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面积非常广大，边境线达到8000英里，与地球直径约相等，它比整个欧洲大陆还要大。
中国人口足足占了我们行星总人口的1/5，当我们祖先仍在脸上涂抹灰蓝色，用石叉捕野猪的时候，中国人就已知晓如何使用火药，如何书写文字了。用几页文字来充分介绍这样一个国家是不可能的。我所能给你的不过是一个概述、一个轮廓。细节（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可以以后自己填充，因为关于中国的文字作品足可以装得下两三个图书馆。
中国同印度一样，是一个半岛，但为半圆形半岛，而非三角形。在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它与印度不同。没有山脉将其被迫与世界其余部分分隔开。相反，中国的山脉就像我们的手指，向西延伸。其结果便是黄海附近富饶的中国平原永远向中亚的入侵者敞开大门。
为了克服这一不利因素，公元前3世纪（那时罗马与迦太基正为地中海地区的霸权而战）的中国皇帝修建了一条规模巨大的城墙，该墙体长1500英里，宽20英尺，高30多英尺，它从辽东湾一路延伸至嘉峪关，嘉峪关位于戈壁沙漠外围的正西方。
这条巨大防线漂亮而忠实地完成了自己的职责。话说回来，一个要塞屹立了将近20个世纪可不是件小事。如今我们修建的要塞十年后也就无用了，然后就得以巨额成本进行修复。
中国看起来就像一个巨大的圆形，可被精巧地分为三部分，界线分别为南方的长江与北方的黄河。北方地区坐落着北京，这里冬天很冷，夏天热度适中，该气候的结果就是人们以粟黍而非稻米为食。中部地区有秦岭保护而不受北方冷风的侵袭，这里气候更加温暖，人口更加密集，他们以稻米为食，而很少吃麦子。第三部分即南中国，冬天温暖，夏季非常炎热潮湿，种植热带的一切作物。
中国北方又可以分为两部分，即西部的山区与东部的平原。西部山区就是著名的黄土地。黄土是一种非常优良的肥土，看似微黄色的黏土，其渗水性很好，天上的降水一落到土地上就消失了，而河流与小溪将黄土切割成无数深深的沟壑，这使得从该地的一处去往另一处变得如在西班牙一般困难。
东部平原位于渤海湾边上，渤海湾很快就被黄河所携的沉积物填满，以致它几乎无法用于航行，且这里也没有优良港口。继续向北前进一点，我们就到了另一条河，这条河比黄河小很多，但在航运方面也与黄河一样无用，它的声望好比北京的护城河——负责中国首都污水排放的大型排水运河。
中国的大河
然而北京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城市，它见证了太多的起起落落。在13世纪，它被成吉思汗征服，然而成吉思汗拒绝进京居住以享受荣华富贵，他仍念念不忘蒙古沙漠中部自己的帐篷。其继承者之一——著名的忽必烈——却有不同的感情。他修复了北京被损坏之处，改名为燕京，又称“大都”，尽管那时该城以其蒙古名字Cambaluc（罕八里）——即“可汗之城”——更为闻名。
元朝之后，明朝皇帝登上了宝座。至明成祖时迁都北京，北京此后就一直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但它也一直与世界其他地区保持隔绝，直到1860年一个欧洲外交官被允许以其官方身份拜访此都为止，该外交官受到了盛情的招待——他的父亲曾给大英博物馆赠送过埃尔金大理石雕（英国不列颠博物馆所藏古希腊大理石雕刻）。
这座城市在权力鼎盛时一定极为富强。城墙有60英尺厚，差不多50英尺高，它被广场上的高塔与大门护卫着，这些塔与门中暗藏要塞。城墙里面，这座城市就像一个中国迷宫，包含着很多小城，一座包含着另一座，汉人城市包含着皇城，皇城包含着紫禁城，在19世纪中期后，内部又多出一个外国人的“城市”——使馆区。
