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夫人对于自己的出身颇为骄傲。她曾经听说过族中最后一个梅什金公爵，现在突然有人告诉她说，这个公爵只不过是一个可怜的白痴，跟乞丐差不多，并且还要接受别人的施舍，她心中该怎样想呢？将军所以来这一手，就是要一下子引起她的兴趣，把她的注意力转移到另一方面去。

　　在发生非常事件的时候，将军夫人照例瞪着眼睛，身躯朝后稍仰，用犹疑的神情向前直望，不发一言。她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女人，年纪和丈夫相仿，头发黑而浓，夹杂着许多白发，鼻子有点弯，身体瘦瘦的，脸颊发黄而且下陷，嘴唇很薄，而且凹进去。她的额头很高，但很狭窄；在那双相当大的灰眼睛里，有时出现十分意料不到的神情。她有一个弱点，就是相信自己的眼睛特别勾引人，而且这个信念一直无法磨灭。

　　“接见吗？您说现在，立刻就接见他吗？”将军夫人的眼睛用力瞪着在她面前不住张罗的伊万·费道洛维奇。

　　“接见他是用不着什么客套的，只要你，我的亲爱的，肯见他就好了。”将军忙着解释说，“他完全是一个孩子，甚至是一个极可怜的孩子。他得了一种什么癫痫病；他刚从瑞士回国，才下火车，打扮得很奇怪，有点德国式，身上连一个铜板也没有，真正是一文不名；他几乎要哭出来。我送给他二十五卢布，还想在我们的衙门里替他谋一个书记的位置。Mesdames[1]，我请你们给他点东西吃，因为他可能饿了……”

　　“您真使我惊讶，”将军夫人照从前的样子说，“他又饿，又有癫痫病！是哪一种癫痫病？”

　　“他这病不是常发的，而且，他简直像小孩子一般，不过很有学问。我想请你们，Mesdames，”他又对女儿们说，“考他一下，这样就可以知道他能干什么了。”

　　“考——他——吗？”将军夫人拉长声音说，她露出非常惊讶的神情，又瞪起眼睛，从女儿们身上转到丈夫身上，再从丈夫身上转到女儿们身上。

　　“亲爱的，你不必把这件事情看得这样重要……但是随你便好了。我的意思是要对他客气些，把他引到我们家庭里来，因为这几乎是一件善事。”

　　“引到我们家庭里来？从瑞士吗？”

　　“从瑞士也无妨，但是我重复一句，这随你的便吧。我所以这样想，第一是因为他和你同姓，也许还是亲戚；第二，他无处安身。我甚至想，你一定会对他产生兴趣的，因为到底是同姓啊。”

　　“Maman[2]，既然可以和他不讲什么客套，那又为什么不见他呢？再说，他刚刚下车，一定想吃东西。他既然没有地方可去，为什么不请他吃一顿饭呢？”大女儿亚历山德拉说。

　　“再说，他完全是一个小孩子，我们可以和他捉迷藏啊。”

　　“捉迷藏？怎么捉法？”

　　“唉，maman，请你不要装模作样了吧。”阿格拉娅很惆怅地插嘴说。

　　第二个女儿阿杰莱达天生爱笑，她忍不住大笑起来了。

　　“爸爸，叫他进来吧，妈妈答应了。”阿格拉娅肯定地说。将军按铃，吩咐请公爵进来。

　　“但是有一个条件，当他坐下吃饭的时候，一定要在脖子上扎上餐巾。”将军夫人坚决地说，“叫费道尔或玛佛拉来……站在他的背后，看着他吃饭。他在发病的时候，至少会安静吧？他不挥手吗？”

　　“恰好相反，他受过很好的教育，举止非常文雅。有时太随便一点……现在他来了！来，让我介绍一下，最后的梅什金公爵，同姓，也许是亲属，请你们和和气气地招待他。早饭立刻上来，公爵，请你赏光……对不起，我耽误事情了，我得赶紧走……”

　　“我们知道你忙着到哪里去。”将军夫人很威严地说。

　　“我忙得很，我忙得很，亲爱的，我耽误事情了！把你们的纪念册给他，mesdames，请他在上面给你们题几个字，他的书法是稀有的！他真是天才！他在我那里写了几个古体字‘鄙人伯夫努奇修道院长亲笔书此’……嗯，再见吧。”

