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我没有料到你们会来，”公爵开始说，“我到今天还生着病，您的那件事情（他对安季普·布尔多夫斯基说），在一个月以前，我就委托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伊伏尔金办理，当时也通知过您了。我当然可以亲自解释一番，不过，您大概也同意在这时候……我请您和我到另外一间屋子里去，如果时间不长的话……我的朋友们现在都在这里，您要知道……”

　　“朋友……随便多少都行，不过，请允许……”列别杰夫的外甥忽然用严厉教训的口吻插嘴说，不过还没有十分提高嗓音，“请允许我们声明一下，您应该对我们客气一点，不要让我们在您的下房里等候两个小时……”

　　“当然啦……我可……这是公爵的派头！这……您也许是将军！我可不是您的仆人！我可，我……”安季普·布尔多夫斯基突然特别激动地说，他的嘴唇哆嗦着，声音带着怒气，嘴里飞出唾沫。他说出这些话时，好像连珠炮一般，非常急促，令人捉摸不到他的意思。

　　“这是公爵派头！”伊波利特用尖锐的、破裂的声音喊道。

　　“如果对我也是这样，”拳术家喃喃地说，“也就是说，如果与我这个体面人物有直接关系，如果我处在布尔多夫斯基的地位上……我……”

　　“诸位，我刚刚知道你们到这里来，真的。”公爵又说了一遍。

　　“公爵，我们不怕您的朋友们，不管他们是什么人，因为我们是有权利的。”列别杰夫的外甥又声明了一句。

　　“请问您，您有什么权利，”伊波利特又尖声喊叫起来，这时他已经被激怒了，“把布尔多夫斯基的案件放在您的朋友们面前裁判吗？我们不愿意您的朋友们来裁判，您的朋友们的裁判会有什么意义，那是很容易了解的！……”

　　“布尔多夫斯基先生，如果您不愿意在这里说话，”公爵对于这样的开端吃了一惊，他好容易才插进话去，“那么我对您说，我们可以立刻到另一间屋子里去。至于你们诸位的光临，我再重复一遍，我是刚刚听到的……”

　　“但是，您没有权利，您没有权利，您没有权利！……把您的朋友们……是的！……”布尔多夫斯基忽然又喃喃地说，他很粗野地，又很畏惧地向四周环顾了一番。他越不相信人，越不好意思，火气也越大起来。“您没有权利！”他说完这句话以后，猝然停止了，然后默默地瞪着那双近视的、向外突出的、带着很粗的红丝的眼睛。他带着疑问的神情盯着公爵，把整个身子向前弯。这一次，公爵实在太惊讶了，只是瞪大眼睛，说不出一句话来。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忽然招呼他，“你现在读一读，立刻读，这和你的事情有直接的关系。”

　　她匆忙地把一张属于幽默性质的周报递给他，并指点着上面的一篇文章。在客人刚走进来的时候，列别杰夫就从侧面跳到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身边（他极力巴结将军夫人），一句话也不说，就从旁边的口袋里掏出这张报纸，一直放到她的眼前，用手指着圈出来的一栏文字。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读罢，感到非常惊讶和慌张。

　　“最好不要大声读。”公爵十分惭愧，喃喃地说。

　　“让我一个人读……然后……”

　　“那么你来读，立刻就读。大声读！大声读！”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对科利亚说，公爵刚刚摸到报纸，她就不耐烦地从公爵手里把它抢走了，“对大家出声念，使每个人都听得到。”

　　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是一个火气很大的、极易感情用事的女人。她有时连想也不想，就会一下子拔起所有的铁锚，不管天气好坏，而开到大海里去。伊万·费道洛维奇很不安地移动了一下身体。当大家刚开始愣在那里，很惊疑地等候着的时候，科利亚就打开报纸，开始从列别杰夫跳过来指给他看的地方朗诵道：

