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们还不清楚，甚至都不曾意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也就意味着美国人幸福、无忧无虑的日子走到了尽头。

　　战争结束之后，我们再也不可能自由、独立地行动了。尽管我们没有公开承认这点，继续与前盟友保持正常关系。因为我们的国家非常富有，所以我们可以为那些同我们结盟的国家，甚至敌对的国家提供经济上的帮助。因此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已经背弃了我们的誓言，但是也不能说，我们还拥有一个半世纪以来的幸福、无忧无虑和自由的生活。在我看来，自由的丧失，可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带给美国人民的最严重的后果。

　　我将从这个角度写这最后一章。

　　从表面上看，并没有发生什么大变化，我们的大多数国民可能从来都没有意识到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日常生活又恢复了平静，他们对此欢欣鼓舞。法兰西之战开始的时候就像一场伟大的战争，而结果却以失败告终，双方陷入了令人失望的争吵之中。几个月以前，美国士兵们还满怀崇高的理想，要教训那些做出了可怕的错误决定的人，帮助欧洲恢复民主，为全世界赢得安全；而几个月之后，同样是这些士兵，却步履艰难地返回了美国，对战争中的盟友一点好感都没有。

　　来自阿曼迪叶的小姐无法讨人喜欢，她一直穿着一件破旧的小羊毛大衣，脚上的木头鞋表明她长期同牛粪打交道，除了自己的钱之外，她几乎什么都不关心。成千上万的身强体壮的年轻人带着对新鲜鸡肉的良好胃口，离开衣阿华和阿肯色，突然来到遥远的奥俄格和加莱的小村庄。村庄里的镇长和商人们，草草地安置了这些年轻人。即使是看起来非常重视这些美国人的高层人士，也只是挤出一些官方开支给美国士兵，并没有解决这些慷慨的“救世主”出于好意而造成的意料之外的困难。幸运的是，语言障碍保护了美国人，他们不可能直接弄清楚自己常常遭受的侮辱。但是在英国这样的国家里，就不存在这种安全的语言阀门。只是碰巧谈论到先生们值得怀疑的身世，或者碰巧讨论共和政体和君主政体各自优缺点时，双方才能较好地理解对方的含义。语言除了有助于盟友之间相互较好地理解之外（这是期望世界语和沃拉普克语能带给全世界和平的人士所渴望的前景），经常导致国王的恭顺臣民与总统的独立好市民之间发生流血和痛苦的冲突。

　　更糟糕的是，在德意志帝国军队溃败之后，德国皇帝乘飞机逃到荷兰，美国军队不得不肩负起占领德国大面积领土的责任。莱茵河和摩泽尔河流域散布着和平的村庄，村庄里有保持得非常整洁的街道，有布局整齐的房屋，有听话的乖孩子，有会微笑的格雷琴，还有他们的从不多收费的旅馆老板及热心肠的镇长（试图以谦卑赢得征服者的友谊）。他们成为跨越大西洋而来的单纯小伙子们的对立方。小伙子们被遇到的事情弄糊涂了，他们内心充满矛盾和疑惑，无法看清事实真相。

　　美国大兵们在家中常常这样写那些民间故事：“古老国家的德国大兵们，确切地讲，他们就像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在歌唱会上看到的高声歌唱的大胡子家伙。他们每个人对我们都很友好，他们的女儿在厨房帮妈妈干活，他们都是很好的人。为什么我们听到的宣传把他们形容成野蛮、凶残的德国佬呢？为什么在我们离开的那个周末，他们会提供给我们水果布丁做晚餐呢？而在法国，我们又得到了什么？”诸如此类的表述屡见不鲜。

　　他们忘记了（他们的经历很少），世界上最盛产葡萄酒地区的愉快的、无忧无虑的莱茵河流域的居民，与专横霸道、骨子里就易冲动、随时准备爆发、要把世界带入死亡与破坏的喧嚣里的普鲁士人不同，这些人的斯拉夫血统多于其德意志血统。

　　由于盟军犯了严重错误，没有占领柏林（他们日后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因此，我们的年轻人只看到了德意志帝国中血脉里混有高卢血统的那部分德国人，并错误地把他们混淆为德意志帝国中最具代表性的东部和北部内地的德国人。因此，他们很自然地得出与真相相距甚远的结论。这就好像通过研究胡库塞和克瑞的迷人风景，去判断当代日本一样可笑。