　　“伯夫努奇？修道院长？你等一等，等一等，你到哪里去？伯夫努奇又是谁？”将军夫人带着十分苦恼的样子，神情近乎惊慌，朝着跑出去的丈夫喊叫。

　　“是的，是的，亲爱的，这是一个古代的修道院长……我到伯爵那里去，他早就等着我，主要是他亲自约我去的……公爵，再见吧！”将军快步退出去了。

　　“我知道他到哪一位伯爵家里去！”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厉声说，眼睛很恼怒地转移到公爵身上，“是干什么来的？”她一边很暴躁和恼恨地回想着，一边开口说，“喂，是干什么来的？啊，对了！哪一个修道院长？”

　　“Maman——”亚历山德拉说，而阿格拉娅竟跺起脚来了。

　　“你不要搅扰我，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将军夫人对她说，“我也愿意知道。公爵，请您坐在这里，就在这把软椅上，在我的对面，不对，是在这里；您到有阳光的地方，靠近光亮的地方，我好看得清您。那是什么修道院长？”

　　“伯夫努奇修道院长。”公爵很注意地，而且很严肃地回答说。

　　“伯夫努奇吗？这很有趣。他怎么样呢？”

　　将军夫人不耐烦地问着，语速快，而且语气严厉。她目不转睛地朝公爵身上看着。当公爵答话的时候，她随着他的每一句话点头。

　　“伯夫努奇修道院长是十四世纪的人，”公爵开始说，“他曾经在伏尔加河沿岸，就是现在我们的郭司脱洛姆司卡耶省内，当过修道院长。他由于神圣的生活而著名。他常到鞑靼人那里去，帮助他们处理当时的事务，并且在一个文件上签过字，我看见过这个签字的照片。我很喜欢他的笔法，我学会了。刚才将军想看看我的字体，以便替我谋事，我便用各种字体写了几句话，又用修道院长伯夫努奇本人的字体写出‘鄙人伯夫努奇修道院长亲笔书此’几个字。将军很喜欢，所以他刚才提起来。”

　　“阿格拉娅，”将军夫人说，“你要记住：伯夫努奇。最好是写下来，要不我肯定会忘记的。但是，我心里想，还要有趣些呢。这签字在什么地方？”

　　“大概留在将军的书房里，在桌子上面。”

　　“立刻叫人去取来。”

　　“如果您愿意，我可以给您再写一遍。”

　　“当然了，maman，”亚历山德拉说，“可是现在最好吃早饭，我们想吃东西啦。”

　　“也好，”将军夫人决定说，“来吧，公爵，您很饿了吗？”

　　“是的，现在很饿，我很感谢您。”

　　“您这样客气，这很好。我看出您并不是那样的……怪人，像人家所介绍的那个样子。来吧。您坐在这里，对着我，”在走进饭厅的时候，她让公爵坐下，张罗起来，“我要看看您。亚历山德拉、阿杰莱达，你们给公爵端菜。对不对，他完全不是那样一个……有病的人，也许用不着餐巾……公爵，您吃饭的时候有人给您系餐巾吗？”

　　“早先，当我七八岁的时候，人家给我系过餐巾，现在我吃饭的时候，照例把它放在膝头上。”

　　“应该这样。但是癫痫病呢？”

　　“癫痫病吗？”公爵有点奇怪，“现在我不常犯病。但是，我不知道究竟怎样，听人家说，这里的气候对我有害处。”

　　“他说得很好，”将军夫人朝女儿们说，继续随着公爵的每一个字点头，“我真没有想到。这样说来，和平日的情况一样，全是胡说八道。公爵，您请吃。请您讲一讲，您是在什么地方出生的？在什么地方受的教育？我全都愿意知道，您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

　　公爵道了一声谢，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东西，一边重新把他今天早晨已经说过好几遍的故事又讲了一回。将军夫人听着，显得越来越满意了。姑娘们也很注意地听着。他们谈起族谱来，公爵对于自己的家谱十分熟悉。但是，他们无论怎样往一块拉，他和将军夫人之间也几乎没有任何同族的关系。他们的祖父和祖母之间还算得上是远族。这种枯燥的材料使将军夫人感到特别喜悦，她虽然满心愿意谈论她的家谱，却一向无从谈起。因此，当她从桌旁站起的时候，精神很振奋。

　　“大家到我们的集会室去吧，”她说，“咖啡将送到那边去，我们有一间公共的屋子，”她一边领公爵出去，一边说，“实际只是我的一间小客厅，在没有客人的时候，我们就聚在那里，每个人做自己的事情：亚历山德拉，就是这个，我的大女儿，弹钢琴，或者读书，或者缝纫；阿杰莱达画山水画和肖像画（她怎么也画不完）；只有阿格拉娅坐在那里，什么事也不做。我也是手拙心笨，什么也做不成。好，我们到了。公爵，您坐在这里，坐在火炉旁边，再讲点什么。我愿意知道您怎样讲故事，我愿意得到充足的信心，在下次和那个老太婆——别洛孔斯卡娅公爵夫人相见的时候，我要把您的一切事情讲给她听。我愿意您也使她们大家产生兴趣。嗯，现在说吧。”