　　贫民与贵族后裔 发生的事件无异于白昼行劫！ 前进！革新！公理！

　　在我们所谓神圣的俄罗斯国内，在我们这个革新与股份公司鼎盛的时代，在民族运动风起云涌和每年外流数亿卢布的时代，在鼓励实业和压制劳工的时代，等等（诸位，这里说不了许多，还是言归正传吧），出了稀奇古怪的事情。一个过去的贵族阶级(De profundis![43])的后裔身上发生了稀奇的笑话。这类名门后裔的祖父在轮盘赌上输光了银钱，父亲不得不服军役，充当士官候补生和中尉，他们照例在支配公款方面犯了天真的错误而死在监狱里面。他们的孩子就像我们这个故事里的主角，长大时不是成为白痴，就是成为刑事犯，被捕下狱。不过陪审员为了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决定判他们无罪。也有人为此闹出一些骇人听闻的笑话，玷辱我们这个本来就已经可耻的时代。我们这位名门后裔，在半年前穿了外国式样的鞋套，一点也没有衬里的大氅，冬天从瑞士回到俄国。他在瑞士治疗白痴病(Sic![44])。说实在的，他的时运亨通，为了有趣的疾病而到瑞士去治疗，这一点当然不必提（请想一想，白痴病能治疗吗！），他能够证明俄国谚语“贵人自有福”是完全正确的。你们自己判断一下：当我们这位男爵的父亲故去时，男爵还是一个婴儿，据说他的父亲是一个中尉，因为赌牌时输光全连的公款，入狱而死——也有可能是由于鞭打下属过分而吃官司。（读者诸君，你们必须记住这是旧时代的情形！）当时有一个家财万贯的俄国地主发了慈悲，将我们这位男爵收养下来。这位俄国地主——我们姑且称他为伯——在从前的黄金时代拥有四千农奴（农奴！诸位，你们了解这几个字吗？我不明白。应该查一查详解辞典，真是：“往事历历，却已很难置信。”）。他显然是俄国的懒人和食客之一，在国外闲度岁月，夏天在水上，冬天在巴黎百花宫，一辈子在那里挥霍无数的金钱。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以前农奴所缴纳的租税，至少有三分之一落入巴黎百花宫老板的腰包了（他真是个有福气的人！）。无论怎样说，无忧无虑的伯，总算把这位高贵的孤儿教养得如同一个公爵，为他雇用的男教师和女保姆（当然都是美貌的），是他自己顺便从巴黎带来的。但是，族内最后的后裔是一个白痴。百花宫的保姆爱莫能助，所以我们这位学生到二十岁时，还没有学会任何一种语言，连俄文也不例外。最后一点是情有可原的。后来，伯的俄罗斯农奴式脑筋忽然异想天开，就是要在瑞士教养白痴，使他成为一个聪明的人。这个幻想是合乎逻辑的，因为懒惰的资本家当然会想象出，只要有钱，就可以在市场上买到智慧，尤其是在瑞士。于是，这位白痴就在瑞士的一个著名教授那里治疗五年，用去了好几万卢布。白痴当然没有成为聪明的人。不过，听人家说，他总算勉勉强强有一点人形了。伯忽然得暴病身亡，当然也没有留下任何遗嘱。他的事业照例弄得乱七八糟。贪婪的继承人来了一大堆，他们丝毫也不顾及在瑞士治疗的白痴——那位最后的贵族后裔。这位贵族后裔虽然是个白痴，但是他却隐瞒恩人死亡的消息，骗过教授，据说在教授那里自治了两年病。不过，教授也是个相当厉害的人物，他看见这位二十五岁的食客囊中空空如也，食欲又很旺盛，不禁害怕起来，便给食客套上自己的旧鞋套，又送给他一件破大氅，并以慈善为怀，打发他乘三等车nach Russland[45]——一脚把食客踢出了瑞士。我们的主人公好像有些流年不利。不过，事实并非如此。幸运之神宁愿使好几省的人民活活饿死，也要把它的一切恩惠都赐予这个贵族，好比克雷洛夫所写的《乌云》，乌云从干旱的田地上空驰过，而在海洋上空下雨。就在他从瑞士回彼得堡的那个时期，他母亲的一个亲戚（他母亲当然是商人出身），在莫斯科死去了，这个亲戚无儿无女，一辈子经营商业，胡须蓄得很长，信奉旧教，死时留下几百万财产，全是无可争论的、十足的、纯粹的现款，全部留给我们的贵族后裔，全都归给在瑞士治白痴的那位男爵了！（读者，你我如果能得到这笔财产该多么好！）男爵得到遗产以后，情况顿时完全不同了。我们这位套着鞋套的男爵的周围忽然聚集了一大群朋友，而男爵本人也拼命追求起一个著名的、美丽的暗娼来了。他的身边还出现了亲戚、大群的名门闺秀。这帮小姐拼命想要出嫁，这位男爵是再好也没有的对象了：贵族，财主，而且是个白痴。他兼备许多资格，打灯笼都找不到这样的丈夫，即使定制也没有这样合适的！……

　　“这个……这个我就不明白了！”伊万·费道洛维奇气愤不平地喊道。

　　“别念啦，科利亚。”公爵用哀求的声音喊道。周围也发出了呼喊。

　　“读下去！无论如何要读下去！”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高声说，她显然在极力忍住自己的怒火，“公爵！如果您不让他读，咱们是会吵架的。”

