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大图书馆的西文书库里，我好奇地从积满灰尘的书架上取下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刚打开封面，《1870年杭州日记》（“Hangchow Journal 1870”）的标题和一张发黄的清末杭州手绘地图便霍然映入眼帘，我的心跳顿时为之加速。

　　把这本书带到办公室以后，我便迫不及待地翻阅起来。原来这是一位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在来华传教头一年中逐日记下的心路历程。这位27岁的传教士名叫来恩赐（David N．Lyon），后来跟中国结下了很深的渊源。他出生在宁波，后又到上海、杭州、北京等地组织青年会，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他在杭州长大的儿子来会理（D．W．Lyon）1895年在天津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基督教青年会，1919-1920年间代理杭州弘道女中校长的来罗懿（L．D．Lyon）可能是来恩赐的女儿。来会理的女儿简（Jean Lyon）1949年前也曾经是《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来恩赐夫妇是在1880年裘德生（J．H．Judson）来到杭州之后才返回美国的。

　　来恩赐笔下的杭州在我眼中显得既陌生又熟悉。说它陌生是因为当时的杭州跟现在差别太大，读来有点类似于马可·波罗游记中的天方夜谭。可是他所提到的那些地名听起来却又是那么的耳熟。例如：他在杭州落脚的皮市街（现称皮市巷）就是我出生并长大的地方，而且我的小学、中学也是在那儿上的。尽管时隔百年，但我仍完全有资格把他视作一位昔日的老街坊。

　　据这位洋街坊记载，1870年的杭州仍然是一座完全被高墙所包围的城市。每天日落之时，城门就要被关上，直到第二天朝阳喷薄而出时才会被重新开启。城里的人口密集，竟有80万之多！城墙之外还聚集着郊区的村落。杭州城里的所有住宅，除了最简陋的之外，几乎都用高墙圈住一个院落。市区的街道全都显得很狭窄，就连那些主要的干道也不例外。有些街道是某个手工行业集中的地方，例如当时的皮市街就几乎集合了全杭州的鞣皮工和鞋匠。至于更为繁重的货物运输，河流的作用要比陆地上的街道显得更为重要。杭州城里当时水道纵横交错，古色古香的石拱桥随处可见。那些河流水渠不仅是连接城乡的主要通道，也是各个城市之间旅行的主动脉。

　　杭州城墙西门外由青山环抱的西湖是一个风景宜人的旅游胜地。那些西方传教士在工作之余经常来到西湖边散步和爬山，颇有些乐不思蜀的样子。有一次，后来出任安立甘会主教的慕稼谷和一位同伴兴致勃勃地游西湖时忘记了时间，想到回家时发现城门已经关闭。由于怎么也叫不开城门，只好花钱在郊外农舍借宿了一夜。城市的南面是连接京杭大运河的钱塘江。据日记作者考证，这条江的名称是来自一条叫“钱王坝”的海堤，那是1000多年前吴越王钱鏐为了使杭州城乡免遭潮汐的侵袭和危害而修筑的。

　　作者自称该书并非一个美国人对于异域文化习俗和生活方式的评论，也没有着力去描绘西湖的山水风光、杭州人的衣着打扮、手工艺、商业和宗教，更谈不上对传教士心态的剖析。作者的目的仅在于忠实地记录自己是如何度过初到杭州传道这段光阴的。然而作者所记录的一些日常生活细节，还是清晰地勾画出了一位年轻美国传教士不远万里，从大洋彼岸来到中国一个古城时的紧张、好奇、喜欢、恐慌，而又逐渐融入当地生活时的各种不同心态。

　　在我看来，来恩赐日记中所记录的琐碎日常生活细节——如每天的传教活动，散步、爬山或看戏等娱乐方式，学习中文和杭州话的过程，传教士社交圈的活动，他眼中的西湖自然环境，杭州的气候变化，食品和劳工的价格，中式民宅的式样，坐轿子和乘船等交通方式，购买教堂遇到的困难和讨价还价，因太平天国运动和天津教案所引起的骚乱和恐慌——全都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和人文信息，对于我们了解100多年前杭州的真实历史情景有很大的帮助。我对于来恩赐参与购买丰乐桥教堂用地而进行的拉锯式讨价还价，以及后来亲自监造教堂本身的整个过程尤感兴趣。因为我虽然从小就在那个教堂附近长大，但直到现在才算真正了解了它的这番来历。

