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叶潘钦家将在别墅举行晚会欢迎别洛孔斯卡娅光临的消息，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夫娜也十分准确地通知了她的哥哥。那天晚上，叶潘钦家的确等候客人的光临；不过，她的话又有一些言过其实。诚然，这件事安排得过于匆忙，甚至有点完全没有必要的惊慌，但这是因为叶潘钦家“办事，一切都要与众不同”。主要的原因就是“不愿再有所疑惑”的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怀着急不可耐的心情，父母两人对爱女的幸福关怀太深。再说，别洛孔斯卡娅的确不久就要离开这里。由于这老太婆的庇护在社会上具有很大的力量，由于叶潘钦夫妇希望她能对公爵产生好感，所以他们指望通过一个极有权势的“老太婆”的手，使“上流社会”直接把阿格拉娅的未婚夫接受下来；如果其中有什么奇怪的地方，那么，在她的庇护之下，也就不会显得奇怪了。其中的关键就在于，父母自己无论如何不能解决。“这件事情究竟有没有奇怪的地方？如果有，那么奇怪到什么程度？或者完全没有奇怪的地方？”现在，由于阿格拉娅的缘故，还没有最后做决定，在这时候，那些有权威且有资格的人的友好和坦率的意见是很有用处的。无论如何，或早或晚，公爵一定要被引到上流社会去的，而他对于这上流社会却没有一点概念。简单地说，他们打算把他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看”。不过，那天的晚会计划得很简单；只邀请了一些“家庭好友”，而且人数很少。除去别洛孔斯卡娅以外，还邀请了一位夫人，一个极重要的贵族和显宦的太太。在年轻人中，只邀请了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一人，他是陪着别洛孔斯卡娅同来的。

　　关于别洛孔斯卡娅光临的消息，公爵在晚会的前三天就听说了；至于举办晚会的事情，他头一天才知道。他自然看出了叶潘钦家上下忙乱的情形，甚至从他们向他说话时所带的暗示性的焦虑神色上，也看出他们正担心他给人留下一种不好的印象。不过，叶潘钦家的人不论是谁都有同一种想法，认为他头脑简单，根本不能看出大家替他担心的情形。因此，大家一看见他，心里就暗自发愁。在实际上，他也的确没有重视当前的事件；他所忙的完全是别的事情。阿格拉娅一小时比一小时变得更任性、更阴郁——这使他感到十分焦急。当他听说叶潘钦家邀请了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的时候，他十分高兴，并且说他早就希望见见这个人。不知为什么，没一个人爱听他这句话。阿格拉娅很恼恨地离开屋子，到深夜十二点来钟，当公爵要走时，她才抓到一个机会，一边送他，一边对他单独说了几句话。

　　“我希望您明天一整天不要到我们家里来，晚上等那些客人都到齐的时候您再来。您知道有客人来吧？”

　　她不耐烦地、特别严厉地说着，初次说起这个“晚会”。大人都看得出来，她对于所请的这些客人几乎是不能忍耐的。为了这件事情，她也许很想跟父母吵一顿，但由于骄傲和怕羞，没有开口。公爵立刻明白，她也在为他担心（但又不愿意承认她在担心），忽然自己也害怕起来了。

　　“是的，我被邀请了。”他回答说。

　　她显然难于继续说下去。

　　“能不能和您正正经经地谈点什么，哪怕一生中只有一次呢？”她突然非常生气，不知道为了什么，而且也没有力量控制自己。

　　“可以，我现在洗耳恭听，我很高兴。”公爵喃喃地说。

　　阿格拉娅又沉默了一分钟，带着很明显的厌恶神情开始说。

　　“我不愿意和他们争论这件事情，有些情形你没法使他们理解。妈妈有些规矩永远使我感到讨厌。我并不想讲父亲，指望他是没有用的。妈妈自然是一个正直的女人，你只要敢对她讲出下流的话，就可以看出来。但是，她为什么要崇拜这些……无聊的人呢！我并不是指着别洛孔斯卡娅说的。她虽然是一个无聊的老太婆，性格也无聊得很，但是她很聪明，会把他们大家掌握在手掌里——这就是她的长处。唉，真是卑贱极了！而且也可笑得很！我们永远是中等阶级的人，是地地道道中等阶级的人；为什么一定要爬进那上流社会里去呢？姐姐们也想爬到那里去，施公爵把大家都弄糊涂了。您为什么喜欢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出席晚会呢？”