　　很少有人怀疑，当他们回国时，他们还会有刚刚踏上欧洲土地时的良好感觉，他们认为把四分五裂的旧大陆联合起来是一份苦差事，欧洲各国过分珍视自己的民族权利，他们永远不可能进行精神上和经济上的合作。

　　千百万的美国民众都怀有这样的看法，可以想象，当威尔逊总统提出建立国际联盟计划，让美国扮演更为直接和重要的角色时，他遭到了强有力的抵抗。在这项计划中，美国准备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一个更直接和更重要的角色。在这里，我们应该记住一点，这一点没有被我们的历史学家所重视，即身为历史学家和教育家的伍德罗·威尔逊，他对战争的理论方面的兴趣，要远远高于实战的兴趣。在这方面，他和他的继任者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后者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直领导我们的罗斯福总统。在担任威尔逊总统海军助理参谋长的岁月里，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最关心的就是舰艇、水手和士兵。当人们阅读他和丘吉尔制定的《大西洋宪章》时，都会感到这份文件代表着大多数人的希望，即这两位政治家不仅能赢得战争，而且还能在战争结束之后，对德国实施严厉的军事控制。但是，读到威尔逊先生的十四点和平计划的人，没有人怀疑他的真诚和对世界秩序的深深关切，他相信世界大战可以避免，因为被唤醒的人道主义良知，明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阻止战争，我们的道德价值观也有可能孤立那些发动战争的阴谋家，制止战争。

　　在人类历史上，在感情或者利益支配下，人类从来没有从自己的良心思考。为未来设计行之有效的、在道德上站得住脚的世界秩序是一个教授的工作，不幸的是，我们的年轻人不是这样的教授，如果有人把这样的观点强加给他们，他们会激烈地反对。当他们返回家乡时，他们会急忙告诉家人和邻居，在旧大陆，重建正义与平等都是毫无意义的。在那里只会浪费我们美国的时间与金钱，我们最好离开那儿，这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

　　威尔逊总统不仅是一个学者，还是一所大学的校长，大学校长是不能容许自己被否定的。他们认为自己站在上帝一方，如果自己的计划遭到反对，他们会感到十分愤慨。有谁能比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长老会教徒、美利坚合众国第二十八任总统，更有耐心为人类未来幸福制订详细的计划呢？当然没有。所以，谁干涉了他的宏伟计划，就如同完全亵渎了神灵。

　　退伍军人会嘲弄地说：“噢，是吗？”他们准备把前任总司令的十四点和平计划埋葬在脏话的大山之下，永远别打算再被看到或者被听到。如果欧洲想要一个国家联盟，那么就让他们自己去组织这样的联盟吧。如果其他国家，要求波兰、捷克、阿尔巴尼亚、立陶宛、匈牙利、罗马尼亚、西班牙、葡萄牙甚至是德国加入这个联盟，我们祝这些国家好运，但他们很可能交不上好运。而对于生而自由、独立的美国人，则让他们小心点，离远点，否则他们会发现自己将为此感到永远的遗憾。欧洲人会让美国人做最脏的活，扛最重的袋子，就像他们反对德国佬时每个战壕要被收租那样不愉快。

　　在这里，我提到了关于我们每个战壕被收租的老故事，是因为它代表了战后我们对前盟友的态度。这个故事当然是杜撰的，但是每个人都愿意相信它。在历史上，事情的本来面目，常常与人们所相信的完全不一样。阿道夫·希特勒肯定是近五十年几个残暴刽子手中突出的一个，但是，只要成千上万的德国人仍然相信他们的元首是德国民族美德的化身，是万能上帝赐给他们的礼物，将领导他们走进主宰全世界的乐土，那么它就不可能改变纳粹奴隶们的思想，希特勒是刽子手的观点就只能被完全丢弃。因此，从理想的角度去争论一种见解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如果国际联盟可以帮助人类避免另一次灾难，那么世界一定需要它。我们大多数人不接受十四点和平计划，理由是充分的、合情合理的，因为国际联盟无法帮助人类避免另一次灾难。威尔逊总统注定要异常失望了。这次失败，比任何一种肉体上的痛苦都让他心痛。在任职的最后一个月里，威尔逊总统中风了，他无法正确理解同胞的思想，也无法领悟他们对外国人的不信任。一旦一个处于高位、负有巨大责任的人，无法理解政治的高明之处在于做“可能做的事”，他的结局只能是孤独和悲伤。对于美国而言，或者是为这样的领导人感到抱歉，或者是欢呼，几年前还被视为人类救世主的人，现在已经不受欢迎、不被接受了。