　　由于篇幅的限制，我现将这位美国传教士到达杭州后头一个星期的日记试译如下：

　　1870年1月16日，星期日

　　我们的船沿着艮山门外的一条河道进入了杭州城，继续向南经过一英里多的路程，我们在万安桥的码头下了船。一位资深的倪维思（J．L．Nevius，1829—1893）教士已经在那儿迎候我们。他带领我们穿过狭窄的街道，来到了上皮市。当我们到达长老会所在地时，已经是下午三点了，本地的中国教徒们正聚集在教堂里做礼拜。我们受到了陶锡祈（Samuel Dodd，1836—1907）夫妇的殷勤接待。晚餐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我们很高兴地走进自己的卧室，因为经过白天的长途跋涉，我们都急于想要早一点休息。

　　1月17日，星期一

　　我跟着陶锡祈先生去拜访目前在杭州的各位传教士，发现这儿的传教士们都很和蔼可亲。全城被一条长达12英里的城墙所环绕，杭州的城墙有十个城门和七个水门。

　　1月18日，星期二

　　打开行李并整理好我们的房间。我们的传教使团占据了皮市街上的一幢中式建筑，这条街的绝大多数居民都是鞣皮工和鞋匠。传教士团的隔壁就是一个鞣皮工场。在整理完房间以后，我们试图想跟倪维思博士交换房间，但均遭到了他的谢绝。他被长期派驻山东省，目前他临时在杭州教授一个神学班的学生。

　　1月19日，星期三

　　我们开始跟一位杭州的教师学习汉语。经过长时间讨论之后，决定采用威氏汉语读本，该课本由英国外交官威妥玛（Thomas Wade）所编写。我发现最初的几课十分沉闷和单调；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练习一张表格中的发音。但是我们受益于倪维思博士的经常劝导和建议。

　　1月20日，星期四

　　前晌学习汉语，下午跟倪维思博士一起散步。他带我去了大街，那条街只有10至12英尺宽。我看到了许多新奇而陌生的东西。在城隍山上，我们走进了一个很大的寺庙。在那儿我第一次看到了人们拜菩萨。

　　1月21日，星期五

　　跟昨天一样。倪维思博士整个早上都在上课，而下午经常在城里长时间地散步。我们的长老会传教使团是于1859年首次在杭州开张的。当年倪维思夫妇在两个本地助手的陪伴下于4月8日从宁波来到了这儿。在六和塔附近住了两个星期以后，他们终于在城隍山上租到了房子，那儿他们一直住到5月10日。第二次来的时候，他们于7月1日抵达杭州，仍然住在城隍山上。可是中英之间的战争迫使他们在经历了两个月的动**之后又回到了宁波。现在杭州的气候十分宜人，在城隍山上尤其使人感到心旷神怡。

　　1月22日，星期六

　　对于一个新的传教士来说，今天是一个非常令人难忘的日子……我和陶锡祈先生早上9点出发去大约10英里之外的萧山办事，随身带上了枪，以便能打野味。我们走路来到钱塘江边，乘免费的渡船来到对岸，再换乘用水牛在泥浆地里拉的牛车。然后我们走路来到西兴，在那儿再换乘一条脚划船去萧山，并及时赶到那儿跟中国内地会的尼科尔先生共进午餐。下午3点，我们开始返回，但那位船夫的手脚很慢。我们付了他240文铜钱作为路费。从西兴我们沿着江岸的石堤走。我们看见石堤下面远处有成群的野鸭，但天色已晚，我们没时间去追逐它们。急忙赶到码头之后，我们发现已经没有牛车带我们越过那段泥沼地。我们花了一块银元雇四个人将我们背过泥沼地，来到用竹竿撑的渡船处。这是我第一次坐这样的渡船！陶锡祈先生在渡船上向乘客们讲道。我一句也听不懂。当地人似乎赞同他的说法，但这只是礼貌而已。我们到达对岸时，天刚刚擦黑。紧赶慢赶，我们终于在城门关闭前进了城。回到家时，我们又累又饿，但为我们不必因城门关闭而被迫睡在露天感到庆幸。

　　以上日记，虽然对于每天活动的描述只有寥寥数语，但却引起了我的无穷回味。因为上皮市巷那幢兼做教堂和寓所的“中式建筑”正好是杭州市最著名的老房子之一，而来恩赐日记中所提及的倪维思和陶锡祈这两位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也正是在杭州教育史上值得用浓重笔墨来加以书写的两位先驱。