　　“但是，maman，这样讲是很奇怪的。”阿杰莱达说。她那时候整理好自己的画架，拿起画笔和调色板，从雕版上描摹早就开始画的山水画。亚历山德拉和阿格拉娅一块儿坐在小沙发上，交叉着手，准备继续听公爵谈话。公爵看到，他已经成为这里的焦点。

　　“如果人家这样吩咐我，我是什么也讲不出来的。”阿格拉娅说。

　　“为什么？这有什么奇怪的地方？为什么他不能讲呢？他有舌头啊。我愿意知道他怎样善于讲话。嗯，随便讲什么都成。请您讲一讲，您喜欢不喜欢瑞士？您最初的印象是怎样的？你们可以看到，他立刻就开始说，而且说得很好。”

　　“印象是很强烈的……”公爵开始说。

　　“喂，你们瞧，”性急的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附和着，对女儿们说，“他已经开始了。”

　　“您至少要让他说下去呀，maman。”亚历山德拉阻止她。“这位公爵也许是一个大坏蛋，根本不是一个白痴。”她对阿格拉娅耳语说。

　　“一定是这样的，我早就看出来了，”阿格拉娅回答说，“他装腔装得真讨厌，他想用这种方法占些便宜吗？”

　　“最初的印象是很强烈的。”公爵重复了一句。

　　“在人家带着我离开俄罗斯，经过许多德国城市的时候，我只是默默地看着。我记得，我连一句话也没有问。这是在我发作了许多次厉害的、痛苦的癫痫病之后。在疾病加深，癫痫连续发作好几次的时候，我便陷入完全愚钝的境况，完全丧失了记忆力，脑筋虽然还能活动，但是大脑的思路似乎断了。我不能将两三个以上的观念按顺序连接在一起。我自己这样觉得。但是，在癫痫病减轻的时候，我又健康强壮了，像现在似的。我记得：我按捺不住内心的忧愁，我甚至想哭；我总是感到惊讶和不安。我看见一切都是陌生的，这对我产生极大的影响。我了解到这一点。陌生的一切压抑着我。我记得，我完全从这种昏暗状态里醒过来的时候，是在一天晚上，在巴塞尔——就是刚进入瑞士的地方。城内市场上的驴叫把我惊醒了。这头驴子使我大吃一惊，不知为什么，我又特别喜欢它。当时，在我的头脑里，一切都忽然清楚了。”

　　“驴子吗？这真是奇怪，”将军夫人说，“但是，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我们中间还会有人跟驴子谈恋爱呢，”姑娘们笑了起来，她很愤怒地看一眼说，“在神话里就有这样的事情。您继续说下去吧，公爵。”

　　“从那时候起，我就很爱驴子，它们甚至引起我的同情心。我开始打听关于驴子的一切，因为我以前没有看见过它们。我立刻相信，这是极有益的动物，会干活，有力气，吃苦耐劳，价钱便宜。由于这驴子，我忽然对整个瑞士都喜欢起来，以前的忧愁也就完全消失了。”

　　“这一切都很奇怪，但是关于驴子可以暂且不谈；让我们转到别的题目上去吧。阿格拉娅，你为什么总是笑？阿杰莱达，你笑什么呢？公爵讲驴子的事情讲得很好。他自己看见过驴子，你看见过什么？你没有到外国去过吧？”

　　“我看见过驴子，maman。”阿杰莱达说。

　　“我也听人家说过。”阿格拉娅附和着说，三个人又笑了。公爵也同她们一块儿笑了起来。

　　“你们太坏啦，”将军夫人说，“公爵，请您原谅她们，她们的心是善良的。我总是和她们争吵，但是我爱她们。她们是轻浮的、没有思想的、疯狂的。”

　　“为什么呢？”公爵笑了，“我如果是她们，我也是一样不肯放过的。不过，我还是拥护驴子，因为驴子是善良而有益的东西。”

　　“那么，您是善良的吗，公爵？我由于好奇才这样问。”将军夫人问道。

　　大家又笑了。

　　“又遇见这该死的驴子，我没有想到它！”将军夫人喊道，“请您相信我，公爵，我并没有任何……”

　　“任何暗示吗？哦，我毫无疑惑地相信！”