　　没有办法。科利亚异常兴奋，涨红了脸，用慌张的声音继续读下去：

　　但是，正当我们这位暴发户处于极乐世界的时候，竟节外生枝，另外发生了一件事情。一天早晨，有一位访客来见他。这位客人带着平和与严肃的脸色，说话很客气，体面，而且公正，衣服朴素大方，思想显然有进步的倾向，他用三言两语解释了来访的原因：他是一位著名的律师，一个青年人委托他办理一件案子，他代表那个青年前来访问。这个青年人就是去世的伯的儿子，虽然他用的是另一个姓。伯是个好色之徒，年轻时曾经勾引一位贞洁的、贫穷的女郎——她本来是一个女仆，但是受过欧洲的教育（这当然与过去时代农奴制度中贵族享有的权利有关）。当伯看出这段姻缘不久就要产生不可避免的后果时，就连忙把她嫁给一个在政界服务过的商人，这个人人格高尚，而且早就爱上了那位姑娘。伯起初还帮助这一对新婚夫妇，但是由于新郎人格高尚，不久就拒绝接受他的帮助了。过了一些时候，伯渐渐忘掉这个女郎，也忘掉了他和女郎所生下的儿子。后来，当他死去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也没有留下什么遗嘱。他的儿子是在女郎嫁人后生出来的，用别人的姓长大的，幸好他母亲的丈夫人格高尚，承认是自己的儿子。但是，母亲的丈夫后来也死了，他只好自己维持生活。而且在边远的外省，他还有一个多病的、卧床不起的母亲。他在京城里每天出卖高尚的劳力，在商人家里教书糊口。最初他在中学读书，后来为了前途发展，又去旁听对自己有益的课程。但是，在俄国商人家里教书，每小时赚不了几个钱，而且还要赡养卧病在床的母亲。就是母亲在边远的省份死去，他也不会感到轻松。现在产生一个问题：我们的贵族后裔应该怎样下公正的判断呢？诸位读者，你们一定以为他会对自己说：“我一生都受伯的恩惠，他为了教育我，为了聘请保姆和治疗我的白痴病，在瑞士花去了几万卢布。现在我自己拥有百万家私，而具有高尚人格的伯的儿子，却把自己的年华浪费在教课上。实际上，他对于那轻浮的、把他遗忘的父亲的一切行为是没有任何责任的。他父亲在我身上用去的一切，按道理讲，都应该用在他的身上。为我所花的那笔巨款，实际上并不是我的。这只是命运之神的盲目造成的错误；这些钱应该由伯的儿子享用。这些钱应该花到他的身上，而不应该像轻浮而善忘的伯那样任意胡来，花在我的身上。如果我为人非常高尚，有礼貌，公平正直的话，我应该将我所承继的财产分一半给他的儿子。但是，因为我这个人最好打算盘，我很明白这件事不是法律问题，所以我不能将百万家私分出一半去。如果我现在不把伯为治疗我的白痴病而用去的几万卢布归还给他的儿子，那么，至少我显得过于卑鄙无耻（贵族后裔忘记了这样做是不合算的）。这里唯有良心与公理！如果伯当时不教养我，而去照顾自己的儿子，我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但是不对的，读者诸君！我们的贵族后裔并不这样判断。那位青年人的律师纯粹为了友情，才来替他办理这件事情，差不多违反了他的意志，差不多带有强制的性质。但是，律师无论对他怎样讲，怎样向他指出应该顾全名誉，爱护体面和公理，甚至给他讲明了利害关系，这位瑞士留学生始终不为所动。结果如何呢？其实这也没有什么。最不可恕，而且不能用任何有趣的疾病加以解释的是，这位刚刚扔掉鞋套的富翁，竟不能理解那个人格高尚、在教书中葬送一生的年轻人对他要求的并不是恩惠与帮助，而是自己的权利，虽然不是法律上的，却是应得的权利。这甚至并不是他自己的要求，而是朋友们替他提出来的。我们这位贵族后裔自高自大，恃财欺人，竟拿出五十卢布的钱票，傲慢无礼地用施舍的方式送给正直的年轻人。你们不相信吗，读者诸君？你们一定会愤慨，你们一定感到受人侮辱，你们一定会气破了肚皮。但是，他已经这样做了！当然，那笔钱当时就还给他了，可以说是当面掷还。这件事情该如何解决呢？这并不是法律的问题，现在只好向社会公开宣布了！我们把这段故事向社会宣布，保证完全不是虚构。听说我国有一位著名的幽默作家，特地作了一首绝妙的讽刺诗，这首诗不仅可以在外省，而且可以在京城的生活随笔中占有相当的地位：

　　小小的列夫在五年中

　　穿着什奈德尔的大衣，

　　用一些愚傻的游戏，

　　来消磨空虚的时间。

　　他穿了狭窄的鞋套回来，

　　得到了百万的遗产，

　　像俄国人一样祈祷上帝，

　　却抢劫贫苦的学生。

　　科利亚读完以后，连忙将报纸交给公爵，一句话也不说，就跑到角落那里，紧紧贴在墙上，用手掩住脸。他觉得十分惭愧，他那天真的、对于人间龌龊尚未熟悉的灵敏感觉，受到了过分的摧残。他觉得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一切东西都忽然倒塌下来，由于他朗读了这篇文章，他感到自己就是造成这件事情的祸首。