　　也有一部分人持有不同的看法。他们有远见，意识到现代交通运输工具已经使美国成为世界整体的一部分。大部分美国人又回到了战前的生活状态，做他们喜欢做的事情，尽可能地在短时间内积累更多的财富，并且建立一种生活标准，保证每个公民每餐吃两只鸡，每个家庭的车库里有两部汽车。而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根本无须考虑世界其他地方人们的想法。这些有远见的人，做出不祥的警告和预言，认为不加节制的乱花销最后将导致一场灾难。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一个人永远无法同一百万美元作战。当每一个人至少都有一百万美元时，那些忧郁的悲观主义者将被粗鲁地踏在脚下，而欢乐的队伍正在朝着灾难前进。

　　悲观主义者（像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那样）往往比乐观主义者更能深刻地理解形势。股票交易市场已经有了一些轻微的震**，但是没有人关心；接着天花板的碎片开始掉落，墙壁也出现了严重的裂缝；最后，随着一声巨响，整个荒唐、虚伪和物欲的大厦轰然倒塌，将那些毫无防范的人埋在下边。只有当每一个美国人都看到了自身利益遭受的巨大损失，看到了世界到处都有恶魔时，他们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时，人们才知道，美国和世界上其他部分，与现代都市的建筑物一样，都只不过是灾难过后幸存的一部分。周围几英里范围内的建筑物都被摧毁成碎片，甚至高倍望远镜所能见到的建筑物全都变成残垣断壁了。

　　这就是如果我们不了解最近二十年地球上其他地方所发生的事情，就不可能理解这一时期的美国历史的原因。作为一个值得信赖的记者，我可以提供关于在俄国、希腊、德国、利比亚、埃塞俄比亚这些国家发生的事件的简单摘要。在同我一起了解这些不幸事件之后，我们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一定会对我们产生负面影响。

　　从开始时就存在缺憾，没有人能确切地预测出这将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即使是最出色的评论家，通过对各种事实的雄辩，试图预测出将会发生事情的大致模样，结果与他们的预测也会大相径庭。

　　在我们高祖生活的时代里，人们在自由之树下跳着热情洋溢的舞蹈，深信伟大的法国大革命高举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已经飘扬在旧大陆和新大陆的每一个角落。拿破仑帝国野蛮的二十年奴隶制统治告诉他们结论不要下得太早。1848年革命没有能够导致产生民主政府，反而导致霍亨索伦和哈布斯堡反动统治的建立，以及拿破仑三世接过他著名的叔叔波拿巴·拿破仑过时的皇冠，建立了自己的帝国。本意是为民主赢得安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用另一些字眼表述，就是继续老帝国组织之间的平衡），谁是最终的胜利者？让我坦白承认吧，那是一个不大出名的俄国革命家，尼古拉·列宁（这不是他真实的名字，而是源于他出生在尼古拉·乌拉扬诺）。他夺走了胜利，使世界六分之一土地上的人民走上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旧时代民主所期望的最后一件事，也是他们最不希望的一件事。

　　在人类演变为会逻辑思维的动物之前，这种方式经常地，而且会继续经常地出现。看来，对人类而言，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当我阅读关于这个世界的著作或论文，听关于我们为和平做准备的演讲，甚至是被邀请阅读神圣的《大西洋宪章》时，我都感到有必要抬高抗议的声音，警告那些有点被热情冲昏了头的人，不论他们怎样保证无意义的杀死我们青年人的战争将结束，当前的冲突也必然会愈演愈烈，那些神圣的条约都将归于无效，人类将陷入混乱。最后，将出现一个天才领导我们的国家，就好像一个成功的行业必须由有能力的、诚实的经理来管理，而不能由那些仅靠能说会道赢得高位的人管理。