北京当然还有很多宫殿与寺庙。但在此我欲将你的注意力吸引至一个非常有趣的差别上，即中国人与印度人秉性的差别，这种差别解释了一个问题，即为什么这两个国家除了都拥有过剩的人口外，无任何共同点。
印度人一直非常严肃地对待他们的神明，一旦他们要修建一座寺庙，那一定是一座最大的、最昂贵的也是最浮华的寺庙。“公共设施不花一分钱，敬神却要数百万地花！”这是婆罗门的口号。中国人虽也信佛，但每个中国人都受到了那个精明的孔圣人的影响，这位生于公元前6世纪后半期的先哲提出一条普遍真理：用不着将大量时间花费在对死后灵魂归宿的不着边际的探讨上。中国的统治者完全遵循孔夫子“中庸之道”的观念，他们将大部分财政收入用在建立公共设施上，用在运河、灌溉堤坝、城墙以及河道开通上，但在庙宇和神殿上的花费适可而止，只要不惹神灵怪罪就可以了。
古代中国是一个拥有极高艺术天分的民族，相比恒河河谷的土著来说，他们可以以更少的成本取得更大的成就。确实如此，旅行者在中国所有地区都未曾发现在结构的庞大上堪与印度相比的物体。在北京以北约60英里处，有一些护卫明朝皇帝陵园的巨型动物石像，附近还有一尊大佛像。这就是全部。剩下的东西无一不具有适中的尺寸与美妙的比例。但令人惊奇的是，中国艺术对西方人的吸引力要远远高于印度艺术。中国的美术、雕塑、诗歌以及漆器适于美国或欧洲的家庭，而印度的艺术品则会破坏和谐，且令人感觉低沉，即便在博物馆中观看也是如此。
对于现代商业世界来说，中国是重要的，因为其煤炭资源储量极大，铁矿资源的储量位居世界第二。当英国、德国与美国的矿山被挖空后，我们还可以去往山西省暖暖身子。
直隶省的东南方坐落着山东省，山东半岛将渤海湾与黄海分隔开来。除了黄河河谷外，中国的这个地区极为多山。黄河沿正南方向流动，注入黄海。但黄河于1852年突然改道，这件小事故使我们知道中国的洪水才叫真正的洪水。为了给黄河的行为打个比方，我们不得不想象莱茵河如果突然决定流入波罗的海或塞纳河决定流入北海而非比斯开湾，那会是什么样子。鉴于自从17世纪末至今，黄河河口已改变了10次，所以我们绝对无法确信目前的河道就不会改变。为了将河流固定在自己的河道内，世界其他地区都修建了堤防与水坝，但这些堤防与水坝对于黄河和长江这样的大河来说毫无用处，因为黄河于1852年冲破的堤防有50英尺高，这条堤防就像纸片般断裂了。
长城是月球上唯一能看到的人类手工搭建的建筑
你一定听过将中国人指为黄种人，通常我们将黄色与中国人的观念和中国人的脸联系在一起。但当中国的帝王称自己为“皇帝”——意为黄色土地的主人——之时，他们不是想到自己的臣民，而是想到了自己臣民定居的这块土地。黄河所携带的黄色泥土将中国北部一切事物都染成了黄色——河流的颜色，大海的颜色，公路、房屋、农田以及男男女女衣服的颜色。正是这种黄色尘土为此种族赋予了它的名字，至于这个种族本身，肤色不会比西方普通的城市定居者黄多少。
为了促使中国北方的臣民迁至中国中部和南方，而不致冒海上长途航行的危险，13世纪中国的一位皇帝下令修建一条将黄河与长江连接起来的运河。该运河长度超过1000英里，它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直到1852年黄河河口由黄海改到渤海湾为止，那时这条运河与其河床一同被毁。但这条世界上最长的运河显示了这块土地的古代统治者都是具有明智思想的人。