　　但是，大家也都有类似的感觉。

　　小姐们觉得很惭愧，很难为情。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竭力忍住过分的愤怒，她也许在深深地悔恨自己参与了这件事情，所以她一言不发。公爵也像那些过于腼腆的人在遇到这类事情时的情况一样。他为了别人的行为感到惭愧，他替自己的客人们羞愧，最初竟不敢用正眼去看他们。普季岑、瓦里娅、加尼亚，甚至列别杰夫——大家都似乎露出一点惭愧的神情。最奇怪的是，连伊波利特和“帕夫利谢夫的儿子”都有点惊讶，列别杰夫的外甥也露出不满意的样子。只有拳术家一个人四平八稳地坐在那里，捻着胡须，露出很庄严的神色，眼睛稍稍下垂，但这并不是由于惭愧，恰恰相反，是由于高尚的谦虚，是由于过于扬扬得意。看得出，他很喜欢这篇文章。

　　“这真是胡说八道，”伊万·费道洛维奇低声说，“好像有五十名奴仆聚在一起，写成了这篇文章。”

　　“请问您，亲爱的先生，您怎么能用这样的猜测来侮辱人家呢？”伊波利特说，全身颤抖着。

　　“这，这，这是对待一个正直的……您自己会承认，将军，如果作者是正直的人，这就是侮辱的行为！”拳术家喃喃地说，不知为什么，他也忽然打了一个冷战，捻着胡须，**肩膀和身躯。

　　“第一，我不是你们的‘亲爱的先生’；第二，我不打算给你们做任何的解释。”伊万·费道洛维奇非常生气，很严厉地回答说，他从座位上站起来，不发一言，退到凉台的出口，立在上面的梯级那里，背朝着众人——他心里对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极为愤懑，而她到现在还不想离开自己的座位。

　　“诸位，诸位，请容许，诸位，我最后说一句话，”公爵心烦意乱地呼喊道，“劳各位的大驾，让我们来读一读，互相了解一下吧。关于这篇文章我是无所谓的，随它去吧；不过，诸位，这篇文章里所写的全不是事实。我之所以这样说，就是因为你们自己也明白，这甚至是可耻的。所以，如果这篇东西是你们中间的哪一位写的，我感到非常惊异。”

　　“我在此刻之前，不知道这篇文章，”伊波利特声明说，“我不赞成这篇文章。”

　　“我虽然知道写这篇文章的事情，但是……我也不赞成发表，因为为时还早。”列别杰夫的外甥补充说。

　　“我知道的，但是我有权利……我……”“帕夫利谢夫的儿子”喃喃地说。

　　“怎么？这全是你们自己写的吗？”公爵问，好奇地看着布尔多夫斯基，“但是，这是不可能的！”

　　“不过，我们不能承认您有提出这类问题的权利。”列别杰夫的外甥插嘴说。

　　“我只是惊异布尔多夫斯基先生会参加……但是……我要问一句，您既然要把这件事情宣布出来，那么我刚才向我的朋友们谈起来的时候，你们为什么又那样生气呢？”

　　“对呀！”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很愤慨地喃喃说道。

　　“公爵，您还忘记了，”列别杰夫按捺不住，忽然从椅子中间溜了出来，好像发疟疾似的喊叫起来，“您忘记了，您接见他们，听他们说话，只是出于您的善良的意愿和您的无可比拟的善心。他们并没有提出这种要求的权利，而况您已经把这件事情委托给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去办理，您这种做法也是出于您的过分的善心。现在呢，圣明的公爵，您正和几位高贵的朋友谈心，您不能够为了这几位先生而牺牲您的交际机会。您应该立刻把这几位先生撵出去，我以房东的身份，是非常赞成您这样做的……”