　　自从古希腊人开始他们伟大的自治实验时，他们就知道，演讲术是民主最危险的敌人。演讲天才与音乐天才很相似，都仅仅是艺术，所以没有理由指望政治舞台的第一歌唱家或演奏家，能够治理好复杂的当代国家，这就像不能指望，一个大都会歌剧公司的男高音主唱、钢琴家或者提琴家在卡内基大厅中会创造他们的辉煌。然而，我们确实是生活在狄摩西尼的咒语之下，在没有任何具体的行动计划支持下，仅靠神奇、华丽的词藻，他就能说服他的同胞毫无顾忌地去放纵，最终导致希腊失去了独立。

　　我们今天就像中世纪处于教会统治之下的人们那样，完全处于“民主”这一咒语的控制之下，我担心对于“民主”，人们不会真正做什么。当我们遗憾地看到，威廉·詹宁斯·布赖恩试图做一个合格的政府官员时，我们有了一个观察现代狄摩西尼的机会。布赖恩是近五十年最优秀的演说家，他深沉的声音让我们国家两代人为之着迷。但是，如果有机会成为国家的真正领导人，他不仅会把我们带到灾难的边缘，而且还会将我们带到荒谬至极的边缘，这个世界上最有力量的国家的命运将十分悲惨。我们不得不让他离开。我们这些有着世界上最好的本性、耐心及经历了长期磨难的人，最终不得不得出结论，单单凭热情的喉咙，不可能治理好二十世纪中期的复杂工业社会。

　　为什么要谈及政治理论领域？因为在美国历史的最后一章，一个人或许可以做一些有建设性的工作。有一天，战争将会结束，如果我们按照过去一百五十年的方式重建和平，那么和平文件上的墨迹尚未干时，我们自己就会制造出另一场混乱。我们的开国元勋们都是十八世纪自由主义忠诚的信徒，他们选举总统和副总统时，知道该怎样做出自己的决定。他们会选择那些独立的、不易被空洞的华丽辞藻所控制的人，作为联邦的总统和副总统。但是，国父们走进坟墓没多久，华盛顿、杰斐逊、麦迪逊所做的一切就都被丢掉了。政治成为野猫争斗的表演场，谁的“喵”声最响，谁就被视为当然的领导人。就在这个表演场上，人类的命运被决定了。伟大的演说家们主宰世界以后，人们难觅和平。他们有令人恐怖的能力，单凭言辞就可以说动他们的同胞，使六千万人热血沸腾，无视一切后果地做他们的筹码。最后，整个文明世界被带进致命的、残酷的、死亡的、绝望的深渊。我们只能希望他们自己能够得到解脱。

　　在责难希特勒时，我们自己也不必太傲慢。我们运气不过好一些（我憎恨把谋杀一切称为好），避开了我们社会中潜在的“希特勒”。而下一次，我们就不一定这么交好运了。在议员们的争论中，仅通过华丽的辞藻，他们就放逐了那些准备拯救人类的科学家，我们失去了让世界建立在科学事实、理论和常识基础之上的机会（一个让人渴望的目标）。这些人使我迷失了原来的方向，我还有时间返回我的起点。这在旧世界导致巨大灾难性事件，而在美国，这将导致每个车库里被许诺的两辆豪华轿车变成两只迷途的猫。

　　我已经谈到过俄国。如果同盟国能理解斯拉夫大地上不满的真实状况，他们或许可以从正在壮大的布尔什维克手里挽救整个沙皇帝国。然而，由于对一系列事件的错误理解，同盟国外交导致一团糟。他们最优秀的、有治外法权的军队成为不受人民欢迎的群体。其他一些高官，由于犯一系列严重的、愚蠢的错误，遭到清算和解雇，他们的短见甚至应该受到死亡的惩罚。错误决策导致重大失败之后，在一队特别警察的护送下，外交家们乘坐特别的火车和在一束束鲜花的欢送下，快速赶到边界，向对面敌国的同僚们点头哈腰，阿谀奉承。返回故乡之后，他们拒绝对自己所犯的错误做出解释（声称“我们必须严守国家机关的秘密”），他们向上司礼貌地打招呼。除非他们用拿破仑的技巧写回忆录，掩盖自己的错误，诋毁他们的敌人，否则，他们将被人们遗忘。

