的一大重要标志。当时办学颇有声名者，如冠恂任汝南太守，“修乡校，教生徒，聘能为《左氏春秋》者，亲受学焉”[24]；李忠迁丹阳太守，“起学校，习礼容，春秋乡饮，选用明经，郡中向慕之”[25]；伏恭“迁常山太守，敦修学校，教授不辍，由是北州多为伏氏学”[26]，等等。在边远地区兴学的，如卫飒为桂阳太守，“修庠序之教”；任延任九真（今越南中部）太守，建立学校，导之礼义，后迁任武威太守，“造立校官，自掾史子孙，皆令诣学受业，复其徭役，章名既通，悉显拔荣进之，郡遂有儒雅之士”[27]。边远地区的地方官学，在宣传儒教，推广文化方面起了重大作用。对于当时地方学校昌盛的情状，班固《两都赋》这样描写：“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

　　汉明帝时，对地方教育愈加重视，郡国学校愈来愈多。他曾亲率群臣至辟雍，初行大射礼，令郡、县、道行乡饮酒礼，祀周公、孔子于学校。这是汉代学校祭孔之始。明帝提倡学校祭孔，一直影响到清末，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都尊孔子为万世师表。

　　汉代地方官学师资的学术水平一般不高，且兴衰无常，与中央官学没有衔接措施。其教学内容，文献上也无明确记载，其课程设置也不像太学那样以五经为主，而大抵随着兴办者的爱好有所侧重，如文翁在巴蜀兴学，既重经学，又教法令。寇恂在汝南，重视《左氏春秋》，任延、卫飒、韩延寿等人则重视儒家礼仪。尽管如此，地方官学在重视推广教化这一点上却有共同之处，它们除传授儒家经典外，还宣传、推行儒家礼仪，引导民众崇德、循礼、进学。这主要体现在：其一，各地设立学校，其目的多为改变僻陋旧习，如文翁兴学，是为了改变“蜀地僻陋有蛮夷风”的状况，李忠“以丹阳越俗不好学，嫁娶礼仪，衰于中国，乃为起学校”，等等。其二，地方官学成了人们演礼、习礼的重要场所。皇帝视学，也往往兴礼作乐。地方官员更是令文学、校官、诸生演习礼容，借以引导地方的礼仪教化。从这里可以看出，汉代郡国学校办学的主要目的是推行道德教化，注重修身，借地方官学的礼教典范来推动社会风尚的转变，培养学术人才尚在其次。

　　二、私学的发展

　　春秋时期，中国有私人讲学，战国时私人讲学风行一时，秦统一六国后，虽然在文化教育方面实行了禁私学、焚诗书等极端措施，但私人授经并未彻底禁绝，一批儒生隐匿民间，私下传经，尤其是齐鲁一带，私人讲学传统一直流风不泯。及至汉代，宽松的政治氛围使私学又迅速发展起来。由于当时中央太学及地方官学招纳生员有限，加上官学中缺乏蒙学这一类机构，所以大多数求学的青少年，不得不就读于私学。再加上古文经不能立于学官，一些古文经学者，只有从事私人讲学，以与官学相抗衡。凡此种种，都使得私学在学校数量及入学人数上，大大超过官学。

　　从汉代私学的教育程度看，有相当于小学阶段的蒙学，称“学馆”、“书馆”等；有相当于中学阶段的《孝经》、《论语》等一般经书的学习；有相当于太学的专经教育，由经师大儒自立“精舍”“精庐”等，开门授徒，讲授一经或数经。近人王国维曾说：“以后世之制明之，《小学》诸书者，汉小学之科目。《论语》《孝经》者，汉中学之科目，而六艺则大学之科目也。”[28]所言是有道理的。另外，还有家庭教育、女子教育、学术世家等各种私人教育形式。

　　汉代民间幼童八九岁入学，学校称“书馆”，教师称“书师”，主要是学习识字、习字。汉代“书馆”有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书师坐馆施教，附近儿童就近入学，人数由数十人至上百人甚或数百人不等；一种是富贵之家聘师来家施教，本家或本族学童于家中受教，也叫“家馆”。

　　汉代小学所用的字书，主要有《仓颉》《凡将》《急就》《元尚》诸篇。秦始皇时，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其文字多取周之《史籀》，用秦篆写成，作为学习的课本。汉初闾里塾师将以上三篇合编在一起，断60字为一章，凡55篇，仍称《仓颉篇》。此后又经扬雄、班固改造，逐渐完备，基本上包括了当时六经及各种典籍上所出现的字。该书大抵四字为句，两句一韵，便于诵读，故作为字书，以教蒙童。《凡将篇》为司马相如所作，以三字或七字为一句，宋代已佚。汉元帝时，史游仿《凡将篇》作《急就篇》，成为流传至今的一部汉代字书。该书以七言韵句为主，间以三言、四言句，按文字含义的类别组句，包括姓氏、衣着、农艺、饮食、器用、音乐、生理、兵器、飞禽、走兽、医药、人事等种种应用字。下面引录一段，可见一斑。