还是回到山东半岛吧。其坚硬的花岗岩海岸使得几座非常重要的港口得以形成。其中之一是威海卫，直到不久以前还一直在英国人手中。英国人从中国手中“租借”该地，而俄罗斯人占领了渤海湾另一边的亚瑟港（即旅顺港，旧时西方人称旅顺港为亚瑟港），他们将其用作海军基地，并将其作为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一站。“租借条约”规定，一旦俄罗斯人从辽东半岛消失，英国人就得立刻撤走。但当日本人于1905年占领亚瑟港时，英国人仍在那里。德国人一定不能被其他国家超过，他们此后占据了更南一些的胶州，还有青岛，胶州与青岛都是山东半岛的部分地区。这意味着世界大战在远东也产生了反响。德国人与英国人为争夺一个不属于他们中任何一方的地区的所有权而战斗，正如此类情况的通常结果一样，最后是第三方——日本人——夺走了窃来的肥肉。
为赢得中国人的些许好感，威海卫与胶东此后归还给了中国。但如果日本成功地夺取了中国东北地区，这场老游戏很可能得全部重新再来一次。
在中部中国的西边，有一片宽广而肥沃的平原，它实际上是中国北部平原的延伸，但该平原内部是山地。长江在这些山脉中蜿蜒曲折，直到它最终到达中国东部的大海为止。它取道四川省，四川省几乎与法国大小相同，但人口要多出不少，因为红土极为肥沃。几条南北走向的山系几乎彻底地将四川与世界其他地区隔绝起来，使该地区几乎未曾遭受到因白种人的拜访而带来的苦难，相比于中国其他地区而言这里人口要更为众多。
长江继续其去往大海的旅程，接下来它横贯湖北省，其中坐落着著名的城市武汉。武汉是1911年革命的中心，它推翻了最后一位皇帝，将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变为共和国。在抵达汉口之前，长江可供海轮航行，排水量不超过1000吨。在汉口以下，长江流域是中国中部的商业大动脉，直到它抵达上海——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心，也是作为1840年至1842年所谓的中英“鸦片战争”的结果，它成为中国第一批对外开放的港口之一。
长江三角洲以南坐落着杭州，三角洲东部坐落着苏州，“苏州”一名有茶叶之意。名副其实。长江峡谷的低地地区土地非常肥沃，这也是位于长江三角洲起始处的南京在相当长时间内不仅是中国中部最重要的城市，也是中国皇帝居所的原因。
部分原因是南京历史悠久的过去，其战略性的位置——南京位于广州与北京中间，它不会受到外国战舰的直接威胁，所以南京城被选为政府的中心，该政府在我现在写作的这一刻（1932年1月2日，十二点零七分）似乎仍为中国中央政府所在地。
中国南部多山，尽管这里出产茶叶、丝绸及棉花，但这里相对来说一直是贫困地区。很久以前该地为森林所覆盖，但森林被砍光了，土壤被雨水冲走，只剩下光秃秃的岩层。此后大批移民迁往世界上尚未通过限制中国侨民数量的法律的各个地区。
中国南部最重要的城市是广州，广州是中国主要的进口港，同样上海是面对欧洲的主要出口港。珠江口一带（广州不过距海几英里远）有两处外国领地。左岸是澳门，澳门是葡萄牙在中国留下的唯一领地，它现在不过是东方的蒙特卡罗（摩纳哥公国的一个城镇，以其赌场和豪华酒店而闻名），还有中国香港，它是英国于鸦片战争期间占领的，直到今天（作者写作时香港尚未回归，香港已于1997年回归中国）。
中国南方两座远离海岸的岛屿中，海南岛仍为中国所有，但中国台湾曾为古老的荷兰的殖民地，在1894年至1895年中日战争以后，又被日本占据了。
很多中国人一直是，且很可能将永远是农民，他们靠自己的产品为生，如果年景不好，就得饿死。但48座港口已对外开放，主要的出口产品是丝绸、茶叶和棉花。令人奇怪的是，没有鸦片出口。中国皇帝一直努力保护国民不要染上吸食鸦片这一恶习，渐渐旧有的鸦片田就改种棉花了。