　　公爵也不停地笑着。

　　“您这样笑太好了。我看您是一个非常善良的青年。”将军夫人说。

　　“有时候也不善良。”公爵回答说。

　　“但是我是善良的，”将军夫人突然插嘴说，“当然啦，我永远是善良的。这是我唯一的缺点，因为人不应该永远善良。我时常对这几个姑娘发怒，特别是对伊万·费道洛维奇发怒，但是最坏的是，我在发怒的时候竟最为善良。我刚才在您进来以前，生了气，假装出一点也不明白，而且不会明白的样子。这在我是常有的事，我好像小孩子一般。阿格拉娅给了我一个教训，谢谢你，阿格拉娅。但是，这一切全是无聊的。我并不像外表那样愚蠢，并不像女儿们所想象的那样愚蠢。我有性格，不大害羞。不过，我这话说得并不含有恶意。你到这里来，阿格拉娅，吻我一下，嗯……温柔得够了。”当阿格拉娅带着情感，吻她的嘴唇和手的时候，她说，“继续说下去吧，公爵。也许您会想起比驴子更有趣的事情。”

　　“我还是不明白，怎么能够这样直接地讲出来，”阿杰莱达又说，“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出来。”

　　“公爵会想出来的，因为公爵特别聪明，至少比你聪明十倍，也许十二倍。我希望你以后会明白这一点。公爵，您对她们证明一下。您继续说下去吧。至于驴子，的确可以放下不谈了。您在国外，除去驴子还看见了什么？”

　　“关于驴子的话也是说得很聪明的，”亚历山德拉说，“公爵把自己生病的情形，把他怎样由于外在的刺激而对一切都喜欢起来的过程，讲得十分有趣。我对于一个人发了疯，此后又痊愈起来这种事，是永远感兴趣的。如果这个过程是突然发生的，我会更感兴趣。”

　　“这不对吗？这不对吗？”将军夫人喊道，“我看出你有时也会聪明起来的。嗯，不要再笑了！您刚才大概讲起了瑞士的风景，公爵，是不是？”

　　“我们到了柳城，人家带我到湖上去。我感到湖上的风景太好了，但同时心里又觉得异常难受。”公爵说。

　　“为什么？”亚历山德拉问。

　　“我不明白为什么，当我第一次看到这种风景时，我总感到难受和不安，又痛快，又不安。但是，这都是在我病中的事情。”

　　“我倒很想看一看，”阿杰莱达说，“我不明白，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到国外去？我已经有两年找不到绘画的题材：

　　东方与南方早就描写尽了……

　　公爵，请您给我找绘画的题材吧。”

　　“我对于这个是一窍不通，我以为您只要看一下就能够画呢。”

　　“我是不会看的。”

　　“你们为什么竟打哑谜呢？我一点也不明白！”将军夫人打断他们的话说，“什么叫作不会看？既然有眼睛，看好了。你不会在这里看，到外国也是学不会怎样看的。公爵，您最好谈一谈，您自己是怎样看的。”

　　“这好极了，”阿杰莱达说，“公爵在国外学会怎样看了？”

　　“我不知道，我只是在国外恢复了健康。我不知道我学会看了没有。然而，我在那里差不多总是很幸福的。”

　　“很幸福？您能让自己很幸福吗？”阿格拉娅喊道，“那么，您怎么说您没有学会看事物呢？您还可以教我们呢。”

　　“请您教我们一下。”阿杰莱达笑了。

　　“我没有一点可以教人的东西。”公爵也笑了，“我在国外的时候，差不多一直住在瑞士的一个乡村里，只是偶尔到不远的地方去一趟。我能够教你们什么呢？起初，我只不过不烦闷，我很快地恢复了健康。以后，我觉得每一天都很宝贵，日子越多，越觉得宝贵，因此，我也注意到这一点了。我躺下睡觉的时候就十分快乐，而在起床的时候，更感到幸福了。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也很难讲出来。”

　　“那么，您就不想到别的地方去了吗？什么地方都不吸引您了？”亚历山德拉问。

　　“起初，就是在刚开始的时候，我被吸引过。我当时非常不安。我心里老想我将如何生活，老想试验一下自己的命运，有些时候觉得特别不安。您知道，是有这样的时候的，尤其是在孤独中。我们那里有一个不大的瀑布，从山上高高地落下来，成为一条很细的线，几乎是垂直的——颜色很白，发出响声，翻着水沫。这瀑布高高地落下来，看起来却显得很低，离开它半俄里远，却好像只有五十步似的。我在夜里爱听它的喧哗声，在这种时候，就常常感到极大的不安。有时在正午，我到山上去玩，一个人站在山上，周围尽是粗大的、带有油脂的古松；悬崖上面有一座中世纪旧城堡的废墟。我们住的小村子在山下的远方，看不大清楚。太阳是鲜明的，天空是蔚蓝的，一片寂静。在这时候，我觉得有什么东西吸引我到什么地方去。我总觉得，如果一直向前走，不住地走，到达天地相交的那条线，那么，一切哑谜就可以得到解答，我立刻会看到比我们的生活丰富而且热闹一千倍的新生活；我幻想着一座像那不勒斯那样大的城市，里面到处是宫殿、喧哗、热闹和生活……的确，我的幻想真是不少！但是后来我又觉得，一个人在监狱里也可找到伟大的生活。”

