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1]
人类社会产生之初,人们就一直梦想着幸福。这种理想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各个不同阶级和不同时代的代表者,对幸福的见解各不相同。但是,历史经历了几千年的斗争和苦难,马克思主义才把世世代代在黑暗中徘徊的人类引上光明的大道,这条大道通往真正幸福的王国,它的名字就是共产主义。
在我们的地球上,人类世代相传,各族人民在世界历史上写下了许多真正英雄豪迈的篇章;但是人类从来还没有如此接近自己朝思暮想的目的,而且谁也没有像我们苏联人这样接近这个目的。今天我们苏联人已经在用自己的双手建造最宏伟的共产主义大厦。
巨幅的画面是不可能站在近处看清的。我们都是共产主义建设的直接参加者,特别是青年一代没有受过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把社会主义的现实及其在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取得的十分惊人的成就看成是一件普通的事情,所以有时不能充分地估计我们的功勋的全部伟大意义,不能充分地估计坚决地领导苏联人民沿着共产主义建设的道路前进的我们党对全人类的卓越贡献。
每当我们国家到了实行最巨大的历史改革的时候,苏联共产党都用有科学根据的斗争和行动纲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来武装人民。
苏联人民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即进入了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第三阶段。苏联人民的伟大成就,使得有可能把新的历史任务——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技术基础,提到日程上来。在这个新的阶段,在苏联人民已经着手实际解决这一巨大而崇高任务的庄严和令人欢欣鼓舞的日子里,党又用自己的纲领——建设共产主义的纲领,来武装人民。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的纲领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具体的、科学的、现实的建立共产主义的计划。未来社会的完整的、明确的图景,第一次壮丽地展现在全世界面前。赫鲁晓夫在关于党的纲领的报告中说道:“我们可以看出,应该怎样把它建成,它的外表和内部是什么样子,什么样的人将住在这里面,为了使共产主义大厦越来越方便,越来越美丽,他们将要做些什么。谁要想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那我们就可以自豪地对他说:‘请读读我们党的纲领吧。’”[2]
我国的劳动人民怀着甚为满意的心情,怀着喜悦和自豪的心情,迎接这个出色的文件。一如既往,党表达了人民最热切的志向和期望,而苏联人民则以劳动中的新成就,以提高觉悟、干劲和热情,来响应共产党的号召。
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兄弟国家的人民,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者,世界上一切进步人士,都有着和苏联公民同样的心情。加纳《晚报》在《镰刀和锤子》一文中评论苏联共产党的纲领时,说这是“社会发展的非凡的纲领”。印度《新印度时报》感叹说,新纲领表明“苏联将以宇宙火箭的速度,在经济方面取得巨大的成就”。著名艺术家罗库埃尔·肯特写道:“对于全世界难以数计的千百万人来说,对于千百万不希望有毁灭性战争,不希望有剥削、贫困和不公正的人来说,这个纲领的每一句话,都应当是在全球宣布和平和博爱的号角。”全世界用各种语言说着和写着这样的话:“苏联纲领是和平、自由、繁荣的纲领。”
这个当代最宏伟的文件的意义,是决不会估计过高的。党的新纲领是真正人民的纲领。毫无疑问,苏联共产党领导下的苏联人民,一定能光荣地完成党纲所规定的任务。
这本小册子将叙述苏联共产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性。作者的目的是,考察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时期的某些特点,并且说明在实践中将如何解决新党纲提出的共产主义建设的任务。
一、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律性
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无论在一国的范畴内还是在国际范畴内,这个过程在自己的发展中都要经过一定的阶段。我国当前发展阶段的特点,是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
这个时期的全部特点和特征是由下面这点决定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是两个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而是同一形态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
纲领对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特征所作的详尽而全面的阐述,使得有可能明确地确定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共同特征和特点。两个阶段的生产方式是同一的,两个阶段的特征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统治地位,没有剥削和对抗阶级;通过在先进技术基础上使生产不断扩大和完善的办法,来最大限度地满足劳动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要,是两个阶段社会生产的目的和规律;同时,国民经济的发展是有计划、按比例进行的,劳动具有普遍性,生产关系是建立在合作和互助的基础之上的。
但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一个社会形态发展的两个阶段,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都各自具有一些特点。共产主义的特点首先在于,有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完善的物质技术基础。共产主义还拥有更完善的生产关系,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合而为一,并过渡到单一的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这将导致城乡本质差别的消灭,社会阶级划分的消失,工人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界限的消失,这又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本质差别的消灭密切联系着。
共产主义意味着:劳动变成全体社会成员的第一生活需要,从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过渡到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这就会导致财产不平等的一切残余的消灭。共产主义要求全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并从国家组织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自治。最后,共产主义标志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科学、技术、文化的巨大进步,标志着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充分发挥人们的全部能力和才华。
社会主义成长为共产主义的辩证法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建成,不是靠取消、消灭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而是靠进一步加强、全面利用、最大限度地发展作为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特征的那些原则。同时,在建设共产主义的进程中,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个别暂时的形式,将被克服。例如,向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形式的过渡,不能靠抛弃现存的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来实现,而是靠全力发展和完善它们来实现。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只能通过发展和加强那种促进生产力发展和建立充分满足每个社会成员的一切需要所必需的丰裕物质财富的社会主义原则来实现。
国家的消亡,并不像修正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是现代社会主义国家消灭的结果,而是现代社会主义国家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结果。
