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于文化、心灵和教育的重新思考

　　布鲁纳晚期的教育文化理论，以文化、心灵和教育这三个极其重要的概念为基础，在论及心理—文化取向的主张如何与教育相关时，布鲁纳重点强调了文化本质如何影响，或者说如何造就了心灵本质；教育作为传递文化的一种形式，在这个过程中，它可以有什么建树。因此，布鲁纳的理论，既是一种文化观，又是一种教育观，还是一种心灵观。它们合在一起，既是理解《教育的文化》的关键，也构成了布鲁纳教育文化观的基本框架。

　　布鲁纳关于文化视野下的教育观，可以用两句名言来概括：其一，教育不是一座孤岛，而是整个文化大陆的一个组成部分。学校是教育的一条途径，而教育则是文化的一个功能。因此，要认识学校的本质，不能将视野局限于学校内部，而应将学校看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这样，才能对学校作出切合实际的定位。在此大框架下，才能对学校的内部运行机制给出恰当的答案。其二，教育的功能是“将年轻人导入文化的规范之道”。关于文化、心灵和教育之间的关系，总的来说，布鲁纳认为，“教育要为心灵装配一系列技能，使之能在文化世界里进行理解、感觉和行动，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不能仅仅说教育是失败的。更可怕的后果就是，它直接制造了异化、反抗和事实上无能的风险。而所有这些都将侵蚀文化的成长力。”①这些观点是布鲁纳在吸取了当时社会学、文学等领域的理论基础上提出的，集中体现了布鲁纳所努力形成的教育文化的主要思想。

　　二、互助型学习共同体的乌托邦理想

　　正如当初布鲁纳对自己的研究成果在教育过程中用以有效提升学习者的认知能力和心智水平志得意满一样，他对于目前所从事的文化心理学研究之于教育领域的意义也是相当乐观。布鲁纳希望通过他的深入研究，用足够的说服力向人们证实，教育并未走入穷途末路，相反，有很好的理由相信，文化心理学这一领域的开辟，将使教育走在一条新路的起点上。同时，布鲁纳也意识到其道路发展的曲折性，对于学校将自身建设成互助型的学习共同体这一首要任务来说，他疑惑：“这一切现实吗?撇开学校所背负的压力不说，类似这种互助团体的想法真能实现吗?还只是另一个教育的乌托邦?”显然，布鲁纳也意识到在现实社会中实现这种理想实属不易，所以他又称其为教育的乌托邦理想，这种热情洋溢的教育乌托邦理想推动布鲁纳不惜偏离认知心理学发展的主流，另辟心理学的新境界，以极高的热情，尽力吸收各门人文科学有用的东西，并尽可能地与他早年心仪的认知主义教育进行调和。因此，这一理想是驱动布鲁纳建构其文化、教育、心灵理论的内在动力，也是我们理解布鲁纳由《教育过程》转向《教育的文化》这一心路历程的关键。“学校就是文化本身，而不仅仅是文化的准备或热身阶段”,因此，深入思考学校文化，将学校建设成互助型的学习共同体，不仅是教育的乌托邦理想，也是人们和谐相处的文化基础。

　　从布鲁纳一生的学术生涯来看，布鲁纳教育思想经历了从结构到文化的转变，这一转变成为心理学及教育学界中颇受注意的话题。英国著名心理学家罗姆·哈瑞曾这样评价布鲁纳：“这是个很令人欣喜的讽刺——布鲁纳是曾参与第一次认知革命的建筑师，但却也是第二次认知革命中最活跃的分子和最具原创性的发言人之一。”①《教育的文化》的译者宋文里认为布鲁纳所进行的“‘第一次认知革命’将认知研究带进来，然而‘第二次认知革命’却欲正要把认知带出去”②。这种转变见证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心理学的文化转向，同时也见证了布鲁纳在不同时期，以不同心理学为背景的教育思想转变，下面就布鲁纳教育思想探索的轨迹做一个整体性的历史回顾：

　　一、始于“教育过程”的探究

　　行为主义在西方心理学中的统治地位，从而引发了一场认知革命，因此，布鲁纳被誉为第一次认知革命的建筑师。1959年布鲁纳受全国科学院之邀，主持了著名的伍兹霍尔会议，次年出版《教育过程》,更使他代表了皮亚杰结构理论而成为发展心理学的经典之作。其后，他又出版了包括《论认知》、《教学论》等有关认知发展和教育方法的名著。

　　第一次认知革命与当时的行为主义的研究倾向有关，此外，当时美国所面临的世界“冷战”格局也会成为这种强化以认知以提高教育效率的教育改革背景。“冷战”不只是意识形态和武装的竞赛，它同时也是“科技”的战争。当时的学校被指控为制造“知识鸿沟”的罪魁祸首——我们的学校在无休无止的冷战中，能不能使美国在科技上保持领先于苏联的地位?所以教育改革运动的首要焦点会落在自然科学和数学上。外在的纷扰变成内在关切的前提，布鲁纳以认知心理学为基础的结构主义教育理论，旨在大力提高美国基础教育的效率和质量，成为科学课程改革的指导思想，这场轰轰烈烈的课程改革运动，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甚至世界许多国家的教育制度和体系。

