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育的人本化

　　人的价值高于一切。教育最本质的功能在于培养人。《不列颠百科全书》英文版“教育哲学”条称：“马、恩所关注的中心问题是医治人类的异化和非人化。”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说：“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在这里，教育成了解放，教育的目的在于人的全面、自由、和谐的发展。在马克思看来，从积极的意义上讲，人永远是目的，而决非工具或手段。

　　现在很多学校提出“以学生为本”“以学生发展为本”“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等口号，就是以人为本价值观在学校教育中的具体体现。一般来说，学生为本主要包括“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让学生得到全面和谐发展，让全体学生都得到发展，让学生主动发展，让学生个性得到充分发展，让学生的能力持续发展”6个方面。

　　这个思想而今已得到教育界的高度认同，然而，它的确立是经过了漫长的演变和斗争的。

　　众所周知，传统教育强调“三中心”论，其中之一就是“教师中心”。在“秧田型”课堂结构中，教师站在讲台上，犹如“阳光普照万物”一般，教学过程由教师支配，按教师预设的框架一步步展开，学生像“道具”一般被动地配合而已。在一些“公开课”评课会上，课上得好，任课教师会不无谦虚地说：“今天同学们配合得好。”课上得不怎么好时，教师会不无遗憾地说：“今天同学们配合得不好，他们有些紧张。”此话后面，实则是传统的“道具论”在支撑。

　　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1859—1952）对传统教育忽视儿童的做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他说，传统学校的“重心是在儿童之外，在教师，在教科书以及在其他你所高兴的任何地方，唯独不在儿童自己即时的本能活动之中”[1]。在他看来，传统学校教育的一切都是为教师的，而不是为儿童的。所以，他提出要进行根本性的变革：“我们教育中将引起的改变是重心的转移。这是一种变革，这是一种革命，这是和哥白尼把天文学的中心从地球转到太阳一样的那种革命。这里，儿童变成了太阳，而教育的一切措施则围绕着他们转动，儿童是中心，教育的措施便围绕他们而组织起来。”[2]

　　杜威提出，教师不应总是站在讲台上，他们应该从讲台上走下来，走进学生之中。这标志着一种全新的教育理念——以“学生中心”为主旨的现代教育观的正式确立。

　　爱因斯坦，作为一位思想家，在教育方面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其人本教育观就值得我们思考。他说：“知识是死的，而学校却要为活人服务。”学校不能仅是传授知识的工具，更不能把学生“当作死的工具来对待”，像是对待没有生命的“无机物”一般。爱因斯坦认为：“学校的目的始终应当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确实，我们的教育首先是培养“人”，而不是功利地培养“某种人”。如果能够按照这样的理念，教师在思想负担上就能够轻松许多，就有可能真正地实现“学生为本”的教育思想。

　　华中科技大学李培根校长在谈到大学精神时强调，要从“人”的意义上而不是从培养“工具”的意义上理解教育。[3]虽然是就大学教育而言，但其实适用于整个教育。李培根一直非常推崇的是教育要回归到学生的本位上，让学生作为一个个体能够充分自由地发展。为此，需要弄清楚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以前的教育方针是使受教育者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但是，建设者不等同于建设的工具。强**育的目的，是因为接受教育不只是为了成为生产者；强调“人”的意义，是为了给个体更大的自由发展，寻找自我的个性。在李培根看来，这不仅仅是大学、教育界所面临的问题，更是全社会要面对的问题。