　　急就奇觚与众异。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厕。用日约少诚快意，勉力务之必有喜。请道其章：宋延年，郑子方，卫益寿，史步昌，周千秋，赵孺卿，爰居世，高辟兵。

　　这是讲姓氏的，押韵合辙，朗朗上口，切合实用，便于记忆。该书汉魏时代比较盛行，不仅闾里书师用以教学童，就是边疆戍卒也用于学习文化。后来我国编写的蒙学课本，如《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等，便是以这些字书为先导的。

　　学童除识字、习字外，还兼习算术，《九章算术》通常被书师用来教育蒙童。

　　学童在学完字书、算术后，其学业优异者，可试为吏。汉初萧何制律，规定：“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29]终汉之世，大致相同。

　　学童在学完字书与算术后，就进入学习一般经书的阶段，这一阶段主要学习《孝经》《论语》，有的还学《尚书》或《诗经》等。初读一般经书，是学童由识字、习字到专研经书的过渡阶段。这个阶段的教学要求是对经书“粗知文意”“略通大义”，主要方式则是诵读。从《汉书》《后汉书》的大量记载看，两汉时期，无论是一般学童，还是至尊如皇太子，都曾经历过由习字书到诵读一般经书的学习过程，说明初读《孝经》《论语》这样的一般经书，已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教育阶段。汉代私学这种由集中识字到诵读一般经书，然后进入专经研习的基本教育体系的形成，为后来完善教育体系提供了实践经验，在教育制度发展史上是有意义的。诵读一般经书，一方面巩固了前期识字、习字的成果，而更主要的则是通过对《孝经》《论语》等的学习，陶冶学生品德，突出孝悌思想，讲求修身之本，这和两汉尊崇儒术的政治节律是合拍的。

　　学童在读完《孝经》《论语》后，即开始分化，一部分可入仕为吏，或在社会上谋求职业，另一部分则可入太学深造，或投私家经师，攻一经或数经。

　　汉儒聚徒讲经，上承春秋战国私人讲学之风，秦始皇虽然实行文化高压政策，但“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30]，民间学术活动一直没有停止。汉代统治政策相对宽松，私家授徒之风大盛，名师大儒凡得不到从政或任博士机会的，即从事私人讲学，也有很多名儒一面做官一面收录弟子，罢官归家仍讲学授经，西汉大儒如叔孙通、公孙弘、董仲舒、薛广、韦贤等，都招收生徒，进行教授。

　　两汉相较，东汉私人讲经之风更盛，具体体现在“精舍”多、生徒多、讲经的名家多。“精舍”是东汉专经阶段私人教学中出现的较稳定的组织形式，是治学、讲学的基地，又称“精庐”，多建在名师家乡或山水胜地，均带有隐居性质。精舍常筹集大量资财，以供学生食宿，故而精舍中学生云集，生徒众多。《后汉书》中大量记载了精舍的情况，如包咸“因住东海，立精舍讲授”[31]；刘淑“少学明《五经》，遂隐居，立精舍讲授，诸生常数百人”[32]；檀敷“立精舍教授，远方至者常数百人”[33]；姜肱“博通《五经》，兼明星纬，士之远来就学者三千余人”[34]；李恂“少习《韩诗》，教授诸生数百人”[35]。名儒开门授徒，读书人千里寻师，云集门下，从《后汉书·儒林列传》中可以看出，名儒门下弟子成百数千者屡见不鲜，甚至有著录弟子万人以上者，如张兴，著录弟子万人，牟长著录弟子前后亦万人，蔡玄门下弟子竟多达16000人。

　　当时私学中学生人数如此之众，讲经名家也多不胜数，如“解经不穷戴侍中（凭）”[36]，“说经铿铿杨子行（政）”[37]，“五经复兴鲁叔陵（丕）”[38]，等等，更有一代名儒马融、郑玄等。

　　对于汉代私学昌盛的情况，范晔在《后汉书·儒林列传论》中有一段描述：

　　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讹杂。至有分争王庭，树朋私里，繁其章条，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说。

　　可见当时全国各地，到处有经师讲学，到处有生徒聚集，以至“分争王庭，树朋私里”，私人讲学之盛，于此可窥一斑。

　　由于在两汉时代，官学所授经学，今文经居绝对优势，故而在专经研习的私学中，虽仍传授今文经，但不被列入官方正宗学说的古文经学，更受人重视，实际成了私学经学传授和研究的主要内容，并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东汉时著名经师马融、郑玄，都以古文经著称，并兼通今文，随其学习的生徒成百上千，影响极大。

