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秦朝的史官制度

　　秦史学源远流长。《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文公）十三年（前753年），初有史以纪事，民多化者。”明确指出秦在立国之初，即设有专门史官并建立了修史制度，史学在秦早期国家的建设发展中起过一定作用。其实，秦从初封为诸侯的秦襄公（前777—前766年）之前80年的秦侯时期始，就有了较准确的各代首领在位年数。[1]可见，秦开始历史记载的时间可能还要早一些。

　　《史记·封禅书》中，有两段关于秦史官情况的记载。一条是：“文公梦黄蛇自天下属地，其口止于鄜衍。文公问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于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金德建认为：“史敦是秦国最早的史官，也就是现在所可考见的《秦记》的最早著作者之一。”[2]说史敦是秦最早的史官，可能问题不大，说他是《秦记》的最早作者，目前还缺乏更有力的材料来证实。另一条是：“秦缪公立，病卧五日不寤。寤，乃言梦见上帝，上帝命缪公平晋乱。史书而记藏之府。”这已是明确的史官活动记录，反映了史官记载并收藏特别史实的工作程序。此后，秦史官记史、修史活动当有所发展。大家熟知的典型事例是秦赵渑池之会，两国史官互记对方君主鼓瑟、击缶的故事。统一后秦皇朝的官方史学工作正常进行，且有一定成就。

　　秦政府设有专门机构，配备专门人员搜集管理图书资料。《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秦御史大夫下有中丞，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汉丞相张苍，在秦时即曾任御史，得以明习天下图书计籍。《汉书·艺文志·六艺》录有“《奏事》二十篇”。注云：“秦时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之文也。”可见秦图书档案的保管整理工作很有成绩。秦燔灭文章，使天下图书遭一劫难，但政府掌管的图籍却在保护之列。后来刘邦入咸阳，萧何“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因而在楚汉相争中，汉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3]，掌握了制胜的主动权。

　　秦史官沿袭周制，也负责文字的教授与厘定工作。太史令胡毋敬曾著《博学》七章，文字多取于周史官教授学童的《史籀篇》，而以秦篆书之。[4]

　　秦史官的最主要职责应是在朝中司记注之职。司马迁记载张苍在秦“主柱下方书”，如淳解说：“方，版也，谓书事在版上者也。”又进一步说明：“秦以上置柱下史，苍为御史，主其事。”司马贞也说：“周秦皆有柱下史，谓御史也。所掌及侍立恒在殿柱之下，故老子为周柱下史。今苍在秦代亦居斯职。”[5]他们都认为秦未废史官侍立柱下之制。从上引史官记录并收藏秦缪公做梦之事和渑池之会的事例看，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

　　秦焚书的规定中所言“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悉诣守尉杂烧之”[6]云云，说明秦代包括百家语在内的书籍由博士官典藏传习。《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秦博士隶属于奉常，“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员多至数十人”。秦代博士兼掌各门学术并参议朝政，与汉代只立经学博士不同，在他们所职掌的学术任务中，通古今显然居于最重要地位。这里对史学强调的已不是简单的记注要求，而是研究职能。把通古今与议朝政联系起来，我们可以看出史学在秦施政中占有一定地位。

　　《编年记》

　　在记注的基础上加工整理，就成为官修之史。秦史官所修之史，今天可以略见一斑的是《秦记》。金德建在《〈秦记〉考征》[7]一文中对此书作了较详尽的考辨。大略内容是：（一）《秦记》叙事始于秦襄公，止于秦亡。虽然“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但记载了“犬戎败幽王，周东徙洛邑，秦襄公始封为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等史实，而且“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8]。（二）《秦记》对司马迁作《史记》影响很大，《史记·六国年表》基本参据《秦记》修成，《史记》中详记张仪、白起等许多秦人事迹，与较多采据《秦记》材料有关，从《史记》的一些其他记述中，也可找出采据《秦记》的线索。（三）班固曾见过《秦记》，《汉书·艺文志》未著录此书是由于疏漏，从《决疑录要》、《华阳国志》等书的征引可知，《秦记》到魏、晋时还未佚失。

　　另一部重要书籍是1975年在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竹简《编年记》。[9]《编年记》竹简共53支，逐年记载秦昭襄王元年（前306年）到秦始皇三十年（前217年）秦的战争等大事，同时，记录墓主的生平等事项。《编年记》的每条记述都很简单，有时还列年而不记事，体例与《春秋》相近，可以看出早期史书的编年记事方式的大致状况。此书采取国史与家史结合的形式，将国家大事与个人生平记录在一起，很值得注意。由此可见，春秋时世卿设官修史之制，秦统一后仍得到保留。与《编年记》一起出土的还有大量法律及其他文书，喜在秦始皇时曾任安陆御史、安陆令史、鄢令等与法律有关的职务，可知以吏为师的做法，在焚书之前就已成为秦的重要文化政策。