　　恶魔应该受到惩罚。“一战”后的二十年间，外交家们非常繁忙。但是，他们的活动仿佛表明，自从梅特涅用阴谋编织成的网统治世界以来，什么都没有发生。他们没有意识到，自神圣同盟建立以来，欧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休止的会议可以在大反击时起作用，但是在无线电和飞行器已经改变了时间和空间，一国人口已经不是由顺从的、虔诚的农民构成主体，而是由受过职业训练的、可以熟练使用机枪的工业劳动者构成主体时，无休止的会议不再可能发挥作用了。

　　当凡尔赛的政治家们企图恢复旧世界的秩序时，这个旧世界早已经被送进了博物馆（不是让人感兴趣的一个），希特勒乘势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而那些高贵的老古董却正在为火星立法。他们把世界看成一个由管理委员会治理的公司，而他们自己就是这个管理委员会的成员。

　　他们做出的第一个决定是恢复俄国的秩序。他们组织大批的远征军，希望那些不负责任的、未受过良好训练的雇佣军在沙皇将军的指挥下，迅速打败那些虚弱的布尔什维克。甚至当时被误导的美国也要参与那些徒劳的努力。他们想让时钟倒转，赐福于俄国人民，祝一百多年以前的罗曼诺夫王朝交好运。

　　远征军的领导人被胜利的共产主义军队击毙后，高级官（他们年轻的同僚还在波多马克河畔奔逃）决定不再增兵干涉俄国的内部事务。他们转而试图建立一条防御警戒线——经济封锁，让布尔什维克屈膝投降。当无法实现那些渴望达到的目标时，他们寄希望于在他们帮助下复国的波兰帝国，希望它报答文明世界的大恩大德。前社会主义的煽动者、波兰独立运动的领导人——毕苏斯基，被鼓动发动一场反对他东方斯拉夫伙伴的战争。波兰帝国的梦想是，自己的统治能从维斯杜拉河扩展到第聂伯河的广大领土，这个梦想驱使每个波兰人愿意付出巨大的牺牲。在魏刚将军率领的法国优秀指挥官的帮助下，波兰进行了一次反对俄国的胜利行动（至少是在较短的时间与空间里），毋庸置疑，他们成功地阻止了共产主义蔓延到欧洲的西半部，但是最终没能赢得任何东西。波兰军队打到了第聂伯河岸边，但是很快就不得不撤退到维斯杜拉河畔。唯一肯定的结论是，证明了现代民主波兰统治自己的无能。老毕苏斯基由于太精明而不能使自己成为这个新国家的独裁者。美国对这些都不感兴趣，耸耸肩，说“毫无新意”，然后，从一团混乱的欧洲撤了出来，远离那些不思进取的国家和伪善自私、不负责任的政客。

　　此时，一个奇怪的传言正越过阿尔卑斯山传到我们耳朵里。意大利为战争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在凡尔赛会议上却没有得到任何东西，共产主义正在国内四处蔓延。当意大利议会宣布无法控制局势时，可怕的事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全部贸易和商业都陷于停顿。整个国家充斥着不绝于耳的争吵声。在意大利完全陷于无意义的争吵海洋之前，有一个人出现了，他对重建国家的法律和秩序有明确的计划。

　　大多数意大利人都不信任这位前社会主义独裁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他辗转于一个又一个的监狱。但如果必须在本尼托·墨索里尼有秩序的领导和劳工领导人制造的混乱之间做出选择，两害相权取其轻，意大利人民选择了墨索里尼。意大利成为典型的法西斯国家时，没有人感到很奇怪，也没有人做出任何愤慨的表示。

　　对于我国的大多数人民，他们不关心“最后一根稻草”。从地中海度假归来的旅行者们说：“那不勒斯大街上的乞丐全都消失了，对于单身旅行者而言，意大利比芝加哥更安全，火车正点运行，银行不欺骗持信用卡的顾客。”美国人认为能够创造这样奇迹的人，一定是非常优秀的人，他明白自己在做什么。看到巨大的意大利船只访问我们的港口时，美国人会有敬畏的感觉，他们没有看到，在舒适和良好服务的背后，是比我们残暴的、未受良好训练的服务员和傲慢的水手。

