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第一部结束时，我们叙述了在娜斯塔霞·菲利波夫娜生日晚会上所发生的那些奇怪的事情。这些事情过去两三天之后，梅什金公爵就忙着上莫斯科去领取那份意外的遗产了。当时有人说，他的急于成行是另有原因的，但是关于这一点，以及关于公爵在莫斯科，也就是他离开彼得堡的整个时期内的一切行动，我们所能提供的材料很少。公爵离开彼得堡整整六个月，即使是那些出于某种原因而多少有点关心他的命运的人，在这个时期内也不大能够知道他的情况。诚然，有些谣言也偶然传到某些人的耳中，但是大半是离奇的，几乎永远互相矛盾。最关心公爵的当然是叶潘钦府上，而公爵临走的时候，竟来不及向他们辞行。不过，将军当时和他见过面，甚至见过两三次，他们很严肃地谈论了一些问题。将军虽然亲自和他见过面，但并没有把这件事告知家人。总之，在最初的时期里，也就是在公爵离开后几乎整整一个月内，叶潘钦家中绝口不提他。只有将军夫人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一人最初表示说，她对公爵这个人的观察大错特错了。过了两三天又说，但已经不再指出公爵的名字，而是不确定地说，她一生最主要的特质，就是在观察人方面不断犯错误。最后，过了十来天，她不知为什么对女儿们生气，又用格言的方式说：“我们错得够多了！以后不要再错了！”我们还要注意的是，在很长的时期内，他们家里笼罩着一种不愉快的气氛。大家都感到沉闷和紧张，好像大人不睦，各有难言之隐。大家全带着愁眉苦脸的样子。将军日夜奔忙，办理各种事务。他这样忙碌、这样积极，尤其在公务方面，过去还是很少见的。家里的人简直看不到他。至于叶潘钦家的小姐们，口头上当然都没有什么表示。她们几个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也许说得更少了。她们本来是傲慢自大的千金小姐，相互间有时还会感到羞愧。不过，她们不但从一句话里，就是从一个眼神上也可以互相了解，所以许多话有时也不必说出来。

　　如果有旁观者的话，他只能断定一件事情，那就是：综合上述这些寥寥无几的材料来看，公爵虽然只到叶潘钦家去过一次，待的时间又很短，可是他到底在那里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也许这只是公爵的一些奇怪举动所引起的好奇心。无论怎样说，印象总是留下了。

　　渐渐地，连那些传遍全城的流言也蒙上了一层阴影。没错，据大家传说，有一个傻瓜公爵（谁也不能确切指出他的姓名）突然得到了一大笔遗产，娶了一位过路的法国女人，巴黎百花宫的著名康康舞舞女。但是另一些人说，领到遗产的是一个将军，而娶了过路的法国著名舞女的是一个拥有无数财产的俄国商人。他在婚宴上喝醉了酒，由于夸口，就把价值七十万卢布的最新发行的有奖债券用蜡烛烧毁。然而，所有这些谣言很快就平息了，这多半是客观情势所促成的。譬如说，在罗果仁的一伙里，本来会有许多人可以胡说八道，可是他们在叶卡捷琳戈夫车站豪饮（娜斯塔霞·菲利波夫娜也参加了）以后，过了一个多星期，就由罗果仁本人率领着，一齐到莫斯科去了。在所有关心娜斯塔霞·菲利波夫娜的人中，有三两个人道听途说，知道娜斯塔霞·菲利波夫娜在叶卡捷琳戈夫豪饮的次日就逃之夭夭，不见人影了，以后才探出她已经前往莫斯科。因此，罗果仁赴莫斯科一事恰恰和这个谣传有些巧合。

　　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伊伏尔金在自己的圈子里是相当有名的，关于他也有一些谣言。但是，他也发生了一个情况，使那些对他不利的流言迅速冷却下去，最后完全消灭了。这就是他得了重病，不但不能在他的社交圈里出头露面，甚至连办公都不行了。他病了一个来月就痊愈了，可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辞去了股份公司的秘书职务，由他人继任了。他再也没有到叶潘钦将军家里去一次，所以就由别的官员给将军当秘书了。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的仇人们可能猜想他为了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感到非常惭愧，只好躲在家里，不好意思出门；但是他确实是得了病，甚至是得了忧郁症，终日胡思乱想，肝火很盛。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夫娜在那年冬天和普季岑结了婚。认识他们的人都很直接地指出，这桩婚事和加尼亚的辞职有关，因为他辞职后，不但不能养家，而且自身也需要帮助，甚至需要他人来服侍了。