　　“我跟您说，阿格拉娅！”公爵说，“我觉得，您十分为我担心，怕我明天在这个上流社会里……栽跟头，是不是？”

　　“为您担心吗？我怕吗？”阿格拉娅的脸完全红了，“为什么我要为您担心，哪怕您……哪怕您完全受人家取笑呢？对于我又有什么相干？您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什么叫作‘栽跟头’？这是很难听的、庸俗的字眼。”

　　“这是……小学生用的字眼。”

　　“真的，这是小学生用的字眼！很难听的字眼！您明天大概也打算用这种字眼聊天。您先在家里翻字典，多找出一些这类的字眼，管保可以产生很明显的效果！真可惜，您还懂得怎样进人家的大门呢。您从哪儿学来的规矩？当大家故意看着您的时候，您会不会很有礼貌地举杯喝茶呢？”

　　“我想我会的。”

　　“这很可惜，不然我倒可以寻点开心。您至少应该把客厅里的那个中国花瓶砸破！它很值钱。请您砸破吧。这花瓶是人家赠送的。妈妈一定会发疯，当着大家的面哭泣——因为她最珍重这只花瓶。您做出您平常所做的那种手势，碰倒它，把它砸破了吧。您可以故意坐在它的旁边。”

　　“正好相反，我要尽量坐得远些。谢谢您的提醒。”

　　“这么说来，您预先就害怕自己会乱挥胳膊啦。我敢打赌，您会讲起那些‘话题’，那些严肃的、有学问的、高尚的话题来的，是不是？这将多么……有体面哪！”

　　“我觉得有点愚蠢……如果说得不是时候。”

　　“喂，您现在应该永远记住，”阿格拉娅终于忍不住了，“如果您谈起什么死刑，或是俄国经济的状况，或是‘美可以拯救世界’等，那么……我自然很高兴，而且会笑出来的，但是……我要预先警告您：您以后再也别见我！您听着，我说的是正经话！这一次我说得很正经！”

　　她果真是很正经地说出这番威吓的话来，因此，从她的话里可以听出，从她的眼神里也可以看出公爵以前所没有注意到的不寻常的东西，这当然并不像开玩笑。

　　“您这样一来，倒使我感到一定会‘高谈阔论’起来，我由于害怕，一定会把花瓶碰碎。我也许会在光滑的地板上摔跤，或是弄出这样的事情来，因为我已经有过这样的事情了；今晚我会做一夜这样的梦；您为什么偏要提起这个来呢！”

　　阿格拉娅阴郁地看了他一眼。

　　“我告诉您：明天我干脆就不来！我推托有病，也就完了！”他终于这样决定说。

　　阿格拉娅跺着脚，气得脸都白了。

　　“天哪！满天底下，谁见过这样的事情！人家特地为他请客，他倒不来……我的天哪！跟您这样……头脑不清的人打交道，真是够受的！”

　　“好啦，我来就是啦！”公爵连忙打断她的话，“我可以对您起誓，我整个晚上坐着，一句话也不说，我会这样做的。”

　　“您这样做很好。您刚才说‘推托有病’，您到底是从哪里学来的这种话？您何必用这种字眼和我谈话呢？您想逼我吗？”

　　“对不起，这也是一句小学生用的话，我以后不用了。我很明白……您……您替我担心……（您可不要生气呀！）我很喜欢这样。您不知道，我现在是多么害怕，同时又是多么高兴听到您的话。但是，我可以对您发誓，所有这些惊惧全是琐碎的、无聊的。真的，阿格拉娅！剩下来的便是快乐。我很高兴您是这样一个孩子，这样一个美好善良的孩子！您可以达到多么美好的地步呀，阿格拉娅！”

　　阿格拉娅听了这话，当然会发脾气的，而且已经想要发脾气了，但是在一刹那，忽然有一种意想不到的情感抓住她的整个心灵。

　　“在以后……什么时候，您会不会责备我现在所说的这些粗野的话？”她突然问道。

　　“您怎么啦！您怎么啦！您为什么又脸红了？又那样阴郁地看着我！您有时看我露出过于阴郁的神情，阿格拉娅，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我知道这是什么缘故……”

　　“别说啦！别说啦！”