　　那个新法西斯政府完全是个反动组织，但我们当时却没有注意到。一些美国人热烈拥护墨索里尼的观点，即把妇女贬到所有地中海妇女今天仍然处在的位置，作为儿童的抚养者、家庭主妇和贵族统治者顺从的奴隶。拿破仑本人也像墨索里尼一样轻视女人，但是还比不上法西斯意大利那样把女人贬得如此不重要。法国专制君主们，还不可能有效地让占主导的政治观点，成为大学里的主导思想，而墨索里尼能做到这一点。

　　至于新闻出版界，它已不再是民意的代表，而变成了政府的传声筒。而且，它关于议会说得越来越少。意大利议会已经长期失去对政治生活的影响了，这可是真的。正如我已经讲的那样，意大利变成了辩论的社会，最大的政治骗子们，口头上互相攻击不休，除了极少数有道德的人之外，他们根本不给这个国家制定政策，更不可能听取乡村、庄园的高贵先生们提出的建议。尽管如此，我们美国仍然觉得那些与我们全都无关。而且，我们管事的人很欣赏这样的观点，即至少在一个国家里应该给工会一点教训。除了给我们美好的祝福以外，总裁（墨索里尼）什么事也没有做，在他高兴的时候，也许偶尔给美国资本家一些赢得丰厚合同的机会，但大多数机会都给了英国资本家。

　　而在可怜的法国，它最优秀的孩子都在战场上牺牲了。议会的操纵者紧紧地抓住了国家的权力，“政治家”曾经是个很荣耀的名词，如今变得令人鄙视。他们使法国在一次又一次的危机中无法自拔。他们瓜分了这个国家，最终甚至买断了司法制度。但是美国的旅游者带着大把用美元换来的法郎回国后，却兴高采烈地描述这个幸福国度的自由生活，而对这个国家的真实面目毫不在意。

　　我最好不必再谈其他的欧洲国家了。一个国家是如何被那些为全体人民利益着想的政治家治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瑞士、荷兰、芬兰都是很好的例子。政治成为正规的管理科学，理性替代**与传统。但是，那些国家的领导人都是社会主义者，任何与社会主义挨边的，在国人眼中都是十分值得怀疑的。虽然我们口头上称赞这些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但是，非常小心地不让他们成为我们的榜样，不让我们仰慕瑞典人的自助餐桌，有礼貌的瑞典人黄昏时常常用它款待那些去旅行的议员，那些议员是去学习斯堪的纳维亚人如何用我们不会的方法做事的。

　　至于巴尔干国家，很容易被我们忽视，除了他们的王室成员偶然来访。关于它们，我们听到的更多是丑闻，这些丑闻本应向我们显示，我们投向这些国家的金钱，在离开我们海岸的那一刻就不复返了。

　　还有就是我们过去的敌人，因战败而无望的德国人。我们很奇怪地宽恕了他们。他们被征服了，他们自己清楚这一点。现在，他们有了恢复的机会，在世界分工中取得他们应得的那一份。那些德国领导人从他们最近的经历中没有得到丝毫教训，一点也不为被击败而谦卑，只是贪婪地渴望权力。我们把几千万美元给了他们（大部分都被证明是无用的），他们却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要偿付凡尔赛的老人们强加给他们的天文数字的战争赔款，德国必须走向繁荣昌盛。

　　当大多数读者读到此时，不会想到任何恐惧的细节，只会想起那些赔偿成为我们日常饮食的一部分。很少有人能想象到我们讨论的这些钱中，只有千分之一才送到伦敦或者巴黎。在我们看来，整个处理十分愚蠢。我们应该感谢自己的慎重，没有成为著名的国际联盟的合作者，虽然国联是我们战时总统的理想。当我们看到欧洲除了混乱一无所获时，我们愈加为自己的选择感到庆幸。

　　现在仿佛又到了外交会议的时代。一百二十年前，梅特涅通过无休止的会议维持了欧洲的势力均衡。外交家们想继续效仿梅特涅，做相似的事。在那些每六个月就召开一次的无休止会议里，同盟国众多的专家不停地讨论着解决的方案，而在达成草案之前，这些方案就注定要夭折。除了给地方旅店老板和铁路公司带来好处外，这些会议不会有益于任何人。因此，我不想讨论这些会议的细节问题。