　　这里有一个认识误区需要廓清。一些人以为，“以人为本”就是不能管得太多、太严，似乎严格管理就是“不人性化”，就是不以人为本了。教师批评学生，学生说：“老师，您怎么不以人为本了？”其实，这里有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国人习惯于“平面思维”，将相对应的东西放在一个平面上，很容易得出一个“非此即彼”“有我无你”的排他性的结论。比如，在对待启发式与灌输式、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等问题上都莫不如此。今天看来，应该多些“立体思维”，把不同要素放在不同的平面上，你会发现它们原来是可以共存共生的。“以人为本”绝对不是不要严格管理，而主要是指管理方式上应该柔性，学校的一切教育教学工作应该从“目中无人”到“目中有人”，将学生视为有独立人格的人，不能如对待无生命的“无机物”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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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贝隆在《什么样的思想，什么样的教育》一文中说：前些年，教育部领导代表我国出席国际会议，我国的政府文件、发言稿中多次出现“受教育者”一词，其英译难倒了教育部执外语翻译牛耳的黄仕琦老先生。原来在现代教育中，学生是发展的主体，“受教育者（Educate）”一词在英语中早已消亡，普通人不明其意，在现代英语词典中也无法查到。“受教育者”的“受”，不管从哪个角度讲，都是被动的代名词。

　　教育界曾讨论：“好成绩是教出来的吗？”起因是某校一学生上课不认真，课后被老师带回办公室“训话”，正在老师将要发话而未及开口之时，学生却抢先讲话了：“老师，你以为你教得好我就考得好呀？即使我考试得高分，那也不是因为你教得好，而是因为我学得好！”由此而引发这一讨论。稍有教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个学生的话讲错了一半，又讲对了一半。好成绩是教出来的，但又不完全是教出来的！

　　二、教育的人性化

　　在校园里待的时间长了，总觉得我们的教育少了点什么，细细想来，少的就是人性！如学生回答提问，不管对错，教师都漠然视之，仅以手势示意其坐下，甚至在示意时眼睛都不看着学生；学生向教师问好，有些教师不会亲切地回礼，最多也就是“嗯”一声，算是有点反应了，怪不得有人发出“中国的教师，你少礼了！”的感叹；教师不能叫出学生的名字，提问时往往称呼“那位同学”“第×排那个同学”“那个穿红衣服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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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请叫我的名字[4]

　　一天晚上，我准备批改作业，刚翻开第一本，就发现里面夹着一封短笺，上面写道：“曹老师，您好！冒昧地给您提个意见，您每次在课堂上提问我时，不是喊‘第三排穿红衣服的同学回答’，就是喊‘王小蕾的同桌回答’，从来没有叫过我的名字，您是不记得我的名字，还是根本就不屑叫我的名字？您的学生潘丽。”读了这封短笺，我脸上变得热辣辣的。

　　实事求是地说，这几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已经不再刻意去记班里学生的名字了，除了那些学习比较突出或比较调皮的学生，我能够做到人与名字对上号以外，那些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中等生的名字，我真的大多都记不住。就是这个“胆敢”给我提意见的潘丽，在我的脑海中也没有多少印象。在课堂上提问的时候，我多是让“第几列第几个同学回答”，关注的焦点也是学生回答的结果，而不是他们的表情和心理感受，我并没有感觉这样做有什么不妥。

　　潘丽的短笺让我惭愧，也让我反思，这些年我的课堂越来越沉闷，与记不住学生的名字是有一定关系的。我终于明白：准确地喊出每个学生的名字，是让学生对老师产生好感的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之一，老师响亮地喊出学生的名字会让学生感觉到自己在老师心目中的地位很重要。于是，我拿出一整天的时间，对照着学生的登记表，把全班54位同学的名字牢牢地记在了心里，并对每个学生的个性特点作了比较详细的了解。

　　再上课的时候，我面带微笑响亮地点了名，并对每个学生的特点做了简短的点评。我看到每个被我点评到的学生都把眼睛睁得大大的，脸上写满了自信，我感觉自己又找回初登讲台时的豪情了。

　　教育是育人的工作，本应是人情味十足的事情。天气凉了，提醒学生加件衣服；学生病愈后返校上课，教师走到他身边，弯下腰、拍拍他的肩膀关切地问候一声：“某某同学，好些了吗？”……学生一定会周身洋溢着一种温暖感。这本身就是德育，一种做人的教育，而不是说这些教育一定要从各个学科中抽出来，专门放到政治课里去“说教”。

　　有人发出“关注学生生命质量”的呼吁！一个人生命中大约有1/6时间是在学校度过的，他们在其中的生活质量如何，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