　　“不，还是说了好。我早就想说，我已经说了，但是……这还不够，因为您不肯听我的话。我们中间到底有一个人……”

　　“别说啦，别说啦，别说啦！”阿格拉娅忽然打断他的话，紧紧抓住他的手，几乎带着惊恐的样子看着他。这时候有人唤她，她好像很高兴似的，甩开他走了。

　　公爵整夜发寒热病。奇怪得很，他已经一连几夜忽冷忽热了。这一次他在半梦呓中，产生了一个念头。如果明天当众忽然晕倒又怎么办呢？他不是在白天晕倒过吗？他一想到这个就发起冷来。他整夜想象自己处在一个奇怪的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社会里，在一些奇怪的人物中间。主要的是他“高谈阔论起来”了。他知道不应该说，但是他一直说着，他劝那些人。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和伊波利特也在这些客人中间，好像交情很不错。

　　他在九点钟的时候睡醒了，头痛，思想混乱，心里充满一些奇怪的印象。不知为什么，他很想见一见罗果仁；见他一面，和他谈许多话——究竟说什么，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后来，他决定到伊波利特那里去办点事情。他的心里有些混乱，因此，今天早晨所发生的事情虽然给他留下极强烈的印象，但毕竟记不清楚了。其中有一件事情就是列别杰夫的访问。

　　列别杰夫出现得极早，九点刚过就来了，他差不多完全喝醉了。公爵近来虽然不大注意外面的事情，但是他也看得出来，自从伊伏尔金将军三天前搬走以后，列别杰夫的状态就十分不好。他的衣裳忽然弄得很脏，染上许多油污，他的领带歪到一边，衣服也撕破了。他在自己家里大吵大闹，隔着小院都能听到，薇拉有一次流着眼泪跑来，告诉公爵出了什么事情。他今天早晨来了，捶着自己的胸脯，说了一些奇怪的话，把自己责备了一番……

　　“由于我背信弃义，卑鄙无耻，我已经得到了……得到了惩罚……挨了一记耳光！”他终于像演悲剧似的说。

　　“耳光！……谁给你的？……这样早吗？”

　　“早？”列别杰夫讽刺地微笑着，“和时间没有一点关系……即使是对肉体的惩罚……但是，我挨了一记精神上的……精神上的耳光，而不是肉体上的！”

　　他突然不客气地坐下来，开始讲述是怎么回事。他的讲述是不连贯的，公爵皱着眉头，想要出去；但是，突然有几句话使他震惊。他由于震惊而愣住了……列别杰夫先生讲出一些奇怪的事情。

　　刚开始时，他显然是讲到一封什么信，并提到阿格拉娅·伊万诺夫娜的名字。后来，列别杰夫忽然很悲苦地责备起公爵来，可以想见他曾经受到公爵的侮辱。据他说，公爵起初曾经把自己和“某人”（娜斯塔霞·菲利波夫娜）的事情委托给列别杰夫；但是后来完全和列别杰夫断绝了关系，把他撵走，伤了他的面子，甚至弄到非常可气的程度，最后连他问一句“家里将有变动”的话都很粗暴地拒绝答复。列别杰夫醉眼蒙眬地承认说：“此后我绝不能忍耐下去了，尤其是我听到很多事情……很多事情……从罗果仁那里，从娜斯塔霞·菲利波夫娜那里，从娜斯塔霞·菲利波夫娜的女朋友那里，从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夫娜本人那里……从……甚至从阿格拉娅·伊万诺夫娜本人那里……您想一想看，这全是由薇拉从中帮忙，由我的爱女薇拉，独生的……不对……并不是独生的，因为我有三个孩子。是谁写信给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甚至严守秘密，哈哈！是谁把一切关系……把娜斯塔霞·菲利波夫娜这个人物的行动报告给她，哈哈！请问，那个写匿名信的人是谁？到底是谁？”

　　“难道是您吗？”公爵喊道。

　　“正是，”醉鬼带着骄傲的神气回答说，“就在今天早晨八点半，仅仅半小时以前……不，已有三刻钟了，我曾通知那位尊贵的母亲，我有一件重大的事情转告她……我写了一张便条，交给女孩子，从后面的台阶那里送去。她收下了。”

　　“您刚才看见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了吗？”公爵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问道。