　　我们必须附带指出，在叶潘钦家内，甚至从来都没有人提起过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这个人——仿佛不仅在他们家内，在这个世界上也根本没有这个人。但是，他们家里的人很快就知道了一桩与加尼亚有关的十分有趣的事，那就是：在决定他命运的那一夜，在娜斯塔霞·菲利波夫娜家里闹出了那件不愉快的事以后，加尼亚回到自己的家，并没有睡觉，而是像发疟疾似的，急不可耐地等候公爵回来。公爵去了叶卡捷琳戈夫，回来时已经是早晨五点多钟。当时，加尼亚走到公爵屋内，把娜斯塔霞·菲利波夫娜在他晕倒时送给他的那包烧焦的钱放在桌上。他很坚决地请求公爵，只要一遇到机会，就把这份礼物退还给娜斯塔霞·菲利波夫娜。加尼亚刚到公爵房间里去的时候，是带着仇恨的、近乎悲愤的心情的。但是，他和公爵仿佛只说了几句话，然后就在公爵那里坐了两个小时，一直哀哀地痛哭着。后来，两人是在友善的气氛中分开的。

　　叶潘钦家里的人全都听到了这个消息，后来又证明这个消息完全是正确的。说来也真奇怪，这类消息竟会传播得如此迅速，大家很快就都知道了。例如，娜斯塔霞·菲利波夫娜家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到第二天，叶潘钦家里就全知道，甚至知道得非常详细。关于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的消息，我们可以推测是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夫娜带到叶潘钦家里去的——她忽然常常访问叶潘钦家的几位小姐，很快地和她们要好起来，这使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都感到非常惊讶。不过，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夫娜虽然为了某种目的，认为必须和叶潘钦家的姐妹们接近，而关于自己哥哥的事情，她在叶潘钦家姐妹面前是绝口不谈的。她虽然在那个几乎是把她的哥哥驱逐出去的人家交了朋友，不过她也是一个骄傲的女子，具有一种独特的骄傲。她以前就认识叶潘钦家的小姐们，可是很少和她们见面。她现在也很少进客厅去，只是从后门溜进去。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虽然很尊敬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夫娜的母亲尼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可是始终不喜欢瓦尔瓦拉。因此，对于瓦里娅的频繁来访，她感到很惊讶，而且很生气，认为瓦里娅和自己女儿的交往是任意行动，说女儿“不知要想出什么花样来和她作对”。但即使这样，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夫娜仍然去拜访她们，不管是婚前还是婚后都是这样。

　　公爵走后一个月，叶潘钦将军夫人就接到老公爵夫人别洛孔斯卡娅的一封信，这位老夫人是两个星期以前赴莫斯科去看出嫁的长女的。这封信对叶潘钦的夫人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她虽然没有把信的内容告诉伊万·费道洛维奇和女儿们，但是她家的人，从她的许多迹象可以看出她有点兴奋，甚至特别激动。她开始和女儿们攀谈，而且尽讲一些奇怪的、不寻常的话题。她显然要把自己心里的事说出来，可是为了某种原因还是忍住了。在接到信的那天，她对大家非常和蔼，甚至吻了阿格拉娅和阿杰莱达，对她们说了一些忏悔的话，可是忏悔的究竟是什么，她们也弄不清楚。甚至对整个月失宠的伊万·费道洛维奇，她也忽然变得宽大起来。当然，到了第二天，她就对自己前一天的冲动感到很生气，不等吃午饭就和大家吵了一架；可是到了晚上，天空又晴朗了。总之，在整整一个星期内，她的情绪都很好，这是很久以来都没有过的情况。