中国人对铁路这一观念进行了比其他国家都要持久的抵抗，因为他们尊敬对双亲与先人的奠祭，他们害怕引擎与铁轨的撞击声会打扰逝去先贤的平静睡眠。1875年在上海与其港口吴淞之间铺设的一丁点铁路就招致了暴风雨般的抗议，以致工程立刻停止了。即便今天，中国的铁路还要在所有墓地间绕大圈子。然而实际使用的铁路现已超过了1万英里，济南附近跨越黄河的大桥是世界上最大的铁路桥。
中国的对外贸易几乎有60%掌握在英国及其殖民地手中，这很可能解释了为何英国被迫停止了过去他对天朝居民无耻的政策。这些勤劳的天朝居民对英国货的抵制将意味着每天数百万美元的损失。与一位凑巧代表了全世界1/5民众的利益的顾客保持友好关系才是上策。
当中国人最早的祖先从古老混沌中现身时，他们已经生活在黄河两岸的黄土地上，那里位于现代中国中部的西北地带。肥沃的黄土地在一支农业民族眼中一定曾为无价之宝。而且它也解决了住房问题，因为黄土高原允许人们在便利的山体上为自己挖一个舒适的小房间，他们用不着为通风良好的墙体或屋顶漏雨而烦心。
根据对这片世界熟知的旅行者的可靠陈述来看，有一些已知的人口密集之处，但还有一些在第一道曙光宣告新的一天来临之前，连一丝人迹都看不到的地方。日出之后，就像从洞中钻出来享受阳光的那些兔子一样，这些男人、女人和孩子为口粮所进行的无尽的奔波要一直持续到日落时分，然后他们再度消失，钻进土地深处。
中国人在占据了数座山脉后，开始向东扩散。湍急的黄河将山里的数百万吨黄土携至平原，从而使平原变得肥沃，直到适于数百万人定居为止。
中国的大运河
中国人循着河流的脚步，在公元前20世纪（要早于罗马建立1500年）就到达了长江流域，于是帝国的中心从黄河流域迁至中国中部的大平原。
在耶稣诞生前四五个世纪，伟大的道德教师从中国人当中崛起，有孔子、墨子及老子，他们的名字从未译为拉丁语。当这三个先知现身历史舞台上时，中国人的宗教观念是什么样子，我们不清楚。显然，大自然是被崇拜的，因为那些依赖大自然而生活的民族总是要崇拜大自然的力量，而孔子、老子与墨子都不是与基督、佛陀同一意义上的宗教创始人。
他们不过教授一种道德律条，这种道德律条认为，人若得到良好的教导、愿意听从老者与君子制定的规则，又有能力自我极大改进，就值得赞赏。从我们自己基督教的观点来看，这三个人当然被认为是在宣扬一种极为普世而断然的实用主义教条。他们中没人过多宣扬谦卑与温顺或以德报怨。他们清楚普通人不具备如此高贵的品质与升华行为动机的能力，而且他们似乎怀疑过这样一种行动准则是否真的对多数社会共同体的终极价值有益。因此他们支持如此说法，如地狱将以公正精神做出裁判，所以一个人应该付清欠款并保持对可敬祖先的灵位的尊敬，等等。
这三位中国哲学家传播其道德学说的范围非常有限，但至少人人都沾染上一丝气息。我不是在说相比我们的道德体系而言，这个体系是好是坏，但它确实有着某种优势。它使得一个由讲着不同方言（一个北方中国人理解其南方同胞的话语很难，就如同瑞典人与意大利人进行交谈一样）、生活在迥异环境下的四亿人构成的一个民族，至少有一个共同之处——一种面对生命沉浮的坚定的中国式态度，一种实用的生存哲学，它使卑微的苦力安于如此辛苦的劳作，而这种辛劳会折磨死一个欧洲或美国平民或逼得他们自杀。
而且这些思想简单得足以令几乎所有人都能够理解。为了证明我说的话，我向你讲述中国历史四千年来中国人的同化奇迹。这些同化是完全不合常理的，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在13世纪时，元朝建立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帝国，即从波罗的海延伸至太平洋的蒙古帝国。但所有蒙古统治者都和忽必烈一样，他们从蒙古人变成了中国人。元朝之后是明朝（1368—1644），明朝被一个满族王子所取代，这个王子来自东北，且建立了清王朝。但尽管中国人被迫留辫子且要刮净除辫子外头部其余地方，满族人很快变得比汉族人自己更汉化。