　　“我刚才去见她，竟挨了一记耳光……精神上的。她把信还给我，甚至掷了过来，但没有拆开。……她指着我的脖子，把我推出去了……但只不过是精神上的，不是肉体上的……不过，几乎等于肉体上的，相差并不太多！”

　　“她扔给您什么信，没有拆开来的？”

　　“难道……哈哈哈！难道我还没有告诉您吗？我以为我已经说过了……我接到了这样一封信，托我转交的……”

　　“谁的信？给谁的？”

　　但是，列别杰夫的一些“解释”是很难弄清楚，或者加以理解的。公爵费了许多力气，才明白那封信是大清早由女仆送给薇拉·列别杰娃，托她按地址转交的……“还和以前一样……还和以前一样由同一个人物交给某人……（内中一个我称为‘人物’，另一个仅称为‘某人’，以做区别，而且是为了表示轻蔑的意思；因为天真而且高贵的将军千金和……茶花女之间是有极大区别的。）这封信是那位‘人物’写的，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是A字……”

　　“那怎么可能呢？写给娜斯塔霞·菲利波夫娜的吗？真是无聊的事情！”公爵喊道。

　　“有的，有的。如果不是给她，便是给罗果仁，给罗果仁也是一样……还有一封信，是由A字母的人物交给捷连季耶夫先生转交的。”列别杰夫使了一个眼色，微笑着。

　　因为他时常从这件事纠缠到另一件事上去，忘记了最初的话题，所以公爵索性不说话，让他一个人发言。但还是弄不明白，那封信是经他的手，还是经薇拉的手转交的。他自己说，给罗果仁和给娜斯塔霞·菲利波夫娜都是一样，那么，如果真是有那些信的话，那些信不是经他的手的。至于现在这封信怎么会落到他手里去，根本无从解释；大概可以猜到的是，他用什么方法从薇拉手里抢来……悄悄地偷来，别有用心地送到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那里去。公爵这样推测，而且终于明白了。

　　“您发疯了！”他十分慌乱地喊出来了。

　　“并不完全是，可尊敬的公爵，”列别杰夫带着些愤恨回答说，“不错，我本来想亲手交给您，为了替您效劳……但后来想到不如替那边效劳，把这一切报告给那位尊贵的母亲……因为以前我给她写过一次匿名信。刚才我写了一张字条，请求在八点二十分相见，下面署名也是：‘您的秘密通信员。’到了那个时候，他们会立刻，甚至非常匆促地，领我从后门过去见那位尊贵的母亲。”

　　“后来呢？……”

　　“后来您已经知道了，她几乎把我揍了一顿；所谓几乎，就可以说是差不多要揍我了。她还把信掷还给我。她本来想把信留下——但是她想了一下，又掷还给我了：‘既然人家委托你转交，你就转交好了……’她甚至生气起来。她既然不顾体面对我说这话，那一定是生了气。她的脾气暴躁极了！”

　　“现在信在哪里？”

　　“还在我身边，这不就是？”

　　于是，他把阿格拉娅给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的信交给公爵，这封信就是今天早晨，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收到两小时后，得意扬扬地给他的妹妹看的。

　　“这封信不能留在您手里。”

　　“给您，给您！我现在呈献给您，”列别杰夫热烈地抢上去说，“我过去一度叛变，现在又成为您的仆人，完全成为您的仆人，从头到心！正如英国的、大不列颠的……托马斯·莫尔[82]所说的一样：‘惩罚心，饶恕胡须。’正如罗马教王所说的：‘Mea culpa, mea culpa[83]……’不对，那是罗马教皇，我竟称他为罗马教王了。”

　　“这封信应该立刻转出去，”公爵忙乱起来，“让我来转交吧。”

　　“不如，不如，富有教养的公爵，不如……这么办！”

　　列别杰夫扮出一副奇怪的、带着阿谀的鬼脸。他突然剧烈地颤抖起来，好像有人忽然用针扎了他一下，但又狡狯地挤眉弄眼，打着手势。

　　“什么意思？”公爵很威严地问道。

　　“把信先拆开来？”他巴结地、神秘地低声说。

　　公爵怒不可遏地跳起来，列别杰夫顿时吓跑了；但他刚跑到门前，又站住了，他想等一下，看公爵能不能饶恕他。

　　“唉，列别杰夫呀！您怎么会达到这样低贱的、这样无法无天的地步？”公爵很悲伤地喊道。列别杰夫的一脸愁云也随即飘散了。

　　“低贱得很！低贱得很！”他立刻走过来，含着泪，捶着自己的胸脯。

　　“这真是卑鄙龌龊的行为！”