尽力发展某一个原则,利用它的一切积极方面,是否定这个原则的必要阶段。只有实现充分的民主,才能使民主本身成为多余的,才能使民主消亡。只有在每一个苏联劳动者都提高到知识分子的水平,并且全体社会成员都将成为知识分子以后,知识分子本身才不再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而存在。只有在所有民族的文化极度繁荣的基础上,才能建立国际的、全人类的文化。
因此,不允许忽视发展中的继承性,不允许超越发展的个别阶段。自然,放弃社会主义原则,过早地实行共产主义原则,不仅不能使社会主义加速成长为共产主义,而且会导致直接相反的结果。
但是,这当然不是说,社会主义的一切特点,都应当始终不变地给以支持和尽力发展。个别过时的形式将被消灭,而为新的、更进步的形式所代替。因此,保守主义和迷恋于过时的形式,同毫无根据地冒进一样,是不能允许的。
苏联共产党发动劳动人民进行建立共产主义的斗争时,其出发点是: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一种客观的、成熟的、从社会主义在我国已经取得完全的和最终的胜利这一事实必然产生出来的要求。
社会主义是从与它背道而驰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而共产主义却是建立在自身的基础之上的,建立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之上的。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是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也正是在自身的这个基础上不断形成的。
在社会主义成长为共产主义的过程中,阶级差别的残余在被克服,“资本主义的胎痣”(马克思语)在被消除,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的资本主义残余在被消除。
苏联人民在经济、文化、日常生活方面所取得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为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准备了条件。
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产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意味着消灭人对人的剥削,消灭阶级对抗和民族对抗,过渡到有计划地管理经济,唤起千百万群众积极进行历史性的创造,建立新的文化,用社会主义思想武装人的意识。只有进行了这种改造后,才能形成向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过渡的条件。只有经过社会主义革命的有清除作用的火焰的锻炼,经过社会主义的改组,社会主义才能创造出建设共产主义的客观前提和主观前提。
因此,形成共产主义社会的唯一可能的途径,就是社会主义成长为共产主义。列宁写道:“人类从资本主义只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3]如果说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合乎规律的结果,那么社会主义就是形成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历史必要阶段。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社会关系,是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过渡的必要条件。
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社会主义成长为共产主义的过程中,共产主义所要求的经济、文化、日常生活方面的巨大改造,才可能进行,新的社会才可能诞生。共产党一贯强调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形成的基本规律性之一,就是不可避免地必须通过它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
因此,对于一切走向共产主义的国家来说,不论其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如何,都必须有这个阶段。这个阶段的存在,不是由人的意志和意识决定的,而是由客观的规律性决定的,同时这也不是任何人的愿望所能改变或取消的。马克思主义把社会发展看作“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反而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4]。
因此,上述时期的第一个特点在于:“由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过渡,是不能任意破坏或越过的合乎规律的历史过程。”[5]
其次,既然社会主义是走向共产主义的必要阶段,既然不能从社会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直接跳到发达的共产主义,因此共产主义社会是不可能一下子就达到的。既然共产主义不要求消灭前一阶段,而要求尽力发展前一阶段,因此无须进行社会革命就能达到共产主义。
在对抗性的社会里,执政的阶级享有自己统治的一切利益和特权,阻碍社会的发展,践踏和压迫别人,如果不进行革命去推翻旧制度,社会就不可能向新的阶段过渡。历史的全部经验,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都证实了这一点。
社会主义社会已摆脱了对抗性的矛盾。在我们这个正在建设共产主义基础的社会里,没有反对建立共产主义、坚持旧事物的社会集团和社会力量。我们这里还有表现一定保守主义的人,他们反对采用先进的劳动方法,对完善社会主义民主采取否定的态度。因此,党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和全体劳动人民对这种观点进行坚决的斗争。
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第一个伟大的转折,这个转折是在社会内部深刻一致的情况下发生的。
因此,社会主义成长为共产主义,是不断的、逐渐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由国家政权有计划地实现的,它并不要求克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克服阶级对抗,因为这些东西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就已经不存在了。
“虽然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阶段有区别,但是在它们之间并没有一堵墙把社会发展的这两个阶段分开来。共产主义是从社会主义发展出来的,是它的直接继续。”[6]
因此,上述时期的第二个特点在于,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过渡,是不断的、逐渐的过程。
但是,决不能把过渡的逐渐性看成某种缓慢的运动。上述时期的第三个特点就在于此。相反地,“这是在千百万共产主义社会建设者的积极和自觉的参与下,使现代工业、大规模的机械化农业、整个经济和文化得到迅速发展的时期”[7]。
如同一切历史进程一样,社会主义成长为共产主义,特别是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时期,不是由人的意志和意识决定的,而是由客观规律决定的。人不能按自己的愿望随便地改变这一进程。但是,这并不是说,历史无须人的自觉参加,就可以自动地、自发地创造出来。
每一代新人都要继承一定的物质基础、生产力,这种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着该社会形态的性质和人的意识本身。他们生活的这些客观的,即不以人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的,换句话说,物质的条件,是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出发点。在物质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当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发展达到一定的水平时,向新的社会经济形态过渡或向同一形态的新的发展阶段过渡,就成为必要的了。
随着向更高的发展阶段的过渡,人类也加快了自己前进的速度。这个普遍的规律性,特别明显地表现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条件下。没有剥削、压迫、阶级对抗的社会,并不知道经济危机、生产下降,而是沿着上升的路线不断发展经济;新社会的建设,是依据社会发展规律性的知识,依靠着历史规律,考虑到历史规律的方式、作用和性质的。所有这一切都加速着社会过程,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发展速度比资本主义更高。
我们社会的生产力究竟应当达到怎样的发展水平,才能保证向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过渡呢?