通过仅仅保卫自己的港口不受所有来自西方的外国拜访者的侵袭，中国文化略获喘息之机。但这个喘息之机使其更彻底地凝固了，其坚硬度是我们听闻的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赶上的。中国的政治体制甚至比革命前的旧俄还要严格。文学发展冻结了，即便他们无与伦比的艺术，其形式亦老旧有如古代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镶嵌图案工艺。科学不再进步。如果某人碰巧发明了一个新物件，这个物件会立刻被视作愚蠢与不良的东西而遭丢弃，就像我们自己中世纪的军队努力废止使用氯仿（一种清澈、无色、比重大、有香味的**，氯仿曾一度被广泛用于人类及兽医外科手术，现已普遍被低麻醉性且较易控制的药剂取代）一样。因为他们是如此彻底地与外部世界隔绝，他们从未有机会看看其他国家在做什么，所以中国人很容易认为自己的方式是最好的，自己的军队是最强大的，自己的艺术是人类曾经创造的最优雅的艺术，还有自己的风俗习惯也是如此领先，以致将其他任何国家与自己相比都是荒谬的。其他许多国家曾试着以温和的方式推行排外政策，但总是以一场灾难告终。
自从16世纪上半叶早期开始，中国人允许少数来自葡萄牙、英国及荷兰的“洋鬼子”定居于两三个太平洋沿岸的港口，以谋求在对欧贸易中获得利润。但这些不幸的外国人的社会地位令人极为不满。他们就像一个可敬的混血医生——他被迫与弗吉尼亚第一批定居者的后裔的代表团同乘一条船——一样被对待。
当英国于1816年派遣贵族阿姆斯特（杰弗里[法国和印第安人的战争期间活跃于北美的英国将军，1759年攻占了泰孔德罗加要塞和克朗角，1760年攻占了蒙特利尔]的侄子，他于1817年在圣赫勒拿岛拜访了拿破仑）请求天子减轻英国商人在广州所受之苦时，他被告知觐见（朝见[君主]。觐，jìn）陛下与否取决于他是否愿意在王位前磕头。磕头意指“在神圣的宝座前将头在地面上磕三次”，一位荷兰船长值得这样做，因为一旦他在接待室外磕头，他知道他会带回故乡足够其安度余生的茶叶与香料。但英王的代表所处地位就不同了，阿姆斯特草率地拒绝了，结果他连北京城的大门都未允许进入。
与此同时，欧洲受益于詹姆斯·瓦特的发明而日益富裕起来，他们使用蒸汽机以勘探我们这个小行星，他们大声叫嚷要征服一个新世界。中国自然是名单上的头一个。敌对行动爆发的直接原因不全是白种人过于膨胀的骄傲感，更非那个马赖神父事件——他在1807年作为第一个欧洲传教士到达了广州，他告诉中国人基督教实际上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以及为何他们得允许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其时统治中国的那些博学而思想狭隘的清政府官员严格遵从孔子的教诲，他们拒绝使百姓放纵于无度输入中国的鸦片。但英属东印度公司还是从针对长江和黄河流域的百姓的鸦片贸易中赚了数百万英镑。他们坚持向中国输出鸦片，于是中国政府禁止他们登陆。于是这就导致了1840年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人惊呆了，他们完全比不上他们所蔑视的洋人，在数世纪主动地与世隔绝期间，他们远远落在了别人后面，甚至还能否赶得上都是疑问。
这种担心并非多虑。自从鸦片战争的悲惨日子开始，中国已彻底处于西方人的怜悯之下了。无论不远之处谁在打仗似乎都要依旧继续耕收的中国人，有时也警醒到一个事实，即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国家有一些不对劲的地方。第一次表达不满的起义爆发于约80年前。那时中国人将自己国土的不幸归罪于“外族”即清政府头上，他们在反抗战争中崛起，解放自己。
