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许多公益措施是被“下层阶级”的进攻逼出来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厂立法便是这样一个例子。根据这一点，许多聪明人（请看我们俄国那位不大高明的次等社会学家塔赫塔廖夫）便认为，国家不是纯阶级的组织，因为它必定建立在妥协的基础上。可是我们只须稍加思索，就能懂得这是怎么一回事。例如，当资本家在罢工的威胁下认为让步对自己更为有利的时候，资本家是否会不再成为“纯粹的资本家”呢？当然不会。国家也是这样。当然，阶级国家可以向其他阶级让步，如同在我们所举的例子中雇主向工人让步一样。但这决不说明，国家不再成为纯粹的阶级国家，而变成什么阶级联盟的组织即实际属于全社会的组织。

　　这当然也是库诺夫先生不能理解的。但是，看一看上面提到过的厚颜无耻的汉斯·德尔布吕克教授怎样嘲笑这些读书过剩的伪造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倒是颇有意思的：“我们这些具有社会政治思想的资产者（sozialpolitisch denkenden Burgerlichen）跟你们之间的区别……只不过是程度上（gradueller）的区别。你们，我亲爱的先生们，只要沿着你们所走的道路再走几步，那么马克思主义的迷雾就会消失！”[57]

　　（八）阶级，政党，领袖[58]

　　通常谈到阶级的时候，所指的是由于在生产中处于共同地位，从而在分配中处于共同地位，从而具有共同的利益（阶级利益）而联合起来的人的集团。但是，如果认为每个阶级都是某种清一色的整体，其中所有各部分都相等，张三怎样，李四也怎样，那就未免太幼稚了。

　　为了通过实例来说明这一点，我们来看一下现代工人阶级。在这里，事实决不仅仅在于智力上或才能上不平等，工人阶级各部分人的地位、“生活”也不一样。其所以如此，原因有两个：第一，经济单位的完全一致是没有的；第二，工人阶级并不是现成地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农民、手艺人、小市民等，也就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其他集团中不断产生的。

　　事实正是这样。规模宏大、设备优良的工厂的工人属于一种状况，小作坊的工人又属于另一种状况，这难道还不明显吗？这里差别的原因在于企业本身以及企业的整个工作制度的差别。另一个原因可以说是在于无产者的工龄的长短。刚进工厂的农民跟从小就在工厂里做工的工人是不一样的。

　　“生活”上的差别也就反映在意识上。无产阶级在觉悟上是不相同的，正如它在地位上不相同一样。只是在与其他阶级比较时，才看出它是或多或少地相同的。但如果对它的各个不同部分进行考察，那就会得出上面所描绘的那种情况。

　　由此可见，就阶级觉悟来说，即从对待长远的、一般的利益，而不是从对待小圈子的、集团的、自私狭隘的、个人的利益的态度，也就是从对待阶级的共同利益的态度来看，工人阶级可以分为许多大大小小的集团，正如一根链条具有结实程度不一的许多环节一样。

　　正是这种阶级的非单一性，成为政党之所以必要的原因。

　　事实正是这样。我们姑且假设，工人阶级是完全和绝对单一的。这样的话，它也许每次都能够万众一心地采取行动；为了领导一切行动，可以轮流推举一些人或一批人去干，经常性的领导组织就会是多余而不必要的了。

　　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工人阶级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对这个斗争的领导是必要的。这个领导之所以必要，尤其是因为敌人强大而狡猾，与他们的斗争是残酷的斗争。整个阶级应当由谁来领导呢？由阶级的哪一部分来领导呢？显然，由它的最先进、最有训练和最团结的那一部分。这个部分也就是政党。

　　政党——这不是阶级，而是阶级的一部分，有时甚至是很小的一部分。然而政党是阶级的头脑。因此，把政党与阶级对立起来，是荒谬到了极点的。工人阶级的政党，也就是最好地体现阶级利益的组织。阶级跟政党是可以区分的，正如人的整体跟头脑可以区分一样。对立起来是不行的，正如要让人活下去，就不能把他的脑袋砍掉一样。

　　在这种条件下，斗争的胜利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工人阶级各部分之间的正确关系，首先是党与非党成员之间的正确的相互关系。一方面必须进行领导和指挥，另一方面必须进行说服和教育。没有说服和教育，也就谈不上领导。一方面，必须使党作为阶级的一部分团结一致并单独地组织起来；另一方面，党应当愈益紧密地联系非党群众，并把他们中越来越大的部分吸收到自己的组织中来。这样，一个阶级在精神上的成长便从该阶级的政党的壮大上反映出来。相反地，阶级的衰落也表现为政党的衰落和党对非党群众的影响力的削弱。

　　由上可知，阶级的非单一性表现为该阶级的政党的必要性。但是资本主义的“生活”条件和低下的文化程度（不仅就工人阶级而言，甚至就其他阶级而言），造成这样一种情况：就连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即它的政党也不是单一的。如果把这个先锋队跟工人阶级的其他部分比较的话，它是比较单一的，但是如果对这个先锋队即政党本身的各个不同部分进行观察，那么我们就不难发现这种内在的非单一性。

　　这里我们采用与我们在探讨阶级问题时完全一样的推论。

　　我们假定一种与现实相反的情况，即党内在阶级觉悟、经验、领导能力等方面是完全相同的。这样一来，就显然根本不需要什么领袖了。“领袖”的职务也许可以轮流担任而不至于对事业造成任何危害。