　　（一）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的尊严

　　1.人格无大小之分

　　在现代文明社会里，不分年龄大小，人与人的关系是相互平等的，每个人的人格尊严都应受到尊重。我国《宪法》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未成年人保护法》总则更是具体地把“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列为保护未成年人工作应遵循的四大原则之一。

　　尊重公民的人格尊严，本来就是“依法治国”的一项重要内容。而以维护学生健康成长为己任的教师，尊重学生人格就更应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毛泽东有句名言：“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教师要认识到，不论学生多么幼小、多么不成熟，不论他们身上当前还存在多少缺点、多少不足，教师都应当首先看到他们是世间最宝贵的人，而人性中最可宝贵的是受到别人的尊重和赏识。保护学生的自尊心，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让他们体验人生的价值，并提升这种价值，这才是真正的教育。

　　现实中往往有一个悖论：一些教师说，对学生越是尊重、宽容、民主，学生越发肆无忌惮、变本加厉，甚至觉得教师“人善可欺”；对学生严厉冷峻，甚至动用暴力拳脚相加，学生倒一个个噤若寒蝉、乖巧听话，而且，后者的教学成绩往往还明显优于前者。例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我们以为，这既有“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深层次的文化背景问题，也有教育和管理的方法、技巧问题，但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绝对不表明尊重、理解、民主、宽容的教育方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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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霍姆林斯基说：“教育的核心，就其本质来说，就在于让儿童始终体验到自己的尊严感：我是一个勤奋的脑力劳动者，是祖国的好公民，是父母的好儿女，是一个有着高尚的志趣、**和不断取得进步的完美的人。”

　　他说，我从不给小学生打“不及格”的分数。如果儿童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我就对他说：“你试一试重做一遍，只要下点功夫，你就一定能做好。现在还没有给你打分数，你再努力点，就一定能得到好分数。要是你有哪一道题不懂，明天上课前到学校里来，咱们一起想一想。”上课前的半小时，是我跟学生一起进行最有趣的脑力劳动的时间，也是我跟学生心灵相互交往的幸福时刻。在这半小时里，儿童是带着他的苦恼来找我的。要知道，儿童不会做功课，没有收获，是他真正的痛苦。不知道你是否体验过，跟儿童一起思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清晨，在校园里一棵繁花盛开的苹果树下，我跟三年级学生尤拉坐在一起。我们面前有一道应用题，必须把它解答出来。我帮助这孩子随时拨正他思路的航向，终于，他发现了真理，内心充满了喜悦，他觉得他在认识的道路上提高了一步。他感到幸福，他的苦恼消失了。跟儿童在一起思考的这种时刻，也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欢乐。我向你们担保，年轻的朋友：正是在这种时刻，儿童的信任才充分展示出来。如果我跟他一起解除了他的苦恼，他就绝不会欺骗我。我叫他自己把分数写进记分册，这给他一种自豪感和尊严感。[5]

　　我国社会长期盛行着一种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传统观念，那就是崇尚人们的等级尊严，忽视人们的人格尊严。至于在教育过程中对未成年人人格的尊重，对于某些教师来说，还没有确立这样的意识，他们往往把侮辱学生的人格看得无足轻重，当成家常便饭，这方面的事情不时见诸媒体的报道。这种状况给少年儿童敏感的心灵带来的伤害和摧残，是非常严重的。

　　中国台湾已故女作家三毛，曾自述12岁读初二时的一段经历[6]，读来震撼人心：

　　由于数学老师对她极为冷淡，她上课时总是感到老师的眼睛“像小刀一样随时会飞来杀我”，所以根本听不进课，成绩一直很差。后来她发现，每次数学小考的题目都是老师从课本后面的习题中选出来的，于是就凭借记忆力好，把这些题目的解法事先背下来，终于连续得了6个100分。一次，老师把她叫到办公室，让她当场做一套初三考题，她当然一道也做不出来。老师便把她带回教室，对全班同学说：“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最喜欢吃鸭蛋，今天老师想再请她吃两个。”说罢，就用毛笔在她眼睛周围画了两个大圆圈，并罚她在教室角落里一直站到下课。下课以后，老师又罚她到操场上绕场一圈“示众”。