　　“正是卑鄙龌龊的行为！这话说得真对！”

　　“您这种奇怪的行为……算什么道理？您……简直是个奸细！您为什么要写匿名信，惊扰那样正直而良善的女人？阿格拉娅·伊万诺夫娜怎么会没有权利给任何人写信？您今天是跑去告密的吗？您打算在那里得到什么？您跑去告密有什么目的？”

　　“仅仅是出于一种愉快的好奇心……还有就是拥有一颗正直的心灵，愿意替人效劳，就是这样！”列别杰夫喃喃地说，“现在我完全是您的人，又完全是您的人啦！您让我上吊都可以！”

　　“您就是像现在这种样子去见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的吗？”公爵很嫌恶地露出好奇的样子。

　　“不……比较清醒些……甚至体面些；我是在丢了脸以后……才弄到这个地步的。”

　　“太好了，您离开我吧。”

　　但是，这个请求必须重复几次，客人才敢走出去。他完全把门打开了，又转回来，蹑着脚走到屋子中央，又开始做手势，表示如何拆开信，因为他不敢再用话语来劝告。后来，他就出去了，轻轻地、和蔼地微笑着。

　　听到列别杰夫的这些话，公爵是非常难过的。因为从列别杰夫的这些话中，只发现一个非常主要的事实，那就是：阿格拉娅不知为什么非常担心，非常犹豫，非常痛苦。（公爵自言自语：“这是由于醋意。”）显然，那些恶人正在搅扰她，很奇怪的是，她竟会这样信任他们。当然，这缺乏经验的、热情的、骄傲的大脑里，正在酝酿着一些特别的计划，它们也许是有害的，并且是……粗野的。公爵显得特别恐惧，在慌乱中不知如何决定才好。一定要防患于未然，他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又朝那个封得很严的信封上所写的地址看了一眼：对于这个他是没有疑惑和不安的，因为他很相信。这封信里，使公爵不安的是另一点：他不相信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但是，他决定亲自把这封信送去，而且马上出发，但在路上他又改变了主意。因为公爵正好在普季岑家的旁边看到了科利亚，于是就委托他把信转交给他的哥哥，就像直接从阿格拉娅·伊万诺夫娜那里取来的。科利亚没有细问，就送去了，所以加尼亚并不知道，这封信已经辗转了多少人的手，才到了他这里。公爵回家时请薇拉·卢基扬诺夫娜到他那里去，把应该说的话全部告诉给她，并且好好安慰了她一番，因为她一直在那里寻找那封信，而且一直哭着。当她知道这封信是自己父亲拿走的时候，显得非常恐惧（后来，公爵从她那里知道，她曾经为罗果仁和阿格拉娅·伊万诺夫娜秘密地做过很多事；她没有想到这样做对公爵是有害的）……