　　二、转至“教育文化”的求索

　　20世纪60年代“发现贫穷”以及美国民权运动的时代，使得布鲁纳从自满而又不自觉的教育改革之梦中醒来——特别是发现贫穷、异化和种族歧视对于心灵生活有着强烈的冲击，以及这些社会疾病对于儿童成长的侵害的程度之深。越来越清楚的是，教育并不仅仅是传统学校里面所体现的课程、标准与测验等方面，渐渐地，布鲁纳从积极主张进行课程改革中脱离出来，转为冷静而更深入地思考如何解决新教学论所面对的主要问题，开始密切关注美国社会问题和教育的相互关系的问题。《教育的适合性》、《有意义的行为》和《教育的文化》是其用更宏观的角度思考教育问题的代表作。

　　20世纪70年代，认知心理学遭遇严重危机，出现了计算机倾向，这种狭隘的认知观偏离了认知革命的初衷，布鲁纳认为认知主义原本该是一个视野宽阔的运动，充满对人性与意义的关怀。而认知革命在取得巨大进步和长足发展的同时，却也正在悄悄偏离着正轨——它在被分裂和技术化。最有影响力的一支反而是计算主义。为使认知心理学重新回到认知革命的初衷，还认知革命以本来面目，布鲁纳成为当时少数几个率先举起文化旗帜的心理学家之一。研究视角从关注个体转向更为宏观的、影响个体发展的文化，将文化前置，将个体心理作为文化的延伸，引导心理学走出个体的狭隘圈子，开始“社会化”,这即是当代西方心理学遭遇危机之后的文化转向。

　　三、对布鲁纳教育结构—文化转向的评价与反思

　　布鲁纳教育思想从结构到文化的转变，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从提倡学生个体的发现学习到主张建立学习共同体；其二，研究视角的转变，从关注教育中的个体到关注与教育相关的文化等宏大的视角；其三，从关注儿童的内部认知结构到重视意义的寻求。其实，在布鲁纳看来，在他六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没有学术的转折，而是以一贯之的对“人类如何组织经验”这一论题的探究。

　　在早年的认知主义教育观中，布鲁纳强调认知等内部心理因素在教育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更多地吸收了皮亚杰的精华，即皮亚杰终生追求的认识论，他通过研究儿童发展提出了知识逻辑的起点和性质。在皮亚杰的精神感召下，他作为结构主义的杰出代表，参与并发起了美国中小学课程改革。

　　但在后来的教育实践中，布鲁纳敏锐地认识到皮亚杰的局限性及认知主义的教育观存在着严重的不足。认知主义的教育观最大的缺陷的在于，它没有意识到学校仅仅是教育的多种存在方式之一，往往是就学校研究学校，从而将学校变成了一座孤岛。它脱离文化的发展，抽象地、孤立地考虑教育，将教育简化为学校，再将学校简化成课程，接着将课程简化成个体的信息处理能力，最后将一切简化为教学细节。教育的核心问题是课程、教学标准、测试考核等技术细节。

　　在20世纪70年代后，布鲁纳将目光转向了维果斯基的文化历史理论。在文化论中，布鲁纳研究的是各种各样的符号系统的意向性使用，意向性的使用是由积极的、主动的、处于公共或私下的情境且为完成各种任务或计划的人完成的，完成的过程往往是同他人协同作用的结果。第二次认知革命的关键是：认知过程被看做是人使用语言和话语的结果，而语言和话语是社会性的，是人际交流的产物，因此认知过程在其根本意义上是公开的、社会性的，其次才是私有的和个人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认知并不存在于个体的内部，而是存在于人际之间。这是第二次认知革命的关键之所在，也是社会建构主义的逻辑起点。

　　1996年，在纪念皮亚杰与维果斯基诞辰100周年之际，布鲁纳发表了《赞颂分歧：皮亚杰与维果斯基》一文，对皮亚杰和维果斯基进行了深刻的比较分析，并肯定了两者之间的分歧是值得尊敬的。“皮亚杰关注人类成长过程中的不变逻辑，而维果斯基则关注受文化格局支配的对话在激活人类成长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将两者试作对比，人们不难得出结论：这两种理路是不可通约的。这一不可通约性说明，两种认知方式之间有可能存在着无法调和的差异。其中，一种试图寻求人类的成长与人类境况的‘解释’,另一种则寻求‘诠释’。”①

　　皮亚杰和维果斯基是在发展心理学中并肩的巨人，布鲁纳从这两位对立的大师身上都受益匪浅，并成为两者互补的典范。皮亚杰在研究取向上表现为个人主义，受其主修生物学的影响，他研究的是一种机体主义的、生物学的取向，而维果斯基的理论明显倾向于社会文化取向。在布鲁纳的教育思想中，存在这两大线索，这是理解布鲁纳不可或缺的双重理论背景，可以说，他的思想是皮亚杰和维果斯基的综合创造。具体来说，在后期，布鲁纳所持的教育文化观则更多地接纳了维果斯基的影响，但布鲁纳并没有对皮亚杰采取任何简单的否定态度，对于生物天性的因素，他认为必须保留。一言以蔽之，即使在感知觉和思维最基本的方面，心理学也应该同时考虑到个体意识和文化情境的影响这两个因素。不过这并不是折中主义。在这种温和的表面下，布鲁纳其实都维持了两种坚持：第一，后者不能化约为前者，理解不是解释的暖身操，维果斯基不是皮亚杰的衍生物；第二，我们之所以有元认知，是以生活知识做反身自省的结果。就拿“生物性”的议题来说吧，文化论者不把生物天性视为人类发展的上限，而是作为下限，人类生来是未完成的动物，只有靠文化来能把自己制作完成。“这样的论述方式，虽然并不激烈，但可称为循循善诱；虽然语不惊人，但却一直坚定地导向那场无声的革命。”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