当清政府正忙于与英法交战时，中国南方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他们停止刮脸，剪掉辫子，但帝国军队——先由一个名叫华德的美国工程师领导，然后改由英国人查理·乔治·戈登统率，戈登是虔诚的基督徒，学识渊博的神秘主义者——对于这些可怜的误入歧途的起义者来说极为强大。结果就是起义者推举出来取代满族人的“皇帝”与其所有妻子嫔妃一同在南京的皇宫中自焚。数十万民众被处死。戈登返回英国，他在操练军队之余，献身于慈善与奉主的事业，并为其传奇的死亡做准备——这会在非洲一章中讲述。
然后是1875年清政府与德国间轻微的意见不合，德国派遣了一个骑兵中队到中国沿岸剿匪。1884年至1885年间中法展开一场战争，这使中国丢掉了交趾支那与东京湾，1894年又与日本打了一仗，日本其时已彻底欧化，这场战争的结果即为台湾岛的割让。
然后是欧洲各国对军事据点的疯狂抢占。俄罗斯人占据了亚瑟港，英国人占据了威海卫，德国人占据了胶州湾，法国人占据了湄公河畔的香黄。美国至今一向在外交政策上情绪复杂（经常唉声叹气，做多愁善感状），它暧昧地谈及“门户开放”政策，而欧洲各国却将其所窃据点建设得固若金汤，无论美国大叔在大洋另一边是否观望，都会保持门户紧闭。
中国人尽管天性上吃苦耐劳，步伐沉重，但终于开始意识到他们被左右欺骗。他们再度将一切羞辱与苦难归责于清政府，1900年爆发了不幸的义和团运动。他们以暗杀德国公使作为起义的开始（他们合理的解释是德国公使先揍了一个中国人），然后围攻了北京的使馆区。结果一支由俄罗斯人、日本人、英国人、奥地利人、德国人、意大利人、法国人及美国人组成的军队前来解除使馆区的围困，在耽搁多时后终于将各使节及其家属解救出来，他们劫掠了北京城作为报复，这座富饶的城市从未经历过如此掠夺。帝王的居住地紫禁城被攻入。无论该城对于中国人来说多么神圣，还是被抢了个干干净净。统率2万人的德军总司令接到来自德皇的命令，要“紧随匈奴人的脚步前进”，这个不幸的谕示在12年后把厄运落在了德国人自己身上，相比于德国皇帝威廉目前的疯狂伐木而言，这是威廉沉溺于那场“运动”时所下达的最为糟糕的指令。
在被要求向其一直以来都极具侵略性的欧洲邻人们偿付巨额款，并被以所能想到的各种方式侮辱了一番后，中国人再一次于1911年兴起反抗运动，这次他们成功了，清政府被推翻，中国成为了共和国。
然而这一次中国人吸取了教训，即西方国家的首要兴趣不在于孔子文字作品的各个章节，他们对煤炭开采、铁矿开采以及石油开采的特许权更为关心。因此这些无价的原材料必须被加以严格的保护，否则，为了绝对安全起见，还不如让它们沉在海底。总之，中国开始承认通过短期的“西化”以学习日本范例的必要性。外国的老师从世界各地被聘请来，但大体上还是邻近的那个来往便利之国——日本的老师居多。
与此同时，俄罗斯开始了将世界上1/6的地区建设成工业国的雄伟计划，他们依据圣人马克思的真理进行治理；俄罗斯作为中国极近的邻居，可以向这些长久以来遭受苦难的中国人说些奇怪的悄悄话，这些中国苦力生下来就开始了汗水淋淋的劳作，而不论谁统治他们，不论土地正在为英国人、法国人还是日本人开发。
自从世界大战结束后，这些相互冲突的思想、计划与感情所汇成的合唱开始降临在中国头上，在大战中，中国在经历一场争吵后被迫加入了协约国，像往常一样，这场争吵一无所获，却损失了很多。
我并非先知。我不知道在下一个十年或十五年中会发生什么事。很可能情况不会改变多少，因为中国追赶先进队伍的起步时间太晚了。但若她果真赶上了，请仁慈的上帝怜悯我们吧——因为那时我们要付清的将是多大的一笔债务啊！多大的一笔啊！