只有达到“一切公共财富泉源都尽量涌现出来”这样的生产力水平时,才有可能实现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上述的这句话,指出了确定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主要原则:生产力必须达到能保证物质财富十分丰裕的发展水平。
这个主要原则提出了生产力的质的方面的特征。至于这个原理的具体化,马克思不是空想主义者,他不能在此说得更加明确,不能说明量的方面的特征。列宁把马克思的这个原理加以具体化,提出了更加明确的任务——在最短的时期内,在经济方面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把这作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的条件。列宁还指出了解决这个任务的途径。
列宁的这些指示,成为我们党决议的基础,特别是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第二十一、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正如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所指出的,基本经济任务的解决,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要条件:“只有在我们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水平,并且保证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共产主义。”[8]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在确定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过渡所必需的界限方面,又前进了一步。这次大会通过的新的党纲具体地、有科学根据地分析了过渡的全部条件,全面而详尽地说明了物质技术基础的特征,确定了物质技术基础的质和量的指标及其建成的期限。
这样,在我们的时代,不仅十分具体地确定了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过渡所必需的生产力发展的一般水平,而且现在我们已确切地知道,为了达到既定的目的,我们在什么时候应当建设什么,建设多少。
确定建立共产主义的界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及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已大大充实和发展了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所作出的最重要的创造性的贡献。在我们这个时代,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所使用的,已经不是一般的科学概念,而是和精密的自然科学同样具体的范畴。它能对未来作科学的预测,这种预测不仅能确定社会进步的一般趋势和规律性,而且能确定社会进步的具体阶段;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已经不仅能确定将来的事件的性质,而且能确定这些事件实现的期限及其效率,还能说明这些事件的内容和结果的量和质的特征。
因此,要向社会发展的新阶段过渡,就必须建立这样的物质基础:这个基础能使这种过渡成为可能和必要,能促进社会完成这个过渡。
另一方面,重要的是要记住,不论人的愿望多么伟大,单有人的愿望显然是不足以向高级阶段过渡的;过早地推行高级阶段的原则和因素,结果是不会成功的。这个理论原理得到了实践和经验的证实。
在我国集体化的初期,建立农业公社的尝试没有取得积极的结果,因为这些公社还没有经济基础,它们是毫无根据地越过一定发展阶段的结果,因此,它们刚一出生就死亡了。社会主义随后在农村的发展表明,从集体农庄向农业公社过渡,本来就不是共产主义建设的必要条件。同样,目前在实现共产主义原则的条件尚未成熟的地方来实行这些原则,也是不能使共产主义提前来临的。
当然,全体苏联人都希望尽早地实行共产主义原则,但是,正如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所着重指出的,仅仅有愿望是不够的。“应当从客观条件出发,考虑到社会发展的规律。向共产主义原则过渡是可能实现的,但是不能在物质技术基础尚未建立,人们的觉悟尚未达到高度水平,社会主义原则尚未充分得到发展和彻底表现出它们的进步可能性之前实现。”[9]
只有人的愿望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相符合,只有这种符合是建立在对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和利用的基础上,才能加速历史的进步。因此,正如党的纲领所指出的,我们的党“作为科学共产主义的政党,是根据物质和精神前提准备和成熟的程度,提出和解决共产主义建设的任务的;它所遵循的是:不能超越必要的发展阶段,同样也不能停留在已经取得的成绩上,抑制运动的前进”[10]。
在指出社会主义成长为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的时候,党始终强调指出,这不是自发的过程。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条件下,并不像在以前的一切社会形态中那样,客观性、规律性决不等于自发性。社会主义革命后产生的新文明的特点之一,恰恰是人的意识、阶级的意识开始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社会发展的规律要求按照客观的历史条件,有计划有目的地改变社会关系。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贯强调:向共产主义过渡,是全体人民自己动脑、动手和出力的事情。新社会正是在人民群众的劳动中,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劳动中产生的。
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逐渐性,要求全体苏联人,工人和集体农民、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对新事物的幼苗采取注意、关心和爱护的态度,这种幼苗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很多。必须善于察觉和细心地培养共产主义社会生活的品质、特征和特点,这些东西在社会主义获得胜利的条件下,已渗透到生活的许多方面。
共产主义社会不同于以前一切社会经济形态,也不同于社会主义的地方,将是速度空前地加快,全体人民获得多方面的发展并积极地自觉地参加社会的发展事业。基于严格经济核算的统一计划,科学地制定的生产力和人口分布的统一体系,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最合理的组织——这一切都要求大大地提高意识的、人的作用,提高共产主义劳动者的作用。
“社会成员的觉悟愈高,他们在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方面,在发展共产主义劳动形式和人们之间新的关系方面的创造性、积极性就发挥得愈充分、愈广泛,因而,共产主义建设任务也就解决得愈迅速,愈顺利。”[11]因此,在现在,在建立宏伟的共产主义大厦的基层时,党就采取了尽量发挥人民主动性的方针,采取了吸引毫无例外的所有一切人参加建设新生活的方针。
没有千百万人坚持的、一贯的、顽强的劳动,没有勇气和钻研精神,就不可能建成共产主义。每一个苏联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责任在于,把自己全部精力,全部才能,都投入实现苏联共产党新纲领,即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纲领的事业中。