　　公爵心里十分懊丧，两小时后，当科利亚打发人跑来报告父亲生病的时候，他一开始几乎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是这件事情使他的心情恢复了原状，因为这件事情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在尼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那里（病人自然被抬到那里去了），差不多一直坐到晚上。他在那里不见得有什么用处，但是有这样一种人，当你在痛苦时看见他们坐在身边，不知为什么，你就会感到很愉快。科利亚大为震惊，歇斯底里地哭着，但是一直跑来跑去地忙个不停：他跑去请医生，找到三个，然后又跑到药房和理发馆里去。将军被救活了，但还没有清醒过来。医生们认为“病人尚未脱离危险”。瓦里娅和尼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没有离开病人一步；加尼亚感到惭愧和震惊，但是他不想上楼去，甚至怕见到病人。他扭着自己的两只手，前言不搭后语地和公爵聊天，他说：“竟弄出这样不幸的事情，简直像故意似的，而且偏偏在这个时候！”公爵心里明白加尼亚所指的是什么时候。公爵没有在普季岑家里遇到伊波利特。傍晚的时候，列别杰夫跑来了，自从早晨对公爵进行那番“表白”之后，他一直睡到现在。他的酒现在差不多都醒了，他真的流泪了，当着病人哀哭，就好像哭他的亲哥哥一样。他大声责骂自己，但没有说出由于什么原因；他死缠着尼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时时刻刻对她说：“他是造成这一切混乱的主要原因，不是别人，只是他自己……只是为了好奇的缘故。‘死者’（不知为什么，他对还活着的将军坚持这样称呼着）简直是个有天才的人！”他特别严肃地说将军有天才，好像这样一说，就会马上产生莫大利益似的。尼娜·亚历山德罗夫娜见到他流着诚恳的眼泪，终于丝毫不加责备地，甚至露出和蔼的神情对他说：“好啦，不要哭了！上帝会饶恕您的！”列别杰夫被这几句话以及说这几句话时的语气所感动，因此整个晚上都不想离开尼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在以后的几天内，一直到将军死去为止，他差不多从早到晚，一直逗留在他们家里）。那天，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两次派人到尼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那里打听病人的情况。晚上九点钟，当公爵走进已经坐满客人的叶潘钦家客厅时，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立刻向他询问病人的情况，而且问得很详细，显得十分关切。别洛孔斯卡娅问道：“谁病啦？尼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是谁？”她在回答时，神态也显得很庄严。这颇使公爵喜欢。当他向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说明情况时，据阿格拉娅的姐姐们后来所说，真是讲得“太好啦”；她们说他“谦恭，沉稳，没有废话，不指手画脚，很有气派；进门时的仪态很好，衣服穿得也很讲究”，他不但没有像头一天她们所担心的那样“在光滑的地板上摔跤”，而且显然博得了大家的好感。

　　等他坐定，向四周查看了一遍之后，立刻就发觉这个聚会既不像昨天阿格拉娅所吓唬他的那样可怕，也不像他昨夜的噩梦那样惊心。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用“上流社会”这几个可怕字眼称呼的一个角落。由于他怀着一些特别的用意、想法和欲望，早就要挤进这个迷魂阵，因此他对这个阶层的最初印象是十分深刻的，也可以说他的最初印象是非常美妙的。当时，他忽然觉得所有的这些人，似乎一生下来就在一起；他还觉得叶潘钦家这天晚上并不是开什么“晚会”，招待来宾，因为他们全是“一家人”，而他自己早已成为这些人忠实的朋友和同志，他是在暂时离别以后，现在又回到他们的圈子里来了。优雅的举止，坦率的作风，再加上诚恳的外表，真是令人神往。他绝不会想到：所有这些坦率和正直，机智和派头，也许只不过是一种富丽堂皇的伪造艺术品罢了。客人虽然大多数仪表堂堂，但他们都是绣花枕头，内心非常空虚；不过，由于他们自负和自满，所以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他们身上的许多优点只是一些伪造出来的东西。但是，过错倒不在他们身上，因为这些只是他们不知不觉地，由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罢了。由于公爵对这些人的第一印象非常好，所以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一点。比如有一位老人，出身高官显贵，以年龄而论，与他的祖父相当，为了倾听他这样一个涉世未深的青年说话，竟停止了和别人的谈论；那老人不但倾听公爵说话，而且显然尊重他的意见，待他非常和蔼，露出诚恳而和善的态度，而他们俩本来素不相识，今天是头一次见面。也许是这种彬彬有礼的态度，对公爵的多愁善感的心灵起了很大的作用。也许他早就有了主见，倾心于这种令人愉快的印象。