　　二、秦始皇的史学政策

　　秦建立中央集权的大帝国后，树立法家思想权威，实行全面专制统治。秦始皇看到了思想文化与社会政治的密切关系，为适应建立、巩固大一统政权的需要，在实施一系列政治经济方面统一举措的同时，也采取了思想文化上的统制措施，实行“书同文，行同伦”的文化政策，要求将文字和伦理行为统一起来。这个政策具有两重性的效果：一方面，它顺应了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统一的历史趋势，促进了具有大一统特色的秦汉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从而为两千年来的封建政治格局奠定了稳固的思想基础；另一方面，文化高压政策引起人们普遍不满，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强秦暴亡的催化剂。

　　秦始皇对史学有较深认识。在他的专制主义的文化政策中，史学政策占有重要地位。对于史学，秦始皇采取了正面利用与严格限制两手政策。

　　秦朝君臣都很重视史学的鉴戒功能。统一前李斯的《谏逐客书》，之所以能说服秦王吸收六国人才，共图统一大业，最根本原因就是用历史上秦缪公、孝公、惠王、昭王重用由余、百里奚、商鞅、张仪、范雎等外来人才，使国家强盛等有力的历史事实，说明了“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10]的道理。

　　秦始皇常参照历史作出重大决策。天下初定之时，他让群臣议帝王的尊号。以为非此则“无以称成功，传后世”，表现出很强的历史意识。王绾、冯劫、李斯等人认为秦始皇的功业，“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因此，应以三皇之称中最贵的“泰皇”作为尊号。秦始皇将“泰”字去掉，“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又因为“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决定“自今以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数计，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既借重历史，又惧怕历史的矛盾心情，在这里表露无遗。在实行分封制还是实行郡县制的讨论中，李斯引古筹今的一番议论深深打动了秦始皇。他说：“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于是秦将郡县制推行到全国，确立了大一统中央集权制的基本格局。在引发焚书的讨论中，李斯不同意淳于越“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的论点，但用以反驳的第一条论据便是“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仍没有离开历史的思考。法家欣赏愚民政策，但自身并不缺乏文化修养。他们很善于运用所掌握的知识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我们不赞成李斯毁弃文化的主张，但必须承认，他以时变的观点来看历史，较之对历史事实的直接引证，在理论上要高一个层次。

　　秦始皇注意发挥历史的宣传工具作用。他信奉当时流行的五德终始的历史哲学，用来论证秦皇朝代周火德而起，在五德之运中属水德，具有合法性。为了顺应自己政权的德运，在朝章国制上，采取了相应的改制措施，以水德为准，服饰旗帜尚黑，执政也是“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者不赦”。秦始皇意识到对皇权合法性的论证和对自己统一中国、建立帝制功劳的宣传对政权的作用。他不止一次地到全国各地巡游，刻石记功，宣传自己的功业超迈往古，秦政权永世长存。刻石中随处可见“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大义休明，垂于万世，顺承勿革”这样的词句。值得注意的是，秦在兴起时奉行过变革思想，这时却表现出万世不变的保守倾向。

　　人们比较关注的是秦始皇对历史记载的恐惧态度。他推行愚民政策，不愿意让民众掌握文化知识，保留对统一以前历史的记忆，恐怕由此引发对现政权的反抗。把这一思想贯彻到极致，就是实行焚书政策，毁掉民间流传的《诗》、《书》、百家语和一切非秦国的史书。在李斯所作焚书的论证中，最能打动秦始皇的语言便是：“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按焚书的要求：“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11]这个政策阻碍了史学知识的传播，造成严重后果。

　　秦始皇推行文化专制主义，采取简单禁绝史学在社会传播的办法并没有取得成功。历史学具有顽强的生命力，雨暴风狂会使“菡萏香销翠叶残”，可奈何不得大地回春，“一夜满枝新绿替残红”。秦始皇能够强令焚毁《诗》、《书》，却无法磨灭人们的历史记忆。秦始皇和李斯想用强制的方法建立起与“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12]的政治格局相适应的思想文化体系，但没有取得成功。最终，秦的文化专制主义与暴政同归于尽。当然，深入分析起来，这也是一种史学与政治相联系的做法，说秦始皇废弃历史，不要文化，未免有些简单。