　　再过一星期，将军夫人又接到别洛孔斯卡娅的一封信，这一次她决定说话了。她郑重其事地宣布，“别洛孔斯卡娅老太婆”（她在背后谈论老公爵的夫人时，从来没有其他的称呼）告诉她一个关于那个……“怪物，嗯，就是那个公爵”的好消息。那个老太婆在莫斯科到处寻找他，查访他，终于有了好消息。后来，公爵亲自拜访她，给她留下特别良好的印象。将军夫人结束说：“显然是由于这种原因，她请他每天下午一点到两点到她家去，公爵也就每天前去，至今还没有使老太婆感到厌烦。”将军夫人又说，公爵经“老太婆”介绍，在两三个上流家庭里受到热情的款待。

　　“他不呆坐在家里，也不像傻子似的害臊，那是很好的。”小姐们听到这些消息后，立刻觉察出，母亲瞒住了信里的许多话没有说出来。也许她们是从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夫娜那里知道的。当然了，凡是普季岑所知道的关于公爵和他在莫斯科的一切情形，瓦尔瓦拉是不会不知道的。而普季岑比别人知道得都多。他虽然在正经事方面过分沉默寡言，但如果有什么事情却愿意跟瓦里娅说。因此，将军夫人更加不喜欢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夫娜了。

　　无论怎么说，现在已经打破闷葫芦，大家忽然可以谈论公爵了。同时也更明显地暴露出公爵给叶潘钦家所留下的印象有多么特别，使人们对他饶有兴趣。将军夫人见到莫斯科那边传来的消息竟会使她的女儿们如此感兴趣，不禁大吃一惊。而女儿们见到母亲郑重其事地宣布说，她一生中最明显的特质，就是在看人这方面不断犯错误，同时又委托“有权势的”老太婆别洛孔斯卡娅在莫斯科关注公爵的行动，也很感到奇怪。她们都知道，母亲对那个“老太婆”必须像祈求上帝那样央求才行，因为别洛孔斯卡娅一向是不愿管这类闲事的。

　　当闷葫芦刚刚打破，有了新线索时，将军也连忙发表自己的意见，因为他也非常关心这件事情的发展情况。不过，他所谈的只是“问题的事务方面”。原来，他为了公爵的利益，曾经委托两位比较靠得住、在莫斯科很有势力的先生监督他，并且特别监督他的顾问萨拉慈金。关于遗产（关于遗产的事实），人们所讲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但是归根结底，遗产本身却并不像以前传言的那么多。因为财产有一半陷入混乱状态，既有债务，也有债权人出现，再加上公爵虽然有人为他谋划，却做出一些在事务方面十分欠妥的行动。将军说：“上帝当然会保佑他的。”现在，当“闷葫芦”已被打破的时候，将军很乐于“完全诚心诚意地”发表声明，因为“这小子虽然有点那个”，但他毕竟值得这样做。不过，话说回来，他到底有点傻里傻气。譬如说，已故商人的几个债权人，竟拿着没有价值的、值得怀疑的借据前来要账，还有一些人探听出公爵的为人，竟毫无凭据地跑来找他。结果怎样呢？公爵的朋友虽然竭力主张，说那帮流氓和债权人完全没有资格要账，可是公爵差不多都给了他们。而他所以要还债，唯一的理由，就是他认为其中有些人确实蒙受了损失。

　　将军夫人回答说，别洛孔斯卡娅的信里也提到过这一点。“真笨，太笨了；傻病是无法治疗的。”她很严厉地加上了这样一句。但是从她的脸上可以看出，她是多么喜欢这个“傻子”的行动。后来，将军看出他的夫人对于公爵的关心好像对待亲儿子一样，而她对阿格拉娅又特别和蔼。伊万·费道洛维奇看到这种情形，一时也流露出极为郑重的神情。