赫鲁晓夫说:“我们党制定了二十年建设共产主义的纲领。但是我相信,如果我们更好地利用我们的潜力,我们就能大大地缩短这个期限,更迅速得多地发展苏联的经济,为人民创造丰裕的物质财富。”[12]
可见,不取消规律而是最大限度地认识规律,并在实践中利用规律,才是加速社会历史发展的唯一可能的和有效的手段。加速共产主义建设,促进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早日到来的手段只有一个,这就是加强经济建设,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只有在物质生产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创造出丰裕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
因此,我们向共产主义前进的速度,这个过程的快慢,直接取决于生产力这个共产主义基础之基础的发展速度。
这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也是共产主义建设胜利的全部秘密。因此,苏联共产党在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时期,提出了更有力地提高社会主义生产力、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技术基础的任务,并把这作为基本的实际任务。
解决这个任务的成功,首先直接取决于全体劳动人民的觉悟程度和积极性,并且有苏联共产党对整个共产主义建设事业的科学领导来作保证。但是,这个任务解决的期限,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国际局势,取决于国际政治关系的紧张程度。因此,不倦地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而斗争,为保卫和巩固普遍和平而斗争,是苏联共产党和政府极其重要的任务。苏联以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爱好和平的政策,全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增长以及帝国主义阵地的削弱,是和平事业胜利的保障。在目前条件下,争取和平的斗争就是争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的斗争。地球上的持久和平,是我国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的必要条件。
苏联共产党的纲领,全面地研究并科学地论证了实际解决建立共产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的任务,这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最近二十年内的主要经济任务。
二、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
一个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天主教哲学家让·拉克鲁瓦写道:“马克思主义研究了经济,即忘记了人。”[13]生活早就驳倒了共产主义敌人这种恶毒的诽谤,苏联共产党党纲又给予这类箴言的创造者和鼓吹者以新的毁灭性打击。
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劳动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和他们的一切生活条件。它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保证了人的基本社会权利:劳动权,休息权,教育权,年老、疾病和丧失劳动能力时的物质保证权等。免费教育、免费医疗服务、没有失业现象和具有社会保障——这是资本主义条件下不能实现的伟大成果。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寿命延长了1倍以上,而我国居民的死亡率则是世界上最低的,这样一些事实本身就是最好的说明。在苏维埃年代,把消灭失业和缩短工作日计算在内,工人的实际工资增加了4.8倍,农民的实际收入增加了5倍以上。仅仅在过去五年(1955~1960),职工的实际收入,按每个在职员工平均计算,增加了27%,集体农民的收入增加了33%。在七年计划期间,职工和集体农民的实际收入将增长40%。我国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国民收入的增长,比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要快得多,最近十年它增长了1.2倍。
苏联人民的消费在不断地增长。同1955年相比,1960年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商品零售额增加了50%。同时,党还提出了大力改善各种商品质量的任务。
目前已对大约40万职工实行了新的劳动报酬条件。在七年计划剩下的几年中,工资报酬最低额将提高到50~60卢布。由于在国内实行取消赋税的措施,劳动人民的工资得到显著的额外增加。从1960年10月1日以来,这项额外增加的工资额按一年计算已达到36000万卢布。从1961年10月1日起,劳动人民在一年内将再额外得到40000万卢布的收入。到1965年底,我国将不向居民征收任何赋税,这将是苏联人民的卓越的社会成果。从1960年起,我们的工作周时间减少了6.5小时,而在最近几年内,将对那些每日工作7小时的劳动者实行40小时工作周制。国家在加强优抚金制度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苏联在住宅建设规模和速度方面,居世界第一位。仅仅最近五年来,差不多全国居民的四分之一即将近5000万人得到了新的住宅,其中将近1000万人是在1961年一年内得到的。
苏维埃社会成了世界上教育程度最高的社会,而苏联科学在最重要的知识领域中已经处于领先地位。这一切都是苏联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果,是苏联共产党和政府不断关怀他们的需要的结果。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党认为自己活动的全部意义在于提高人民的福利,发展和充分地满足苏联人民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需要。
共产主义的敌人千方百计地妄图削弱纲领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喋喋不休地说什么人不能光吃面包填肚子。意大利《和平报》给了这些热衷于“自由精神”的人以很好的驳斥。这家报纸指出,对那些营养正常的人谈论共产主义保证大家享有合理的饮食这件事,可能是多余的。每天吃得正常的人不知道或者忘记了现今世界上每年都有数百万人死于饥饿。报纸接着写道:“苏联现在声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每个人将有权得到有保障的饮食。你可以信口说,在西方这是正常现象。你尽可以发表这类无稽之谈,但是要是让那些每天愁吃愁喝的20亿人也知道这些事情,那你会看到,将有什么样的结果。”没有面包,就没有自由,没有正义,没有幸福,而资产阶级思想家企图模糊这个真理。
提高苏联人民的物质福利是苏联共产党关注的中心。苏联共产党提出了具有世界历史重要性的任务:保证苏联居民达到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平。增加个人报酬同降低零售价格相结合,取消赋税,扩大无偿分配的社会基金等都是解决这个任务的基本途径。同时,商品数量、服务事业、住宅和文化生活设施的增长将超过苏联劳动人民收入增加的幅度。
党纲规定,十年内苏联国民收入将至少提高1倍,而二十年内将提高3.5~4倍。这一时期,按人口平均的实际收入将增加2.5倍以上,其中职工增加2~2.5倍,集体农民增加3倍。最近十年内低薪职工的等级将要消灭,全体居民将有可能充分满足自己对质量高、花样多的食品和日用品的需要。在第二个十年内,全体居民的基本物质文化财富将达到丰裕的程度,基本上为过渡到共产主义按需分配原则建立起物质前提。