　　但是在现实中，甚至在先锋队里，完全的单一性也是不存在的。这就是之所以需要比较稳定的、被称为“领袖”的领导人集团的基本原因。

　　因此，好的领袖之所以为领袖，因为他们最能体现党的正确方向。正如把政党与阶级对立起来毫无意义一样，把政党与领袖对立起来同样是毫无意义的。

　　不过我们曾经有过这样一种做法，即把工人阶级与社会民主党对立起来，或者把有组织的工人群众与他们的领袖们对立起来。我们过去这样做，现在仍然这样做，为的是要摧毁社会民主党，消除资产阶级通过社会主义叛徒领袖们所起的影响。可是，如果把破坏敌对组织的方法用在我们自己身上，并且把这当作我们所特有的革命性的表现，那就是极其荒唐的了。

　　其他阶级也有类似的情况。以现代英国为例来看，在那里，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统治着国家，但它是通过劳合-乔治的党进行统治，而劳合-乔治的党则又是通过它的领袖们进行统治。

　　顺便说说，从这里可以看到，那些关于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实行专政的叫嚣是毫无意义的；革命的敌人拿这种专政与工人阶级的专政相对立。从以上所述可以知道，阶级是必然地要通过自己的头脑也就是政党来实行统治的，而且也只有这样它才能够实行统治。如果把它的头脑也就是政党给破坏了，那么作为一个自为的阶级的这个阶级本身也就破坏了，它就会从一种自觉的、独立的社会力量变成一种单纯的生产因素，仅此而已。

　　当然，亨·库诺夫先生不是这样看问题的。他根本反对政党的阶级性。他的论据如下：“政党不会向一个想入党的人问道，‘你属于某一个阶级吗？’社会民主党也不会这样提问的。任何人只要基本上承认它（指党。——作者注）的原则和要求，亦即它的纲领，就可以加入它。而这个纲领不仅包括由于利益所决定的一定的经济要求，并且同时还包括（如同其他政党的纲领一样）经济利益范围以外的一定的政治与哲学观点。当然，大多数政党是以一定的阶级集团为基础的；但是按结构而言，每个政党同时也是意识形态的形成体，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思想体系的体现者。许多人加入党并不是因为党所代表的特殊的阶级要求就是他们的要求，而是因为他们……醉心于这种意识形态的体系。”当今社会民主党的头号理论家的这些论断是极富有教益的。库诺夫先生不顾一切地把党纲中的政治和哲学观点与它的经济要求对立起来。这像什么话呢，库诺夫公民，你的马克思主义跑到哪里去了？在一切“思想产物”中，纲领体现着最高程度的领悟。“政治和哲学观点”决不是悬在空中的，而是从这些阶级的生活条件中产生的。它们不仅不与这些生活条件相对立，相反是这些条件的反映；既然这里所谈的是纲领性的要求，那就很清楚，这些纲领的哲学和政治部分乃是它们的经济部分的外壳。

　　这一点甚至可以从库诺夫先生的党即德国社会民主党身上认真探讨一番。这个党由于吸收了越来越多的非工人成分参加，逐渐脱离开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中主要依靠熟练的工人贵族，因而它的“纲领”中的政治思想体系也就改变了。就它的要求来说，它变得极为温和，因此它才把库诺夫先生的经过修饰和阉割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奉为自己的意识形态，挑选伯恩施坦先生（马克思主义的老叛徒）作为自己纲领的解释者，而把福伦德先生这个康德唯心主义者当作自己的官方哲学家。

　　（九）阶级是社会改造的工具

　　如果把社会看作某种客观发展着的体系的话，我们就会看到，从一种阶级体系（阶级的“社会形态”）过渡到另一种阶级体系，要经过阶级与阶级的残酷斗争。在社会变革的客观发展过程中，阶级是基本的、活的传动机构，全部社会生活关系都要通过它来重新安排。社会结构是通过人，不是离开人而改变的；生产关系，同麻布、亚麻一样，也是人们的活动和斗争的产品。如果我们打算从朝着极不相同的方向发展而终于形成某种社会合力的无数单个意志当中找出一些基本倾向的话，我们就会得到若干同类的意志束，它们都是阶级意志。在革命中，也就是在社会从一种阶级形态过渡到另一种阶级形态的动**中，阶级意志与阶级意志之间的对立特别尖锐。

　　然而，另一方面，在阶级的意志群的发展规律性之下，以及在互相对立、互有区别的阶级意志的冲突中形成的错综复杂的发展规律性之下，还隐藏着更深刻的客观发展规律性，它在每一个客观发展阶段上决定着意志群的显现。

　　另外，我们知道，意志群是受外部条件限制的，也就是说，人的意志的反作用所能造成的外部条件的变化，要受到这些条件的原有状况的限制。由此可见，阶级斗争和阶级意志也就是从一种社会结构向另一种社会结构过渡时的传动工作机构。

　　在这种情况下，新的阶级应当成为新的社会经济结构的组织者和体现者。不成其为新生产方式的体现者的阶级，就不可能“改造”社会。反之，体现日益发展和更为进步的生产关系的那种阶级力量，也就是社会变革的基本的、活的杠杆。所以，当资产阶级是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经济结构的体现者的时候，它就在自己的革命中把整个社会从旧的封建主义轨道转移到资本主义发展轨道上来；同样，无产阶级，按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最初的阶级形式来说就是它的体现者和组织者，这个阶级定会把客观上已经不能在旧基础上生存的社会从资产阶级轨道转移到社会主义轨道上来。

　　（李光谟 等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