　　“这话太对了！”伊伏尔金将军忽然从房屋的深处喊叫起来。

　　“够了，列别杰夫，够了，够了。”公爵开始说，但是，爆发的愤怒将他的话给掩住了。

　　“不行，对不起，公爵，对不住，现在这是不够的！”列别杰夫的外甥比谁喊得都响，“现在我们应该很明确、很坚决地提出这个问题来，因为大家显然没有了解它。这里涉及一些法律上的小细节，而根据这些小细节，我们颇有被撵出去的危险！公爵，难道您认为我们是大傻瓜，您以为我们自己也不明白我们这件事情并不是法律问题，如果从法律上加以研究，我们没有向您要一个卢布的权利吗？但是我们明白，即使没有法律上的权利，那还有人类的、当然的权利，常识的权利和良心的声音，即使我们这种权利并没有载在任何人类的腐败法典里，但是一个高尚诚实的人，也就是具有常识的人，在法典上没有记载着的那些条目中，还应该成为一个高尚诚实的人。因此我们走了进来。我们不怕人家为了我们提出的不是请求，而是要求，为了我们在深更半夜做失礼的拜访（我们来的时候还不晚，您让我们在下房里等了许多时候），而把我们撵出去（像您刚才威胁的那样）。我跟您说，我们是毫不惧怕地跑了来，因为我们料到您是一个具有常识的人，也就是有良心和名誉的人。是的，不错，我们走进来时没有露出驯顺的样子，不像那些食客和请求帮助的人，却是昂着头，像自由的人们一样。我们绝不请求，而是提出自由的、骄傲的要求（您听着，不是请求，而是要求，您要牢牢记住！）。我们体面地、直率地在您面前提出一个问题，在布尔多夫斯基的这个案件里，您认为自己是有理呢，还是无理呢？您是不是承认您受过帕夫利谢夫的恩，甚至是他救活了您的命？如果您承认的话（显然您会承认的），那么，您打算不打算，或者从良心上讲，是不是在取得百万遗产之后，认为应该给这个贫穷潦倒的帕夫利谢夫的儿子（虽然他现在姓布尔多夫斯基）一点相当的报酬？是或不是？如果是的，换一句话说，如果您果真具有像您所常说的名誉和良心，而我们更正确地称为常识的东西，您就应该满足我们的要求，事情也就算了结。您不要希望我们哀求和感谢，就来满足我们的要求吧。您也不必希望我们哀求或感谢，因为您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我们，而是为了公理。如果您不想满足我们的要求，也就是回答一个‘不’字，我们立刻就走，事情也就中止进行了。我们要当面对您说，当着您的许多证人的面说，您是一个愚蠢无知和缺乏教养的人；您以后不敢，也没有权利自命为有名誉和良心的人，您想用太低的价钱来买下这种权利。我的话说完了。我把问题提出来了。您现在可以把我们赶出去，如果您敢的话。您可以这样做，您有这个力量。但是您要记住，我们到底是要求，而不是请求。要求而不是请求！……”

　　列别杰夫的外甥停止了说话，显得十分生气的样子。

　　“我们是要求、要求，而不是请求！……”布尔多夫斯基喃喃地说，脸红得好像一只虾。

　　列别杰夫的外甥说完这几句话以后，大家开始一阵**，有人还说了几句怨言。不过，客人们都显然要避免参与这件事情。只有列别杰夫一个人不这样，他好像正发着厉害的疟疾。（奇怪的是，列别杰夫明明帮着公爵，但对于外甥的那套演说却感到几分家族骄傲；至少是带着一些特别满足的神色，向众人扫视了一番。）

　　“据我看来，”公爵低声说，“据我看来，多克托连科先生，在您刚才所说的话里，有一半是完全对的，我甚至同意有一大半是对的。如果您的话里没有漏过去一点东西，我可以完全同意您的话。您放过去的究竟是什么，我无法准确地对您说出来。但是您的话肯定还缺了点什么，不能算完全合理。我们现在且讲正事吧。我请问你们，诸位，你们为什么发表这篇文章？这篇文章里句句都是诬蔑。因此，诸位，据我看来，你们做出了极卑鄙的事情。”

　　“对不起！……”

　　“亲爱的先生！……”

　　“这……这……这……”宾客中间一下子骚乱起来，发出这些声音。

　　“关于这篇文章，”伊波利特用尖锐的声音抢上去说，“关于这篇文章，我已经对您说过，我和别人全都不赞成！这是他写的。”他指着坐在旁边的拳术家说，“他写得不漂亮，这我同意，他写得文理不通，而且用的是像他那类退伍军官所常用的笔法。他很愚蠢，再加上是个商人，这我也同意。我每天当他的面说这一点，但是，他也有一半是对的；发表言论是每个人的合法权利，布尔多夫斯基也具有这种权利。他的话荒唐与否，那要由他自己负责。至于我刚才代表大家反对您的朋友在场这一点，我认为必须对你们各位解释一下，我之所以反对，只是为了表明我们的权利，而在实际上，我们还愿意有证人在场。在我们还没有进来之前，我们四个人就已经同意这一点了。我们不管您的证人是谁，哪怕是您的知己朋友也行，因为他们不能不承认布尔多夫斯基的权利（这种权利显然和数学公式一般确切），所以如果这些证人是您的朋友，那就更好了，那会使真理愈辩愈明的。”

　　“的确如此，我们同意。”列别杰夫的外甥证实说。

　　“你们的意图既是这样，那么，在开始谈话的时候，你们为什么又要呼叫和吵嚷呢？”公爵很惊异地问。

　　“关于这篇文章，公爵，”拳术家插嘴说，他很想找机会说两句，所以现在露出愉快活泼的神色（可以猜测到，有女人在座，显然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关于这篇文章，我承认作者就是我。我的那位生病的朋友刚才显然对它进行了大肆攻击，但是由于他的病体衰弱，我已经惯于饶恕他了。我把它写好以后，就送到一个好朋友所办的杂志那里去，用通讯的形式发表了。只有那首诗不是我作的，的确出于一位著名幽默家的手笔。我只给布尔多夫斯基念了一下，没有全念，他就立刻答应发表了。但是您要明白，我没有得到他的同意也可以发表。公开发表是一项普通的、高尚的、有益的权利。公爵，您是很明白的，我希望您不会否认这个……”