　　所有的这些人，虽然都是叶潘钦家的“家庭密友”，或是彼此之间的朋友，但实际上并不像公爵被介绍和他们相识时所想象的那样，他们既不是和叶潘钦家有很深的交情，彼此之间也并不亲密。这里面的一些人，永远不会承认叶潘钦家的人和自己是平等的。这里有些人，他们互相之间完全充满了仇恨。别洛孔斯卡娅老太婆一辈子也“看不起”那位上年纪的“显贵”的夫人，而那位夫人又很不喜欢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那位“显贵”，也就是那位夫人的丈夫，不知是什么原因，从叶潘钦夫妇年轻的时候起，就成为他们的保护者了，现在在宾客之中，也高居上座。在伊万·费道洛维奇看来，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伊万·费道洛维奇在他面前，除了崇拜和恐惧之外，没有另外的感觉；如果他有一分钟认为自己和那位大人物平等，而不把他奉为奥林匹斯山的主神，那他一定会真心实意地瞧不起自己，甚至认为自己不是人。在座的客人中，有些已经几年没有见过面，他们互相漠不关心（不是憎恶，也没有任何的情感可言）。然而现在相见以后，他们却好像昨天还欢聚一堂似的，彼此称兄道弟。不过，今天出席晚宴的人数并不多。除了别洛孔斯卡娅和那个老“显贵”（他当真是位要人）以外，除了他的夫人以外，贵宾中间还有一位体格十分魁伟的武职将军，他是伯爵或男爵，他的姓是德国人的姓。这个人沉默寡言，由于精通政务、学问渊博而有很高的声誉，他是那些“除了俄罗斯本身之外”万事皆通的高官显贵之一，五年来始终把“极其深刻”这几个字作为口头禅，而到将来，这句话一定会成为谚语，就是在社会底层中也会广为流传；他是那样一种高级官吏，在宦海中浮沉很久（长久得都有些奇怪），到死时一定爵位很高，差事很肥，金钱很多，他们没有什么赫赫的功勋，甚至对功勋还抱着一些敌意。这位将军是伊万·费道洛维奇的顶头上司，伊万·费道洛维奇由于感恩心切，甚至是由于特别的自尊心，也认为他是自己的恩人。不过那位将军却不承认自己是伊万·费道洛维奇的恩人，虽然很乐意伊万·费道洛维奇在各方面为他效犬马之劳，但他却保持着十分冷酷的态度。一旦有必要，哪怕没有太大的必要性，他也会将伊万·费道洛维奇立即撤职，调换他人。在座的还有一个老迈的、架子十足的绅士，好像是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的亲戚，其实根本不是；此人高官厚禄，出身望族，体格粗壮，十分健康；他好说话，甚至是出名的牢骚王（不过他的牢骚是完全无伤大雅的），他好动肝火，这也是出了名的（但在他身上，动肝火也是极愉快的）。他具有英国贵族的风度和英国人的嗜好（譬如喜欢吃带血的牛排，爱用马具和仆人，等等）。他是那位“显贵”的好友，博得了那位“显贵”的欢心。另外，不知为什么，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怀着一个奇怪的念头，认为这位老绅士（这人的行为有些轻浮，特别好色）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向亚历山德拉求婚。在这次晚会中，除了这些高贵人物之外，还有一些比较年轻的客人，他们也具有极端完美的性格。除施公爵和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之外，以英俊出名的恩公爵也属于这一类人。此公善于勾引妇女，驰名全欧洲，现在虽然已经四十五岁，但仍然仪表堂堂，能说会道。他本来财产很多，但现在已经成了破落户。他通常旅居国外。在来宾之中还有些人，他们似乎组成了第三种特别的阶层，他们虽然不属于社会上的“不可侵犯的阶层”，但是不知为什么，他们就和叶潘钦夫妇一样，有时让人在这“不可侵犯的阶层”里遇到。叶潘钦夫妇有一种惯例，他们虽然没有经常举行宴会，但在请客时总喜欢把上等社会的人物和比较下层的人们（“中等人物”的优秀代表）兼容并包，凑在一起。为了这一点，大家都夸奖叶潘钦夫妇，说他们对自己的地位有所认识，极为知趣，而叶潘钦夫妇听到大家的意见，也颇为扬扬得意。这天晚上，座上还有一位中流人物的代表，是一位工兵上校，此人极为严肃，是施公爵的知己朋友，也就是由他介绍到叶潘钦家来的。这位上校在交际场中沉默寡言，右手的食指上戴着一只很显眼的大戒指，极有可能是别人赠送的。在座的还有一个诗人，在德国出生，写的是俄文诗。他长得十分体面，所以把他介绍到上流社会里，是用不着担心的。他总是笑嘻嘻的，但不知为什么令人感到有些讨厌。他的年纪大约三十八岁，穿得十分讲究，出身于一个十分富有，而且极可尊敬的德国家庭，属于资产阶级上层。