　　“最后这个高尚的思想，还是我十二岁的时候，在《国语读本》里读到的。”阿格拉娅说。

　　“这全是哲学，”阿杰莱达说，“您是一个哲学家，您是来教训我们的。”

　　“您的话也许是对的，”公爵微微一笑，“我也许的确是一个哲学家，谁知道呢？我也许的确有教训的意思。……也许是这样，真的，也许是的。”

　　“您的哲学和叶夫拉姆比亚·尼古拉夫娜的一样，”阿格拉娅又接着说，“她是一个官吏的寡妇，常到我们这里来，好像一个女食客。她的整个生活目标就是要便宜；她尽可能便宜地生活下去，她所谈的也是关于几分钱的事情。您要注意，她有的是钱，她是一个狡猾的女人。这真和您在监狱中的伟大生活一般，也许还与您在村中的四年快乐生活一般，您为了这种生活，把您的那不勒斯城出卖了，虽然只卖几分钱，却好像还得到了利益。”

　　“关于监狱中的生活，还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公爵说，“一个在监狱里住过十二三年的人向我讲过一个故事。他是一个病人，在我的那位教授那里医病。他有癫痫病，他有时感觉不安，哭泣，甚至有一次想要自杀。他在监狱里的生活是很悲惨的，这我敢肯定地说。他所认识的只有一只蜘蛛和窗下生长的一株小树……但是，我最好对你们讲我去年和一个人相遇的情形。这里面有一桩事情很奇怪——奇怪的就是，这类事情是很少见的。有一次，这个人同别人一起被押到断头台上去。因为是政治犯，他被判决枪毙。过了二十分钟以后，又宣布了特赦的命令，定了另一种刑罚。但是，在这两次判决的中间，在这二十分钟的时间内，或者至少一刻钟的时间内，他肯定地相信，再过几分钟后，他就要突然死去了。他有时提起当时的印象，那时候，我就非常想听一听，我有好几次重新追问他。他对于一切情形记得特别清楚。他说，他永不会忘记这几分钟内所经历的一切。断头台旁边站着一些民众和兵士，在离断头台二十来步远的地方，竖了三根柱子，因为有好几个犯人。他们把最前面的三个犯人拉到柱子那里去，把他们绑上，给他们穿上行刑时用的服装（白色长袍），把白软帽拉到眼皮上，使他们看不见枪。随后，有几个兵组成的小队排列在每根柱子的对面。我的朋友列在第八名，所以第三次才轮着他到柱子前面去。神父已经拿着十字架在大家面前走过了。这样，我的那个朋友只有五分钟可活，没有更多的时间了。他说，这五分钟在他看来是无穷的时间，是巨大的财富；他觉得这五分钟内他将度过很长的生命，他现在还无须去想那最后的瞬间，因此他还做了各种安排。他匀出时间和同志们告别，这要用两分钟；此后又匀出两分钟，最后一次反省自己；完了以后，再最后一次向四周环视一番。他很清楚地记得，他的确做了这三种安排，的确这样分配了他的时间。他在二十七岁，正当年富力强的时候，就要死去了。当他和同志们告别的时候，他记得自己曾向一个同志提出了极不相干的问题，甚至对对方的答话还十分注意。当他和同志们告别以后，就到了反省自己的那两分钟。他预先知道他要想些什么。他老想弄明白，而且越快弄清楚越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现在还存在着，还活着，但是再过三分钟，他就要成为一种东西——什么人或什么东西，但是，究竟是什么人呢？究竟在哪里呢？他想要在这两分钟内决定这一切！附近有一所教堂，金碧辉煌的屋顶在鲜艳的阳光下闪耀着。他记得，他曾经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屋顶和屋顶上闪耀出来的光线。他的眼睛离不开那些光线，他觉得那些光线是他的新的本体，再过三分钟，他就要和它们融合到一起了……他觉得这种未知的状态和对于这种立刻就要来到的新东西的嫌恶感情，都是可怕的。但是他说，这时候最让他感到难过的是一个不断出现的念头：‘如果我可以不死有多好呢！如果我能挽回生命——那我将有无穷无尽的时间哪！一切都会是我自己的！那时候，我将使每分钟成为整整一个世纪，一点也不糟蹋，每分钟都计算清楚，我连一分钟也不白白浪费！’他说，这种念头最后变得非常强烈，以致他很愿意赶快被枪毙。”