党纲规定要彻底解决最尖锐的问题——住宅问题,第二个十年内,每个家庭,包括新婚夫妇的家庭,都将得到设备完善的住宅,并免费使用。即将实现公共事业建设的广泛规划,完成电气化和煤气化,免费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同时还将免费使用公共事业设施。党拟定了全力改善劳动条件的广泛规划以及增进劳动人民健康和延长寿命的规划。苏联共产党给予妇女、儿童和丧失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那么多的真正列宁式的温暖和关怀!党所制定的措施,为妇女做幸福的母亲,同日益积极地创造性地参加社会生活和社会活动的结合,为快乐幸福的童年,为安宁有保障的晚年创造一切条件。苏联共产党宣布:“保证每一个儿童过幸福的童年,是建设共产主义社会最重要和最崇高的任务之一。”[14]
党规定了在改善苏联家庭生活条件方面的一系列广泛措施,规定了发展公共伙食制度和其他许多措施,以保证有可能实际上实行无偿分配物质和其他财富的共产主义原则,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真正充分地包罗无遗地满足每个社会成员的一切需要。
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能提供丰裕的物质财富,但社会上的丰裕财富本身还创造不出丰裕的社会来。
资产阶级思想家和他们的帮手——国际修正主义的右派领袖们企图使群众相信,能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建立“社会主义”、“丰裕的社会”。同时他们以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业实力为借口,想使人确信,似乎资本主义已变成“人民资本主义”,阶级在消失,阶级矛盾正在成为过去,但类似的论点与现实没有丝毫共同之处。党纲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证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对抗日益增长、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的学说是正确的。”[15]生产力发展水平本身还不能解决社会矛盾,不能自觉地改变社会的结构和性质。
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完全足以满足它们居民的需要。但事实是,虽然美国的工农业能够保证全体美国人需要的食品和工业品,但美国还没有达到丰裕的社会。例如,美国1959年的主要产品生产水平完全足以充分地满足全体居民的需要。同时,1959年美国炼钢工业的37%的生产能力闲置着,而1960年年底利用的炼钢工业生产设备还不到50%。在美国其他许多经济部门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例如,轻便汽车的生产一个月(1960年6~7月)下降了12%,比同年1月降低了21%。1960年前半年的住宅建设规模比1959年前半年缩减了17%。因此,在一切生产能力被充分利用的情况下,上述主要产品的生产水平将可能大大地提高。但是美国官方的按人口平均的主要产品生产指标与实际是完全不符的,它不仅不反映对每个“人”保证的真实情况,而且直接同它相矛盾。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民群众的惊人贫困是与一小部分剥削者的极端奢侈同时并存的,这种资本主义的鲜明对比是众所周知的。例如,不久前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公报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共有一万个百万富翁,而“数百万同胞却得不到他们必需的东西”。爱·史蒂文森在谈到现代的美国时强调指出:“极端贫困、疾病……种族歧视、心理病态和老年人的苦难成为他们周围的豪华和特权的耻辱和污点。”这难道是丰裕的社会吗?决定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排除了满足人民群众的最重要的需要的一切可能性。只有社会主义革命,只有把政权转到人民的手中才能使现代工业的威力为全民造福。
劳动人民在社会主义时期要解决的任务具有一致性,但这并不抹杀社会主义建设在每个国家具有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于它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时所达到的经济和文化水平,同时也决定于民族特点和传统。当然,在工业发达的国家,社会主义改造将具有自己的特点,迅速提高工业生产的必要性,解决农民问题在这些国家所起的作用已不像在苏联那样。排在首位的是:建立有目的地领导经济过程的社会主义组织,把工农业生产中广大的小业主阶层转到社会主义轨道上来,同群众意识上和心理上的资产阶级传统进行斗争。只有在解决这些任务的进程中才能形成过渡到共产主义原则的条件。
高度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是产生丰裕社会的最重要的条件,但不是唯一的条件;第二个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创造出能够实行共产主义基本原则的相应的社会条件。但是,也许在我们社会主义的现实条件下,由于存在着最丰裕的物质财富,已经可以实行这个原则?不,绝对不能。只有发展共产主义社会形态高级阶段所具有的那些不同于社会主义阶段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才能实行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换句话说,建立共产主义不仅要求发展社会的生产力,而且要求发展生产的第二个方面,即生产关系。
三、社会主义社会关系成长为共产主义社会关系
建立空前强大的生产力,解决苏联主要的经济任务,正如党纲中所指出的,是社会主义社会关系逐步改造为共产主义社会关系的基础。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前进的规律性还在于:在一定阶段上,由于科学、技术、劳动生产率的巨大发展,就有可能急剧地向前跃进,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并在这个基础上把社会主义社会关系改造为共产主义社会关系。
我们党认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社会关系即自由的、全面发展的、有高度自觉性的人们之间关系的最完善形式的根本道路是,发展并改善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关系,首先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
在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社会时期,不仅要全力发展并改善生产力,而且要全力发展并改善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建立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发展现有的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并在这一基础上建立新的共产主义所有制形式。
(一)克服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本质差别
在科学技术进步的基础上,才能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本质差别。科学技术的进步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生产技术的完善;第二,生产者本身的工程技术知识修养和一般文化水平的提高。生产技术达到完善的途径,就是使工业和农业电气化、自动化、化学化,利用各种新原料和动力源泉,这就会像上面所说的,使劳动的性质本身发生变化。