　　这次人格侮辱给这个小女孩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刺激，使她从此出现了严重的心理障碍。最初，她一走到自己的教室旁，就会昏倒；后来发展到只要一想到上学，就会失去知觉。于是她再也不能上学，在家里锁上门窗，把自己封闭起来，几乎与世隔绝。直到7年后她19岁时才结交了一位朋友，并在这位女友——台湾作家陈若曦的帮助下才重新开始接触社会。

　　从这一事例中可以看到，教师对学生人格的不尊重，在教育过程中是一种不可原谅的过失，它对学生精神世界的打击和给学生人生道路造成的后果，是难以估量和弥补的。

　　2.让学生感到你是一棵大树，把绿荫覆盖在他们身上

　　（1）忌“以分取人”、对学生别贵贱定亲疏

　　学生分数低、成绩差，是发展中的差距，教师没有任何理由因此而漠视他的人格。几岁、十几岁的学生，他们还是骨骼未长就的孩子，他们还在发育，他们身上每分每秒都可能会诞生一个新世界。

　　人类文明史上的许多事实表明，一些学生时期考试分数并不突出的人，后来却成了优秀人才，甚至成为伟大的科学家。例如富兰克林、瓦特、法拉第、达尔文、爱迪生、爱因斯坦等都是如此。美国女科学家芭芭拉·麦克林托克在81岁时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她在领奖台上说：“我是一朵秋天里的雏菊，我相信，不是每一朵花都在春天里开放。”[7]的确，每一朵花都有自己开放的季节，每个孩子的生长发育亦有快有慢，同一个年龄段的孩子认知水平也存在差别。快或慢没有优劣之分，只是节奏不同而已。教育要尊重差别和差异，要善于聆听不同节奏的“交响”。现在，在很多国家，学生考试分数被作为其个人隐私的一部分，学校和教师不得随意向他人公开，这样做的目的正是为了避免某些学生因分数而受到歧视。

　　（2）让体罚和变相体罚远离文明的场所

　　善待孩子是教师的责任，善待孩子包括要学会容忍孩子的弱点。但这方面经常有一些不和谐的“音符”：

　　有的教师动辄辱骂学生：“你真笨”“你的脑袋真是一块死木头疙瘩”……甚至将学生的祖宗八代也一起“株连”上。

　　有的教师为了抬高毕业班的总成绩，给成绩差的学生开出“弱智”证明，把他们推上了求学无门、受同学歧视的“绝路”。

　　有的教师仅因学生从同学的文具盒中拿了10元钱，就用锥子在学生脸上刺了一个“贼”字，并涂上墨水以示“训诫”。

　　有的教师让全班学生轮流打没写作业男孩的耳光，有的同学下手轻了，教师还让重新打，只有用力打才能过关。12岁的小明（化名）在日记中写道：“幸好我的自尊心不强，要不然（我）就完了。”

　　有的教师在“表现不好”的孩子脸上盖“蓝印章”以示惩戒。一名学生要求将印章盖在手上，不像脸上那么明显，遭到拒绝。

　　……

　　发生在教师身上的这些事，虽然只是个别的，但它造成的影响却是“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既伤害了学生的身心，也伤害了教师“为人师表”的形象。在人面部刺字，是古时对被充军流放的人的一种墨刑；而“掌嘴”亦是旧时有权势者侮辱身边人的一种做法。如此举动，何以发生在当今校园？

　　从法律角度讲，这类行为中的某些做法，已经触犯了《教育法》《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这样的教师，如果不尽快改正自己的错误，不但无法为人师表，而且还会受到法律的追究。

　　从道德角度讲，就更应该深刻地认识到这类行为对学生身心健康所造成的严重危害。俗话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少年儿童幼小的心灵对于这一点特别敏感，不少学生正是被某些教师诸如此类的不慎行为所伤害、毁掉的。