　　公爵忽然不出声了。大家等候他继续说下去，并且得出结论。

　　“您说完了吗？”阿格拉娅问。

　　“什么？完啦。”公爵说，他从片刻的沉思中清醒过来。

　　“您讲这段故事，有什么用意呢？”

　　“就是……由于我们的谈话……我想了起来……”

　　“您的话是接不上气的，”亚历山德拉说，“公爵，您一定是想表示，任何一个瞬间都不能用金钱来估计，五分钟的时间有时比一个宝库还珍贵些。这一切都是值得赞扬的，但是，那位对您讲出这件惨事的朋友……他的刑罚减轻了，那就是说，给予他这种‘无尽的生命’了。以后，他怎样支配这笔财产啦？是不是连每分钟都‘计算’着生活呢？”

　　“不，他亲自对我说——我已经问过他这件事了——他根本没有那样生活，而丧失了许许多多的时间。”

　　“如此说来，您得到了一个经验。如此说来，生活的确是不能‘计算’的。为了什么原因，这是不可能的。”

　　“是的，为了什么原因，这是不可能的，”公爵重复着说，“我自己也觉得如此……但是，我总有点不能相信……”

　　“那么，您以为您能比所有的人生活得聪明些吗？”阿格拉娅说。

　　“是的，我有时这样想。”

　　“现在还这样想吗？”

　　“现在……还这样想。”公爵回答说，依旧露出温和的，甚至羞怯的微笑，望了阿格拉娅一下；但是，他又立刻放声大笑，很快乐地看着她。

　　“这真是谦虚呀！”阿格拉娅说，她几乎恼怒起来。

　　“你们真是勇敢，听了这个故事会笑起来。但是，我从前听到这个故事时吓了一跳，以后做梦都梦见它，就是梦见了这五分钟……”

　　他的眼睛好奇而严肃地又向那几个听他讲故事的女人扫了一圈。

　　“你们不会为了什么事情生我的气吧？”他忽然问，似乎心里很慌乱。但是，他还直勾勾地望着大家。

　　“为了什么？”三位姑娘很惊讶地喊道。

　　“就为了我似乎在说教……”

　　大家全笑了。

　　“如果你们生气的话，就请不要这样，”他说，“我知道我的生活经验比别人少些，我对生活的了解也比别人差些。我有时也许说得十分奇怪……”

　　他显出非常惭愧的神情。

　　“您既然说您过去很幸福，那么，您的生活经验就不会比别人少，而要比别人多些。您为什么装腔作势，说出如此谦虚的话来呢？”阿格拉娅很严厉地、喋喋不休地开始说，“请您不必为了教训我们而感到不安，您并没有占什么上风。您那样清静无为，很可以享百年的清福。如果有人给您看死刑，又给您看一个手指，您会从这两方面同样得出高尚的思想，并且感到满足。人是可以这样生活下去的呀。”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老是生气，”将军夫人抢上去说，她早就观察着说话人的脸色，“你们说的是什么话，我也不明白。什么指头？这是多么无聊的话呀？公爵说得很好，只是有点悲伤的调子。为什么你竟使他扫兴呢？刚才他一边说，一边笑，现在却完全忧郁起来了。”

　　“不要紧，maman。公爵，可惜您没有见过死刑，否则我倒想问您一件事情。”

　　“我看见过死刑。”公爵回答说。

　　“看见过吗？”阿格拉娅喊道，“我应该猜到这一点！这是一切问题的关键。您如果看见了，那么，您怎么会说您的生活始终很幸福呢？您对我说的不是实话吗？”

　　“你们乡村里莫非也处决犯人吗？”阿杰莱达问。

　　“我是在里昂看见的。当时，我同什奈德尔到里昂去，是他带我去的。刚到那里，就碰上了。”

　　“怎么样？您觉得很有趣吗？里边有许多教训吗？有些有益的东西吗？”阿格拉娅问。

　　“我一点也不觉得有趣，我在看了以后生了一场病。但是，说老实话，我在看的时候像被钉在那里似的，眼睛一点都不能离开。”

　　“如果叫我看，我眼睛也不会离开。”阿格拉娅说。

　　“他们那里不喜欢女人去看，后来，报上都记载过这类女人的事情。”