　　在召开这些众多会议的时期，一些报纸向美国提供了欧洲发生的一切事。而那些记者根本不够聪明，也不具有为工作献身的精神。因而，他们无法为共和国的人民提供全面认识形势的机会，更无法促使他们对处于危难关头的事件有正确的认识。更为不幸的是，在这些事情发生时，我们正忙于追求虚幻的金钱，忙于为我们的将来寻找工作，而无暇关注其他的事情。对于普通美国人而言，欧洲就像月球那样遥远。我们认为，无论这些无休止的争吵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我们都是安全的。大西洋仍然有三千英里宽，在上次大战时只有六艘德国潜艇能够到达我们的海岸。当一个人用了九天时间才飞越大西洋时，他受到美国人的热烈欢迎，并得到百老汇的青睐。

　　至于亚洲，甚至比欧洲还遥远。有一位作者写了一本书，预言在不远的将来，日本将攻击美国。他受到人们极大的嘲笑，和另一位不幸的将军一样受到鄙视。那位将军曾预测在十几年内，我们的城市不得不采取措施保护自己，以防止德国轰炸机的袭击。

　　也有一些爱国者的组织试图让美国人知道，美国现在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部分，但是他们的影响却很小。普通美国居民愿意把自己的安全寄希望于宽广的大西洋，愿意把这种上帝的赐福看成是爱和对民主的保护，愿意看到右翼力量总是压倒左翼力量。因此，当日本突然走上战争的道路，撕毁全部条约，攻击中国时，没有人特别担心。我们的参议院也曾试图说服伦敦外交部采取联合行动，迫使日本适当地承担义务。但是，当时保守主义主宰了大英帝国的命数，它只担心一个敌人（脆弱的克里姆林宫里的革命者），因此毫不客气地拒绝参加这样的计划，在大西洋这边就没有人采取严肃的态度对待这件事了。让中国人和日本人自己去处理自己的事吧，我们照旧把废旧钢铁卖给那些有趣的小日本，赚取巨大的利润。他们会用这些旧钢铁去反对布尔什维克，这将去掉我们的心头大患。

　　我们对欧洲、亚洲的事务漠不关心，只是一心赚取自己的巨额利润，直到非常不舒服的一天到来，我们的白日梦做得太长了，欧洲与亚洲都已陷落，我们也处在了毁灭的边缘。我们告诉希特勒：现在是你试验奇袭攻击的时候了。

　　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状况。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都是这个小星球上的旅客，每一个人的幸福与痛苦都会影响其他人。我们深思熟虑地为那个奇怪的狂妄自大的阿道夫·希特勒创造便利时，他唯一的野心就是让德国人主宰整个世界。

　　这似乎不是对历史事实的严肃讨论，而更像一篇哲学论文。如果是这样，我感到很遗憾。但是在目前的局势下，在我们每一个人为自由和生存而战时，哲学家比历史学家能够更好地解释这些不可避免的事件，因为只有他才能从一个永恒的角度看待这些问题。如果我们想胜利地结束这场战争，这是能接受的最好的见解。也就是说，让那些哲学家中的一部分扮成男记者、女记者，尽最大努力唤醒我们的人民，使他们勇敢地面对风险。

　　我们的外交家看上去与他们的英国同僚一样是色盲。两国的高官们，宣布全世界都浸入红色危险之中，而没能注意到除了粉红色、红色之外还有褐色、黑色，甚至更多的颜色需要注意。

　　当前，美国正在从传统可靠的现金交易系统转换为信用支付的方式，这种方式很便利，却蕴藏了巨大的危险。经济大萧条席卷全国，我们的人民被卷走了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迫使他们像印第安丛林中的流浪汉那样生活。这些困难也导致我们不可能集中注意力来保护我们的海岸、抵御即将到来的袭击，德国和日本随时都会对我们发动攻击。