　　前苏联教育家赞可夫说：“教师这门职业要求于一个人的东西很多，其中一条要求自制。在你叫喊以前，先忍耐几秒钟，想一下：你是教师。这样会帮助你压抑一下当时就要发作的脾气，转而心平气和地跟你的学生说话。”我们当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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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接触了加拿大的许多老师，发现了加拿大的老师和中国老师的最大不同点。加国老师对学生信任、尊重，经常做的是赞扬和鼓励；而中国的老师则希望领导一群小绵羊，时常“鞭策”和“教诲”；加国的老师和同学的关系是平等的，遇事老师会用商量的口吻说：“What do you think？”（你们认为怎么样？）中国老师和同学的关系只是师生关系，说话常用命令的口吻：“你们必须……”；加国的老师会和学生一起看电影、旅游，学生常常会拥吻老师，中国的老师会在教室后门的长方形小孔里观察学生上自习的情况。中国的学生也会向老师打小报告，以证明自己与老师的关系非比寻常。[8]

　　（二）宽严有度才是爱

　　1.严与慈：辩证的统一

　　教师对待学生往往有两个极端的倾向：对成绩好的学生宠爱有加，对成绩差的学生则冷若冰霜。“差生”跟“优生”发生矛盾和冲突，你再有理也没理，道理永远在成绩好的学生一边。教育界有一个让人笑不起来的“经典”笑话——课堂上一个成绩好的学生和一个成绩差的学生都在打瞌睡，教师怒气冲冲地跑到成绩差的学生旁边，用手猛敲他的桌子，边敲边骂：“你简直是个瞌睡虫，一拿着书就睡觉，你看看人家，人家睡着了都抱着书！”

　　实际上，教师的“嫌差爱优”对两种学生健全人格的形成都是不利的。

　　爱与严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教师的严格必须以爱为基础，不能让它变成那种让学生感到害怕、敬而远之的“严厉”；另一方面，严格又必须对爱有所限制，它要求教师不能完全感情用事，不能对学生溺爱和放纵。从本质上说，严格要求本身就是一种对学生充满责任感和理智感的无比深沉的爱。苏联教育家赞可夫曾说：“不能把教师对儿童的爱仅仅理解为用慈祥的、关注的态度对待他们。这种态度当然是需要的。但是对学生的爱，首先应当表现在教师毫无保留地贡献出自己的精力、才能和知识，以便在对自己学生的教学和教育上，在他们的精神成长上，取得最好的效果。因此，教师对儿童的爱应当同合理的要求相结合。”[9]苏联另一位教育家马卡连柯也说：“我的基本原则——永远是尽量多地要求一个人，同时也要尽可能多地尊重他。实在说，在我们的辩证法里，这两者是一个东西。”[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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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宠之害[11]

　　我任五年级班主任时，班里有个女生叫夏娟娟，长得漂亮，聪明伶俐，能歌善舞，能说会写，各科成绩都很优秀，特别是普通话朗读更为突出。

　　好孩子都特别容易获得老师的喜爱。课堂上，我提问她最多；作文评讲，她的作文常被我当作范文来读；文艺表演，她是领唱；活动课上，她是主持人。她原是班级文体委员，我自作主张把她提为一班之长。不论班中有什么活动任务，我都放心地交给她去做，她都能完成得十分出色。代表学校参加全省小学生读书征文比赛，她获得了一等奖；参加市区文艺汇演，她获得了第一名；参加学校朗读比赛，她是特等奖。她为学校赢得了荣誉，她替班级争了光，她给我的脸上贴了金，我怎能不喜爱她呢？

　　第二学期，有老师向我反映夏娟娟有些飘飘然了，让我别宠坏了她。我听后，一笑了之。

　　同学们唱歌，她捂耳朵，说人家像乌鸦叫；课上，赏读别的同学的优秀作文，她就撇嘴；在班里的一个跛脚的同学面前，她学正步走；稍不顺心就向同学发脾气。面对同学们不断打上来的小报告，我一点也没有放在心上，甚至还为她说话。即使偶尔被我当面瞧见，我也是轻描淡写地说她两句而已。