　　但是这种愉快的情绪并没有延续多长时间。只过了两个星期，一切又都变了，将军夫人皱着眉头，将军耸了耸肩膀，又守口如瓶了。事情是这样：在两个星期以前，他偶然得到一个消息，这个消息虽然很简短，不够清楚，却很准确。据说娜斯塔霞·菲利波夫娜曾经在莫斯科失踪过，后来又在莫斯科被罗果仁找到，没过多长时间又失踪，又被再次找到，最后才确实答应嫁给他。又过了两个星期，将军忽然接到消息，说娜斯塔霞·菲利波夫娜在即将举行婚礼的时候，第三次逃走了，这一次是逃到外省去，同时梅什金公爵也从莫斯科失踪，把所有的事务都委托萨拉慈金照管。将军最后说：“是和她一块儿走的，还是追踪而去——这不得而知，但是，里面一定有点把戏。”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也收到了令人不快的消息。在公爵走后两个月，在彼得堡差不多完全没有人谈到他，叶潘钦府上的“闷葫芦”也不再打破。不过，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夫娜还是经常去探望叶潘钦家的小姐。

　　为了结束所有这些谣言和消息，我们要补叙一笔。在春天时，叶潘钦府上发生了很多的变动，所以很难不把公爵忘掉，况且公爵自己也没有透露，也许不愿意透露自己的消息。在冬季里，他们经过长期商谈以后，决定到国外去避暑，也就是说，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带着女儿们前去；将军当然不能把时间消耗在“无谓的消遣”上面。这个决定是由于小姐们特别坚持自己的主张才通过的。她们深深地相信，她们的父母不愿意带她们到国外去，因为父母急着要把她们嫁出去，不断给她们找对象；到了最后，父母也许认为在国外也可以给女儿找对象，出国避暑不但不会破坏他们的计划，而且可以“促其实现”。这里应该顺便提一句，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托茨基和叶潘钦家大小姐的亲事已经完全吹了，托茨基并没有正式求婚。这事情是顺其自然发展的，既未多费唇舌，也没有引起任何家庭的斗争。自从公爵走后，双方忽然都不提这门亲事了。这种情况也是叶潘钦家内当时气氛沉闷的主要原因之一，虽然将军夫人当时就表示她很喜欢，喜欢得“用双手画十字”。将军虽然失了宠，感到自己做了错事，但到底还郁郁寡欢了很长时间；他为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感到很可惜：“挣下这许多财产，而且是这样一个灵活的人！”过了不久，将军就知道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被一个过路的上等社会的法国女人所迷住，她是侯爵夫人，王朝正统主义派；他们即将举行婚礼，结婚后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就会被带到巴黎去，然后再到布勒塔尼去。“他跟这法国女人一走，就要无影无踪啦。”将军说。

　　叶潘钦一家人准备在初夏动身。这时，又忽然发生一些情况，使当初订下的一切计划都发生了改变，旅行的延期使将军夫妇感到非常高兴。有一位施公爵从莫斯科驾临彼得堡，这位公爵是一个很出名的人，以性格极好而出名。他是那种诚实的、朴素的现代人，甚至可以说是现代的事业家，他一直诚恳地、自觉地为公众谋福利，孜孜不倦地工作着，在性格上更是没的说。因此不管他走到哪里，都能找得到工作。这位公爵并不想出风头，他躲避各党派的残酷斗争和无聊的话语，从不自命为领导者，但对于最近发生的许多事情都了解得十分透彻。他以前做过官，后来参加了地方自治的工作。此外，他还是几个俄国科学团体的通讯员。他同一个熟识的工程师合作，用搜集材料和调查的方法，帮助确定了一条在计划中的铁路干线的正确方向。他的年纪虽然只有三十五岁，却已经是“最上等社会”的人。另外，如将军所说，他拥有“良好的、正经的、无可辩驳的”财产。将军为了一桩极正经的事情，在他的上司伯爵那里和公爵会见，于是认识了公爵。公爵由于某种特别的好奇心，从来不避免和俄国的“干员”们交游。恰巧公爵又和将军的家人认识了。她们姊妹中的第二位——阿杰莱达·伊万诺夫娜，给公爵留下很深的印象。快到春天时，公爵就向她求婚。阿杰莱达很喜欢他，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也喜欢他。将军十分高兴。这样一来，旅行当然延期了。婚礼于是定在春天举行。