一般来说,劳动过程既包含体力劳动的成分,也包含脑力劳动的成分。参加劳动操作的既有人手,也有人脑。不过,它们参加的比重是不一样的。
体力劳动主要是建立在体力基础上,但工人的意识也在某种程度上参加劳动操作(这不包括这样的情况,即资本主义企业的工人已变成机器人,他们从事纯粹机械性的操作)。生产技术的完善显著地改变了体力消耗和脑力消耗的对比,大大地提高了脑力劳动在体力劳动中的活动范围和作用。这当然不是说,体力劳动将最终被脑力劳动顶替或代替。另一方面,某些人所持的完全相反的看法也同样是错误的,这种看法认为,科学技术进步的成就将最终使人的生产活动变成单纯的按电钮,变成极简单地、机械地进行操纵活动。
由于控制论方面取得的成就,技术知识界的某些人士便产生了一些对技术作用的不正确看法。正如上面所说的,电子计算机对人的脑力劳动有极大的影响,它减轻了人的脑力劳动。现在的计算机在进行数学运算的时候比人快得多,而且保证准确。但是,机器根本不可能代替真正的人的思考,机器最多只能替人进行形式逻辑的操作,但并不能代替人。机器的“脑力”劳动只是在量方面比人的效率更高,但是任何机器都不能进行真正的创造。机器按照人的命令和人编好的程序进行形式逻辑的操作,就连最完善的机器,即自动安排程序的机器,它所依据的最初的材料也都是人获得、编制和供给的。
未来的机器的确能够独立地进行一切操作,会自动调整,会安排自己的工作程序,调节自己的工作,消除发生的故障,改变工作的速率等——的确能够由机器本身来做各种事情,但是这既不能使人摆脱体力劳动,也不能使人摆脱脑力劳动。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本质差别,并不是要使这种或那种劳动废除或消失,而是要使它们结合起来,使它们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接近是两个方面的过程,是在两种劳动都经过本质变化的基础上实现的。体力劳动不再是吃力的、繁重的劳动的代名词,那种劳动将会完全消失。同时,单调死板的机械操作也将消失。不管是一切劳动操作的内容,还是整个劳动过程的性质,都将发生本质的变化。随着生产技术的完善,体力劳动将愈来愈集中到监督和调整机器的工作上,也就是说,愈来愈接近于变成一种工程技术活动。
与此同时,脑力劳动也将发生本质的变化。在今天,科学也在进行自己的“工业化”,科学和技术之间的界限实际上正在消失,现在大多数科学中的科学研究活动和实验活动,都是和生产活动密切联系着的。现代科学家们的研究室和实验室也就是生产车间和整个的工厂。我们时代的研究人员不仅用脑子工作,而且也用手工作,他们在车床和机组旁边和工人一起劳动。现代化的机器往往只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工程师才能操纵,他们有时要直接从事工人的工作。由此可见,经常是体力劳动充满了脑力的内容,脑力劳动又充满了体力的操作,两种活动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直到最后,原来的两种劳动将被统一的劳动过程代替,劳动本身将会把脑力劳动的因素和体力劳动的因素结合起来。
生产技术的完善是和科学技术进步的另一个方面分不开的,即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技术水平和一般文化水平。党纲指出:“技术进步将大大提高对生产文明、对全体劳动者的专业训练和一般知识修养的要求。”[16]
随着生产技术的变化,生产者本身也将发生变化,生产技术越完善,生产者的工程技术水平和一般知识水平也越高。现代生产技术要求工人不仅要具有专门的技术知识,而且要具有高度的一般知识修养。
在我们的时代,生产日益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在现代企业里,没有理论科学和实用科学的基础知识,生产过程是无法进行的。生产技术的变化必然也会提高劳动者的熟练程度和文化水平,更进一步地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技能和一般知识水平是加速技术进步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正如上面所说的,一方面,科学家们的研究活动已经开始和生产活动结合起来,科学家们日益在更大程度上开始直接参与生产活动;而另一方面,工业企业和农业企业的普通工作者也日益在更大的规模上参与科学的研究和实验。随着工人的劳动变为工程技术活动,甚至变为科学研究活动,工人本身也就提高到知识分子的水平。
城乡之间本质差别的消灭将导致工人和农民之间界限的消除,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差别的消灭则必然使苏维埃社会的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一方面将克服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差别,另一方面将克服工人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差别。“随着共产主义的胜利,在人们的生产活动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将有机地结合起来。知识分子将不再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体力劳动者的文化技术水平将提高到脑力劳动者的水平。”[17]随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本质差别的克服,一切劳动都变成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统一,人们不再分为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不再分为从事脑力劳动职业和从事体力劳动职业的人员。
这是不是说职业本身在将来会完全消失呢?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会使职业划分和专业化发生本质的变化。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截然对立的观点:一些人认为,技术进步会使分工和专业化消灭;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分工将无止境地加深,由于新的专业不断产生,专业的数量会不断增加。而实际上,技术进步会使现存的分工和一系列现存的职业消灭,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分工和专业化都会被消灭。职业分工的性质毫无疑问会发生变化,它现在就已经在发生变化,这个过程的主要趋势是增大各种职业的科学技术基础的共同性。在这个基础上,狭隘的、专业的、局部的分工将会消灭,因而,职业的数目会大大减少。只要举出一点便可以了:整个国民经济中原有的2888种一般性的(即从头到尾做全部工序的)职业和专业,曾包括全体工作人员的67.2%(按1954年统计),现在已合并成187种职业和127个专业,也就是说缩减到314个行业。与此同时,有些职业和专业正在消亡,这就是那些同非熟练劳动相联系的职业和专业。认为技术进步会消灭熟练劳动,会变成所谓的按电钮和操作杆,会成为最简单的机械操作,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这种状况只是资本主义国家所固有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进步使熟练劳动受到排斥,使非熟练劳动代替熟练劳动。
列宁说,共产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直接取决于工人的熟练程度。因此,共产主义要求一切国民经济部门的劳动者都具有最高的熟练程度。共产主义社会的劳动者不会变成机器劳动的消极的监视人,不会不再成为各个部门的专家,而是相反,会成为更高级的专家。但是这种高度的专业化并不是狭隘的专业化,这种专业化不仅不排除高度的文化水平,而且直接以高度的文化水平为前提,同时这种文化水平是最多方面的、广博的文化水平,因此这种专业化能同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和要求相结合。而且这种结合是必须的,因为共产主义的技术本身要求工作者不仅要对工作非常熟练,而且要有广博的技术和科学专门知识,以便能够了解生产过程的一切细节。