　　“既然他们认为这不是女人的事情，那么，他们的意思是想说（也就是辩白）这是男人的事情。我为了他们这种逻辑而向他们祝贺。您当然也是这样想的吧？”

　　“请您讲一讲处决犯人的情形。”阿杰莱达插上去说。

　　“我现在很不乐意讲……”公爵感到为难，几乎皱起了眉头。

　　“您好像舍不得对我们讲似的。”阿格拉娅说了一句带刺的话。

　　“不，是因为我刚才已经讲过这次处决犯人的事了。”

　　“对谁讲过了？”

　　“对你们的管家，当我等候……”

　　“哪个管家？”几个人一块追问着。

　　“就是坐在前室里，那个白头发红脸的人；我当时坐在前室里等着谒见伊万·费道洛维奇。”

　　“这真是奇怪。”将军夫人说。

　　“公爵是民主派，”阿格拉娅抢着说，“您既然对阿莱克谢意讲过，就更不能拒绝我们哪。”

　　“我一定要听一听。”阿杰莱达重复说。

　　“我刚才的确，”公爵对她说，又有点眉飞色舞起来（他好像很容易眉飞色舞似的），“我的确产生一个念头，在您问我要绘画题材的时候，我想给您一个题材，就是画一个被处决的人在断头刀落下去一分钟前的脸部表情，那时他还站立在断头台上，没有躺到木板上面去。”

　　“什么脸部表情？只是脸部吗？”阿杰莱达问，“这是一个奇怪的题材，那算什么绘画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不算呢？”公爵很热烈地坚持说，“最近我在巴塞尔看见一幅这样的图画。我很想对你们讲一讲……我以后要讲一讲……这幅图画使我十分惊讶。”

　　“关于巴塞尔的图画，您以后一定要讲给我们听，”阿杰莱达说，“现在先给我解释那幅关于死刑的图画吧。您能不能传达出您所想象的意思来？这脸部应该怎样画？就是一张脸吗？是怎样的脸？”

　　“这是在临死的前一分钟，”公爵非常痛快地开始说，他沉湎于一种回忆里，显然立刻忘却了其余的一切，“就在他登上小梯，刚走上断头台的一瞬间。他朝我这边看了一眼，我看到了他的脸，全都明白了……但是这怎么讲呢？我真希望，我真希望您或是别的人能画下来！最好是您！我当时就想到，这张图画是有益的。您知道，这里必须将以前所有的一切全都设想一下，一切，一切都设想一下。他住在监狱里，估计行刑的日子至少还有一个星期。他希望根据普通的手续，判决书还要送到什么地方去批，过一个星期才能回来。但是，由于某种缘故，结案的期限缩短了。早晨五点钟，他还睡着。那是在十月底，五点钟的时候，天气还冷，天色黑暗。监狱的执行官带着卫队，静悄悄地走进来，很谨慎地推他的肩膀；他抬起身来，身体斜靠着，看见灯光以后，就问道：‘什么事？’——‘十点钟处决。’他半睡半醒的，并不相信，起初辩论着说，公事过一个星期才能批回来，但是，等到完全清醒过来的时候，便停止辩论，一声不响了——人家是这样讲的。后来，他说：‘这样突如其来，总是很难过的……’又沉默了，以后就不想再说什么话。以后的三四个小时，都用在尽人皆知的事情上：神父，早餐，早餐时有葡萄酒、咖啡和牛肉（这不是讽刺吗？你想一想，这是如何残忍！但从另一方面说，这些天真的人还真是怀着赤诚做出来的，他们相信这就是人道呢），此后是梳洗（您知道罪犯的梳洗是怎么回事），最后，便押着他游街，到断头台去……我以为他在被押着游街的时候，总还觉得可以无休止地活下去。我觉得，他一定在路上想：‘还有很久呢，还有三条街，还可以活下去；现在把这条街走完，还剩下另一条街，此后还要走过右面有面包店的一条街……离面包店还远得很呢！’四周是民众，呼喊，喧闹，一万张脸，一万双眼睛——这一切都要忍受下去，而主要的念头是：‘在这成万的人中，没有一个要被杀头，而我的头就要被切断了！’这一切只是预备阶段。一座小梯通到断头台上。突然，他在小梯前面哭了。他是一个强壮果敢的人，听说是一个穷凶极恶的凶手。神父一步不离地和他在一起，和他同坐在大车上面，一直说着话——但是，他大概是听不见的：他起初听来着，听了两句就不明白了。事情一定是这样的：他终于走上小梯了，他的两腿被绑着，只好用小步行动。神父大概是个聪明人，停止了说话，不断地把十字架递过去，让他吻。他在梯子下面的时候，脸色就惨白，一走上梯子，站到断头台上，他的脸忽然白得像一张纸了，完全像写字用的白纸。他的腿一定瘫软而发僵，他会感到恶心——喉咙好像堵着什么，因此似乎发痒。在您惊恐的时候，或是在很可怕的时间内，当理智还存在着，却没有一点权力的时候，您曾经有过这样的感觉吗？我觉得如果一个人面对着无法避免的死亡，例如房屋要倒塌在你的身上，你会忽然想索性坐下来，闭上眼睛，等候着——随它去吧！……在开始发生这种瘫软情况的时候，神父连忙敏捷地一言不发地，把一只小十字架，银质的、四角的小十字架，忽然送到他的嘴唇上去——不停地送过去。十字架刚触到他的嘴唇，他张开了眼睛，在几秒钟内又似乎活过来，腿也走得动了。他贪婪地吻着十字架，赶忙吻着，好像忙着记起抓住什么东西，以备万一，但是，他在这时候未必有一点宗教的感情。这样子一直到躺在木板上为止……奇怪的是，在这最后的几秒钟，竟很少有人晕过去！恰好相反，头脑特别灵活地工作着，大概工作得十分紧张，十分紧张，像开动的机器一般。我想象，这时他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念头，都是不完整的，也许是可笑的、毫不相干的念头：‘那个人张望着……他的额角有一个小瘤子；这个刽子手的下面一颗纽扣长锈了……’在这时候，他一切都知道，一切都记得；有一个点无论怎样也不会忘记，他不会晕过去，一切东西都围绕着它，围绕着那个点转动。你想一想，一直到最后的四分之一秒钟都是如此，那时候，他的脑袋已经躺在砧板上面，等候着……他明明知道，而且忽然听见钢刀开始在头上唰唰地响着！他一定会听得见的！如果我躺在那里，我会特地听着，而且一定会听得见的！您想一想，至今还有人在那里争论着：当脑袋飞落的时候，也许有一秒钟会知道它在飞落——这是怎样的理想啊！如果有五秒钟，便会怎样呢？……您可以画一个断头台，将小梯的最后一级画为近景，看得很清楚。死刑犯跨上这一级，画他的头部，脸白得像纸，神父把十字架递过去，死刑犯贪婪地伸出发青的嘴唇，眼睛望一下，一切他都知道。十字架和头——就是这么一幅画。神父、刽子手和刽子手的两个随从的脸，还有下面的几个脑袋和一些眼睛——这一切可以画成远景，色调半明半暗，作为细部……就是这样一幅画。”