　　“我一点也不否认，但是您必须知道，在您的文章里……”

　　“您是想说太激烈了吗？但是，这对社会是有益的，这一点您必须同意，怎么能够把彰明较著的事件忽略过去呢？这对于犯错误的人们当然不好，但是，它首先对社会是有益处的。至于说有一些不尽属实的地方，所谓夸张的词句，那么您必须同意，最要紧的是动机，最要紧的是目的和用意；最要紧的是先举出有益的例子，然后才能研究个别的事件。还有所谓风格，还有所谓幽默的任务，再加上大家全是这样写的，您自己会知道的！哈哈哈！”

　　“这是一条完全虚伪的道路！我告诉你们，诸位，”公爵喊道，“你们发表这篇文章，以为我无论如何不会答应布尔多夫斯基先生的要求，所以想用这个吓唬我一下，报复一下。但是你们哪里知道，我也许决定满足布尔多夫斯基的要求。我现在当着大家，直接对你们声明，我可以满足……”

　　“这才是一个聪明而且最正直的人所说的一句聪明而且正直的话呢！”拳术家喊了起来。

　　“天哪！”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脱口说了一句。

　　“这真令人难以忍受！”将军喃喃地说。

　　“等一等，诸位等一等，容我来把事实讲一讲。”公爵恳求说，“布尔多夫斯基先生，在五个星期以前，您的全权代理人和律师到兹城来见我。他姓切巴罗夫。您在那篇文章里把他描写得太好了，凯勒先生，”公爵忽然笑着对拳术家说，“但是，我完全不喜欢这个人。我一下子就明白整件事的关键在这个切巴罗夫身上，也许就是他利用您布尔多夫斯基先生的纯朴性格，如果露骨地说，就是他教唆您做这件事情。”

　　“您没有权利……我……我不是一个纯朴的人……这个……”布尔多夫斯基心慌意乱地、喃喃地说着。

　　“您没有任何权利做这样的推测。”列别杰夫的外甥用教训的口气插嘴说。

　　“这太无礼啦！”伊波利特尖叫着，“这个推测是无礼的、虚伪的，与正事无关的。”

　　“对不起，诸位，对不起，”公爵连忙赔罪说，“请你们恕罪。我所以这样说，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最好是开诚布公地说话；不过，这是你们的自由，随你们的便。当时我对切巴罗夫说，因为我不在彼得堡，我要立刻委托一位朋友办理这件案子，而且，布尔多夫斯基先生，我把这种情况也通知过您。诸位，我对你们直说，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大骗局，也正是因为有切巴罗夫参加的缘故……啊，你们不要生气，诸位！看在上帝的面上，不要生气！”公爵又看见布尔多夫斯基面带怒色，他的朋友们也露出激昂和抗议的神色，就很惊慌地喊叫说，“我说我认为这件事带有欺骗性质，这和你们是无关的。当时我不认识你们中间的任何人，不知道你们的尊姓大名，我是根据切巴罗夫一个人下的判断；我只是一般地说说，因为……你们要知道，自从我继承遗产之后，人们是怎样猛烈地来欺骗我呀！”

　　“公爵，您太天真了。”列别杰夫的外甥嘲笑地说。

　　“再加上，您是公爵和百万富翁！您也许真的具有善良洁白的心，但是，即使您是这样，您也躲避不了普通的法律。”伊波利特喊道。

　　“可能这样，很可能这样，诸位，”公爵忙着说，“虽然我并不明白您讲的是什么样的普通法律。我还要继续说下去，只是请你们不要无端生气；我敢发誓，我没有一点侮辱你们的意思。诸位，这究竟是什么道理：连一句诚恳的话都不能说，你们立刻就会生气！但是第一点，使我非常惊异的是，世上竟有‘帕夫利谢夫的儿子’存在，而且存在于像切巴罗夫对我所说的那样可怕的境遇里。帕夫利谢夫是我的恩人和先父的知心好友。（唉，凯勒先生，您在那篇文章里，为什么对先父写了许多不真实的话呢？他并没有挪用军团的公款，也没有任何侮辱下属的事情，我肯定相信这一点。您的尊手怎么会举得起来，写这种造谣的话呢？）您所写的关于帕夫利谢夫的一切，都是令人忍无可忍的：您把这位极为正直的人称为贪好女色的浪子，您说得那样大胆、那样肯定、活灵活现，就好像都是真的一样；而实际上呢，他是一个世间稀有的最有节操的人！他甚至是一位著名的学者；他会经常和许多可尊敬的科学家通信，用许多钱帮助科学的发展。至于说到他的善心、他的善事，您写得当然很对，我当时几乎成为白痴，什么也不知道（虽然我还能说和听懂俄国话），但是我总能对于我现在记忆的一切进行确切的估计……”