工作者的技术专业知识的扩大,在很大程度上要靠上述各种专业的科学技术基础的广度和共同性来形成。
在培养具有广博的技术专业知识的工作者方面,综合技术教育起着巨大的作用,这种教育在我国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在最近十年内,所有学龄儿童都将受到一般的综合技术中等(十一年制的)教育,这就为他们进入高等学校或从事高度熟练的生产劳动开辟了道路。
现在开展的学会相关职业和学会全盘组织劳动过程的运动,不仅能扩大职业的专业知识,而且能提高专业化的水平,从而保证为发展共产主义生产所必需的那种结合。因此,随着生产技术的完善,曾存在若干世纪的、世代相传的那种旧的分工会成为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东西。它将同它所产生的那些专业一起消亡,并为新的分工所代替,这种新的分工的特点就是高度的专业化和广泛的生产知识相结合。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本质差别的消失,使一切劳动都变为这两种劳动的有机结合,但是这决不是废除所有职业,因而也不是废除知识分子的职业。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也有职业学者、艺术家等,即现在被称为脑力劳动职业的各种专业人才,但是人们自己已不再分为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因为在他们成为本职业领域的专家的时候,他们能使完全不同种类的活动相互结合并相互替换。现在,这种结合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苏维埃人的特点,工人兼诗人或演说家,工人兼作曲家或发明家,在我们社会里已经不是稀有的现象。在我们国家里,普通的劳动者不仅是执行者,而且也是积极地和日益频繁地参与国家管理的生产组织者,而脑力劳动者也愈来愈多地从事体力劳动。由此可见,随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本质差别的消失,属于知识分子的那些特征将会消失。普及高等教育是共产主义的重要的和不可缺少的条件。共产主义社会将是普及高等教育的社会,这并不是空想,而是实际的任务,这一任务现在就已经开始实现,已经达到的教育水平和各种形式的教育制度的发展以及愈来愈多的教育形式,是实现共产主义的保证。
由于我国实现了列宁所说的革命改造中最困难的文化革命,苏联的国民教育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国家在培养具有高等教育的专家方面居世界第一位。1914年俄国共有289个科学机关和10200个科学工作者,而现在苏联有将近4000个科学机关和35万多个科学工作者。我国的脑力劳动工作者总计在2000万人以上。在高等和中等专业学校学习的将近450万人,单是在国内高等学校学习的就有260万人。1962年这一数目已增加到290万人。苏联培养出来的工程师比美国多两倍。到1965年,仅在寄宿学校学习的就有250万儿童,在学校学习的总共有将近4300万人。
除了学校、中等技术学校和高等学校以外,在我国提高技术和职业修养的各种形式——小组、训练班、进修班、函授和夜校系统——将获得越来越大的发展,在这些场所,教学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总结着先进生产者的成就,推广着他们的经验。去年大约有600万人提高了自己的熟练程度,其中大约有500万是工人。每年约有400万人不脱离生产地在夜校、函授大学、中等技术学校和学校里学习。
近几年,人民文化大学、广播大学以及其他能提高苏联劳动群众教育和文化水平的文化教育机关,获得了广泛的发展。我国有5000多万人受着各种形式的教育,在历史上和在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有这么多人在学习。在我们国家,教育已成为真正人民的教育了。现在大约有40%的工人受过高等或中等教育,大致再过20年,我国绝大多数劳动者都将具有高等或中等教育水平。而在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条件下,每个从事生产的人,每个劳动者,都将具有高等教育水平。
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社会全体劳动者的一般文化水平也将要提高和拉平,在自己的发展方面提高到知识分子的水平。这样一来,社会全体成员的一切标志就都一致化起来,全都成了劳动者——知识分子,这就会使作为特殊社会集团的知识分子消失。
但这并不是说,在全面开展共产主义社会建设时期,知识分子就会消亡,这并不能否定苏维埃知识分子在共产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巨大的和日益增长的作用。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在没有达到共产主义社会最高发展阶段以前”[18]是会存在的。只有到社会全体成员都提高到知识分子的水平的时候,这一阶层才没有必要了,他们将融化在共产主义社会的普通劳动群众里,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都是有高度教养的、文明的人,每个人都尽其所能来劳动并按其需要来领取。
(二)人的和谐的发展
提高劳动者的文化技术水平,是最重要的和最复杂的共产主义建设任务——培养新人——的一个组成部分。共产主义保证一切人的力量和能力,保证人民的一切才能和本领真正充分地发挥出来。
今天,正在实现着保证人能全面地和谐地发展的条件——建设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提高劳动者的物质福利和文化水平,等等,在这些条件中缩短工作日具有特殊的意义。我国全体工人和职员在1960年已经实现的那种向7小时和6小时工作日的过渡,还只是党计划大大缩短工作时间的第一阶段。
正像苏联共产党党纲中所指出的,在今后十年内,苏联将过渡到34~36小时工作周制,每星期休息两天,而在第二个十年内,基本劳动群众将开始向更短的工作周过渡。这样一来,苏联将成为具有世界上最短的、生产率最高的和报酬最高的工作日的国家。这一纲领实现后,马克思所预言的那种时期就会到来,到那时候“衡量财富的尺度已经不是劳动时间,而是自由时间”[19]。
各种职业的科学技术基础的共同性的增加以及劳动者的专业知识的扩大,在很大程度上使每个人都便于自由地选择职业和更换职业。劳动者文化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工作日的大大缩短,将使工人彻底摆脱过去那种终身束缚于一种活动的情形,不仅能保证完全自由地选择职业(这点现在已经做到),而且能保证自由地替换、更换各种不同的职业。把工作时间缩短到每天3~4小时,正像赫鲁晓夫在他的一次报告中所说的那样,已经为时不远了,这将保证苏联每一个劳动者都能从事任何一种他力所能及的活动,获得知识,发展那种掌握任何选定专业的技能。
马克思写道:“积蓄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使个人能充分发展的时间,这种发展本身又作为最伟大的生产力反过来对劳动生产力发生作用。”[20]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马克思的这一公式得到了实际的体现,自由时间变成最伟大的生产力,这一时间被用来全面地发展社会的主要生产力——劳动者个人,充分地发展劳动者的一切才能,最大限度地运用和完善劳动者的一切创造才能。人得到体力上最适宜的、智力上最高度的和精神上最丰富的发展,人变成和谐发展的、完美的人。
这是不是说,共产主义社会的人将是万能的和无所不知的,这个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同样卓有成效地驾驶宇宙飞船和进行外科手术,演奏小提琴和制造皮鞋,获得农作物高产和研究精密科学呢?