　　除经学外，黄老、道、法、刑名之学，也有私学专门授受，如严君平一面卜筮于成都，一面传授《老子》，著书十余万言，在学术上颇有地位。东汉杨厚，少学父业，修黄老，授生徒，达3000余人。文景之世，晁错、韩安国均以学刑名闻世，黄霸、路温舒、赵禹、张汤，皆少学法令。东汉郭躬父子精通法律，门徒常达数百人，钟皓善刑律，门徒达千余人。西汉的卓茂、东汉的廖扶，精通天文、历算，以此教授生徒，等等。由此可见，汉代私学教育的内容要比官学丰富得多。此外，医学以及各种方技，如灾异、图谶、风角、占卜、推步、相术、武技等，也多有私家传授。虽然这当中不乏荒诞、迷信的内容，但也包含有不少科技知识。可以说，古代的科技知识是依靠这种私家传授才得以延续和发展的。

　　私学的教学方法大致与太学相似，以讲说经书为主。另外，由于私学中弟子众多，老师便往往利用高业弟子，转相授受。如马融有门徒400余人，而他直接授业的只有50余人，然后再让这50余高业弟子转授其余门徒，郑玄在其门下3年，都未能见其一面。在山东诸城所发现的画像石上，有一讲学图，生动再现了汉代讲学的场面。图的正面有一方形高堂，三面回廊，上坐一老者，高冠加额，长衣广袖，正挥手讲学，对面一人双手捧牍，凝神倾听，堂前还有13人捧牍环坐，认真听讲。[39]

　　除上述私学的主要形式外，汉代私人教育还有家庭教育、女子教育、学术世家等特殊形式。汉代私学中虽然已有了相当于小学的“学馆”，官学也有类似的教育，但毕竟不够完善，所以仍有不少儿童的启蒙教育是在家庭内完成的，如王充6岁时，其父即教他习字，张霸7岁时已在家内读完《论语》等等。女子教育则是在独尊儒术、儒家教育广泛开展后出现的。刘向撰《列女传》，分门别类讲述古代贤德女子的事迹，目的是为女子树立效法的典范。东汉女学者班昭（又称曹大家）作《女诫》一书，论述了女子修身以及处理家庭关系的准则，并用以教授皇后及诸贵人。《女诫》一直是女子教育的经典教材之一，明朝时还特将其编入《女四书》中。在经学昌盛的情况下，汉代女子学习儒经者不乏其人，明帝马皇后、和帝邓皇后、顺帝梁皇后在出嫁前均有学习儒经的经历。可见，在上层社会的家庭中，女子涉猎儒经并非罕见。在汉代私人教育中，学术家传极受重视，父子相继、祖孙相承的学术世家实在不少，如翟酺四世传《诗》，欧阳氏八世为《尚书》博士，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班彪、班固、班昭父子兄妹的史学，蔡邕、蔡文姬父女的文学，刘向、刘歆父子的文献学，郭弘、郭躬父子的法律学，楼护家世医学，任文公家世气象、灾异等，都闻名于世。学术家传对于形成特定的学术风格很有好处，但也带有—定的保守性。

　　和官学相比，汉代私学有很多特点。私学由学者自办于民间，有较大程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私学的教学内容比较多样化，学术色彩也比较浓厚，师生多抱着潜心治学的态度，特别是在汉代政治动乱之时，各军阀混战不已，官学时兴时废，唯有私学师生，隐居山谷“精舍”中，潜心治学。私学的教学也比较有生气，学生可以自由择师，班固、郑玄等人甚至“学无常师”，博取诸家之长。教师也可以自由讲学。因此，许多私学出身的学者，其水平往往超过了官学博士。如戴凭曾公开声称“博士经说皆不如臣”。光武帝让诸儒及群臣中能说经者与之辩论，竟无人能驳倒他。在《后汉书》所记载的百余种各类经学著述中，90％以上均为非博士的私家经师所纂，由此可见私家传经在汉代学术史上的地位。

　　汉代私学教育作为官学教育的重要补充，在汉代教育史乃至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它承担着繁重的教育任务，其生徒数倍于官学生徒。汉代官学系统中启蒙教育匮乏，而私学则几乎承担了所有的蒙童教育。私学教育还促进了不同学派的发展。官学讲经，以今文为限，而古文经，甚至黄老、道、法、刑名等学，均靠私学教育得以传播和发展。相对而言，官学笃守家法、师法之风甚盛，而私学却缓和得多，许多私学经师都是兼通今古文的，他们广采众说，遍注各经，自出新意，著书立说，绝非那些只专一经、墨守章句者可比。这种风气是有利于学术发展的。汉代私学还特别重视气节的培养，不少人不畏强权，不慕禄位，誓死不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敢于批判社会现实，这种优良传统在后世书院教育中得到进一步发扬。

　　同时，也应看到，私学教育在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的主导方向上和官学教育并无原则区别，二者并非对立物。汉代私学教育存在不少缺陷，如缺乏必要的规章制度，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教师水平参差不齐等，笼统地认为私学教育优于官学是不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