　　“对不起，”伊波利特声明道，“这是不是太动感情了？我们不是小孩。您本来是打算言归正传的；请您不要忘了，现在已经九点多钟。”

　　“好吧好吧，诸位，”公爵立刻表示同意说，“在我最初产生怀疑以后，我认为可能弄错了，也许帕夫利谢夫真的留下一个儿子。但是，使我感到非常惊异的是，这个儿子竟这样随随便便地，换言之，我是想说他竟然这样明目张胆地宣布自己出身的秘密，主要的是，他毁损了自己母亲的名誉。因为切巴罗夫在找我时，就拿公开宣布为手段来威胁我……”

　　“多么愚蠢的话！”列别杰夫的外甥喊道。

　　“您没有权利……没有权利。”布尔多夫斯基喊道。

　　“儿子不能替父亲的浪**行为负责，母亲并没有错。”伊波利特狂热地尖叫起来。

　　“我觉得，更应该爱惜她……”公爵胆怯地说。

　　“公爵，您不仅是天真，也许比天真还要糟糕。”列别杰夫的外甥恶狠狠地冷笑了一声。

　　“您有什么权利！……”伊波利特用极不自然的声音尖叫说。

　　“没有任何权利，没有任何权利！”公爵连忙说，“我承认您的话说得很对，但是，这是不由自主的。我当时就对自己说，我的个人情感不应该影响到这桩公案，因为如果我为了自己对帕夫利谢夫的情谊，那么，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也就是说不管我尊敬不尊敬布尔多夫斯基先生，我也要使他得到满足。诸位，我起先这样说，是因为我总觉得儿子公开泄露母亲的秘密是不正常的事情……总而言之，我主要是因此深信切巴罗夫一定是个坏蛋，是他教唆布尔多夫斯基先生进行这样敲诈勒索的活动。”

　　“这真令人忍无可忍！”他的客人们喊出这句话来，有几个人甚至站了起来。

　　“诸位！因为这样，我心里就认为这个可怜的布尔多夫斯基先生一定是个普通的、孤苦无助的人，很容易上那些坏人的当，我觉得我更应该帮助他，像帮助‘帕夫利谢夫的儿子’一样——第一步，先反对切巴罗夫先生；第二步，以我的忠实和友谊来指导他；第三步，送给他一万卢布，照我的计算，帕夫利谢夫在我身上就花了这些钱……”

　　“怎么！只有一万卢布！”伊波利特喊道。

　　“喂，公爵，你的算术太不高明了，也许是太高明了，而装出傻里傻气的样子！”列别杰夫的外甥喊道。

　　“一万卢布我不同意。”布尔多夫斯基说。

　　“安季普！你就答应吧！”拳术家从伊波利特的椅背后面弯过身来，迅速而明确地低语说，“你先答应下来，以后再说！”

　　“您听着，梅什金先生。”伊波利特尖声喊叫着说。

　　“您要明白，我们并不是傻瓜，并不是庸俗的傻瓜，像您那些客人包括这几位女士所想的那样。这几位女士非常愤慨地朝我们冷笑，还有这位体面的绅士（他指着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说），我当然还不认识他，不过，好像听人家说……”

　　“对不起，对不起，诸位，你们又误解我啦！”公爵慌乱地对他们说，“第一，凯勒先生，您在那篇文章里把我的财产估计得太不准确：我并没有取到几百万的遗产，我大概只有您所猜测的数目的百分之八或百分之十。第二，在瑞士的时候，我并没有花去几万卢布；什奈德尔每年只收到六百卢布，而且是在最初三年，以后就没有了。帕夫利谢夫从来没有到巴黎去聘请美貌的保姆，这又是一个谣言。据我看，他花在我身上的钱，加在一起，也远远不到一万卢布。但是，我愿意拿出一万卢布来。你们要知道，我无论如何不能拿出更多的数目向布尔多夫斯基先生还债，即使我很爱他，我也不会这样做。我之所以不能多给，还由于自己心里有一种微妙的情感，我觉得这是还债，而不是施舍。诸位，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竟不明白这一点！不过，我今后愿意用我的友谊补偿这一切，我一定积极关心不幸的布尔多夫斯基先生的命运，他显然是受了骗。他不可能没有受骗，就主动地干这种卑鄙的事情，像今天在凯勒先生的文章里公开宣布他母亲的一切……诸位，你们为什么又生气了！这样一来，咱们是无法完全互相理解的！结果还是我的话说对了！我现在亲眼证实我的猜测是对的。”公爵热烈地说，他本想平息他们那激动的情绪，却反而使他们更加激动了。