　　众所周知，美国北长老会在中国最早创办的一所新式学校就是宁波的崇信义塾，后者是由麦嘉缔（D．B．McCartee，1820—1900）和袆理哲（R．Q．Way，1819—1895）这两位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于1845年所创立的。美国著名传教士丁韪良就在这个学校里教过书。丁韪良的哥哥孟丁元（Samuel N．D．Martin）和另一位传教士倪维思曾先后在宁波担任过这个学校的校长。由于宁波是1842年南京条约所规定的五个开放口岸之一，所以它是西方传教士们进入中国的一个桥头堡。1858年的中美天津条约为美国传教士进入内地最终扫清了障碍。1867年，崇信义塾随北长老会差会一起从宁波迁到了杭州，改名为育英义塾。刚开始的时候，这所学校就设在上皮市巷作为美国北长老会传教使团驻地的那座“中式建筑”内，而担任校长的不是别人，正是美国传教士陶锡祈。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在此介绍这所教会学校的早期历史，是因为它后来逐步发展壮大，从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到了民国初年，它就已经成为当时浙江省首屈一指的一所高等学府，即之江文理学院，后改称之江大学。这所教会大学虽然早在1952年就已经被取消，但它的校园建筑却被较为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成了浙江大学的之江校区，现在则是浙大光华法学院的所在地。

　　浙江大学110周年校庆时，我特地邀请前之江大学校长费佩德（Robert Ferris Fitch，1873—1952）的外孙、美国摄影师罗伊·休厄尔（Roy Fitch Sewall），前来浙大访问，给我的学生们介绍他外公所拍摄的杭州老照片。与杭州有几代渊源的休厄尔先生执意要看一眼他外公1908年刚从宁波调到杭州时，在上皮市巷曾经住过的那座老房子。当我陪同休厄尔夫妇来到迄今仍保留着“美国北长老会墙界”界碑的那座中式建筑里，试图穿过狭窄的楼梯，去察看原来那座教堂所在位置的时候，心里不禁感到了极大的震撼。

　　当年来恩赐刚来到杭州的时候，育英义塾显然已经搬出了上皮市巷的那座老房子，在邻近的大塔儿巷找到了新的校址，也许就是日记中所提到的倪维思在临时教授的那个“神学班”。育英义塾从小学升格为中学之后，又改称为育英书院。关于育英书院设于大塔儿巷一事，在不少书中均有记载，但是以前谁也不知道这个校址的确切位置，也从未有人见到过育英书院的老照片。曾经有人撰文称育英书院的校址是在“皮市巷和大塔儿巷相交之处”（2007年3月1日的《杭州日报》第45版），但是这种猜测肯定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那个拐角处都是密集的住房，根本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正规学校的校址。

　　无巧不成书，就在看到杭州日报上那篇文章之后，我自己正好也有一个意外的发现。在一本刊印于1925年的非正式出版物上，我偶尔看到了一则有关杭州正则学校的广告，上面这样写道：

　　本校系之江大学所分设，内分初级中学三级、完全小学六级，学额三百名。校址在城内大塔儿巷十九号门牌，即育英书院旧址。

　　这真是“踏破铁鞋无处觅，得来全不费功夫”。正则学校可能现在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但是对于我来说，那就再也熟悉不过了。因为我父亲沈亨寿1947年从浙江大学师范学院英语系毕业之后不久便担任了正则学校的校长，并且一当就是几十年。我们兄妹三人都是在正则学校的校园里出生和长大的。不过从我记事开始，那儿的地址就已经改成了“大塔儿巷八号”。正则学校在1950年代中期改名为杭州第五初级中学，简称“杭五初”。进入1960年代以后，又改名为“华光初中”。“文革”期间，华光初中又改名为“要武中学”，后者不久就搬迁到了解放街上“老大房”的东面，所以1967年，大塔儿巷8号的要武中学原校址再次改为“灯塔中学”，我就是在那儿读完了初中。两年之后，灯塔中学被撤销，变成了杭州教师进修学院。在我去北京读书和工作的27年当中，那儿又经历了一系列走马灯似的变化。据说曾经充当过高考辅导班和一个民办中学的校址，以及社区护士的培训中心，等等。原来的大门口和操场等空地上都盖起了房子，跟我小时候的印象已经面目全非。无怪乎，它的历史现在已经鲜为人知。目前育英书院的原校址已经变成了“杭州师范大学大塔儿巷校区”，门牌号码也从原来的八号变成了十五号。

　　戴维·N．莱恩赐：《1870年杭州日记》

　　关于正则学校就是育英书院原校址这一推测在休厄尔从美国给我带来的一张老照片中也得到了证实。这张拍摄于1908年的育英书院全体师生合影照片，其背景正是我相当熟悉的正则学校操场。只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周边环境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如今看来，恍若隔世。

　　来恩赐日记中对于杭州和皮市巷的种种细节描写，虽然风格质朴无华，看不出有什么鲜明的价值取向，但却引起了我心中的强烈共鸣，因为19年前，我作为国家公派的联合培养博士生只身赴英国牛津学习进修时，也曾有过不少类似的冒险经历和感受。而且当时我也像他那样，逐日记录下了发生在身边的一些琐事。如今拜读洋街坊的这本《1870年杭州日记》，怎能不令我感到分外的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