　　公爵沉默了，望了大家一下。

　　“这当然和清静无为主义不同。”亚历山德拉自言自语。

　　“现在您讲一讲，您过去怎样恋爱的。”阿杰莱达说。

　　公爵很惊异地看了她一眼。

　　“告诉您，”阿杰莱达似乎很匆忙地说，“您还欠一段关于巴塞尔的那幅图画的故事。但是，现在我想听一听您过去是怎样谈恋爱的。您不必推托，您一定恋爱过的。您现在一开始讲，就不会像哲学家了。”

　　“只要一讲完，您立刻对于所讲的一切感到惭愧，”阿格拉娅忽然说，“这是什么原因？”

　　“你问得多愚蠢。”将军夫人喊道，很愤怒地瞪着阿格拉娅。

　　“不够聪明。”亚历山德拉肯定说。

　　“公爵，您不要信她的话，”将军夫人对公爵说，“她是怀着一种恶意故意说的。她所受的教育并不这样愚蠢。她们这样乱问，您不要介意。她们一定有什么预谋。但她们已经爱上您了，我从她们的神色可以看出来。”

　　“我从她们的神色也看得出来。”公爵说，特别加重自己的语气。

　　“这是什么意思？”阿杰莱达好奇地问。

　　“您从我们脸上看出什么来了？”另外两个姑娘也好奇地问。

　　然而，公爵沉默着，态度显得十分严肃，大家等候他的回答。

　　“我以后对你们说。”他很严肃地小声说。

　　“您是想引起我们的注意来，”阿格拉娅喊道，“瞧您那郑重其事的样子！”

　　“好吧，”阿杰莱达又忙说，“您既然是观察脸部表情的行家，那您一定是恋爱过的；我就算猜对了。您讲啊。”

　　“我没有恋爱过，”公爵还是很严肃地小声回答说，“我……有过另一种幸福。”

　　“怎么样的？在哪方面的？”

　　“好吧，让我对你们讲出来。”公爵似乎在沉思着说。

　　[1]法文：太太们。

　　[2]法文：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