　　他们本来可以在仲夏或夏末实现旅行计划，哪怕由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带着两个未出嫁的女儿出去游玩一两个月，也可以消除和阿杰莱达离别的愁情。但是又发生了一件事：在暮春时（阿杰莱达的婚礼延缓到仲夏举行），施公爵把他的一个交情极深的远亲引到叶潘钦家来。那位远亲名叫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拉多姆斯基，年纪还轻，二十八九岁，当副官，是一位出奇的美男子，“望族”出身，富有聪明才智，属于“新派”，而且“学问渊博”，财产无数。关于最后一点，将军永远是很看重的。他调查以后说，认为“的确是那样，不过还需要加以调查”。这个年轻而有前途的副官，被从莫斯科来的老太婆别洛孔斯卡娅给予很高的评价。不过，他的名誉也颇有问题，据说他通过奸，“征服”过几个不幸女人的心。他自从见到阿格拉娅以后，就成了叶潘钦家的常客。虽然还没有说出什么话来，甚至连任何暗示都没有，但是，叶潘钦家父母总觉得夏季的国外之旅大可不必去想了。阿格拉娅自己也许另有想法。这件事恰恰发生在本书主角第二次出场之前。那时候，从外表上来看，可怜的梅什金公爵已经被彼得堡人完全遗忘了。如果他现在忽然在熟人堆中出现，那简直就会像从天上掉下来一般。让我们再来报告一桩事实，借此结束我们的引子吧。

　　公爵走后，科利亚·伊伏尔金刚开始时仍然继续过他以前的生活，那就是在中学上学，经常去找他的朋友伊波利特，照顾将军，帮助瓦里娅管理家务并替她跑腿。但是，房客们很快都走光了：在娜斯塔霞·菲利波夫娜家出事后的第三天，费尔德先科就搬出去了，而且很快就失踪了，所有关于他的消息都没有了；有人说他在什么地方喝酒，但也说得并不肯定。公爵到莫斯科去了。他一走，房客就没有了。瓦里娅出嫁后，尼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和加尼亚都跟她一块儿搬到伊兹玛意洛夫斯基团普季岑的家里去。至于伊伏尔金将军，则发生了一桩完全意料不到的事——由于欠债而锒铛入狱。控诉他的，就是他的情人大尉夫人，他陆陆续续写给她两千卢布的借据。这件事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可怜的将军一向“极端信赖人心的善良”，结果竟成为这种信仰的“牺牲”。他对于签发借据和期票已经习惯成性，以为这样做并没有什么，万万没有料到这些文件还会发生效力，原来并不是没有什么。“让你再信赖人！再掏出正直的信任心！”当他在达拉索夫的牢房里和新交的朋友坐下喝酒，向他们讲述卡尔斯被围和一个兵士复活的故事时，这样悲苦地喊叫着。他在那里生活得很好。普季岑和瓦里娅说这正是他应该住的地方，加尼亚也十分赞成他们的话。只有可怜的尼娜·亚历山德罗夫娜一个人暗自抹眼泪，经常带着病到伊兹玛意洛夫斯基团去见丈夫。对于她的举动，连家人都觉得很惊讶。

　　自从发生了像科利亚所说的“将军事件”以来，或者，自从他的姐姐出嫁以后，科利亚几乎完全从家人的手里挣脱出去，最近竟不大回家住了，听说他结交了许多新朋友。此外，他在债务监狱内也大大出了名。如果尼娜·亚历山德罗夫娜不带着他上监狱，那就什么事也办不成；家里的人现在也不拿一些好奇的问题去为难他了。瓦里娅以前对他十分严厉，现在对他的行径也一概不问了。最让家人感到奇怪的是加尼亚，他虽然患了严重的忧郁症，但和科利亚说话时却很好，对待科利亚也很好，有时完全表现出和善的态度。这种情形是前所未有的，因为加尼亚已经二十七岁了，他对十五岁的弟弟当然不会有一点和善的意思。他过去对科利亚的态度很粗暴，而且要求家人对科利亚也绝对严厉，还时常以“揪耳朵”来威胁，使科利亚越过“人类忍耐心的最后境界”。人们可以想到，现在科利亚有时对加尼亚有用了。科利亚万万也想不到，加尼亚会把那十万卢布退回去，因此，他也觉得加尼亚有许多地方是可以饶恕的。