显然,这些职业当中的任何一种都不同另一种相矛盾,更不意味着否定另一种,它们之间的任何结合原则上都是可能的。即使在今天,在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条件下,不少苏联人就已经把各种不同的有时是很不相近的活动结合起来。在共产主义条件下,这里展示出来的前景是多么令人向往啊!但这决不是说,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每个人都能从事任何形式的活动,也决不是说,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将没有本行的专家。当然,外科医生可以成为象棋手、诗人、体育家、有经验的园艺家等,但是,为了在手术台旁进行工作,他首先必须是外科医生。可以同时有成效地从事科学事业和艺术事业,而且是这些事业的最不相同的领域,但是无论如何都必须精通自己的专业,而要成为专家,就不仅取决于一个人的愿望,而且还取决于他的条件、才能,而且往往还需要极为长期的劳动和长久的时间。例如,小提琴家的劳动是同他从童年起终身进行顽强的和系统的练习联系着的,但这个小提琴家也可以兴致勃勃地从事其他体力劳动、科学活动,等等。共产主义劳动者的特点是具有特别的多面性,但是为了要在科学上或艺术上、文学上或生产上达到最高峰,就必须有一种活动是主要的,并且要为它付出主要的注意力和时间。
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人们将是高度发展和多方面发展的人,但是在从事各种活动的同时,他们还将是本行的专家。自由选择职业和变换职业并不会破坏生产周期,因为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有计划地组织全社会的经济这件事将达到最高水平。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产将是最合理的、最有科学根据的,借助于控制技术和科学思想的最新成就来进行的计划工作将是最完善的,在生产发展中将不再有比例失调的现实可能性。纲领中写道,在共产主义条件下,“一切生产基层组织、一切自治团体都将和谐地联合在一个共同的、有计划地组织起来的经济里,联合在统一的社会劳动节拍里”[21]。
此外,变换专业,转入一种新的活动,并不是由人任意决定的,而是取决于职业训练的程度,这就要求有一定的能力、知识和技能,而这些东西往往只有在长时间内才能获得。最后,喜好从事某种活动,热爱自己的专业,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共产主义条件下,人将有一切可能来从事他所喜爱的事业,并把这种事业同任何他所胜任的和吸引他的活动结合起来。
(三)真正的个性自由
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不断地责难马克思主义者忽视自由、平等、理性、进步和其他全人类的美德。诸如此类的捏造,早就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历史本身所驳倒。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已经获得了真正的自由,这种自由的最高表现就是摆脱了任何形式的剥削。真正的进步、真正的自由和理性的王国只是从社会主义才开始的。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作为真正自由和幸福的标准的是这样一种社会制度,这种社会制度把人从剥削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给他以广泛的民主权利,保证他能够在应有的条件下生活,使他对明天充满信心,发挥他的个人才能和本领,使他深刻地认识到,他的劳动是有益于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就是这样的社会制度。”[22]社会主义的民主不同于资产阶级的民主,它不是简单地宣告人的权利和自由,而是保证它们事实上得以实现。历史上没有别的社会,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以这样的程度和这样的规模每天实现公民的自由——言论、思想自由、印刷、集会和游行自由等,才能把自由表现意志当作调节全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最重要的原则。
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千百万劳动群众才积极地、以日益增长的创造性参加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因为真正的创造性是同任何形式的依赖、限制、强迫不相容的。只有真正自由的人,才可能是真正的创造者,而不管他从事何种活动。也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才在这样短的历史时期内取得了宏伟的胜利,在各个生活领域获得了杰出的成就。
个性解放的自然结果,就是它的全面的、和谐的发展,它的各种能力和本领得到充分发挥。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在社会主义阶段,人的个性已经为自己的发展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将随着逐渐接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而日益增长。
共产主义不仅不像资产阶级思想家力图责备马克思主义者的那样,意味着对全人类的美德的根本忽视,意味着个性的完全划一、个性的消灭等,而且相反,它第一次为这些全人类的美德的真正实现和无限发展创造了条件,扩大了这些美德,而特别重要的是,它第一次使这些美德成为整个社会和它每一个成员的财富。马克思主义根本反对把个性同社会对立起来。单独的人不可能是幸福的,每一个人的幸福组成了所有人的幸福。个性自由不等于任性,它不排除纪律和服从,不排除遵守一定的规范和准则,但是社会不是通过对个性的压抑,而是通过它的解放来获得自己的自由的。共产主义是靠千百万人的毅力和意志,靠他们的觉悟和创造力来建设的。真正自由地发展社会每一个成员的各种创造性的能力和本领、最大限度地利用人民的各种力量和才能,只有在共产主义的条件下才有可能。
人的真正的自由,不仅要求实行社会革命,而且要求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包括他的观念、观点、道德实行革命,要求他摆脱任何种类的偏见、迷信、私有制的倾向,摆脱万恶的过去的一切罗网。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总结报告中说:“同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作斗争,以及由我们的革命所开始的改变千百万人世世代代以来所养成的风俗习惯,是一件长期的事情,也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旧东西的残余是一种可怕的力量,它像梦魇一样萦回人们的脑际,即使在产生这些残余的经济条件消失以后,它们仍会长久地扎根在千百万人的生活和意识中。”[23]可见,只有在共产主义条件下才能达到的人的绝对自由,要求在人的意识中实行革命,即对人自己本性的一种改变。
教育人摆脱自私、忌妒、贪婪、伪善、欺骗,摆脱所有长期以来在压迫、奴役、暴力中熏染着人们的那些恶劣品质——这是建设共产主义事业中最主要同时也是最困难的事情。资产阶级的政论家、哲学家、社会学家认为这是空想。他们硬说,不能改造人的本性,不能强使私有者放弃财产,不能消除对权力即统治的渴望,不能消除一些人对征服和剥削的追求。这些议论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局限、狭隘、片面的典型,这种世界观只是通过资产阶级传统和偏见的肮脏的幕布来看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