他善于利用各种机会获得上流人物的庇护，使他们始终宠爱他。他曾经从德文里翻译德国某位著名诗人的一部重要作品，他很巧妙地将这部翻译的诗作献给一位已故的俄国著名诗人，夸耀他和这位诗人有过深厚的友谊（有一类作家特别喜欢在刊物上发表自己和已故的大作家交往的逸事）。他是最近由老“显贵”的夫人介绍给叶潘钦夫妇的。这位夫人素以保护文学家与学者闻名，而且的确通过她所熟悉的权责，给一两个作家弄到过津贴，因为她很有门路。这位夫人年约四十五岁（对于她丈夫那样老态龙钟的人来说，还是个小媳妇呢）。她年轻时很有姿色，现在也跟四十来岁的女士一样，喜欢穿红戴绿。她的头脑不见得聪明，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文学素养。但是，保护文学家已成为她的一种癖好，正和她爱穿华丽服装一样。有许多创作的作品和翻译的作品都在扉页上写着呈献给她；有两三位作家得到她的许可，发表了他们写给她的、讨论一些重大问题的书信……现在，公爵把这伙人视为极纯的金币、成色十足的黄金，没有一点铜锡在内。而所有的这些人，在这次晚会中，也仿佛故意表现得十分高兴，带有自满的神情。他们大家都知道，他们的驾临是给叶潘钦夫妇很大的面子。然而，可惜的是，公爵并没有看出这其中的奥妙。譬如说，他并没有看出，叶潘钦夫妇在解决女儿的终身大事这样重要的问题时，就不敢不让公认为叶潘钦家保护人的老“显贵”看一看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公爵。那个老显贵就是听说叶潘钦夫妇倒天下的大霉，也会完全岿然不动的，可是，如果叶潘钦夫妇不和他商量，不征得他的同意，就宣布女儿订婚，那老头子非生气不可。恩公爵是一个态度温和、富有机智、十分诚恳的人，他自信好像太阳一般，今夜悬在叶潘钦家客厅的上方。他认为叶潘钦夫妇比自己低贱得多，正是由于他怀着这种坦率而高尚的念头，所以他对叶潘钦夫妇极端和蔼，露出友好的态度。他很清楚，这天晚上他一定要讲一个故事，博得大家的欢心，因此，他大动脑筋准备了一番。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公爵听完恩公爵所讲的故事之后，就觉得自己从来没有听到像恩公爵这样唐璜式的人物，说得如此幽默、如此愉快、如此天真，而且如此动人。其实他哪里知道，这个故事已经老掉牙了；大人背得烂熟，在别家的客厅里已成为令人讨厌的破鞋了；只有在天真的叶潘钦夫妇那里，它又成为一件新闻，成为一个光辉灿烂的人物的即兴的、诚恳的、美丽的回忆！还有，那位德国诗人虽然显得特别客气和谦恭，但是他也几乎认为自己的光临是给叶潘钦家很大的面子。公爵却没有觉察到这种情况，也没有注意到任何的内情。连阿格拉娅都没有预料到这种不幸。今天晚上她显得特别美丽。三位小姐虽然不太华丽，但都打扮起来了，甚至打了特别的发结；阿格拉娅坐在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旁边，和他特别友善地谈话，还开着玩笑。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的举止似乎比别的时候稍微庄重些，这也许是由于尊敬显宦的缘故。不过，在交际场上大家早已认识他了；他年纪虽轻，但已经成为上流社会的一员了。这天晚上，他上叶潘钦家去的时候，帽子上缠着黑纱，为了这块黑纱，别洛孔斯卡娅还把他夸奖一番，说如果换一个爱交际的侄儿，在出席这种宴会时，是不会给叔父戴孝的。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也觉得很满意，但是总的来说，她好像有点担心。公爵看见阿格拉娅两次朝自己看，他觉得很满意。他渐渐地觉得太幸福了。他刚才那些“幻想”和顾虑（在他和列别杰夫谈话以后），现在时不时地突然想起来，简直是不现实的、不可能发生的，甚至可笑的梦！（在整整一天之内，他的最主要的、无意识的愿望和冲动，就是想办法使自己不相信这个梦！）他说话很少，所说的不过是回答别人的问话，后来完全沉默下去，坐在那里，一直听着，显然充满了愉快的心情。他心里渐渐产生一种灵感，一遇到机会，就会爆发出来……他的说话是出于偶然的，也是在回答别人的问话，似乎并没有特别的用意……

　　[82]托马斯·莫尔（1478—1535），英国杰出的人道主义思想家，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之一。著有《乌托邦》一书。

　　[83]拉丁文：我承认自己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