　　“怎么？相信什么？”大家几乎带着恼怒围攻他。

　　“对不起得很，第一，我已经把布尔多夫斯基先生看穿了，我现在亲眼看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天真烂漫的人，大家都欺骗他！他是一个孤立无援的人……所以我应该怜惜他。第二，我把这件事情委托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办理，但我有许多时候没有接到他的消息，因为我正在路上，后来又在彼得堡病了三天。刚才，在一小时以前，当他第一次和我见面的时候，他忽然告诉我说，他已经弄清楚了切巴罗夫的用意，有确切的证据，切巴罗夫就是我当初所推测的那种人。诸位，我自己知道，有许多人认为我是白痴，因为我素有随便把金钱给人的名声，所以切巴罗夫认为很容易骗我，他所依靠的就是我对于帕夫利谢夫的情谊。但是，主要的是——诸位，请听下去，注意听下去！——主要的是，我们现在忽然发现布尔多夫斯基根本不是帕夫利谢夫的儿子！刚才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告诉我这一点，还说他获得了确凿的证据。唉，你们会怎样想呢？！在发生了这一切情形之后，谁也难以置信！但是有确凿的证据！我还不相信，我告诉你们，连我自己都不相信；我仍然怀疑着，因为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还没有来得及把详细情况告诉我。至于说到切巴罗夫是坏蛋这一点，现在已经是毫无疑问了！他把不幸的布尔多夫斯基先生，以及你们这些基于正义跑来帮朋友忙（因为他显然需要帮助，我也明白这个！）的先生，全都给欺骗了；他把你们大家都拖到敲诈的行为里面，因为这实际上就是欺骗和敲诈！”

　　“怎么是敲诈？……怎么不是‘帕夫利谢夫的儿子’？……那怎么可能！……”一片喊声。布尔多夫斯基这一伙人陷入了极端的混乱之中。

　　“当然是敲诈！……如果布尔多夫斯基并不是‘帕夫利谢夫的儿子’，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布尔多夫斯基先生的要求简直就是敲诈（当然，如果他知道真相的话！）。但是，事实上，是人家骗了他，所以我主张替他辩白，所以我说他这种老实的性格是值得怜惜的，不能不帮他一下；否则，他在这件事情里也成为一个骗子了。我自己深信，他一点也不明白内情！我自己到瑞士去之前也有过这种情形，也喃喃地说出一些毫无联系的话语——想表达的意思却表达不出来……我明白这个；我很同情，因为我自己也差不多是这样的人，我可以说这个话！虽然现在已经没有‘帕夫利谢夫的儿子’，所有这一切都是虚假的，我仍然不改自己的决定，准备给他一万卢布，作为对帕夫利谢夫的纪念。我在布尔多夫斯基提出要求以前，就想提出用一万卢布作为小学校的经费，以纪念帕夫利谢夫。但是现在呢，用作学校的经费，或是交给布尔多夫斯基先生，都是一样的。布尔多夫斯基先生即使不是‘帕夫利谢夫的儿子’，也差不多和‘帕夫利谢夫的儿子’一样。因为他自己受了很大的蒙骗，他自己确实认为自己就是帕夫利谢夫的儿子！诸位，请你们听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说话，让我们把这件事结束吧。你们不要生气，不要着急，请坐下！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立刻对我们解释其中的详情，说实在的，我自己很愿意知道一切细节。他说他还到过普斯科夫，见过布尔多夫斯基先生的令堂，她并没有像那篇文章上所说的那样，奄奄一息……你们坐下来，诸位，请坐下来！”

　　公爵坐下了，并且让从座位上跳起来的布尔多夫斯基一伙人也都坐下来。在最后的十分钟或二十分钟内，他用急切的语调大声说，越说越激烈，越来越起劲，努力把大家的说话声和喊叫声都压下去，当然他后来对于一些脱口而出的话语和推测，也感到深深的后悔。如果不是那些人把他惹怒，不是那些人使他发火——他绝不会这样直率地、着急地表达他的一些猜测和过分坦白的话。然而他刚坐下来，心里立刻感到非常后悔。他公然猜测布尔多夫斯基先生有和他一样的病，就是他到瑞士求治的那个病，这未免“侮辱”了布尔多夫斯基先生，再加上又提出一万卢布的数目，不捐给学校而送给布尔多夫斯基，据他看这又是一个粗暴的、不谨慎的举动，等于施舍一样，尤其在大家面前说出来，这更加使他感到不安。“应该等一等，到明天再暗中向他提出来，”公爵当时想，“现在也许无可挽救了！是的，我是一个白痴，真正的白痴。”他心里这样想，既感到羞愧，又感到恼怒。

　　在这之前，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躲在一边，一言不发，现在经公爵邀请，才走到前面来，站在公爵身旁，开始平静而且明晰地报告公爵委托他办理的那个案件。所有的谈话顿时沉寂了。大家用异常好奇的心情倾听着，特别是布尔多夫斯基那伙人。

　　[43]拉丁文：发自肺腑！

　　[44]拉丁文：确实如此！

　　[45]德文：回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