　　（毕业后，夏娟娟以优异成绩进入了一所省重点中学）半年后，我遇到我的学生吴晓红，她与夏娟娟一同升入中学且同在一个班。问起夏娟娟的情况，她说夏娟娟已休学在家了。我大吃一惊，忙问为什么？她看着我，笑了笑，毫不掩饰地说：“到了新学校，没有老师再会宠着她，没有同学再会佩服她，在那样一所重点中学，佼佼者何止她一个啊。她本来要竞选班长，并认为非她莫属，结果却连个小组长都没有选上，人就整个蔫了，与谁都合不来，就像个火药桶，动不动就发火，也没有人再把她当回事。”

　　我如醍醐灌顶，是我害了她！“宽严有度才是爱”，只是我明白得太晚了。一想到夏娟娟那灿烂如花的笑脸，我的心中只有疼痛。

　　教师在教育实践中该如何严格要求学生呢？

　　（1）严而有格。这个“格”，就是学校根据国家教育方针制定的培养目标。教师对学生提出的任何要求，都是为了使学生达到这个培养目标而实施的具体步骤。离开了正确的培养目标，严格要求就会走偏方向，就会在学生身上造成不良后果。在“应试教育”倾向下，许多学校对学生的要求可以说是极为严格的，但这种严格实际上妨碍了学生健康、全面、和谐地发展，妨碍了学生主动精神和创造精神的发挥，方向是有偏差的。

　　（2）严而有度。严格但要适度，要根据学生身心发展不同阶段的特点，提出“可望又可即”的要求，就像跳起来摘桃子，要让他跳起来能够摘得到，这样才能激发他不断跳起来的动机。相反，如果目标不切实际地定得太高，不管他怎么跳，都不可能摘到桃子，那么又有谁还会不停地跳呢？而且还会挫伤他的积极性，甚至导致达不到目标之后的挫败感、焦虑感，缺乏自信，自暴自弃。

　　青少年学生处在活泼、奔放的年代，他们成长的天地广了，见识多了，贪玩爱动不好管教在所难免。我们要呵护他们，不能管得“看天就是傲慢，说笑就是放肆”。野蛮只会产生野蛮，独断和压制只能生长出奴性。

　　（3）严而有方。教师对学生要严格，但这种严格要讲究方式方法，同样提出一个要求，你这样提，学生很乐意接受；你那样提，他就不愿接受，有抵触情绪。徐特立先生早年在长沙一所女中当校长，每当发现学生有违背学校要求的行为，就作一首小诗写在走廊的黑板上，用十分亲切的口吻对她们进行教育。这种“诗教”的做法，在我国教育界一直传为佳话。

　　（4）严而有恒。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必须始终如一，坚持到底，不能时紧时松，前紧后松，前松后紧。否则，学生就会感到无所适从。而且，同样一个问题，你前面处理比较严格，后面处理比较从宽，这也不符合公平的原则，会引起学生的不满情绪。

　　（5）严而求细。细就是不放过所能了解和察觉到的任何问题，在纷繁的工作中教师要尽量抽出时间多听、多看、多问、多想，从生活、学习、娱乐、思想、劳动、活动以及家庭等多个方面了解学生，关心学生，要善于从细节处发现潜在的问题，及时引导和规范，防患于未然，避免酿成大错，贻误学生的发展。

　　2.理解是一种理智的爱

　　“理解万岁！”理解是爱的别名，理解是一种理智的爱。学生有自己的思维方法、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是非好恶标准，教师不能以自己的想法来硬性强求。教师应该进入学生世界中去，设身处地为学生着想，不要这也看不惯，那也不顺眼，横挑鼻子竖挑眼，学生需要的是教师的理解。“绝大多数人，他们像脱去一顶旧帽子似的，早已把童年抛之脑后。他们犹如忘记一个不再使用的电话号码，忘却了他们自己的童年。”这是不应该的，我们要不忘童年梦，不失童年心——“为师不忘童年梦，常与学生心比心”。“只有长大成人并保持童心的人，才是真正的人！”[12]