　　公爵走后三个月，伊伏尔金家里听说科利亚突然和叶潘钦家人相识，叶潘钦家小姐很待见他。瓦里娅不久就知道了这件事。不过，科利亚并不是由瓦里娅介绍而认识的，而是由于“毛遂自荐”的缘故。后来，叶潘钦家的人渐渐都喜欢他了。虽然刚开始的时候，将军夫人对他并不满意，但没过多久就对他和气起来，“因为他坦白直率，不好溜须拍马”。说科利亚不好拍马，这是十分正确的；他在叶潘钦家保持着完全平等和独立的地位，他虽然有时也给将军夫人读读书报，但那是因为他永远爱给别人服务的缘故。他有两次和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吵得很厉害，说她是个专制魔王，以后再也不登她的家门。第一次的争论是由“妇女问题”引起的，第二次是因为讨论一年中哪个季节适合捕捉金翅雀的问题。尽管如此不可思议，但将军夫人在争论后的第三天就派仆人给他送信，请他务必光临。科利亚并没有摆架子，立刻就来了。只有阿格拉娅一个人不知道为什么经常冷落他，瞧不起他。结果，他偏偏使阿格拉娅大吃一惊。有一次，在复活节的时候，科利亚找到一个没有人注意的机会，递给阿格拉娅一封信，只说有人托他亲自交给她。阿格拉娅威风凛凛地瞧着眼前这个“傲慢的孩子”，但是科利亚没有理她，自己就走开了。阿格拉娅拆开信来，读道：

　　您以前曾经信任过我，现在也许完全把我忘记了。我怎么会给您写信呢？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有一种迫切的愿望，就是要请您注意我的存在。我不知有多少次感到十分需要你们三位，但在你们三位中，我只注意您一个人。我需要您，非常需要。关于我的一切，我没有什么可以写给您，没有什么可讲的。我也不想这样做，我最希望的是您能够得到幸福。您幸福吗？我想对您说的就是这句话。

　　您的长兄列夫·梅什金公爵

　　阿格拉娅读完这封简短的、不知所云的信之后，忽然满脸通红，沉思起来。我们很难说出她在想些什么。她自问道：“要不要给别人看呢？”她似乎有点害羞。结果，她带着嘲讽的、奇怪的笑容，把那封信往自己的小桌抽屉里一扔。第二天，她又把信取出来，夹在一本硬皮的厚书里面（她为了一找就可以找到，对自己的文件总是这样处理）。过了一个星期，她才看了看那是一本什么书。原来是《堂吉诃德》。阿格拉娅哈哈大笑起来，不知道笑些什么。

　　也不知道阿格拉娅把这封信给姐姐们看过没有。

　　但是，当她还在读信的时候，她忽然想到：公爵莫非选这个傲慢的和喜欢吹牛的孩子做他的通讯员了？也许是公爵在此地的唯一通讯员吧？她虽然带着非常轻蔑的神情，但还是把科利亚叫来盘问了一番。这个“孩子”一向是好生气的，在这一次，却一点也没有理会她那种轻蔑的神情；他简单扼要，而且相当冷淡地对阿格拉娅解释说，在公爵离开彼得堡之前，他虽然告诉公爵一个永久的通信地址，并且表示愿意为公爵效劳，但是，这是公爵初次给他的委托，这是公爵初次给他写信。为了向阿格拉娅证明自己的话是真的，他掏出公爵写给自己的那封信。阿格拉娅马上打开信读。致科利亚的信中，说的是：

　　亲爱的科利亚，请您费神将这封密封的信转交给阿格拉娅·伊万诺夫娜。祝您康健。

　　爱您的列夫·梅什金公爵

　　“委托你这样的毛孩子办事，总是很可笑的。”阿格拉娅恼恨地说，她把信还给科利亚后，便带着轻蔑的样子走开了。

　　这是科利亚所不能忍受的。他为了办好这件事情，曾特地向加尼亚借了一条全新的绿色围巾，而且没有说出什么原因。此时，他感到自己受到极大的侮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