　　现在，悲剧突然降临到我们头上。此刻危急万分，美国仍然只顾自己的事务，一时难于集中精力关注世界事务。华盛顿已经变成经济和社会活动的蜂巢。不可能继续让成百上千的美国人睡在走廊里、公园的长椅上。那些上百万严重依赖社会的年轻人特别需要照顾，他们怨气冲天。虽然已经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的努力，但是国家仍然漫无目标。过去，个人愉快地做着个人的私事，而不去关心那些倒在路旁的人（不是他们自己的原因），不去关心那些年老无法工作而需要关怀、救济的人，现在，那个时代的观点都值得怀疑。结果出现了许多新的联邦组织，由于被认为非美国化，这些组织在过去是不会被接受的。现在，由于可以减少夜晚的噩梦，减少对未来压力的恐惧，这些组织让普通美国人感到非常幸福。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一直是古老的格言，过去许多人从中得到了好处，现在，他们期望合众国立即垮掉。许多年过去了，没有什么严重的事情发生，大多数人日复一日地生活，照旧吃着一日三餐，穿皮鞋打领带，每天花大部分时间开着小汽车兜风、去电影院看电影。这些变化并没有导致“新政”敌人预测的那种革命。他们成为国家社会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再不会从法律书中被删除。

　　要不是大洋对岸不断传来隆隆的惊雷声，我们在和平的大道上还会继续前进。那雷声表明积雨云已经形成，暴风雨随时来临。

　　我们仍然没能认真地关注这一切。这些事件似乎离我们还很遥远，而对上次大战所有伤心的回忆，再次萦绕在我们的脑海中。因某些原因尚未融和，但在感情上已成为真正美国人的种族集团，竭力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浑水摸鱼，解决彼此间的宿怨，并且（恐怕）不那么关心全国的整体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容易成为民主政权固有的致命缺陷的牺牲品，我们再次将大量宝贵的时间（每一个小时对于我们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来说，都是生死攸关的）浪费在争吵、讨论、辱骂上，或者耗费在允许大量公民以“言论自由”的名义阻止做绝对必要的准备工作，这些工作在善恶大决斗来临之时，对我们国家能否生存下去是至关重要的。而那些公民以理智、富于建设性或爱国者的立场，思考问题的能力是不能令人恭维的。

　　直到那个致命的星期日的早晨，日本人背信弃义地扔下了粉碎和平希望的炸弹，直到此时，我们才如梦初醒，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我们都是这个混乱世界的一部分。我认为这是过去二十年里，我国历史中最为重要的一件大事。我们一直反对必将发生的事。在美国建国后的一个半世纪里，我们的日子过得舒畅惬意。在此新时期，我们承继了一片新大陆的所有财富，两个浩瀚的大洋成了我们的天然屏障，我们得到了赐予我们的恩惠。上帝将一切都赐给我们，这使我们忘却了历史上的所有重大教训。自由不是说说或者想想就会有的。只有那些愿意为之拼搏、为之工作、为之生甚至在必要时为之死的人才能获得自由。而且，最终只有那些渴望并能够去呵护它、珍惜它、持之以恒地将它作为一种善来小心关照的人，才能拥有自由。这种善，是一个文明人，在他称之为“家园”的小小行星上的短暂居留期间，可望追求的最高的善。

　　当本书排版付梓之际，美国正在吸取上述教训。过去二十年里，我们犯下了许多令人遗憾的错误，而且不得不为这些错误付出高昂的代价，就像每个人必须为其判断失误承担责任一样。但既然我们已经逐渐认识到我们身处的形势，我们已经静下心来着手解决面临的问题，并成为一个可能完成使命的民族，一旦我们最终认为那个使命是值得完成的，冲突的结局就毫无疑问了。我们不可能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上，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居民心地善良，对耶稣的教诲多少有所尊敬；而另一部分居民的行径比丛林法则更为野蛮，连襁褓中的孩子都不能免于集体谋杀和处决。

　　一旦这场战争结束，纳粹势力造成的巨大灾难将会被消除，就像我们消灭霍乱、痘疮等可怕的传染病一样。这时，我们就有了绝佳的机会。因为到那时，美国将为全世界指明一条通往一种崭新的、更幸福的文明形式的道路。在这种文明中，我们每个人都各尽所能地在一起，为了国家的利益真诚合作努力。这个国家是我们最宝贵的遗产和自豪的根源，这就是自由、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