　　季羡林教授在《两行写在泥土地上的字》一文中说：“我认为，我们中年人或老年人，不应当一过了青年阶段，就忘记了自己当年穿开裆裤的样子，好像自己一生下来就老成持重，对青年总是横挑鼻子竖挑眼。我们应当努力理解青年，同情青年，帮助青年，爱护青年。不能要求他们总是四平八稳，总是温良恭俭让。”[13]

　　拓展阅读

　　一个棒球的故事[14]

　　波士顿市有一名警察，他特别喜欢该市棒球队，每场比赛必然到场去看。1967年，当时波士顿棒球队打进了决赛，但最后还是失败了。这年年末，波士顿棒球队的所有队员都在这个棒球上签了名，然后把它送给了这位警察。如果你是一位棒球迷，如果你拥有了这个签名的棒球，那就像篮球迷拥有一个姚明亲笔签名的篮球一样，会感觉非常珍贵。后来这个警察去世了，在他的葬礼上，他的太太把这个签名的棒球转赠给他的侄子——一位年轻的教师。年轻教师说：“我不能拿这么珍贵的棒球。”老太太说：“你的叔叔希望你保留这个棒球。”于是他就把这个棒球拿回家去了。

　　他4岁的儿子一看见这个棒球就说：“太好了，我们可以玩投球游戏了！”他一听就非常生气，指着孩子的鼻子教训道：“我们不能碰这个棒球，永远不能！”儿子问他：“为什么不能碰呢？”他知道无法和一个4岁的孩子讲明这个棒球的特殊来历，只能告诉他：“因为这上面有签名，我们不能玩有签名的棒球。”但是几周之后，他正在家里批改作业，儿子进屋对他说：“爸爸，我们能玩会儿棒球吗？”他说：“当然可以，乖儿子，咱们玩投球游戏吧。”儿子又问：“我们是不是可以玩那个特殊的棒球——你叔叔送的棒球？”这个老师说：“不行！我跟你说过，不能玩这个棒球！”但是儿子拿出那个棒球说：“不，现在可以玩了！爸爸，我已经把上面的签名全都擦掉了。”

　　这位老师当时非常生气，气得简直想杀了他的儿子，因为这个弥足珍贵的棒球就这样被孩子毁了。可是他马上意识到，儿子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因为当时他跟孩子说了，这个球上面有签名，所以不能玩。现在孩子把球上面的字都擦掉了，自然就可以玩了。这位教师对我说：“雷夫，后来我就一直带着这个球，提醒自己，在教学的时候必须琢磨孩子是怎么想的，而不是仅从教师的角度考虑。”

　　[1] 赵祥麟、王承绪编译：《杜威教育论著选》，31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

　　[2] 同上书，32页。

　　[3] 《根叔讲述大学精神》，载《北京晨报》，2012.08.24。

　　[4] 曹永收：《老师，请叫我的名字》，载《中国教育报》，2008.01.24。

　　[5] 苏霍姆林斯基：《给学生以成功的乐趣》，转引自沈志冲主编：《教师修养文萃》，50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

　　[6] 潘洪亮等：《情境·教育·启迪——教育学教学例话集锦》，37页，郑州，大象出版社，1999。

　　[7] 冀晓萍：《让孩子成为他自己》，载《人民教育》，2013（1）。

　　[8] 刘菲：《我终于找回了自尊》，转引自沈志冲主编：《教师修养文萃》，135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

　　[9] 赞可夫：《和教师的谈话》，30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

　　[10] 吴式颖等：《马卡连柯教育文集》，上卷，103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

　　[11] 张杰：《宠之害》，载《教师博览》，2003（8）。

　　[12] 凯斯特纳：《开学致词》，载《教师博览》，2003（8）。

　　[13] 季羡林：《两行写在泥土地上的字》，载《光明日报》，1999.01.14。

　　[14] 陈勇：《第56号教室的故事——雷夫老师中国讲演录》，58～59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