　　总的看来，秦皇朝在史学上没有作出与封建大一统相适应的建树，它留给后人更多的是关于史学与政治关系的思考。

　　三、对秦亡汉兴经验教训的总结

　　秦亡汉兴的历史实践，提出了发人深思的问题：秦累世经营，灭六国而成帝业，为什么陈涉揭竿而起，一下子就土崩瓦解？刘邦出身平民，无累世功德，为什么几年内就打败了所有竞争对手，建立起大汉帝国，成为天子？这事有没有合理依据？秦何以亡得这样快？汉何以兴得这样速？当时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思索这些问题，是为了了解历史变化的原因，给新生政权提供经验教训，解决汉政权怎样统治下去的问题。

　　刘邦即帝位当年，便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在与群臣欢聚时，他问臣下：“列侯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回答：“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刘邦说：“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镶，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13]刘邦君臣都把人的作用放在首位。不同的是，高起和王陵看到的是刘、项用人的不同，注意的是领导者的胸怀与气度。刘邦的高明之处在于看到了个人力量的有限，意识到广用各方面人才之长，才能成就大业。在天下初定之时，他们想到的只是胜负的直接原因，还来不及对历史作深入的思考。

　　深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提出巩固政权根本方针的是陆贾。他常常在刘邦面前称引《诗》、《书》，惹得刘邦很反感，训斥他说：“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陆贾反问：“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此言可谓一语破的，道出了夺取政权与巩固政权方略的不同。不能以武力治天下，可说是千古不磨的真理，有着久远的生命力。接下来，他用历史事实说明了不施仁义，纯任武力必然失败的道理，也道出了秦亡的根本原因：“且汤、武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刘邦被他说得面有惭色，要求他总结出秦亡汉兴及历史上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来。陆贾“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因为很好地贯彻了刘邦的撰述意图，所以“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14]。在《新语》中，陆贾系统总结古今施政的经验教训，阐述了以仁义为本的治国学说。针对百废待兴的社会现实，他提出无为而治的主张，要求政府减少对社会的行政干预，减少徭役，减轻刑罚，休养民力，通过教化达到天下大治。陆贾的思想主张对汉初统治者有很大影响，从高祖、吕后，到文帝、景帝，一直执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成就。陆贾的思想主张对后来的思想家也有重要影响。王充在《论衡·案书篇》中说：“《新语》陆贾所造，盖董仲舒相被服焉。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观，鸿知所言，参贰经传，虽古圣之言，不能过增。”

　　汉文帝时的贾谊对历史与现实问题又一次作了深入思考。他的《过秦论》[15]是一篇出色的历史论文。文章对秦由兴起到败亡的历史作了全面回顾与总结。肯定秦“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完成统一大业的历史功绩。然后分析秦统一后政策的失误，揭示秦亡的原因。他具体论述道：天下初定时，经多年战乱之苦，“天下之士斐然向风”，“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为社会的安定与治理提供了良好的时机。可惜秦始皇不能及时调整政策，仍崇尚武力，“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而且继秦始皇为帝的二世与子婴还不知改弦更张，“三主惑而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通过细致的分析，他得出结论：秦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贾谊所言历史，处处观照着现实，明白表露出总结历史经验，为现实服务的宗旨。文中言：“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这已是从个别历史现象中总结出来的规律性的治国方略了。

　　从汉兴到文帝时期，一直执行无为而治的政策，虽然民众得到休养，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却也积累了一些问题。在经济逐步好转之际，王公贵族、强宗豪右逐渐养成奢靡之风，连以恭俭著称的文帝也有与臣下驰驱射猎，一日再三出之举。对于这样的苗头，如不能防微杜渐，发展下去便会重蹈亡秦的覆辙。最严重的是诸侯王骄奢**逸，小者**荒越法，大者睽孤横逆，成为封建皇朝的离心力量，威胁着国家的统一。贾谊具有见盛观衰的敏锐眼光，在朝廷内外一派歌舞升平之时，写下重要政论文章《治安策》。指出天下大势危如累卵，“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他逐一讨论了当时所存在的社会问题，“稽之天地，验之往古，按之当今之务”，提出了“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定经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等根本措施，及理顺朝廷与地方关系的具体解决办法。贾谊服膺儒家的仁义学说，但与陆贾不同，他主张积极有为地整顿社会，使之进于王道之境，实发武帝尊儒之先声。贾谊与贾山、张释之等人对秦亡教训的总结，对文帝有很深影响，文帝、景帝都执行恭俭、以德怀民的政策，在对内对外政策上，也多采纳贾谊之议，礼遇大臣，抚慰南越，继续与匈奴和亲等，这些都与文景之治有直接关系。他提出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办法，更成为后来根本解决藩国问题的良策。贾谊虽然个人未进位三公之列，但所言大部分为文帝吸取，有人评论他未为不遇，是很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